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劣势：湖南新闻事业早期现代化的历史“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劣势论文,陷阱论文,事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性是指人类文明在经过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运动后，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与中世纪不同的新质，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基于工业文明而对未来社会的一套哲理设计，相信在这套充满自由、平等和博爱光辉的价值原则下，人类会成为真正的“自由人”。现代传媒就是这套现代性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产力革命为传媒提供了大规模复制技术，现代城市和市民受众则为之提供了生存空间；民主政治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而思想自由更是为传媒发展提供腾飞的翅膀。因此，所谓新闻事业现代化（media modernization），就是指人类新闻事业摆脱前现代官报状态而进入现代新闻事业的演化过程。这个过程，内涵如下三个转型：在物质层面，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的新闻生产转向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改变传统官报由士大夫专享的局面，实现文化产品的大众化，这是传媒现代化的物质保障；在制度层面，传统人治管理转向现代法治管理，官媒独尊转向民报优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制度保障；在思想层面，由传统言禁观转向现代自由观，由传统愚民观转向现代智民观，由宣传教化转向信息提供和舆论监督，为传媒现代化提供理论保障。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所要达致的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湘学新报》、《湘报》的创办，标志着现代传媒在湖南的出现，从而拉开了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历史序幕。《湘学新报》、《湘报》刚一出场，就达到了很高的现代化水平，在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湘学新报》与《湘报》停刊，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随即陷入停滞。后来俞廉三和端方相继抚湘，创办了《湖南官报》、《长沙日报》等官报，重返传统官报体制。对于这种现代化的逆转，以往的研究往往从“政治正确”出发，将矛头指向晚清政府的封建专制。诚然，此种分析非常有力，且为革命提供了合法化证明。但忽视了对这场现代化运动的文化考察，显得视角单一，不足以显示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本文不揣冒昧，希望借用经济学的“先后优势”和“后发优势”等现代化理论，对这一现象做一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一）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后发优势” 显而易见，在现代化进展上，后发国家是具有后发优势的。先行现代化国家因为没有经验可供借鉴，因而在探索过程中会走弯路，而后发国家在开启本国现代化时，在对现代化的认识时，因为有可资选择的参照系，因而能够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大量采用先发国家的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及其相应的组织结构。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有别于先发国家的不同道路与历史模式，采取赶超战略，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本国的现代化过程，实现“蛙跳效应”。同时，后发国家丧失了先行现代化的强势地位，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殖民侵略，会激起国民要求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落后就要挨打”，后发国家这种受伤的民族主义会提出迅速现代化，赶超先行国家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会成为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强烈动力。 将后发优势理论坐实到湖南新闻事业的早期现代化中来，似乎能够获得支持。湖南新政运动是一场危机驱动型变革，受伤的民族主义成为驱动湖南“敢为天下先”的强大动力，刺激维新派以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提出了“激变”、“大变”的现代化方案，冀图在最短的时间内在湖南乃至中国实现现代化，并在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新闻的角度来看，此时湖南实现新闻事业的后发优势。湖南地处内陆，素尚保守，推动传媒现代转型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两大推动力量远未形成。但维新派利用在民族危机压迫下，时人“求变”的现代化要求，官绅联手，借鉴先发地区的办报经验，实现了后发地区的“蛙跳效应”。《湘报》的历史“首秀”，就是综合性日报，迈过了西方经过几十年漫长进化才完成的过程，且现代化程度已有相当水准。通过创办《湘报》，地处内陆的湖南引进了现代印刷技术，改变了雕版印刷的传统格局。