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敏[1]2001年在《俄罗斯叙事诗篇章中的叙事结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叙事诗作为叙事文学体裁之一，既具有叙事文学作品的共性，又具有其自身的特性。俄罗斯叙事诗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其投以关注的目光。本文借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俄罗斯叙事诗篇章中的叙事结构加以分析。论文的主要部分即是选取了几个控制叙事结构的要素，并在俄罗斯叙事诗的篇章中找出这些相关的要素，力图证明在研究篇章学问题时，由于该学科的边缘性，我们可以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除叙事结构要素之外，本文还论述了叙事诗的接受问题。借用符号学理论我们对《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进行了符码分析，旨在展示这种对俄罗斯叙事诗的特殊接受方式是复杂多样的。
王雨琦[2]2018年在《汤显祖诗歌叙事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抒情”之外,中国诗歌发展另有“叙事”的传统。诗歌的叙事性内容,即描写事件、人物、场面或生活片段,有一定的故事和情节,结构上有所设计的诗歌内容。汤显祖诗歌呈现出独有的叙事性特征,在内容上,他继承发展着记梦诗、悼子诗、日记体诗等不同类型诗歌的叙事形式;在模式上,对诗题、序、注的叙事功能有了补充和发展;在手法上,“偶遇”式、“物是人非”式结构、时空流动、视角转换等技巧也在他的叙事诗中被反复探索和尝试。从古典叙事文学的发展史来看,汤显祖的诗歌在叙事方式上着重场面叙事、情事相融。诗歌最大的特点在于大量场面叙事,不同于传统的叙事诗不吝惜篇幅来记叙完整曲折的情节,他往往在较短的诗歌体裁中,大量使用富有“人事”内容的场面描写,以瞬间的行为或名词的铺设,完成富有叙事含义的画面。而他最具有突破性的叙事成就则在于“借事抒情”,抛弃了一直以来的民间叙事诗政治讽喻传统,将目光全心全意放在“情”与“事”的联系之上,对传统的叙事诗歌进行了发展创新。因此,对汤显祖的诗歌叙事性内容进行分类和分析,对了解汤显祖心态乃至于探讨诗歌的叙事性流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包莹[3]2016年在《蒙古英雄史诗教育传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蒙古英雄史诗融合了神话、传说、祝词和民歌等多种民族元素,是民间数代说唱艺人集体创作出的一种重要的民间文学体裁,也是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成果。它以诗歌这种文学体裁记述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历史与生活习俗,也是该民族性格特点和民族精神的文化表达方式;史诗中歌颂了英雄主义情怀,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祈盼,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文化娱乐方式丰富多样,思想观念发生新的变化,对民俗文化造成严重冲击,蒙古英雄史诗也面临许多困境:一方面蒙古英雄史诗的文化圈在逐渐缩小,其生成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另一方面在民众生产生活中蒙古英雄史诗的受众群体出现分化,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其认识不够,缺乏学习兴趣,传承问题堪忧。在活态传承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蒙古英雄史诗这一历史成果,也是一个需要亟待研究与解决的教育问题。因为从古至今,蒙古英雄史诗一直是蒙古民族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研究的缘由、意义与现状,本研究以教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观点为指导,采用史论结合、以史为鉴的史学思维方式,分析了蒙古英雄史诗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以及主要内容与表演形式;运用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认识蒙古民族的族群特征以及所依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状况;通过问卷调查法从现有史诗艺术形式中了解年轻一代受众群体对蒙古英雄史诗文化的认识,概括了蒙古英雄史诗文化传承的实态,发现了传承困境所在;继而将蒙古英雄史诗文化置于教育传承的视野下,重点分析了教育传承蒙古英雄史诗文化的有效性和适切性,以及适合史诗文化特征的教育传承方式,同时提出了解决史诗传承面临困境的应对之策。概括而言,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首先,在分析蒙古英雄史诗的史实方面,以史料为基础,从教育学、民俗学的视角,对蒙古英雄史诗发展史和民间艺人生活史进行梳理与描述。一是从蒙古英雄史诗产生与发展所依存的文化生态体系中,分析其中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宗教环境等历史背景,从而进一步探讨史诗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进程。二是通过对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发现,随着民族的统一,政权的稳定,文化交流频繁,孕育蒙古英雄史诗发展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蒙古英雄史诗的变异现象,产生了两种新的史诗体,即蟒古思故事和本子故事。变异史诗在维持原有史诗的基本结构和特征的同时,融入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后不断向前发展,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与融合。