论《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及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青年论文,妇女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保卫武昌起义的革命成果，中国的妇女可谓是出了大力流了大汗。一时间，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北伐队、女子侦探团、女子决死队、女子救护队、女子劝捐会等接踵而起，她们不但驰骋在推翻满清王朝的前线，亦活跃在支援前线筹募军饷的后方。针对这一情况，谈社英指出：“辛亥之役，不特各地女子踊跃参加军事，枪林弹雨，杀敌牺牲，为国家民族尽天职，增光荣，其不能入军队赴前敌者，又多在募饷救护诸方面努力。”①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妇女为自身的权利和解放积极参政，迎来了亘古以来的第一次解放运动，然而，袁世凯篡位以后，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却遭到厄运。1912年9月4日，袁世凯公然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随后，为强化专制又取缔群众团体，从而造成了“妇女刊物亦俱停顿，一时几无妇运之痕迹”②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妇女解放运动一度处于沉寂的低潮。然而，经过短暂的沉寂以后，她们再度崛起为争取自身的权益而斗争。在这一新的高潮到来之前，起到推波助澜的无疑是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写作《中国妇女生活史》的陈东原曾回忆道：”民国五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沉痛地向青年喊道‘自居征服地位，勿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才对于三纲五常的旧说，开始炸毁。在那篇文章以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许多为女子呼不平的鸣声，也有些建议的议论。等到‘五四’一起，这些理论被青年所尝试，妇女的生活才真正改了个局面。”③这一论述道出了一个事实，在妇女解放运动再度兴起的紧要关头，是《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起到了指导作用。
《新青年》对妇女问题探讨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从1915年9月创刊起到1916年12月，是为探讨妇女问题的发生期，卷号从第1卷第1号到第2卷第4号；第二阶段从1917年起到1918年底，是为探讨妇女问题的发展期，卷号从第2卷第5号至第5卷第6号；第三阶段从1919年始至1921年9月，④是为探讨妇女问题的深入期，卷号从第6卷第1号至第9卷第5号。三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它们有效地推动和声援了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现分述如下：
一、探讨妇女问题的发生期及特点
1915年《新青年》⑤出版之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复辟帝制之时，政治上的专制和文化上的高压使《新青年》的编辑者们心有余悸，一时间还不能直接亮出“妇女解放”的口号。但应该看到，在小心翼翼之中，《新青年》从创刊起便对妇女问题有所发微。
第1卷第1号陈独秀以《妇人观》(Thoughts On Women)为题节译了MaxO′Rell的作品。⑥
第1卷第2-4号等连载标目为“爱情喜剧”的《意中人》，该剧为英国王尔德著，薛琪瑛女士译。
第1卷第3号陈独秀以《欧洲七女杰》为题介绍了奈廷格尔(Florence Nightngale)、苏非亚(Sophie Perovkasa)、贞德(Jeame Darc)、居礼(MarieCurie)、罗目(Clemence Royer)、米雪儿(Louise Michel)、罗兰夫人(MorieRolland)等欧洲杰出女性的事迹。
第1卷第4号载孟明译作《女性与科学》。
上述是1915年《新青年》发表关于妇女方面文章的基本情况，主要集中在翻译介绍方面。其目的在于“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⑦以西方妇女为镜鉴，宣传她们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杰出贡献，以此启发人们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心。陈独秀在《欧洲七女杰》一文中指出：
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藉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每藉口于人民程度之不足，此皆蔽于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求其本质也，其本质于何证之，欧洲纪载所传女流之事业，吾侪须眉对之，能毋汗颜乎？爰录其脍炙人口者七人，以为吾青年女同胞之观感焉。⑧
此可谓是一语泄漏天机。陈独秀对欧洲女杰的介绍是别有深意的，他是在以此为参照系数，来关心中国妇女的解放和权益。目的是明确的，由此上溯陈独秀于发刊号译Max O′R-ell的作品，再观薛琪瑛女士译作《意中人》前的“记者识”小记，“此剧译者无锡薛女士，……及毕业于苏州景海女学英文高等科，兼通拉丁文。兹译此篇，光宠本志。吾国文艺复兴之嚆矢，女流作者之先河，其在斯乎”。⑨可以说《新青年》自创刊起便思考着如何关心中国妇女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由于重点放在翻译介绍方面，故1915年《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处于酝酿之中。这似乎是微不足道，它既缺乏辛亥革命之际中国妇女献身于革命的轰轰烈烈，又没有形成为妇女解放而大声呐喊的势态，但如果我们把1915年《新青年》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应该肯定是时的《新青年》功不可没。其时，袁世凯倒行逆施，民初活跃一时的妇女刊物、妇女社团遭到摧残，或停办或被迫中止活动。没有停止活动的不是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为袁世凯摇旗助威，如曾为妇女参政大声疾呼的《妇女时报》这时刊登了反对妇女参政的文章，(11)又如《女子世界》则干脆以宣传守一而终的贞节为己任反对妇女解放运动。这是一股逆流，在当时却尘嚣一时，沸反盈天。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1915年《新青年》为妇女争取解放的呼声虽微弱些，但它毕竟给死寂的池塘投入了一块有份量的石子，激起了涟漪，使人心头为之一颤。它弱小纤细的沉吟里昭示着处于高压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如同地下运行的地火一般，在寻找着自己的喷发口。
