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_银行论文

亚洲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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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新兴国家的危机

由于过去亚洲新兴国家的宏观经济基本层面(Macroeconomicfund-amental)一般都很好,例如低通胀、财政有结余,当前席卷这一地区的危机没有被预见到。危机初期,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地区某些重要的体制问题上,而且也意识到其危险性,但各国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搞清了危机发生的原因。

1.东南亚危机的发展

在危机发生之前,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经常项目有大量逆差,很大一部分靠短期资本流入来弥补,而这是发生在金融体系不健全和疏于监管的情况下。私人部门的商业资产价格上升助长了对这一地区的乐观预期,也掩盖了公司资产负债方面潜在的问题。从贷款者角度看,国际投资者对这一地区的增长前景过分乐观,即使经济增长已开始放慢,仍然把大量资金投入这一地区。从借款者角度看,都认为固定(或准固定)汇率制度是可靠的,可以保持开放的外汇市场。1994年人民币贬值和1995年春日元对美元贬值打破了平衡的局面,使得这一地区价格竞争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自1997年第二季度开始增长速度放慢,使人们降低了对这一地区增长前景的预期。

在危机爆发后,区内贸易高度一体化使冲击扩散,其它亚洲国家的汇率波动使最初的冲击更猛。这一地区的政府几乎无力缓和冲击,资本大量外流更加剧了每一轮货币贬值的反射效应。国内金融制度的脆弱进一步限制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的能力。投资者被不断暴露出的问题搞得惊惶失措,促使资本逃往更安全的地区。由于对持续增长的前景产生怀疑,公司的高负债率和贷款风险的增加,导致金融形势不稳。尽管政府预算状况是健康的,但资产负债表外的债务(包括对银行存款担保的明确义务,帮助私人企业偿还外债的隐含义务)不断增加,意味着财政状况正在恶化,这不仅加剧了不稳定性,而且削弱了政府发债的能力。

2.韩国的形势

韩国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东南亚不同,没有像东南亚那样出现货币明显升值和资产价格上涨的情况。1996年经常项目下的赤字达到最高峰,相当于GDP的4.8%,但在危机发生前已开始大幅度下降。随着增长放慢,银行不良贷款增加,企业接连破产。在这种脆弱的形势下,加上政局不稳,东南亚危机的蔓延,增加了对高负债金融体系的压力,引发了信心危机。

体制虚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扭曲的激励结构是长期以来韩国体制的一个特征,在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交易同时开放的情况下,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严重缺乏审慎监管都暴露出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金融开放时期,金融部门缺乏审慎管理和风险管理。政府部门也没有及时适应资本项目开放的新形势,没有认识到在准固定汇率制度下,它们影响货币市场的能力已经大打折扣。

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落后于金融自由化的步伐。传统的韩国商业文化(政府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与金融市场开放提供的新机遇结合在一起,加大了整个体制的风险。企业的激励机制是造成企业承受高负债风险的原因。韩国经济以大企业集团为主导,“财阀”都是跨产业经营的综合性集团。1996年最大的30个集团平均有22家经营19个不同产业的公司。虽然“财阀”下属的公司都是独立的法人,但不仅实行集中计划和指导,而且相互提供债务担保。高资产负债率、破产法规不健全、对联合兼并实行法律限制,使所有经理人员不受市场纪律约束,对资金分配的政治干预使激励制度发生扭曲。尽管这种战略成功地实现了高速增长,但留给企业非常重的债务负担和非常高的付息成本。企业盈利能力很低,很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和外来冲击的损害。

在韩国还有更深的道德风险问题,依靠企业、金融机构、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企业决策者几乎感觉不到一般情况下经理人员和所有者所面对的风险。“财阀”迅速扩张所需要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票据市场。商业银行除了向“财阀”直接提供贷款(数量受法律限制),还为公司发行债券提供担保。为了规避对借外债的限制,企业很大一部分借款是通过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转借的。国外贷款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把银行的债务视同有政府担保的债务,没有对它们的借款加收高风险贴水。由于外国贷款机构低估风险,过度放款,促进了投资扩张。总之,由于缺乏透明度和审慎监管制度,积累下来的资产负债问题一直被掩盖着。所有这些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的高资产负债率,外国投资者一旦改变看法就会使这一体系崩溃。