在报业形态上，《湘报》有言论、新闻和广告，基本具备了现代报业形态的要素，且业务水平都比较高；在报业经营上，《湘报》虽接受政府津贴，但却以现代企业形式来管理和经营报业，注重多种经营；在新闻思想上，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话语建构，使湖南萌芽了现代新闻思想，并为湖南传媒灌输了精神血脉，为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湘学新报》、《湘报》在湖南一出场，就因其现代化水准而在当时的全国报坛光彩夺目，评价甚高。康有为称它是“全国最好的一张维新报纸”，[1]梁启超也赞许它是戊戌时期日报中的“巨擘”。[2]在中国新闻史上亦有重要地位。尽管《湘报》“创刊晚，出刊短，但比《时务报》、《湘学报》等为突出，也更激进”，具有更多的“民主性和群众性”。[3] （二）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后发劣势” “后发劣势”本是个经济学术语，是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提出来的。这个概念认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先学习那些先进国家的容易学习的东西，例如技术知识、管理模式和技术模式，而不会去认真进行这个国家制度层面的改造。这样，经济虽然可以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制度变迁，从而会给长期发展埋下非常巨大的隐患，甚至会造成长期发展的失败。这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4]这个概念工具或许不能精确地描述历史现实，但它所揭示的道理能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新闻史的理解。 《湘学新报》和《湘报》在其创办过程中，将现代媒介技术、媒介组织及报业形态引进湖南，没有引发争议，张之洞、陈宝箴等人利用其权威，要求所属州县订购，王先谦也利用其湖南士林领袖的身份，要求各个书院予以订购。但在制度与思想建设方面与现代化目标还有相当距离。当维新派激烈批判传统封建制度，主张学习西方，以“民权”为目标，重建制度体系的时候，引发轩然大波，维新与守旧人士展开了激烈争论，导致改革失败，《湘报》停刊。历史证明，缺乏制度改革，只有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变革，已然取得的后发优势就会轻易丧失。 1902年4月，继任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的俞廉三批准官绅合办的《湖南官报》。该报鉴于“前此《湘报》之设，竞务夸诞，日即奇衰，风俗人心隐受其害”的历史前车，以“不议论朝政，不臧否人物”为宗旨，规定所有稿件须呈送洋务总局审定，将“一切畔道怪诞之词，犯上狂诋之语”“校阅删定妥善”后，方可出版。1905年，端方督湘，令善后局将官绅合办的《湖南官报》完全收归官办，改名为《长沙日报》。另出旬刊，仍沿用旧名《湖南官报》。俞廉三时期的《湖南官报》和端方时期的《长沙日报》，沿袭的是现代传媒的形式与技术，但其实质却是传统官报的幽灵再现，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改革遭到逆转。 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的经验表明，在缺乏相应的制度改革与观念更新时，已然实现的“后发优势”不但不会前进，反而有可能陷入“后发劣势”。现代传媒是经由传教士舶来东土的，国人是在学习、模仿在华外报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创办自己的现代传媒的。在这种借鉴和移植过程中，媒介技术、媒介业务与媒介形态因不与中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因而学得最快，比如机械印刷、改书册式为散页式、报纸由新闻、评论、广告、副刊等要素构成，如此才构成一张完整报纸，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行面向市场的经营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产生标志新闻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性日报，历程短，如湖南，连“过门”都没有，一开始就是日报，实现了所谓的“后发优势”。但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或受阻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本能，或受阻于传统文化的惰性，往往进一步退三步，举步维艰。尽管在口头和纸面上承认“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并以之来建构新闻思想，但因缺乏相应配套的制度改革，传统的新闻专制文化根深蒂固，隐含在现代传媒背后的制度设计及价值观念很难学到手。俞廉三、端方等所创办的报刊，只是“在外报的启示下，吸取西报的形式，沿用中国古代报纸的内核，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再行设计的产物。”[5] 二、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后发劣势”的原因 “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为什么迅速夭折？”“后发优势”为什么会转化为“后发劣势”？当我们站在今天的学术视野，透过历史风云的变化，跳出“改良主义与封建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还原历史现场，在皇权专制的原因之外，拷问作为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领导主体维新派本身的思维缺陷，就会更加深刻理解制约中国传媒现代转型的深层结构，增强中国传媒现代转型的自觉意识。 （一）政治化思维与集体本位意识的凸显 所谓的政治化思维，即是以政治价值为思维导向，充满政治实用主义的思维模式。这种政治化思维在传媒中的表现，即从维护国家统治，增强行政能力的角度来认识传媒，思考传媒国家政治活动中居于何种位置，能够发挥何种作用。政治化思维在传媒中的凸显，既是一个“世界”问题，也是一个“中国”问题。从“世界”问题的角度言之，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平台，兼具两种社会组织的特性，是一个置身于政治社会组织的“两栖组织”。社会成员需要利用传媒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但从国家层面言，任何权力都需要面对一个合法性问题，政府需要通过媒介的符号一意义传播营建出一种维系和巩固其自身统治的舆论环境，使其权威得到确认，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且权力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垄断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总是有着垄断传媒资源以为自己服务的冲动。从“中国”问题角度言之，《湘报》以政治化思维形态主导新闻话语建构路径，也是个“中国”问题，它是中国现实形势的需要，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政治化思维是现实形势之需要 晚清之中西冲突，其实质是传统王朝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之对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天下中心观”被彻底颠覆，完成现代转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中国历史的主题。政治化思维在新闻领域的凸显，是晚清以来国内外多重民族矛盾交相冲突的反应，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国内皇权专制，实现民权平等的历史任务，要求传媒来服从这一历史主题。而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传媒，就会意识到传统制度的落差。中国传统官报以刊载圣旨上谕和臣僚奏章等官文书为基本内容，仅仅承担政府信息传达者的功能。这种制度设计，缺少信息反馈机制，导致舆论监督间接化和官僚化，舆情受到国家机器的制约，变成少数官僚和文人的建议、规劝活动，将朝廷与民间之信息流通断为两橛。[6]此“壅塞”之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痼疾，对此之反思与检讨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主题，“言路”是否通畅，成为评议政治清明的重要指标。 现代传媒为解决“壅塞”之弊提供了可能性。中西交通以来，王韬、郑观应等知识分子，因处于与西方接触的前沿，对现代传媒有所了解，又对中国政治制度之弊端有深切感受。“认为现代传媒信息丰富，能让君主了解民情，密切与民众的联系，增强统治能力，实现强国梦，因而能主张要改变传媒仅是政府声音“传达者”的角色定位，使传媒成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者”，以强化政府管理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上下之交既无隔阂，则君民之情相浃洽”；“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7]而《湘报》则从中西近代交往的历史中进行反思，认为中国之败，乃是更深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性危机，将矛头指向了封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认为“民权”才是现代国家的根基，国家必须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增强对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因此，要求办报以广开民智，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国家公民。积此“聪慧之民”以成现代国家，方能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在这样的思考进路中，《湘报》的传媒设计，赋予了传媒以“启蒙者”的角色承担，认为传媒要传播变法维新思想，灌输西方现代政治观念，激发国民爱国热情，“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培养现代国民以建立现代国家，实现民族独立。 2.政治化思维是传统文化之传承 “政治化思维是指以政治价值为最高价值的思维意向，这是传统士人的主要思维模式”。[8]张灏把它称为“政治本位的淑世精神”，并且认为这种政治精神主要来自传统儒家文化的经世思想。[9]传统政治思维特征是一种集体本位伦理型思维，这种集体本位使中国文化重伦理义务，强调个体的家国责任感。集体包含个体并高于个体，个体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集体利益，个人为了家族、国家利益有义务做出牺牲。《湘报》同人是由传统士大夫转化而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淑世情怀与政治抱负。在论证近代传媒合法性时，这种思维定式不自觉地被沿用，并沿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作为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湘报》的新闻话语以民族利益作为传媒的最高价值，以民族利益作为报人认同的基础与传媒的底色，将西方关于传媒的“个体叙事”改造成了解决民族危机的“宏大叙事”，传媒的功用与国家、民族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显示出极强的以道自任的责任担当与救世醒民的宏大气象。