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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一瞥
从横向比较看，美国、加拿大和欧盟无不向农业输送形式多样的补贴，日本、韩国农民享受开办企业从事农产品相关经营活动减免税待遇。几乎在所有中等以上发达国家与地区，农民群体不仅享有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更受益于许多法定的利益调节，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应该是设法提高人们的薪金和就业机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扩大人们的权利，保护环境，”[1] 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美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现代化农业大国，其农业人口上世纪不过400万人，本世纪则下降到200多万人，可是他们生产的农副产品却养活了将近3亿美国人还绰绰有余，其农作物和畜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美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其农业生产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006年农产品出口达到770亿美元。他们出口的农产品占农业总产值的25％。换句话说200万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自给自足，还有25％的富余可供出口。除了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适宜外，政府对农业的重视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美国联邦政府十三个部中农业部是大机关。美国的农产品质量很高，联邦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有一整套植物检疫系统和食品卫生标准，有一整套管理和监控系统。从农产品生产、检验、运输到销售整个环节，已经形成了非常成熟的运作系统，可以调控自如，没有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积压现象。根据宪法规定，私人土地利用方面的管理权力集中在州政府手中，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前主要是土地使用的容积和密度管制，在控制各种公害的发生源，保障日照、通风、保护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后则是控制城市规模和农地保护。工业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成为美国政府关心的重点，美国各州纷纷通过法律，要求地方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现状，划定城市增长线，运用分期分批发展、建筑许可总量控制等措施控制城市发展规模，保护优质农地。美国的农场有大有小，小型非经营性的农场占地一般在500英亩以下，中型农场大约500英亩到一千英亩，大型产业化的农场占地达几千英亩以上。无论农场规模大小，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自动化水平都很高。大约20％的农场使用全球定位、无人驾驶的耕作机器，一个人耕种和侍弄几千英亩土地已司空见惯，与我国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不可同日而语。
加拿大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实行高福利政策，被联合国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国家”，全国共分10个省3个地区，人口3000多万，主要聚居在与美国交界的几百公里附近，全国人口密度很低，每平方公里只有几个人。农场的面积很大，萨斯喀彻温省的农场平均规模461公顷、阿尔伯塔省为352公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为115公顷。阿尔伯塔省进行了油、气的开发，还有一些矿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主要农产品是水果、葡萄酒、奶酪和家禽。加拿大的地理和社会流动很大，城乡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因此，人们在城乡间迁移，到机会和生活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去，生活在都市和农村区域的人收入相当。加拿大农业使用的劳动力很少，但是使用土地和资本比较多，农场主要由家庭经营，农场主以农场为生，小农场主在农场从事非全日工作，从其他地方获得一些收入。许多农村市通过农业委员会，开展有关活动加强农业，如防虫害种子工场、锄草、排水和蓄水，为草和树道进行保养，这些都得到地方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志愿者服务在公共服务或者社区服务供应中很重要，出力、出资建设了许多学校、社区会所、滑冰场等基础体育设施。农村社区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基础，如农业、林业、矿业等。农村居民有较高的期望，他们期望好的市政服务，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好的服务，“为了满足地方需要，合作是农村区域的人们普遍采用的方法。”[2] 许多服务与财产有关，如道路、消防、公园、给排水服务、垃圾清理。加拿大公民不承担因为生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病人的基本医疗费用是全部免费的，每个公民“都有一个指定的通科医生，专门对自己负责，本人对医生不满，也可以更换。”[3] 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一律免费使用药品。
位于亚平宁半岛上的意大利有5700多万人口，其中农业就业人口占9％。意大利长期失业人员多，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1995—1998年持续在12％以上，但是据政府统计，存在大量的隐性就业，约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5％。1977年通过了《男女平等待遇法》，从法制上完善了妇女就业制度，意大利实行全民保险，年金保险覆盖所有雇员，城乡居民无差别地享受现代社会保障。意大利的养老金和免费医疗资金来源于居民的社会保障缴费，大致10％用于医疗，90％用于养老金。意大利目前规定的退休年龄，男65岁，女60岁，居民退休之后可领取养老金。对没有按规定交纳社会保障费的城乡居民，每月可以领取230欧元的最低限养老金。每年缴费达到1500欧元、时限达到20年的居民，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到450欧元。缴费超过20年、并且年缴费额超过1500欧元的，退休金可以多缴多领。意大利农民一方面有适度的农业经营规模，一般每个家庭有8至20公顷左右的土地，有适当的自主经营收入。另一方面又能够得到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支持保护，不需为孩子上学接受教育、家人生病看病的事情担忧，他们还有欧盟和意大利政府的农业补贴。国家对农民实行“多予”、“不取”和“服务”政策，保证农业能够稳定和发展，农民生活也比较富裕，使个人和家庭能应对某些导致个人和家庭危机的社会突发事件，譬如疾病、老龄和失业等，缩小其不安全程度。意大利农村享受着与城市没有差别的现代生活，水、电、气、通讯等样样俱全。意大利相关税法明确规定，从事农业的中小企业主可以自愿纳税，也可以不纳税。财产税对农民的住房也是免税的。农民出售农产品，采购商把20％的增值税随价款给了农民，由农民代交增值税，但政府只收农民代征增值税最多5％，15％以上部分都留给农民。这些减免税措施是政府考虑到农业企业的艰难和脆弱性而特别给予的优惠措施。
韩国和日本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劳动法律体系，通过产业政策促进就业，劳动力市场与就业政策稳定，他们的新农村建设差别不大，是扶持农民组织发展，把农民组织起来。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扶持农民组织搞加工业，农产品的流通、品牌营销、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超市、都是农民组织办的，农民靠农业经济或者农村经济的收益安居乐业。在韩国农村，村民大会对于本村新村运动项目的选定与组织实施享有决策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韩国、日本的农村土地卖得很贵，因为他们的土地产权实现的基础性制度是农民组织建立起来的，它首先是农民之间开始交易，收益留在农村。我们现在征用农民土地，农民是弱势群体，没有农民组织的保护，就不会有韩国、日本农民土地被征用的好价格，农民的实际利益容易受到侵害。