3.政策反应和危机控制

危机暴露了体制问题后,市场最初似乎反应过头,资产价格被拉得过低,以致不是有利而是有碍于调整过程。面对资本流入的收缩,宏观经济政策的反应是以迅速减少经常项目逆差为目标。这是国际货币基金(IMF)提供官方援助资金的条件之一。其主要特征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提高国民储蓄率;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流入;稳定汇率和抑制大幅度贬值带来的第二轮的通胀。紧接着,第二套对策是防止国内金融体系崩溃,重建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渠道。比较而言,墨西哥适当、迅速地执行第二套政策反应,是墨西哥经济得以迅速恢复的关键因素。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就不可能在这场需要长期才能解决的危机中建立起市场信心。

近期的对策重点在于减少危机波及其它新兴市场的风险,其中许多国家相对东亚的竞争力正在丧失,股票价格已经因资本抽逃而下跌。投资者对某一国家新一轮悲观情绪,很可能使汇率失去稳定。在这一问题上,如果在大多数受影响的国家经济稳定地恢复之前,中国和香港实行货币贬值,就很难避免发生新一轮的贬值。由于目前国际组织能够迅速动员的资金已经很少了,这些风险就变得愈发重要。

执行一揽子金融救援计划,发起重新安排偿债日期的谈判,已经为这一地区有序的调整和恢复经济开辟了道路。这一地区过去得以高速增长的力量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尽管如此,依然存在着阻碍调整的危险,由于缺乏社会安全网,已经产生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反过来又会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

对于受影响的国家来说,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缺乏透明度问题,已经是造成危机的原因,如果不解决,会使人们失去信心,阻碍经济复苏。这一地区的政府很可能会利用它们健康的财政状况,为它们的银行体系增加资本。只要金融问题不比最初预想的大,在外债谈判中不发生新的困难,就有可能在这一地区控制住问题并实现经济复苏。最近这一地区汇率和股票市场走强,就是建立在最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了的预期之上。虽然利率因此可以有所下降,但是在信心恢复以及贬值对国内物价水平第一轮影响消失之前,仍然会实行比较紧的货币政策。

为了解决未来的问题,近期还需要大量资金。因此有必要用一种新的方法,使国际金融社会(包括私人和官方在内)共同承担责任,建立重新筹集资金的手段,以解决短期融资问题。在80年代拉美债务重组谈判中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不过这自然又会引起不同的看法,担心这样会削弱自力更生的原则。这不仅提出了金融安全网是否充分的问题,而且提出了必须采取配套措施,解决副作用问题,从而扩大网络范围,降低全球金融市场的制度性风险。

二、对主要OECD国家经济的影响

1.对日、欧、美贸易和经常项目的影响

在过去10年里,亚洲(不包括日本)强劲的增长一直是OECD经济的重要动力。1996年OECD秘书处曾估计,亚洲(不包括日本)增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进口随之下降,将使OECD的增长率下降1/4个百分点。最近,OECD秘书处预测,在1997年—1999三年里,亚洲(不包括日本)平均增长率将下降大约3.5个百分点(在附表中,IMF和OECD预测今年中国的增长率为7.8%——译者注),东盟4国加上韩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将增加大约800亿美元。根据目前亚洲的进口结构,受直接影响最大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然后是欧洲。据OECD秘书处预测,未来两年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将增加900亿美元,日本的顺差将增加350亿美元,欧洲顺差将增加30亿美元。这3个地区出口额的增长与过去3年(1994年—1997年)相比,都将放慢。

目前,只有美国强劲的内需可以吸收这一冲击,日本顺差增加主要是因为内需不足,欧洲复苏则要看在财政政策受到严重制约的情况下能否有更强劲的内需。日本和欧洲的净出口对未来的增长不会有什么大的贡献,美国的净出口对其经济增长是负效应,预计1999年下半年,这种负效应才会减弱。

2.长期债券和股票市场

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变化已经部分抵销了亚洲危机对需求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发生危机后,长期利率已经有所下降,既反映了通胀风险下降,也是资金转移的结果,资金转移效应在美国和欧洲更明显。在日本,由于风险贴水提高,增加了私人部门的融资成本。欧洲和美国股票市场在经历了大幅下跌后,最近已大幅上扬,创历史新高。