故张季鸾说：“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度时代之国家尤重。中国有志者知其然也，故言论报国之风，自甲午后而大兴，至庚子后而极兴。”[10]传媒的出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密切相关。 集体本位的政治化思维摒弃了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潮中以个体至上和商业至上的办报原则而代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办报前提，与西方媒介相比，在为国家、民族服务上，它有着更为清晰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功利性。[11]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实际需要与传统文化的牵累，导致谭嗣同、唐才常、梁启超等人总是在政治和新闻中间摇摆不定。他们的“职业自我”被唤醒的同时，那古老的“政治自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显得空前敏感和强化。维新报人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新闻观念，以企业模式经营现代报业，开始显示出职业意识的萌芽；另一方面外在的民族救亡任务又迫使他们一身兼起“新闻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角色，并且，政治依然是中国报人所目注心营的焦点，这就使得中国现代新闻思想专业意识淡化，政治色彩凸显，具有高度的政治化特征。围绕在《湘报》周围的报人，他们不是纯粹的报人，而是戊戌变法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推动者，办报是作为他们政治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提出来的，最终受到维新派政治目标的统制，为之提供了核心框架和思想主线，而报纸本身，反而并不具备独立自存的价值，而是停留在单一的功能认知层面。这种论证逻辑，极具力度，深刻影响了时人对近代传媒的认知。对此，我们应抱同情之态度，在一个高扬救亡的时代，政治究竟是解决民族生存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但问题在于，当传媒必须依赖这种集体主义的政治目标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时，对传媒自主性伤害最大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本身，新闻史的痛心之处，也正在于此。 （二）功能论文明观与个体权利的踏空 近代传媒在中国受阻，既在于其民主自由价值理念与中国专制政治相扞格，也在于中国传统的华夷观这种文明观念的影响。传统华夷观强调“夷夏之辨”，认为中华文明居于优越位置，因而成为吸纳西方文明的巨大障碍。甲午战争失败及战后的瓜分狂潮，使这种华夷观念受到极大挑战，知识界开始重新审视近代传媒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在维新派看来，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就在于日本学习西方比中国做得好。文明是不以地域来划分的，“中国”、“夷狄”不是个地域概念，而是个文明概念，哪个民族有礼义，哪个民族就有文明，哪个民族就能成为世界强国，那他就是“中国”，反之，没有礼义，没有文明的就是“夷狄”。将划定夷夏的标准，置换为而是在中西交战中的实际效果。这种功能论的华夷观则只是在“效果”方面设置标准，以能否使中国达至最高目标，而不纠缠于是否“我们的”，克服了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尺度来评价异域文化的习惯性的心理屏障，这为中国接受西方文明开辟了道路，西潮的汹涌拍岸之声已隐约可闻。 近代以来，中国在与西方交战过程中，屡战屡败，意识到在船坚炮利之后，西方有更为深厚的文明基础，与中国历史上所遇到的“蛮夷”截然不同。简言之，维新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秉持的是一种成败论而非是非论的评价标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服膺，不是基于学理研究而来的真理判断，而是基于现实而来的经验判断。近代以来的中西交战的结果已然充分证明了中国文明判断标准的有效性，因而有着强大的逻辑力量，为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扫清了障碍。但这种功利性思维导致《湘报》利用“后发优势”，或根据政治需要将现代文明予以肢解截取，进行选择性运用；或依从于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进行改造与再造。 现代新闻学是启蒙思想家基于人的有限性而设计出来的整套价值体系。既然人性本恶，那就需要政府进行管理，纳入行政轨道；既然人性本恶，那么政府就需要人民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民主政治是针对专制（tyranny）这种最危险的恶而设计的，而落实在制度上就是以宪政为法治中心的防范措施。”[12]简言之，要对这种必不可少的“恶”保持高度的警惕与防备，防止因其滥用而使公民权利受损。在这种民主政治框架中，传媒是对政府权力予以分权，加以监督的必要制度安排，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力量，以为公众服务和反映民意为职志，监督政府公共政策从酝酿、讨论、制定到执行的全过程，使政治在民主轨道上运行，由此建立起与这种监督职能相适应的新闻思想与专业技术。既然人是有限的，人性是恶的，那就意味着在认识领域，没有人能发现全部的真理，得窥世界的全部奥秘。