经过1915年的酝酿，《新青年》于1916年终于揭开了关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页。新年伊始，展望未来，陈独秀深切地指出：三纲之说，“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12)《一九一六年》的宗旨尽管是呼吁个性解放，但陈独秀对封建礼教的猛烈抨击无疑是在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伸张正义，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则对《新青年》探讨和研究中国妇女问题起到了先鞭作用。
继陈独秀这一纲领性文件以后，1916年《新青年》除继续刊登关于妇女问题的译作外，更重要的是开始了直接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工作。这一时间较为重要的文章有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李平的文章涉及女子权利及解放问题，力主男女平等，提出“子女必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不置妾，女子不畜婢”的主张。(13)论述公允持平，似乎在重申着早已出现的妇女解放主张。陈独秀的文章显然是对李平的提升，他以思想家的深邃和敏锐指出，孔教不适合现代文明的生活。在批判孔子腐学之际，他以较大的篇幅谈论孔教名节对中国妇女的摧残，他进而倡言，应以“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打破以夫为妇纲”的局面，以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妇女的个性解放。他赞扬道：“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14)
从1915年的酝酿到1916年郑重地把妇女解放视为冲决旧道德、争取个性解放的必要内容，此可谓是《新青年》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发端。纵观当时的形势，当妇女解放运动处于沉寂之际，《新青年》的呐喊无疑给人以震古烁今之感，它在新形势下首发探讨妇女问题的嚆矢，促使一批人参与其中或直接投入妇女解放运动，其贡献是巨大的。在这其中，陈独秀则可以说是先锋人物。事实上，从他翻译《妇人观》，介绍欧洲七女杰，到撰写《一九一六年》，再到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其走过的历程都表明他在逐步地强化中国妇女解放的意识，他对个性解放的认识与妇女解放认识的一致使他对封建礼教——孔教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而套在中国妇女头上枷锁的要害恰恰是封建礼教——孔教的束缚，这两者的契合便使他成为当时关心中国妇女解放的最著名人物，而他高扬起的大旗则吸引了一大批的人对此深情地投入。
二、探讨妇女问题的发展期及特点
当历史跨进1917年时，《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亦进入了新的发展期。同发生期相比，发展期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显然要深入得多，全面得多。总结这一时间的特点，有三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这一时期除总论妇女解放外，对其解放的具体途径如女子教育、女子生活及经济独立或自主、女子参政及女权、生育制度及儿童公育、人口问题、男女公开社交问题、家庭与婚姻、娼妓问题等均有专文论述，表现出《新青年》对妇女问题全面关心的态度。如据梅生1923年编的《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六册二十个栏目，我们可以看到谈论妇女解放的重要文章中，《新青年》占有一定的位置。即便不是这样，有的则是受《新青年》文章的启发下而写成的；或者文章虽没有发表在《新青年》上，但他们本人是《新青年》的主要编辑者，以陈独秀、胡适等，并且他们的观点早已在《新青年》上发表过。(15)二是《新青年》吸引了一批女性撰文，以自身的要求谈论妇女解放，显然比隔了一层的男性谈论妇女解放要深切得多，更富有鼓动性。三是《新青年》团结了一批当时的思想文化精英，由他们集中火力对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如贞节观等等进行清算，从而引发世人对妇女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三点的相互拧结和混融便有效地推动了《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同时也使它开风气之先，吸引一批报刊来共同关心妇女问题。
《新青年》从第2卷第6号起专辟《女子问题》专栏，《女子问题》虽是小栏目，它的出现标志着《新青年》对妇女问题高度重视的信号。(16)从它的作者队伍来看，《女子问题》起初是女性的园地，(17)如李张绍南、陈钱爱琛、梁华兰、高素素、陈华珍等都是当时倡导妇女解放的著名女性。她们积极参与《新青年》及《女子问题》栏目的活动，无疑是在以她们个人的号召力呼唤妇女投入自身的解放运动。