3.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

国际银行主要是日本和欧洲的银行,通过新加坡和香港金融中心,向受灾国提供贷款。它们已经承受着巨大的直接和间接风险,其中有些银行已经遭受很大的损失。由于债务重组和延期的谈判仍在进行,形势尚不稳定。即使可以避免发生拒不偿还债务的情况,银行受增加备付金和收入降低的影响,利润仍会下降。

日本银行资产质量的进一步下降或收入进一步减少,会使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进一步恶化。“日本贴水”(Japan-Premium)对亚洲危机和其它方面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消息很敏感,日本银行体系面临的问题已变得更加严重。美国银行的风险似乎不大,虽然亚洲危机使某些银行遭受很大损失,但总体上美国银行承受的风险比较小,而且过去几年里有很高的盈利。

欧洲银行居于两者之间,尽管欧洲主要国家银行有风险的贷款相对总资本的比率低于日本,但就某些大银行来看,比率已很高,一旦它们被迫大量注销对亚洲的贷款,就要增加资本。如果把新加坡和香港也考虑进来,在亚洲有大量风险贷款的欧洲大银行就更多了。不过,前景很可能是,随着不良资产的增加,银行需大量增加备付金,从而减少利润。德国和法国银行的问题似乎更严重,某些银行的信用等级已经下降,为了冲抵可能发生的损失,已开始增加备付金。

如果亚洲以外的一些新兴国家经济也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情况会更糟。国际银行对东欧和俄国的贷款总量比东亚少得多,但有些西欧银行对外国的贷款承受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德国银行对这些国家贷款数额很大,在多数国家的国外贷款总量中占一半。这些银行承受的风险比对亚洲还大。亚洲危机爆发后,所有这些国家的货币面临冲击,不得不提高利率,其中俄国最严重。初看俄国经常项目有顺差、货币制度有灵活性,似乎不大可能继东亚之后成为新的动荡的金融市场,但大量的财政赤字和不透明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引发了投机行为。为了使卢布币值维持在目标范围内,曾一度把短期利率从20%提高到48%。虽然后来又降到34%,但要维持目前的汇率政策,仍然会大量增加企业的成本。

三、日本的问题

根据OECD秘书处的估计,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日本经济受亚洲危机的冲击最严重。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其他新的因素,预计1998年日本GDP增长率是零,1999年的增长率可能略高于1%。在制定其对策时,亚洲其它国家不得不考虑日本因素:第一,由于日本经济仍然承受着泡沫经济破灭的后果,私人消费支出继续受到消极影响;第二,由于1997年初日本预算赤字超过GDP的3%,政府采取了加强财政的政策,这一政策对国内需求的负作用比政府原来预计的大,而且还会产生滞后效应;第三,金融部门仍然十分虚弱,中介不畅造成经济不景气。这也是日本政府当前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

1.银行业的脆弱性

日本金融部门脆弱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银行对东亚的贷款承受了风险。1997年山一证券公司破产后,政府要求银行重新评估不良贷款余额,结果是问题贷款(问题贷款定义与美国贷款分类标准相近),达到77万亿日元,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2%。其中1/3以前被列为严格意义上的坏帐。按保守的估计,大约20万亿日元的贷款是不能偿还的。即使在重新评估之前,OECD秘书处估计平均每个银行需要用一年盈利,风险最大的银行需要用6年的利润来冲抵坏帐损失。根据这些风险,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把风险最大的日本银行的长期债券列为“垃圾”债券。1997年按投资规模来衡量,日本机构投资者的国际资产缩水。20个最大的日本投资机构中,有3个提高了国际排名,有8个至少下降了10个位次。

由于非常担心发生银行倒闭,国际上已经提高了对日本银行特别是风险大的银行的利率贴水。今年2月国际货币市场上银行借款的“日本贴水”保持在60个基点,到3月中降了一半,去年11月份曾高达100个基点。日本山一证券公司倒闭时,对日本银行债券的利息贴水提高了200个基点。1998年初大量迹象表明,日本银行由于融资成本高于它们的外国竞争对手,正在大量削减其国际业务。最近日本投资银行行长黑泽雄在议会作证时估计,目前在海外经营的50家银行中只有10家仍保持国际竞争力。

国内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减少贷款,平衡资产负债的做法,给国内非金融部门带来新的问题。根据去年12月份“短期景气观测”调查,银行贷款在下降,企业也不愿意借钱。尽管银行贷款减少了,但银行并没有降低利差,这使企业借款更加困难。另一项调查表明,在1997年下半年,小企业的商业信心随贷款条件的恶化,已降到历史最低点。