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不能由外在的权威控制人的思想，主宰全部真理，而应该是以个体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为特征的自由多元文化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平衡报道等新闻专业主义全部新闻学理论。而维新派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将截取西方现代政治学和新闻学部分概念，以为己需，缺乏学理基础，否定“天赋人权”的前提设定，而是将提高国民竞争力以救亡图存作为论证传媒合法性的最有力的理由。在其论证逻辑中，“智”不再具有求真的超越价值，而只是智性上的自觉和适合竞争的生存能力，开启民智的终极诉求在于追求国家之富强，与西方展开“学战”，有着强烈的功利心态。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不是抽象的学说，而是解决民族危机，对抗西方列强的手段，因而缺乏对西方文明的整体比较与吸纳，从近代传媒在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需求入手，讲求救时的实用与速效，避开了复杂细微的学理缠绕，认知“内涵十分的狭窄”。[13]“只是截取西方文化中一度作为中间价值的某些理念。但是那套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在普通中国人眼里总显得有些浮游无根，缺少挂搭，”[14]导致《湘报》对现代传媒的话语建构中个体权利的踏空。 现代民权是天赋之权，与“民主”并无本质的区别，“民权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个词“democracy”，是对君主专制的根本否定。因此，民权是自本自根，不假外求的，《湘报》虽极力鼓吹民权，但将民权与民智关联起来，认为“权者生于智者也，”“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非一朝一夕可开，缓不济急，故“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15]这种论证逻辑，内含着“先知”与“后知”、“无知”这样的歧视性知识结构，则民因其愚昧在当下是不能享有相应之权利的，而只有具备知识与德行的绅士才可以。“大凡有学问之人能制伏无学问之人，而无学问之人自然不能不受制，此世界上之公理也。即如乡间农夫遇事必唯唯听命于读书人，无他，以有学问无学问之故也。”[16]经由这样知识权力化的路径，抽象的民权被具体化为绅权。这样《湘报》主张要开“民智”、“官智”与“绅智”，将维新人士视为当然的启蒙主体和救世主，预设为拥有某种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经过他们的办报努力，便可以改变风气，从而再造中国。因此，《湘报》所建构的民权观念是在传统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强民弱的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关系的情况下产生的，既没有把中国近代尚未成形的资产阶级作为“民权”的代表，更未把广大的人民群众视为当然的“民权”主体，而是宗法社会代表和皇权帮手的绅权借助民权话语，成功地进行了社会转换，“绅权”成了“民权”的基本内容。这种歧视性知识结构忽视了民众的新闻权利，窄化了对“民史”、“民口”的认知。维新报人虽在观念上产生了民主平等观念，但内心深处还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因而将办报视为知识分子的特权与宣传其政见的喉舌，忽视现代传媒背后的“人权”、“自由”、“理性”等支撑性价值，忽视传媒的信息共享和观点市场的功能。哈耶克氏曾对后发国家的这种现代性选择有过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使西方世界得以完全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够导致文明发展的东西，并不必然地成为非西方世界发展的动力。接受过西方训练和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往往会自觉地承担起向其人民传播思想和知识的使命，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训练和教育的过程中，所习得的并不是西方早先建构文明的方式，而主要是那些由西方的成功所引发的各种替代性方案的梦想。[17] （三）极致性思维与秩序共识的缺失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象征性事件。其中一个长期影响此后历史的转变，就是新旧之分的明显确立与新旧之争的持续进行。“新党”与“旧党”等群体认同词汇在近代中国获得较有共识的明确指谓大约即在戊戌变法前后。故时人有“自六烈士杀，而新旧泾渭于是分”的说法。[18]从传媒的角度来看，这种“新旧”对立的党争格局是维新派斗争对立的极致性思维的舆论场的反映。极致性思维否认从现实状态向理想状态的进步过程中应允许存在若干并不完美的中间阶段，习惯于用非善即恶、非正即邪的二元对立方式来思考问题，渐进、宽容、妥协、多元性存在的价值与权利，异质思想之间的互补性，在这种极致性思维中是不具有合法性的。[19]维新派是在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生根本变动，现代经济关系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开启自己的政治改革运动的。从改革的目标来看，维新派提供的是一个整套现代性方案，追求全面现代化；而从改革进度来看，维新派追求速效，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维新派将改革的全部困难归结为传统及其载体——旧派的士绅，而将自己视为救国真理的唯一代表和历史发展的唯一方向，在“新旧”二元对立的极致性思维中开启了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进程。 在维新派看来，传统史书只是记录皇帝起居注，因而只是“一姓之谱牒焉”。而《湘报》等现代报刊才是真正的“民史”。