二、国外经验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政府财政收入已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自2004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总和实际上已经达到GDP的30％。政府应该有财力承担向全体国民包括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的开支。充足的资源投入是新农村建设的必备前提，要把富民、惠民政策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认识。
（一）借鉴美国对农业生产的科技投入，有完备的管理和监控系统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
美国的行业协会具有服务职能和协调职能，提供信息服务、组织展览会、搞技术培训、与国内外经济交流合作等，向政府部门游说，争取有利的法律和政策，监督和实施行业规范，协调价格，拓展市场等。帮助农民减少交易成本，防止交易主体之间的短期行为，把生产的风险降到最低水平。“具有凝聚力的组织能够有效地使用它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在决策参与过程中更有力量。”[4] 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增加对种地农民的种地补贴，现在每亩地十几元的补助，对于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根本就是杯水车薪。也可以通过农业物资的直接补助和技术支持，这样既降低了价格又降低了市场化运作的风险。采取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的威胁或潜在威胁，特别是农业物资领域的通货膨胀，加强对农业物资的监管力度，防止哄抬物价、弃农坑农事件的发生。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产品尽量不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怪状，如采取保护价收购，以保证农民的种地的热情，也促进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或者成立专门的农业保护基金专门支持或补助突发状况引起的农产品降价和减产。加快建立城市人才对农村的支持制度。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对口支援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公共事业人才培训。合理的引导农民从事合适的农业生产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既吸纳了农村广大闲散劳动力也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心和行动是真诚的。但是农民收入的提高是一个综合的问题，不是仅仅依靠免税和微弱的补助就能解决的，这也需要国家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切实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乡村产业如果仅仅围绕传统农、牧、鱼打圈圈，仅仅围绕耕地说话，根本改变的可能性有困难。国家减免农业税和给的那几个补贴不够柴油、化肥、农药涨价的。两年前就有人说过，免除农业税以后，农资用品肯定涨价。因为农民没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消费者协会，建议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农民的利益代言组织。
（二）借鉴加拿大树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观和绩效观。
收入差距的背后是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农民收入低，就是工资性收入少。加拿大无论城乡受教育机会平等，人们在城乡间自由迁移，到机会和生活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去，生活在都市和农村区域的人收入相当。公共服务是实现社会基本平等和稳定的基础，要树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职能观和绩效观，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角色就是向当地人民提供和管理他们所需要的公共服务，”[5] 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合理的引导农民从事合适的农业生产项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开展农产品深加工，既吸纳了农村广大闲散劳动力也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这些国家政府将社会公正放在首位，通过强调社会公平性，制定了大量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制度，并且严格依法办事，防止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超过0.4就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属于偏大，基尼系数超高后，低收入阶层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要做调整不能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制度上国家可用所得税、遗产税等调控高收入阶层，出台政策引导高收入阶层更多投入于慈善和公益事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低收入阶层生活，促进低收入阶层就业、提高收入，加大公益事业发展。这样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加快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切实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事业投入，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有条件的地方，对农村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可以更大一些，步子可以更快一些，水平可以更高一些，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三）借鉴意大利的经验真正做到“多予、少取、放活”。
党中央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方针政策和有效措施，农业和农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农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切实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认真抓好落实。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农产品尽量不出现“增产不增收”的怪状，如采取保护价收购，以保证农民的种地的热情，也促进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或者成立专门的农业保护基金专门支持或补助突发状况引起的农产品降价和减产。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责任，形成以政府为主导，政府、社会和市场多主体参与、协同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局面。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发挥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要为社会和市场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金和社会资本以各种形式进入农村社会事业，满足农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建设新农村需要制度创新，这要求各地把主要精力用于打造服务型政府上，构建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长效机制，培养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和现代发展理念。说到底，新农村建设就是农民现代化的过程。