这些女性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素质，她们不是留学生就是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觉悟者，以欧美女权主义运动为参照系数，谈古论今，在深切的感受中使她们对妇女解放的宣传极有力量。如高素素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蓄婢弊风”、“节孝名教”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在血泪斑斑的控诉中撕开了封建礼教伪善的狰狞面目。(18)又如梁华兰在批判“顽固者流，犹谓男子教育尚未普及，遑论吾辈女子”的谬论时指出：“女子教育应与男子教育平等”。(19)又云：“吾视东西各国，其女子教育问题，……无不蒸蒸日上。吾国不欲立国则已，否则此后大问题，女子教育必其一，可断言矣。”(20)高素素、梁华兰等人的探索是有意义的，她们从自身的体验出发进行内省，其心灵的颤动自然是妇女解放运动激起的一束浪花，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
《女子问题》重要的收获是托名为吴曾兰的《女权平议》。该文从欧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谈起，在欧美“妇女起而同男子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尤卓著于世界”的感慨中，作者笔锋一转对窒息中国妇女解放的天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21)
陶履恭《新社会问题之一》是《女子问题》专栏的一篇总结性论文。该文要言不烦地指出女子问题乃“社会问题之最重者也”。(22)如何谋求妇女的解放，陶文认为有三点：一是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二是建筑在经济独立基础上的女子教育；三是女子的思想解放，对封建礼教的冲决。如他指出：“既获经济的独立，然后能脱历史传统之羁绊。”(23)
《女子问题》是《新青年》探讨妇女问题的一个重要论坛。由于编辑者们的本意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女性的论坛，而事实上封建势力的强大与关心自身的觉醒女性的甚少，很快这一很有特色的专栏就夭折了。但这不等于《新青年》不再关心“女子问题”，无论是在其专栏存在之时，还是在其消亡之时，《新青年》始终关心着妇女问题。先以第3卷第5号为例，这一期有震瀛译、美国高曼女士著的《结婚与恋爱》一文；《读者论坛》栏目有郑佩昂《说青年早婚之害》一文。再以第3卷第6号为例，该期有刘延陵《婚制之过去现在未来》一文；有刘半农介绍“今世女界第一伟人——法国女演员蓓那儿”一文。(24)这些文章皆在《女子问题》专栏以外，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说明了《新青年》是妇女问题的重要论坛。
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是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摧残，揭开这一序幕的是由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贞操论》(25)而引起的。周作人在其译文前交代动机时说：“我译这篇文章，……不过是希望中国人看看日本先觉的言论，略见男女问题的情形。”(26)从周作人委婉之辞中，当知他很想就“贞操”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的。鉴于当时关心妇女问题的甚少，故他心事重重地又写道：”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件，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悟了的男子可以研究。我译了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参考。“(27)很显然，周作人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关心处于“贞操”压迫下的妇女，希望人们起来清算“贞操”给中国妇女造成的罪恶。毫无疑问，这有着把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由表层谈论解放引向深层批判的企图。
这一译作出现的意义是重大的。在周作人译作发表之前的1914年3月，袁世凯颁布了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扬。在这一条例的导向下，当时的一些报刊把宣传“死是小事，失节是大事”的封建妇道观视为已任，甚至还鼓励一些愚昧的女子做烈妇，用所谓“青史留名”激励她们殉夫。在周作人译作发表不久，北京一家报纸还刊登了朱尔迈的《会葬唐烈妇记》一文，该文竭力地宣扬了守一而终为夫殉道的所谓烈妇。(28)这一系列惊心触目的事实都表明周作人的译作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周作人译作的影响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胡适、鲁迅等拍案而起，就贞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胡适在《贞操问题》一文中以大量的事实表达了他对民国条件下依旧存在着褒扬烈女贞女的法律条例的不满，他认为所谓的“贞操”是“全无心肝的话”，进而指出：“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29)胡适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对男权社会犯下的罪恶进行抨击是有力的。
胡适以后，代之而起的是鲁迅的批判。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是这一时期《新青年》探讨妇女问题的重要收获。(30)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鲁迅首先针对“表彰节烈”挽救“人心日下”的谬论进行了揭露，他指出不节烈的女子从没有害国，因为现实中“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鲁迅指出，女子节烈与挽救世风毫无关系，以节烈要求女子是不公道的，节烈是强加在妇女头上的“畸形道德”，必须推翻。“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31)在为妇女鸣不平中鲁迅把矛头指向了三纲五常这一套在妇女头上的绳索。