叁是对蒙古英雄史诗的主要内容及其表演传承形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其中,蒙古英雄史诗主要内容有思想主题、角色形象、结构布局、文本形态和音乐特征等,表演形式有表演主体、表演语境、表演行为等,这些为史诗的口头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有形和无形载体。四是在史诗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民间艺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既是史诗的创作者和传播者,又是史诗的保护者与继承者。为此,考察民间艺人生活史也成为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从艺人生活变迁过程中分析对文化创作与传承的影响,为本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其次,在探讨蒙古英雄史诗不同的教育传承方式时,本研究围绕蒙古英雄史诗的传承问题而展开,分析不同教育传承方式的适切性、可行性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一是采用访谈法、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对传统的师徒式教育传承方式和现代的社会载体式教育传承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统教育传承模式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一方式在当代面临着传承断代、原生态传承场域消失、传承空间有限等问题;社会载体式教育传承方式以其灵活多样的传承载体提升了传承效果,但依然存在着保障设施建设不足、资源匮乏、机构间相互独立且缺少合作等问题;由于蒙古英雄史诗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多元文化的影响,在肯定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优势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当前面临的困境所在。二是各种传承方式之间相互独立,缺少互动与沟通,过于强调和运用单一方式,不能使文化传承达到最佳效果;而有效办法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后,在蒙古英雄史诗教育传承路径探索与创新上,提出借助文化大数据系统中的数字化载体,将其运用到蒙古英雄史诗的教育传承中,搭建史诗传承的数据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教育平台,使文化资源与教育资源有效对接,不同传承方式之间资源共享、相互补充,以此达到消解传承危机,营造现代化和数字化的良好民族文化教育环境,实现蒙古英雄史诗的有效传承,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蒙古民族的繁荣与发展。
马宏伟[4]2009年在《《圣经·旧约》的传记特征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圣经》本身是一部集合宗教、历史、文学等多种属性于一身的文化经典,在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圣经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研究视角,而伴随比较文学的兴起,圣经研究又进入了跨学科、跨文化的交叉比较研究。本文是一部以传记理论为支撑对《圣经·旧约》进行系统研究的论文,它通过以中国古代及现代传记理论与作品为参照,在对《旧约》各经卷的具体分析、对《旧约》的整体关照基础上探讨《旧约》具有的传记性特征。围绕《旧约》的传记性特征,论文分为绪论、正文和余论叁部分,正文又再分为叁编来具体分析《旧约》与传记特征的具体联系。绪论主要介绍了叁方面的内容：一是回顾圣经文学性研究以及传记特征研究的现状,二是介绍《旧约》中传记性的存在,叁则是探讨《旧约》传记性的生成。第一编是对《旧约》中各个传记范畴的讨论。本编分为叁章。第一章讨论《旧约》的传记维度,以朱东润传记理论为依据分别探讨《旧约》中的“真实”、“艺术”和“个性”叁维度以及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论证《旧约》的传记属性。第二章对《旧约》中的传记类别进行分析,论述了《旧约》中的人物传记、族群传记和自传类别。第一节论述《旧约》叙事呈现的人物传记特征,《旧约》中的人物传记作品及其分类,最后是《旧约》所塑造的传主类型及类特征。第二节和第叁节的内容将犹太族看作一个独立主体,分别探讨了《旧约》作为族群传记与自传的文本属性。第叁章讨论了《旧约》传记写作整体上的宗教化特征,探讨有关宗教特征的生成机制、宗教性因素对传记写作的渗透等内容。第二编介绍了《旧约》关于族群意识的探索,是对《旧约》传记文本思想主题的总体关照。第一章论述了《旧约》对犹太族群历史的梳理,从该族群历史的叙述中我们得以描绘出“犹太人”的族群形象以及犹太族群意识的形成。第二章转而从《旧约》编订者的内部视角切入,探讨犹太人编纂《旧约》的族群意义及其重写犹太历史、理想化族群形象的过程。第叁编针对《旧约》对他者意识的洞察进行探讨。第一章从正面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耶和华”形象对犹太族群性的反映,以及这位圣洁之神作为“他者”形象对其国民性塑造的指导意义,第二章则从反面论述了犹太族为建构自我理想镜像所塑造的异族、异神等“他者”形象,这一部分还涉及到其他通过强调“他者”对立来扩展自我的手段。论文的余论部分探讨了《旧约》传记特征对《新约》叙事、圣徒传记以及后世传记写作的影响,重点介绍了中世纪圣徒传记的发展历史与写作特征。