（四）借鉴韩国、日本依靠农民的主体性扶持农民组织发展。
尽管韩国新村运动取得显著成效，韩国农村也得到长足发展，但是“韩国农民并没有因为农村公共设施的改善而留在农村，城市相对于农村所拥有的优势不必赘言，很少有人会因为农村的居住环境好一些而舍弃城市所提供的难得的发展机会和丰富的生活内容。”[6] 要搞好乡村建设规划，把小农组织起来，变成“现代农业”，农村农民组织搞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业主要扶持农民组织搞加工业，农产品的流通、品牌营销、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农产品的超市都是农民组织办的，农民靠农业经济或者农村经济的收益安居乐业。目前大多数乡村没有做规划，即使个别村庄有规划，通常没有涉及到村民安全的项目，如饮用水源的选址和保护、消防设施的安排、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人畜分离等。全面开展乡村规划是在农村贯彻各项法律、规定、标准和规范，严格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如果每个村庄都有长远的乡村规划，村民委员会和所有的村民严格按乡村规划办事，农民的切身利益将受到全面的保护。在乡村规划的指导下，统筹来自各政府部门的公共资金，解决当前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严重短缺的问题，消除涉及村民安全的各类隐患，保护农村居民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
三、谨防新农村建设陷入认识误区
（一）不顾客观实际照搬照套国内外经验。
国内外尽管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借鉴，但是各地实际不一样，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就不能够照搬照套，移植复制，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努力实践，才能寻求到适合本地发展的道路。学韩国，不是学别人发几包水泥让人们去修路，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精髓不是这个。学美国、加拿大现代化的大农场种植，一个人耕种几千英亩土地还不切实际。学意大利国家对农民“多予”、“不取”和“服务”，城乡居民无差别地享受现代社会保障，农村享受与城市无差别的现代生活，目前还做不到。当然我国有华西村的经验，去年华西村工农业年产值达300亿元，旅游年收入约2亿元，每年到该村参观游览的游客有200万人次，全村5万人，30平方公里土地，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1667人，农业早已机械化，现代化，工业生产已占主要比重，仅村办的造船厂就能造万吨船舶，可见其技术与经济雄厚实力。华西村农民早已住上新式楼房、别墅，家家户户拥有私人小轿车。党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的各项标准，他们早已达到，按去年总产值302亿元与5万人口计算，人均GDP达到60.4万人民币，折合美元是75500美元。美国2005年人均GDP只有43740美元，2005年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是挪威，也不过59590美元，均低于华西村。要承认有差别，认真学习华西村的创业精神，如果想学华西村人住别墅，开小车，银行里还存几百万元，别说农村人，就是大多数城市人目前还做不到。
（二）违背农民意愿搞形象工程。
一些地方错误地认为，新农村贵在“新”字，所以首要的是让旧村换新装，为此把有限的财力投入到村容整洁上。必须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当地财力和群众的承受能力，不能盲目攀比，急于求成，更不能通过加重农民负担和增加乡村负债搞建设。就操作层次上而言，农村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无力统包统揽，况且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最大的受益者，必须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正确处理好农民负担与农民筹资筹劳的关系。要十分重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农民群众充分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规划和建设方案，并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尽快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三）不切实际地搞所谓达标升级活动。
一些地方脱离实际提口号，希望短期内建成新农村。层层下指标，搞新的“达标升级”。如要求短期内村村通柏油路，村村用沼气，村村通互联网等。有的地方政府错误理解建设新农村的精神实质，搞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高标准的住宅、高标准的文化娱乐体育设施、高标准的广场道路，让农民背上一身债。有的基层干部把新农村建设理解为拆旧房建新房，认为按照统一的图纸、统一的规格、在统一的时间内把房子道路建好就是新农村了。新农村建设贪大求洋，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即出现了新的农民负担。“生产发展”主要是指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目前应警惕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演变成为乱占耕地、大办村户企业的“非农运动”。要防止消极观望等待政府拨款，必须坚持立足实际，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尊重民意的原则，不搞一刀切，不搞强迫命令，不搞大拆大建，因地制宜，依山靠山，临水傍水，不推山、不填塘、不占田，对每个村庄规划、每个投资项目，都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经过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表决通过后再实施。那种“权力型”经济示范没有生命力、推不开，还会引发和助长农民群众“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如何用目前有限的财政投入把农民激励和调动起来，才是试点的真正内涵。要采取以奖代补或补水泥、钢材等补物资的办法激发农民的参与热情，形成多元投入、多轮驱动的建设机制。
（四）重物质投入，轻制度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文明创建的关系，实质上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关系的一个具体方面。在抓新农村“硬件”建设的同时，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忽视了农村文明创建活动的深入展开。如果农村仅有新房子、新马路，而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技素质不跟上来，那么农村新风貌就体现不出来。乡风文明是建设新农村的灵魂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建设成就和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精神层面的要求，反映了农村中人与人的关系，强调的是农村的“软件”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文明创建活动花钱不多，更需要的是要多花精力、多花时间。既要大力发展农村基层文化，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弘扬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着力开展文明乡镇、文明村、文明户的创建活动，又要以实现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重诚信、讲礼仪的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建立和完善发展农村基层文化的工作机制和制度保障，引导扶持成立农村红白事理事会、禁赌协会、群众治安委员会、民事调解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推进基层文化和乡风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