由周作人开启，中经胡适、鲁迅等的发挥，《新青年》对“贞操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以此为突破口对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进行全面的清算。它的意义不仅仅是《新青年》继续刊登这方面的文章，(32)关键是它引起了世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继续对其进行探讨。纵观当时的一些报刊关于“贞操问题”的文章可以说它们大都是受《新青年》刺激有感而发的。由于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扫清妇女解放的障碍，是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层次的具体批判，因此，当时间进入本世纪二十年代，它依旧是探讨妇女解放问题的热点。(33)这一情况表明，一个有价值的问题提出——击中妇女解放的要害问题，并不是一次能从理论上清算成功的，它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复才可能走向深入，而《新青年》率先提出这一问题无疑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这一时期《新青年》对妇女问题探讨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涉及的面也极为广阔，提出的问题每每引起时人的注意。如第4卷第6号出“易卜生号”专刊后，伴随着《娜拉》（《玩偶之家》）的发表，引起人们震动的是妇女解放与经济自立的问题，即妇女解放如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便是一句空话。(34)平心而论，经济与道德问题是《新青年》倡言妇女解放的两大重点，无论是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还是鲁迅、李大钊等，在他们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对妇女解放的思考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如在他们的影响下，华林《社会与妇女解放问题》一文指出：“社会学重要之论点，即妇女问题是也。妇女占人类半有之数，社会对于妇女之情形如何，足徵文明之进化与否。”(35)但华林在探讨妇女解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时则将其归结为“道德问题”和“经济问题”。(36)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是积极的，是有成效的，它有力地推动着《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研究的深入，同时为下一期的探讨和研究作好思想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三、探讨妇女问题的深入期及特点
伴随着民主革命的进程，《新青年》迎来了1919年，是时，欧战的结束和俄十月革命的胜利都刺激着中国民主革命的高涨，而民主革命的高涨则有力地推动着《新青年》将妇女问题的研究导向深入。
纵观这一时期的《新青年》研究妇女问题的成果，有三个方面尤其引人瞩目：
其一，全面总结前两期的成果，继续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从各个层面清算封建礼教的罪恶，在《新青年》众多的专栏中如《随感录》、《读者论坛》、《通信》等时有一些引人注意的文章。一事一议，有感而发，这些文章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们往往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显示着对妇女问题关心的严肃态度，向人们敲起警钟。如鲁迅《随感录·四十》(37)由包办婚姻批判“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陈独秀《男系制与遗产制》(38)由当时极有影响的李超事件(39)引发，把矛头指向男权社会，对宗法制和遗产制剥夺女子权利的不合理性予以强有力的干预。又如陈望道《女人压迫男人的运动》、(40)《从政治的运动向社会的运动》(41)等都是针对当时妇女运动的实际有感而发的时文。
上述文章皆在《随感录》的栏目中，在《新青年》其它的栏目中也有许多谈论妇女解放的文章，如《读者论坛》中杨潮声的《男女社交公开》(42)等，《通信》中不平的《请看姚明辉的〈三从义〉和〈妇顺说〉》，(43)明慧的《妇女选举权》(44)等。明慧是女性，她指出民国“已经有“八岁了”，“可惜我们女子同在专制国手下并没有两样，就是因为我们女子没有选举权来表明我们个人的意思。”(45)其强烈的战斗性和现实针对性都传达着《新青年》主张妇女解放的决心和斗志。
此外，这一时期还十分重视文学对人心的感染力和启迪人心的作用，注意从文学形象的角度关心妇女解放问题。如周作人在翻译的《可爱的人》后记中说：“译者对于这篇里‘可爱的人’的态度，是与著者相同，以为她单是可爱可怜，又该哀悼，并且咒诅造成这样的人的社会；希望将来的女子不复如此，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46)又如央庵《一个贞烈的女孩子》，(47)其故事很有点象《儒林外史》王玉辉逼女殉夫一幕。再如张崧年《男女问题》，(48)其论述虽超出文学的范围，但其因却是由欧洲小说中的男女问题而起的。所有这些，都表明《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关心是全方位的多层次多侧面的。
其二，社会调查这一体载的兴起亦是把《新青年》推向妇女问题研究前列的一个重要因素。伴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对民主革命每一具体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来源于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纵观《新青年》第7卷（1919年12月至1920年5月，全六期）发表的一些社会调查，可以说显示着这样的运动轨迹，即对妇女问题关心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第1号据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国民公报》、《晨报》摘出的社会调查《长沙社会面面观》初步涉及妇女问题；第2号孟真《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则对山东西部、北部农村妇女的生活现状作了详尽的描述；(49)第5号肖澄《山西底正面一部分的社会状况》对山西农妇的生活境遇亦有专门章节论述；(50)第5号周建人《绍兴的结婚风俗》则以绍兴妇女为观察点，全面发微处于封建礼教包围下的女子婚姻状况。