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学者的青铜铭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铭文论文,青铜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周的青铜器铭，到目前为止已集万件以上，铭辞最长有近五百字者。内容涉及了王室祭典、封建、军戎、礼制、官制、土地制度、商贸、教育、侯国间关系、历法等等，对研究商周社会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文字等极为珍贵，人们把它们称作埋藏于地下的典册。但是我国学者真正认识这部分资料的价值并对其展开研究则始于宋代兴起的金石学。其间历元明竟几绝其绪，到了清代，才获得振兴，出现不少铭文研究的专家，然而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却有限，进入二十世纪后，其研究才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百年来硕果累累，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1.资料的整理和著录。从刘心源1902年刊行《奇觚室吉金文述》，到1937年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下称《三代》）出版，三十几年间有十多种重要著录书问世。其中著录成就最卓者为《三代》，收商周器铭4800余，集当日所见金文拓本之大成。五十年代后期，于省吾出版《商周金文录遗》，录补《三代》失收器铭616号。六十年代，陈梦家出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收铜器照片845号，铭文500多号，至此，金文资料的著录已大体完备。进入八十年代，开始编纂“集成”，将诸书资料萃于一编，有台湾严一萍编辑《金文总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收铭文拓本超过八千件、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台湾五南出版公司1983），收铭文拓本、影本、摹本近九千件。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册，1994年出齐，它收录了自今所能见到的全部商周金文，数量达万件以上，其资料之丰富，体例之完备，印刷之精美，均为其它著录书所不能比，代表着青铜铭文著录的最高成就。
2.工具书的编纂。1925年，容庚出版《金文编》，它是我国于本世纪编纂的专门收释青铜铭文形体的第一部工具书。此书后来几次修订，1985年出了由张振林、马国权摹补的第四版，正编收2420文，重19357文；附录上610文，重866文；附录下1351文；重1132文。成为当时汇集铭文形体最多，释字最具权威性的唯一大典。1994年，陈汉平出版《金文编订补》（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董莲池出版《金文编校补》（注：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作了匡正，董书还增补了一部分形体，正编195文，附录46文。二书是使用《金文编》时很有用的参考书。1995年，学林出版社出版戴家祥主编《金文大字典》，所收字形均由拓片剪贴影印，下附铭句。并对构形做出说解。这两部书外，重要的还有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青铜器论文索引》、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张守中《中山王璺器文字编》等。
3.铭文的考释和研究。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先后刊行，这两部书在铭文的研究上，成就超越前人。此后把这一研究推向前进的是王国维。王氏的主要贡献在铭文训释方面。他的《生霸死霸考》，通过对金文中月相辞语的研究，创立了“一月四分说”，影响极为深远。他的《散氏盘铭考释》、《盂鼎考释》、《毛公鼎考释》、《商三句兵跋》等等也都义据精深，创获颇多。他提出考释文字和通读铭辞的“六项原则”（见《毛公鼎考释序》），对后人启发甚大。他的《释
》是金文疑难字考释的可喜收获。三十年代初，郭沫若在日本印行《两周金文辞大系》，用他创立的标准器系联法断代，把所选162件西周王臣器分系于十二王下，又选东周诸侯器161件，以同样方法分归三十二国下，逐件考释研究，着重阐发与古代社会历史有关的材料。由于作了分期分域，遂使原先杂乱无章的器铭成为一套有科学价值的系统史料，把金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时代。郭沫若之后，到七十年代，研究队伍扩大，取得的成果众多，仅论文就达七、八百篇。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是唐兰、杨树达、于省吾。唐兰曾于三十年代末著《古文字学导论》，建立起古文字学的科学体系，提出考释古文字的四个方法。以此为指导，唐兰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如论文《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考释》、《永盂铭文解释》、《何尊铭文解释》、《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历史》等等，对铭文研究有深刻影响。杨树达从四十年代初才开始研究铭文，他凭着自己深厚的文字学、训诂学、古汉语语法学等功底，历十年而成《积微居金文说》七卷，后又成《积微居金文余说》二卷，共收论文381篇，解说314器，以跋语形式专讲那些争论最多、最难解的辞语，“析疑释滞”，成为代表世纪水平的铭文考释与研究的成果之一。于省吾研究古文字，强调既要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相互关系，又要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本身在不同历史阶段字形间的纵的关系，反对没有充分根据地任意考释古文字。他的金文考释，解决疑难形体时即循此原则，从字形分析入手，字形落实之后才进而研究其它，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释蔑历》、《读金文札记五则》、《墙盘铭文十二解》等等。除以上大家外，今人李学勤成果亦甚丰，著有《新出青铜器研究》，收考释研究性论文四十余篇。还有一些论文收入《李学勤集》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成果。七、八十年代，学者们对一些处于铭中重要位置而又长期得不到确识或长期误释之字的考释