维新派“报为民史”的媒介观念，将自己置于民众利益代言人的道德高地，以草根阶级的代表对传统进行凌厉谴责，要求传媒进行现代转向，由原来记载皇帝、臣僚的政治生活，转而记载民众的社会生活，维护民众的利益，为民众发声，具有极强的道德感召力。这种传媒领域中的道德优越感与道德独断论，必然会走向“君史”与“民史”对立的极致性思维。在媒介功能观上，维新派视报纸为“助人日新”的工具。这里的“新”实际上是指“西方文明”，并形成了对“新”的崇拜，“崇新”、“求新”成为正面的价值观念，西方的话语方式与思维方式开始控制中国人的言论与思想。[20]“若官若绅，若士若商，日日新其耳目，新其脑筋。若学堂，若学会，若矿务，若制造，若课吏馆，若保卫局，日日新其政学，新其工艺。何前后之歧异至于如此？日：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与忠爱缠绵也。”[21]这种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对立框架中展开思考的路径指向，认为传统的政教制度已全然无用，是拖累中国现代转型的负面因素，是“粪土污墙”，必须“弃其旧习，别立堂构”，在完全清空的历史场地上开展现代化运动。“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诠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22]忽视传统政教文化在改革中的整合作用。因此，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论思潮，实已肇端于戊戌时期。 “新”“旧”作为文明观念，必然有其价值载体。在维新派看来，他们基于民族危亡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才是救国的唯一方案，才是“新”的载体与化身，代表着历史的发展方向，以“慈航普度”的救世主心态将自己置于救国拯民的道德高度，自我赋予“预知未来”的认识能力，改革就具有了“先天正当性”，而将作为传统政教制度的载体的官绅定位为“守旧”、“误国”，甚至“敌人”，没有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并由此形成话语强势的控制力量，使“守旧者”不得不自我“禁抑”，成为“沉默的螺旋”。在意见竞争策略上，强调新旧之间“水火不相容”，坚持不宽容、不妥协的斗争心态，采取冒险主义的改革策略，主张排除异己，剥夺守旧派的现代传媒使用权。“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成仁’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杀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23]“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这种必须异见者的“零容忍”态度，是极致性思维的“斗争哲学”在传媒领域的体现，冀图通过“这种‘斗争哲学’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实现新旧矛盾的最终解决，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斗’促‘变’的哲学方法论”。[24]由此改革领导力量分裂，使清政府内部本已存在的内耗更严重，无法形成改革共识。传媒本是达成“最大公约数”，形成改革共识的平台。共同的行动必须在信息共知的情况下才能产生，维新派要想改革成功，必须借助传媒，传播自己的改革纲领，展开讨论，吸纳各种意见，凝结改革共识，动员各派力量投身改革运动。但维新派将自己视为救国真理的代表与“善”的化身，采取斗争式的传媒策略，缺乏制度建设，现代传媒褪化成表达改革的“党识”、“孤识”，画地为牢，自掘陷阱，最后形成改革破裂之局。 湖南新闻事业早期现代化不是本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而是一场在民族危机驱动下，维新派将源于西方的报刊移植于湖南，并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对现代新闻观念进行有意识选择的现代化运动。作为后发地区所推行的现代化运动，它能利用民族追求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利用先发国家的印刷技术、新闻业务和办报模式，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新闻现代化模式，赶超先发国家，迅速实现湖南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但在新闻观念方面，湖南新闻事业现代化运动是在一个基本上还是农耕文明形态的基础上展开的，救亡的紧迫感使他们来不及对西方文明进行全面了解，政治化、功利化与极致性方式等思维方式束缚着他们选择现代文明的眼光。从功能定位来看，维新派看中的是传媒的“立言”功能，宣传教化重于信息传播，政论发达。从办报主体来看，维新派偏重于政治家办报而不是企业家办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都有着拯时济世的政治理想，创办传媒是他们政治方案的一部分，旨在宣传他们的政治观念，实现他们的救国理想。是他们建构政治大厦的“脚手架”。从新闻观念来看，偏好新闻是宣传的“喉舌论”观念，追求舆论一律，报纸具有明显的党派性特征。从职业伦理来看，维新派所推崇的是“慈航普度”的“志士”伦理，或者说是一种“烈士”伦理，这种伦理将自己置于救国拯民的道德高地，将办报视为点化世人的宗教事业，具有强烈的“救世主”心态。这些观念选择导致以国家、人民利益挤压公民自由空间，导致个体权利在现代新闻话语中缺位，缺乏坐实“自由”、“民主”等现代新闻价值的宪政秩序，最终导致湖南新闻事业早期现代化由“后发优势”转化为“后发劣势”。在走向现代化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传统都要站出来对现代性评头评足，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排斥，或熔化，导致湖南新闻事业由“后发优势”走向“后发劣势”，成为阻碍中国传媒转型的历史“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