(51)所有这些，都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社会底层劳动妇女的痛苦呻吟，在直面痛苦的人生中让人们思索妇女解放的严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写下的《上海原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社会调查报告。该文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它的出现再次为透视妇女经济地位问题提供佐证。如果说孟真等人的调查报告关注着乡村妇女的经济地位与家庭地位的话，陈独秀的社会调查则把目光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对中国工人阶级一部分——女工的关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事理，都表明《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
当时，上海原生纱厂实行的是超额利润的榨取，厂方要求女工每日工作十二小时，而且工资仅11元。这一举措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报刊积极参与此事的讨论，一时众说纷纭。陈独秀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对妇女解放的意义，他不露声色地辑录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言论：一是长沙新闻界站在同情女工的立场要求厂方改善女工待遇；一是厂方拒拒其要求，认为女工的待遇优厚。针对这两种观点，陈独秀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出，原生纱厂的做法是榨取剩余价值，是将“应该分配给工人的”(52)攫取为资本家所有。他主张应实行11小时工作制，工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不是简单的生产机器。他指出：“原生厂在湖南招募女工……不单是湖南的女工问题，也不单是上海男女工人问题，乃是全中国劳动问题。”(53)陈独秀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湖南女工问题，其意义是深远的，他把湖南女工问题提升为“全中国劳动问题”，无疑透露这样的信息，妇女解放只有同全社会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陈独秀石破天惊之语标志着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开始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局面的出现，标志着从此以后中国妇女解放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妇女问题是《新青年》的一大贡献。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新青年》便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二文，(54)随后，李大钊将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期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给《新青年》研究妇女问题注入了新机。可以说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湖南女工问题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们谈论妇女解放展望妇女在未来社会的地位时总有些不着边际，因为他们无法探知这一结果，故总是流于空泛。幸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看到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前途和方向。从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专栏在不遗余力介绍十月革命成果时亦翻译介绍了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的情况。如当时震瀛翻译的《俄国与女子》的长文，以六个小标题分述了妇女在俄国各个领域里的地位及杰出表现。(55)
毫无疑问，翻译与介绍社会主义劳动妇女的业绩是《新青年》的一个特征。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就这一点而言，《新青年》显然是在独领风骚。如果我们不抱任何成见的话，必须承认翻译介绍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用力最勤的是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如汉俊译有《女子将来的地位》、(56)《苏维埃共和国底产妇和婴儿及科学家》(57)等，又如李达译有《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58)等，他们的翻译介绍都传达着“将来社会的女子，在社会上，在经济上，都是独立的；伊是一点都不会再受别人底支配和利用的；伊是自由的，与男子是同等的，是自己底运命底支配者”(59)的中心观点。译者的意图是鲜明的，是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寻求一条正确的道路。
此外，这一时期涉及较多的是女子与人口问题，如《新青年》第7卷第4号就是“人口问题专号”。女子与人口问题亦是《新青年》始终关心的问题，如第1卷第6号有孟明译作《人口问题与医学》，此后，每有佳作出现，限于篇幅，为强调重点，故略去不论。