取得重大进展。如裘锡圭释出见于《商周金文录遗》第85号小臣□鼎铭中的“建”（注：见裘锡圭《释“建”》，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揭示出铭载“召公建燕”的史实。从章炳麟说而从字形、文义上论证了见于散盘长期被误释为“眉”的字确为“履”字（注：见裘锡圭《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履”》，载《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揭示出盘铭所载乃履田立封之事。释出见于倗生簋中长期被误释为“
”的字也是“履”字（注：见裘锡圭《西周铜器铭文中的“履”》，载《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则该铭所记也是履田之事。从而为研究西周土地转让关系提供了珍贵的例证，可谓一字千金。又如李学勤释出见于西周多铭而长期一直被误释为“贮”的“贾”字（注：见李学勤《鲁方彝与西周商贾》，载《史学月刊》1985年1期；又载《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把见存于铭文之中长期不为人知的西周商贾活动的史实揭示了出来。读“衣”为“卒”，训终迄（注：见李学勤《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载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不少铭文文意的误解。再如于豪亮释出一直被误释为“弘”的“引”字；又释出俎字，纠正了俎、宜同字的误说（注：于说分别见于豪亮《说“引”字》（载《考古》1977年5期）、《说俎字》（载《于豪亮学术文存》。又，王人聪亦有说，见王人聪）《释西周金文的“俎”字》载香港中文大学三十周年校庆《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3。）。林沄详辨了豊、丰形体区别（注：见林沄《豊丰辨》，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纠正了以往某些被释为“丰”的字应为“豊”字。吴振武从形音义三个方面把既见于卜辞又见于西周金文而过去被误释为“”、“诛”、“捷”等等的“
”字释定为“杀”初文（注：见吴振武《“
”字的形音义》，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87-300页，1998年5月。），解决了几近一个世纪的悬案，等等，可谓硕果累累。然而就西周铭文的考释与研究来说，虽然一个世纪耗掉许多专家学者的无数心血，但仍有不少疑难尚待下一个世纪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去解决。例如：天亡簋铭中“三△三方”的“△”是“凡”还是“同”？铭句表达何意？铭中的“天室”指的某种宫室还是指大室山？利簋铭“岁鼎克
夙又商”如何断句？岁、鼎、克、夙真正含义是什么？何尊铭第一行第四个形体
到底是个什么字？究竟怎样理解该铭所载史实？保卣铭中“保”与“五侯”指的是谁？作册令方彝铭的“明保”是人名还是义同见于《尚书》中的普通词语的“明保”？等等，总之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和进一步考释的疑难字还有很多。近几十年来，值得令人欣喜的局面是战国金文的考释与研究得到飞快发展，全面性研究的成果有张政烺、李学浩等对庚壶铭的考释（注：见张政烺《庚壶释文》（载《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李家浩《庚壶铭文及其年代》（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张政烺、李学勤、朱德熙等对中山王器铭的考释（注：见张政烺《中山王璺壶及鼎铭考释》、《中山王胤嗣
壶释文》，并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1979。见李学勤、李零《平山三器与中山国史的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报》1979年2期。见朱德熙、裘锡圭《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载《文物》1979年1期。）。疑难字考释的成果有裘锡圭、李家浩对曾侯乙墓编钟铭的考释（注：见裘锡圭、李学浩《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载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注：载《文物》1973年12期。），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注：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李零《战国鸟书箴铭带钩考释》（注：载《古文字研究》第八辑，1983。）、黄盛璋《新出信安君鼎、平安君鼎的国别年代与有关制度问题》等等（注：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此外还有分国、分类、分地域进行考释研究的一批成果（注：属于此类的主要成果如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李零《论东周时期的楚国典型铜器群》，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1992；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以及对两周铭文作出选注的成果如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注：文物出版社1985-1990。）。