汪立珍[5]2003年在《鄂温克族神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鄂温克族人口奇少，无本民族文字，历史上较早地使用了满文、蒙文、汉文等其它民族文字，所以在学术界广泛地形成一种印象，认为鄂温克族的传统神话只有零星数篇，甚至一些学者断言，“鄂温克族无神话”。这种认识使鄂温克族神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几乎被神话学界给完全遗忘了。所有这些情况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多年来，鄂温克族神话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末，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两省对鄂温克族民间文学的广泛深入调查，结束了鄂温克族神话无从谈起的历史。鄂温克族神话像一座神秘的宝库被挖掘出来，展限在我们面前。这是可喜的学术成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不足之处。相对于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鄂温克族神话，其学术研究非常滞后。虽然，近年来一些学者投入了倾心的关注和精力，问世了一些调查报告和学术论着，但是，其所涉足的内容基本是局部问题，没有把鄂温克族神话作为一个整体，做全面性的研究。要进一步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研究，建立鄂温克族神话学体系，我们现在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在前人对鄂温克族神话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对鄂温克族神话进行综合性的理论研究。 鄂温克族是跨国境的民族，包括我国鄂温克族和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境内鄂温克族神话。由于我国鄂温克族历史上的多次迁徙、经济生产手段的不同、自然地域的迥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鄂温克族神话也在地理上形成具有各自风格的叁大神话圈。这叁大神话圈是：1、嫩江北部、雅鲁河流域农业及部分狩猎业鄂温克族神话圈。2、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牧业鄂温克族神话圈。3、敖鲁古雅狩猎鄂温克族神话圈。基于本论文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以上述叁大神话圈内不同历史时期的鄂温克族神话资料为基准，对鄂温克族神话的内容演绎、类型；神话内容表层面的叙事结构(故事母题和类型)和深层象征的结构(原型)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求得对鄂温克族神话更深入透彻的把握和认识。 本论文主要论述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介绍本论文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步骤(导论)；二，针对学术界对鄂温克族神话了解的需要，对鄂温克族的族源族称、鄂温克族文化特征、神话研究概况等问题，进行概观叙述。这是本论文的基点(第一章)。叁，经过对鄂温克族神话内容的全面分析和实地考察的切实把握，本论文把鄂温克族神话分为：起源神话；自然神话；图腾神话；萨满神话；英雄神话五种类型，并分别对这五类神话的内容特征、发生的缘由等神话起源的根本性论题，进行初步的比较和母题分析研究，从而揭示鄂温克族神话的底蕴。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第二、叁、四、五、六章)。四，通过上述鄂温克族神话类型、分类的基本理论和学术取向等问题的论述，对鄂温克族神话的内容、文体、结构模式、神话构成等方面的特征进行总结，从而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即，鄂温克族神话是一种具有独特基点和特殊发展轨迹的神话存在，它以萨满教崇拜为中心，经过特定的文化环境的造就，不断吸收周边民族神话的浸透，从而形成起源神话、自然神话、图腾神话、萨满神话、英雄神话这样独特的神话体系，并展示了具有世界民族神话类型和母题的价值所在(综论)。 I 各种神话学研究成果表明，比较研究和母题分析研究方法是各类神话研究十一。分有价值的理论和手段。笔者研究鄂温克族神话的过程中，始终把这两种方法融汇到对鄂温克族神话的分析和探讨中，通过不同区域鄂温克族神话、以及鄂温克族神话同满通古斯语族／尔泰语系各民族神话的母题、结构模式等方面的比较，」对鄂温克族神话的体系、类型、结构模式和神话的象征意义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路。这种研究方法为我顺利完成本论文成为积极推动的力量。 神话研究是、项十分复杂、艰难的工作，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历史上又不断迁徙的鄂温克族神话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山于，本人学术水平、学术建树有限，因此，上述关于鄂温克族神话的探讨也是尝试性的。但是，我希望通过这种尝试性的研究，探索出我国鄂温克族fi。话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成文艳[6]2017年在《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文中指出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独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重要的还有其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而且还能够折射出这个国家或民族民众丰富的精神世界,小说尤其如此。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为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从王西里到阿理克再到年轻一代汉学家,他们秉承俄罗斯汉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从多个角度解读和阐释中国古典小说,在推动中俄两国从起初的文化隔膜逐步到现在的交流互动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特色,探索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和规律。