综上所述，《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研究的贡献是重大的。首先，从创刊起它便冲破了袁世凯政治独裁的高压把妇女解放问题重新提出。其次，它对妇女问题研究的范围之广不但可以覆盖当时人们可能探讨的范围，而且佳作迭出，领先一步，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其三，《新青年》率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将妇女解放置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大背景之中，使妇女解放不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这无疑有益于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健康发展。上述三点便决定了这一论题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②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37页，第93页，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
③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④《新青年》虽到1926年7月才停刊，但对妇女问题的探讨于第9卷第5号（1921年9月1日发行）已事实上停止，故第三阶段的时间下限应在1921年9月。
⑤为了尊重人们习惯上的称呼，尽管民国五年二月份以前《新青年》名为《青年杂志》，我们将一律称之为《新青年》。
⑥Max D,Rell(1848-1903)，法国作家。
⑦《社告》，《青年杂志》（《新青年》）第1卷第1号。
⑧《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
⑨《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
⑩参见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三章《民元后之妇运》。
(11)参见《妇女时报》第8期。
(12)《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3)李平《新青年之家庭》，《新青年》第2卷第2号。
(14)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
(15)参见梅生编《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
(16)如《新青年》第3卷第3号《女子问题》专栏有两篇文章，第1次以“要目”的形式印在《新青年》的封面上。
(17)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看《新青年记者启事》便可得知。《启事》云；“本志于此问题（指女子问题），久欲有所论列。只以社友，多属男子，越俎代言。虑不切当，敢求女同胞诸君于……女子诸重大问题，任择其一，各就所见，发表于本志。”事实上，《新青年》的初衷是把《女子问题》办成女性园地的，故起初的作者都是女性。即使不是，亦托女子之名发表，如《新青年》第3卷第4号托名为吴曾兰的《女权平议》，实为吴虞所作。按：该文后收入《吴虞文录》，该书亚东图书馆1921年出版。当然，后来《女子问题》专栏不再完全是女性专栏了，如第4卷第1号陶履恭的《新社会问题之一亦列在《女子问题》专栏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诚如陶文指出的那样，”《新青年》征集关于女子问题之文章，既有日矣，而女子之投稿者，寥少己若珠玉之多觏”。
(18)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9)梁华兰《女子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1号。
(20)(21)女权平议，《新青年》第3卷第4号。
(22)(23)陶履恭《新社会——问题之一》，《新青年》第4卷第1号。
(24)参见刘半农《灵霞馆笔记》，《新青年》第3卷第6号。
(27)周作人译《贞操论》，《新青年》第4卷第5号。
(28)该文见于北京《中华新报》1918年7月23日。
(29)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
(30)(31)该文以唐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
(32)如《新青年》第6卷第4号刊有《蓝志先答胡适书》一文，该文可视为“贞操问题”讨论的余波。
(33)如当时的《新妇女》、《妇女评论》、《妇女杂志》等刊物都载有这方面的文章。
(34)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可视为此脚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158--1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5)(36)《新青年》第5卷第2号。
(37)该文以唐俟的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
(38)《新青年》第7卷第2号。
(39)李超为一积极求学的女学生，因堂弟兼祧急于谋其家产，不顾其读书，断绝其经济来源，致使李超抑耶而死，详情见胡适《李超传》，该文载于《新潮》第2卷第2号。
(40)(41)《新青年》第8卷第2号。
(42)《新青年》第6卷第4号。
(43)《新青年》第6卷第6号。
(44)(45)《新青年》第7卷第3号。
(46)小说《可爱的人》为俄国作家Anton Tjhckhou(1860--1901)的作品，该小说经周作人翻译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2号。
(47)《新青年》第7卷第2号。
(48)《新青年》第6卷第3号。
(49)孟文云：一个农妇一年生活大略如下。春天是预备食物忙，夏与初秋是助农作业，深秋是制衣忙，冬是纺织忙。农妇几乎比农夫还劳苦，因为四时不得安宁。
(50)肖文有“农妇的生活”一节专门论述山西农村妇女生活状况。
(51)周建人在该文调查的后记中说：“前几年的青年男女，仿佛比现在较为自由，结婚的束缚，也颇解放了；但偶然也有就很狭的范围里选择，眼光不甚透澈，得到不良的结果的，于是古老先生趁这机会，便‘引以为戒’重新束缚起来。现在正在黑夜中间，要有光明，只能等候将来了。”显然，周建人的《绍兴的结婚风俗》民俗调查主要是针对民初以来妇女解放时有反复的状况而写的。
(52)(53)陈独秀《上海原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新青年》第7卷第6号。
(54)《新青年》第5卷第5页。
(55)《新青年》第8卷第5页。
(56)《女子将来的地位》为德国伯伯尔(Bebel)《社会主义与妇女》中的一章。
(57)《新青年》第8卷第2号。
(58)《新青年》第9卷第2号。
(59)《新青年》第9卷第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