2.针对金融部门问题的改革政策

日本政府过去为解决这一问题所选择的战略,实际上把问题拖延下来了。政府的指导思想是:(1)整个银行系统是赢利的,应让银行有机会按自己的方式解决坏帐问题。(2)有些银行可能倒闭,但可以鼓励有实力的银行分担损失(所谓“护航制度”)。后来政府还鼓励银行在其所属的财团体系内寻求解决办法。但事实已证明此战略行不通。一方面,因为这一战略使金融部门的脆弱性甚至影响了财团中领头的企业,另一方面,把金融机构的债务强加给大公司在政治上也很难实行。

未来四年里要实行金融自由化一揽子改革方案(Big-Bang),尽管在中期内肯定会提高金融市场的中介效率,但已经很脆弱的日本银行将被迫面对来自国内市场的激励竞争。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各种金融中介业务之间的界限,取消对某些国外市场已经实行的金融工具的限制,包括最新的证券衍生工具。改革本身会加剧竞争,有利于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战胜其对手。此外,1998年4月即将生效的一系列措施,很可能会给国内银行增加新的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1)开放跨境的证券交易和外国存款;(2)取消对外汇业务的限制,允许自由经营外汇业务;(3)实行“当场纠正措施”,保障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政府管理部门针对从事国际经营的银行的行政措施必须透明和及时。

3.宏观经济对策

货币当局面临着总需求不振、不容忽视的通货紧缩风险和脆弱的金融体系。在目前形势下,他们除了维持现行货币政策外,几乎没有其它选择的方案。自1997年11月以来,国内流动性已经提高,有助于国库券过低的利率回升。不过,商业借款因贴水提高,成本仍然很高,银行和企业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面对流动性陷阱和信贷困难有可能同时存在、金融部门的脆弱性还在增加的形势,货币当局最近宣布减轻金融机构压力的计划。财政向存款保险公司(DIC)提供资金,为虚弱的银行注入资本。1997年12月,新增30万亿日元(相当于GDP的6%)用于银行解困行动,其中17万亿日元作为贷款担保,13万亿日元用于增加银行资本金。执行“当场纠正措施”时增加了灵活性,对没有国际业务的银行再增加1年的宽限期,这些银行的改组计划被认定是“适当”的。另外,对会计规则也要修改,以缓减日本银行需要增加资本金的压力。例如,允许银行按市场价而不是最初的买价评估它们的地产,允许银行按票面价,也可按市价评估持有的股票,允许银行将其资产增值的45%计入其资本。这些修改计划在3月底生效。

1月份股票价格回升给了银行体系一些支持。1997年下半年,由于预期东亚危机会给日本经济复苏带来风险,加上日本银行部门的动荡,日经指数曾下降25%。日本银行以投资方式持有大量股票,几乎相当于其资本金,因此,银行股票价格下跌超过了1/3。1月底,周边国家金融部门有停止动荡的迹象,加上政府宣布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财政计划,增加监管措施,使得日经指数和银行指数都开始回升,回升幅度相当于以前跌幅的一半。目前,日经指数稳定在关键的15000点以上,低于这一下限,估计银行就需要补充资本。但是,如果市场认为至今所采取的措施还不足以使经济复苏,股票价格继续下跌的压力就会产生。

90年代初,日本财政政策的作用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1978年至1993年,房地产市场暴涨时,财政政策改为修正国内需求效应,先是防止经济过热,后又防止通货紧缩。最近,可用的财政政策已成为拉动国内需求的主要因素。其作用程度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还不曾有过。1997年在实行提高消费税的财政紧缩政策之后,当年就采取了一些反向措施,包括减少企业所得税、临时降低个人所得税。但这些措施似乎不足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看法。因为这些措施如果转化为支出,可以使1998年上半年GDP增长率提高0.2个—0.3个百分点。日本最近所采取的财政“起跳”政策之所以效果不明显,是因为这些措施带有临时性,主要影响居民的消费时机。因此,如果宣布减税是永久性的,效果就会比较明显。而且,一旦经济稳定复苏,最终可通过削减财政支出来平衡。据OECD秘书处估计,减税3万亿日元,依靠削减政府支出冲抵,可以在生效后头两年里使GDP增长0.5%,又不致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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