论文以明清以前小说俄译本及其俄文论着为基础文献,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学术史、译介学、文化翻译学、传播接受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大量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对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与研究情况做系统梳理和客观述评。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五章、结语、附录和参考文献五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针对选题的缘起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等相关问题做介绍和论证。正文前四章依次分析了古代神话、汉魏六朝小说、唐志怪传奇、宋元话本笔记在俄罗斯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这样分章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轨迹和体裁演变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特点。前四章各章主要沿“译介”和“研究”两条线铺展,“译介”部分按照译本形式和出版时间对相应体裁作品的译者、译本、翻译背景、读者接受等有关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做详细的说明和细致的分析,力求梳理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古典小说俄译史。“研究”部分先从纵向上介绍不同时期汉学家对相应体裁小说的研究情况,探寻俄罗斯对该体裁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然后重点对汉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做专题介绍,并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做横向对比,凸显俄罗斯汉学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古代神话到宋人笔记,俄罗斯汉学家总能以不同的视角理解和阐释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神话观”的提出、李福清作为民间文学和小说缘起的神话研究、郭黎贞“神话小说”概念的阐释、波兹德涅耶娃等汉学家“东方文艺复兴”下唐传奇的论争、索科洛娃《莺莺传》文本真实性的推论、热洛霍夫采夫“市民小说”的解读、李福清“民间书”的研究、巴甫洛夫斯卡娅“中国民间历史长篇”的考辨、蔼力谟宋人笔记中中国传统狐仙文化的揭示等等无不彰显俄罗斯汉学家们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和独特的文化研究视角。论文最后一章以唐传奇《莺莺传》的四个俄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以译介学提出的“译者的职责”和“对读者的信任”两原则为评价标准,结合文化翻译学中的空缺理论对《莺莺传》中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干支纪年、地理名称、官职称谓、社会礼俗、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做比较分析,探讨不同译者对这些文化因素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观察译者在处理以上各类文化空缺现象时对原文文化信息的保留、补偿、失落、扭曲等情况,依此评判各译本的优劣得失。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休茨基的译文过于粗糙,错译漏译现象较多。其余叁个译本则各有千秋:波兹德涅耶娃的译本语言简洁凝练,较为贴近原文文言文的风格,但有时因翻译过于模糊和笼统导致原文文化信息传递方面略显欠缺;费什曼的译本以“译述”和“达旨”为主要目的,往往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传递有所保留;索嘉威的译本常常能够把陌生的文化意象巧妙地转换成熟知的文化意象而同时又完整保留了原文蕴藏的深层文化信息。相比之下,索嘉威的译文在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和文化信息的传递方面略胜一筹。通过译本分析,我们总结出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应该遵循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但同时应根据具体语言环境和上下文选择与之适应的翻译方法,并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的问题。在正文五章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与欧美其它国家做横向比较,揭示出俄罗斯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和研究方面的特色与不足。文后两个附录是本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编目的形式展列出俄罗斯对明清以前小说翻译和研究的全部成果,也是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直观呈现,可作为今后相关研究的书目索引。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不仅使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作为他山之石,也能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洪艳[7]2017年在《畲族古歌音乐研究》文中认为畲族是南方少数民族中无系统文字的游耕少数民族,在现有畲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有相当多的历史史料都是来自于歌的记忆。畲族的古老歌是以畲族人自己为主位的记忆,是畲族人自己关于对自我群体历史信息的回望,与汉族史籍居于汉人主位所记录的"畲族"以"蛮"、"獠"、"峒"、"徭"、"畲客婆"为描述对象的历史叙事显然是有差异的。