4.对族氏铭文的研究。这类铭文象形性强，据统计，有四千几百条。《金文编》将它们有选择地收在《附录上》。宋人当年曾猜测是族氏名，并对它们作过一些研究，清人虽承之，但由于对它们的性质并不清楚，谈不到取得什么成就。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郭沫若提出图腾孑遗“族徽说”（注：见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产生广泛影响。郭氏之后，沈兼士、唐兰提出“文字画”、“图形文字”说（注：陈、沈说转见张振林《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载《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3期；唐兰说见《古文字学导论》。），把它们列为文字范畴。近些年来，学者们又陆续提出一些新看法，如李学勤认为是美术化了的汉字（注：见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裘锡圭认为也许跟后世花押差不多（注：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林沄认为它们是图案化的记录族氏的文字（注：见林沄《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载《古文字研究》第五辑。）。姚孝遂认为它们与文字有联系，但还不能算严格意义的文字，而是属于文字的前期阶段——表意文字阶段（注：见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载《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张振林则提出其性质内涵比较复杂：有氏族图腾意义；有象形化美术化的表族氏的文字；有通用文字；还有一些是抽象的氏族或家族的标记，它不属于文字（注：见张振林《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的理解》，载《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3期。）。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实际。由于其中有一部分属于文字，所以有不少学者尝试对它们作了考释，如张亚初、刘雨《商周族氏铭文考释举例》、裘锡圭《释“无终”》等（注：张、刘文载《古文字研究》第七辑，裘文为第八届中国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90太仓。）。尤以裘释为最可信。
5.断代研究。本世纪最早尝试给青铜器断代者是马衡，他在1927年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演词中提出确定商器的两项标准，同时列举了七件商代标准器（注：见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118-120页。中华书局1977。），开本世纪铜器断代之先。1929年，吴其昌提出以铭文中之历朔推断器物的时代（注：说见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序》，商务印书馆1936。）。然而由于周代所用历法并不明确，所以这种方法实行起来困难太大。1932年，郭沫若创立“标准器系联法”断代（注：说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文》。），并在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具体运用，影响甚大。但由于铭文记载年代的器物数量极为有限，遂使诸家对标准器的年代看法难于统一。五十年代，陈梦家发表《西周铜器断代》（注：载《考古学报》1955-1956第九——十四册。），认为铜器内部的联系（即铭文的和形制的）在断代上最紧要，根据铭文内部的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以作为断代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贯起来。他从西周武王器断起，断到穆王便因故而停止，共断考66器。其断代体系与郭沫若相同。六十年代初，唐兰发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注：载《考古学报》1962年1期。），发表对铜器断代的意见。他采用的也是标准器系联法，但他确定标准器的标尺是铭文中的“康宫”。他认为“康宫”是康王的宗庙，铜器上有了“康宫”的记载就一定在康王之后。唐氏以此确定标准器，依据铭文系联了一大批青铜器，给它们具体断了代，在很多器物的时代上和郭氏产生重大分歧。学者中有的认为唐氏断代“更趋精密”。七十年代末，又有人尝试发挥窖藏铜器群的作用来确定断代标尺。这方面的成果有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注：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又见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刘启益《微氏家族铜器与西周铜器断代》等。
6.语法研究。西周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汉语最可靠的资料。学者们利用它作了大量的语法研究。全面研究的成果有管燮初的专著《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注：商务印书馆1981。），虚词方面的成果有崔永东的专著《两周金文虚词集释》，（注：中华书局1994。）论文有张振林《先秦古文字资料中的语气词》（注：载《古文字学与语言学论文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编1986。）、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注：载《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3期。）、陈永正《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等（注：载《古文字研究》第十五辑。）。词法方面有唐钰明《金文复音词简论》（注：载《人类学论文选集》1986。），句法方面有杨五铭《西周金文被动式简论》等（注：载《古文字研究》第七辑。）。
7.有关社会历史的某些专题研究。这类研究皆就铭文资料本身加以发掘，也是铭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成果有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注：中华书局1986。），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等（注：学林出版社1986。）。这些成果既对人们研究西周史有帮助，也对青铜器铭文研究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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