畲族的"歌",不仅仅是"歌",她是一种"歌文化",是居于畲族族群内部的对于"状元"、"老师"、"秀才"等行列人士的一种显性评判标准,是畲族族群体现出广泛性存在的"歌老师"面貌的隐形特征的浮现。站在汉族文化的高地,畲族人普遍受教育的程度与汉人有差距,但以畲族为主体的畲歌却是一个包罗万象,富含哲理,无所不有的知识宝库,在畲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畲歌是一座悬浮于畲族族群聚居地域上方的"空中学校",其传播的文化力量纵深地延续到自古到今的畲族人的血脉中。回溯这一条血脉的开端,"畲族古歌"的"传落"使畲族的文化基因得以忠实地遗传。她如此重要,却被人遗忘。当下,"畲族古歌"除了在文学、历史研究意义上被学者提及之外,尚未出现具音乐学意义的专门观察和研究。畲族古歌,必须厘清古歌和史诗在音乐学上的内涵和外延。考诸史册,古歌应该早于史诗的诞生,史诗是古歌在文学、诗歌样式上的成熟阶段。音乐学上的古歌概念则无需史诗所体现出来的庄重感、无需专门歌者、听众可在场也可不在场、无需宏大形制的设定。畲族古歌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范畴中,具有创世内容、神话传说、史诗性的古歌,包括公认的《高皇歌》、《祖公祖婆歌》、《盘古歌》等,广义范畴中,还应包含形制短小的祖宗歌、祭墓歌、劝理歌、祭祀歌、拉杂歌等。因此,考察畲族古歌,除了考察狭义的"古歌"之外,不应该忽视流变最少、传讹最少、传承单一的极具古老性的畲族宗教科仪歌和畲族儿歌。因此,笔者在田野调查一手资料基础上,从现有的古歌遗留中进行文化和音乐的分析,提出符合"畲族古歌"的叁个条件,并从畲族人自述为最古老的《黄昏歌》出发对畲族古歌的"停声"、"级进音程"、"固定叁音列"、"折声"、"非典型字词结构"、"打音唱"之古老歌音润腔、畲族的古老"学师"仪式等研究对象进行了音乐和文本上的细部分析,从而得出:畲族古歌的核心音高材料为"折声","折声"与各地"色彩音列"的组合便构成了各地的畲歌;畲歌字词的无序性体现了她的古老特征,畲族衬词的加入体现了畲族人关于衬词加入的性别区分,四字句字词结构或为畲歌形成之雏形完整形态;初次提出古老畲歌的润腔由五种主要歌音构成;针对目前学界的谬误,提出濒临失传的畲族古老大型仪式"传师学师"不是"祭祖"、不是"成人礼"、"传师学师"应为"传度学法"的结论;在目前学界对于"传度学法"仪式的概要记录基础上首次将"款头"内容进行了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现场记录;本文首次在仪式音乐词格中发现了仪式音乐唱词存在大量的其他民族所未见的畲族特殊词格"叁条变",并将他们的原型与变化进行了"同结构"、"近结构"、"远结构"、"变结构"的阐释;文中在畲族仪式歌中发现了一首与河南省灵宝县的孝歌在音乐旋律表达上具有极高的相似度,为当下畲族族源考证之一的"源出河南夷"的学术猜想,提供了目前第一份音乐上的佐证。文末,笔者将畲歌的独特审美与畲歌"歌场"的"仪式化"与"网络化"转移进行了阐述。最后,笔者希望,真正的保护是不要去"干涉它",让它"自己生长",从外围给予帮助,而不是从内部进行干预,真正的失传是将她"吞噬"、"同化"、"异化","失去自我"。从外围给予一切支持,让它自己"活着",才会是真正的畲歌。
马国伟[8]2003年在《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创世史诗”是“史诗”的基本类型之一。它以宇宙天地之形成、人类之起源以及与人民的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的来源和某些风俗习惯之来历等为其描述的主要内容，以歌颂劳动创造、赞美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和创世立业的艰难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其反映的主题，是基本上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学体裁，同时也是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继神话、古歌谣等文学样式之后最为重大的一种文学体裁。彝、纳西作为两个重要的中国南方民族，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创世史诗作品，其创世史诗作品不仅形态丰富，而且分别还在各自民族的社区生产生活过程中发挥着强劲的社会功能。开展彝、纳西创世史诗的比较研究，对进一步开展彝、纳西两民族文学的整体性比较研究，乃至是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比较研究，从而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内容，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共分四部分。在第一部分”史诗基本理论概述”中，作者简单描述了中外学者对“史诗”含义的不同理解、史诗的基本类型、史诗产生时期问题、史诗产生的社会文化生态基础和思想根源、史诗与对人类文明的关系等内容。第二部分“创世史诗产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及其基本特点”，作者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根源、文学渊源和心理基础等几个角度论述了“创世史诗”集中出现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文化生态原因，具体分析了创世史诗的基本特点，介绍了创世史诗与神话的关系。第叁部分“彝、纳西创世史诗的比较研究”，作者首先从比较文学理论基础出发，系统论述了从比较文学学科意义上开展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意义，即阐述了“为什么要比、能不能比、怎样比”的问题；最后，从史诗的数量分布、形态和社会功能、本文、文学艺术特色四个方面对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分析阐述了彝、纳西创世史诗作品的“同”与“异”。第四部分“结语”，作者简单介绍了彝、纳西创世史诗在搜集整理、学术研究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危机，从民族文学文化的视角提出了关于抢救和保护两民族创世史诗的相关学术思考。 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一样，是全面反映民族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语言、文学以及民俗风情等诸方面的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精神标本的展览馆”，对它的研究也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是多棱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本文以彝、纳西两民族的创世史诗作为比较的实体，只是对这一复杂问题的初步的尝试性的研究。
包红梅[9]2003年在《论蒙古史传文学向历史小说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蒙古族近代着名思想家和文学家尹湛纳希的代表作《青史演义》是蒙古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历史演义小说。它的出现，标志着蒙古族传统的史传文学向历史小说的转型。本文以《青史演义》在蒙古文学史上对传统史传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为切入点，通过《青史演义》与十七世纪蒙古史传着作《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以及汉文历史着作《元史》 (满译本《大元史》)、《续资治通鉴》的比较研究，证明传统有生机的滋养才能培育这一民族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而外来的文学、文化影响只能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即《青史演义》与蒙古族传统史传文学之间具有继承——发展关系，并与汉民族文学、文化之间存在借鉴——创新关系。 本文通过《青史演义》在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文体特征几个方面与相关蒙汉文历史着作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一，蒙古族历史悠久的史传文学传统直接胎育了这部蒙古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小说的生成。蒙古史传文学从蒙元帝国的史料内容到散原结合的叙述形式和编年体例，以及注重实录，追求宏幅的创作精神等方面对《青史演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青史演义》的成就，其实质是对蒙古史传传统进行的选择和重构，是对古代蒙古族史传作品所兼有的文学价值的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汉族卷帖浩繁的历史着作和文学作品，促进了《青史演义》这部蒙古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小说的生成。从内容方面，《元史》 (满译本《大元史》)和《续资治通鉴》等汉文历史着作为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补充素材。尤其是，尹湛纳希在《青史演义》中，吸收《元史》等汉文历史典籍中有关成古思汗事迹的记载和评价标准，将蒙古族传统的审美意识与汉族儒家思想相融合，塑造出蒙古文学史上第一例成吉思汗的艺术形象。尹湛纳希将蒙汉文历史着作中的成吉思汗形象熔为一炉的创作实践证明，在《青史演义》实现蒙古史传文学向历史小说的转型中，汉民族的文学、文化思想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巴音布鲁[10]2016年在《《江格尔》汉译本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江格尔》是我国叁大史诗之一,自1942年其汉译本问世以来,对其汉译本的研究呈现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局面,然其中汉译本的比较研究尚不够深入。本文拟以洪古尔娶亲一章为例,对叁种汉译本(色·道尔吉译本、霍尔查译本及黑勒译本)做出比较研究,重点就叁个版本的语言和母题进行文本分析与比较。译本间的相似性折射出蒙古民族主体精神内核的一致性,而差异性既源于译者自身的翻译技巧与认知的差异,也与传承中的变异和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叁种译本虽存在明显的误译可也各有千秋,本文试图指出译本的误译的原因以及文本背后的所蕴含的含义。
参考文献：
[1]. 俄罗斯叙事诗篇章中的叙事结构分析[D]. 黄晓敏. 黑龙江大学. 2001
[2]. 汤显祖诗歌叙事性研究[D]. 王雨琦. 浙江大学. 2018
[3]. 蒙古英雄史诗教育传承研究[D]. 包莹.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4]. 《圣经·旧约》的传记特征比较研究[D]. 马宏伟. 武汉大学. 2009
[5]. 鄂温克族神话研究[D]. 汪立珍.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6]. 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D]. 成文艳. 南开大学. 2017
[7]. 畲族古歌音乐研究[D]. 洪艳. 上海音乐学院. 2017
[8]. 彝、纳西创世史诗比较研究[D]. 马国伟. 中央民族大学. 2003
[9]. 论蒙古史传文学向历史小说的转型[D]. 包红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10]. 《江格尔》汉译本比较研究[D]. 巴音布鲁.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标签：世界文学论文; 外国语言文字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畲族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元史论文; 神话论文; 鄂温克族论文; 旧约论文; 莺莺传论文; 青史演义论文; 史诗论文; 江格尔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