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1]2004年在《论余光中诗艺成熟的轨迹》文中指出余光中是台湾当代着名诗人,也是20世纪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一生诗风多变。本文以诗人不同时期的重要诗集为线索,从诗篇入手,结合诗人的散文着作与文学评论,联系诗人的遭遇、所处环境以及诗观、文学艺术渊源,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将他的诗歌创作分为学步期(写实与浪漫)、探索期(现代主义与新古典主义)、成熟期(辉煌的“余体”)叁个时期加以讨论,指陈其思想、艺术成熟的轨迹。
梁笑梅[2]2004年在《壮丽的歌者:余光中诗论》文中研究说明余光中是台湾当代着名诗人和学者。从《舟子的悲歌》到《高楼对海》绘成他右手的掌纹,五十余载的耕耘,掷地有声地归之以煌煌18部诗集。他的影响,已经远远越出台湾,在大陆、香港、澳门乃至整个华文世界,都拥有众多读者。 余光中坚持纵向继承又非固守传统,横向移植又非崇尚西化。以执着而坚实的艺术实践实现其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这一理论构想。其诗作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技巧多姿,但最突出的乃是浓烈泼洒的色彩和笔挟风雨的节奏融汇而成的壮丽风格。 论文的正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为外篇,以期揭示余光中诗歌生成的背景;第五章至第九章为内篇,以期反映余光中诗歌生成的面貌。 第一章 余光中是一个对地理环境极为敏感的作家,他几次创作风格的蜕变,除开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和强劲的生命力以外,地理环境的改变都是重要的因素。 第二章 余光中是一位有着浓厚儒道家精神的诗人和学者。儒道家精神主要表现在: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理想人格的主体追求。 第叁章 主要探讨中西文化对余光中诗歌的影响。余光中的诗歌创作,通过自己独特的途径,走着中西诗学融合的道路,这是与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向相一致的。 第四章 从文学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和描述余光中在不同文化空间的传播情况,可以一个新的维度来进一步观照和体认余光中诗歌的艺术成就及其诗史地位。 第五章 “乡愁文学”是台湾与祖国大陆隔离的独特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学。在台岛众多诗人中,余光中的乡愁诗卓尔不群,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余光中诗歌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序列,乡愁成为余诗最基本的情感旋律。 第六章 从内容的层面——诗情成分,领略构成余光中诗歌世界的各种要素,余光中的诗歌世界呈现为一个多元化的空间。余光中是一个立体的生命,他能进入多种诗境,因为他有多种生命境界。 第七章 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艺术,而如何完美地表现这些内涵,将捕捉到的情思诗艺化,才是诗人更重要的责任。我们从“外在结构”的层面去研究余光中诗艺的独特性,“外在结构”关心的是诗歌作品的抒情主体、语体、诗体、音韵、句法、章法等。 第八章 将从个性化意象系列、意象结构与心理时空的构造方式等方面对余光中诗艺作进一步的探讨。余光中所开拓的诗歌天地是很广阔的,他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意象,这些意象又在壮丽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 第九章 余光中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结合诗歌创作、品评、研究和教学,写下了大量诗歌理论文章。他的诗歌理论,不仅在海内外诗坛发挥着影响,而且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对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建设以及诗歌美学探讨所作的重要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余光中诗学的总体设计是于中国诗的现代化之后,
朱智伟[3]2006年在《感性与知性的相融及其艺术表现》文中研究表明余光中是当代台湾引人注目的一位诗人,其诗歌具有感知交融、情理结合的特点,经历了由幼稚到成熟不断发展的历程。从《舟子的悲歌》到《天狼星》是诗人创作的实验期,这一时期诗歌的感性和知性的表现还不成熟,其间由于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其诗歌经历了从新月浪漫派到现代主义的变化;从《莲的联想》到《隔水观音》是诗人创作的成熟期,这一时期诗歌的感性和知性表现趋于成熟,诗人通过对西化的反思开始“浪子回头”,诗歌表现出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征,进而深入到民族传统文化之中;而自《紫荆赋》至今是诗人创作的深化期,表现为兼容并蓄的写实风格,并具有多元取向的特征。 余光中诗歌感知交融、情理结合的方式主要有:由具象生发抽象;具象和抽象交织;在具象中加入思辩色彩。而促成其诗歌感知交融、情理结合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主要包括中国传统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以及作者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等。 余光中诗歌的感知交融、情理结合还分别体现在丰富多样的感性和知性的表现上。总的说来,其诗歌的感性表现具有情采并茂的特点,体现在叁个方面:生命的伤痛——乡愁美:鲜明独特的意象美;“律中求变,变中寓常”的语言美;而其诗歌的知性表现具有深宏广博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其诗歌的生命意识和时空意识及其艺术表现两个方面。
柴高洁[4]2013年在《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台湾现代诗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其中历史断裂的事实,文化锻接的真相,尤其是因为历史的波谲云诡与文化的多元杂陈所呈现的现代诗潮的螺旋型转向之发展型态。其中历史、政治、民族、文化等多个影响源的缠绕,导引、规约了现代诗的发展路向。以至于各种文化、思潮、主义交融汇通,“现代”、“传统”和“乡土”彼此冲突又并行互动,共筑起台湾现代诗多元融合又特立独行的艺术格局。所以,本文以“转向”为切入点,以“断裂”与“共构”为关键词,探讨台湾现代诗转向的事实、动态、原因、内容与转向后的特色等问题。通过梳理现象背后复杂的历史背景,细读史料中的诗歌文本,摸索其诗学延展的足迹,从而剖析台湾现代诗转向的外在因素与内里逻辑,以期为台湾现代诗的研究锻造出一把入门的钥匙。绪论部分,首先追溯台湾新诗的发生及其时代特色,钩沉台湾日据时期新诗发展积留的诗学问题,廓清台湾现代诗发展的逻辑起点。其次,依据“现代”、“乡土”、“传统”叁种诗潮的变动轨迹,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台湾现代诗潮的螺旋型发展形态,力图从整体上勾勒台湾现代诗转向的动态过程。最后,综述目前有关台湾现代诗研究的论着,尝试把文化学、心理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融入论文架构,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第一章着重从历史的纵向视角出发,梳理20世纪50至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在各个时代的重要表征:1950年代政治压抑下的自我救赎,此时期因为历史的缘故,台湾现代诗发展面临着诗学传统的双重断裂,在政治强权规划的“战斗文艺”下,现代诗却因缘际会地嫁接了西方“恶之花”,现代诗的西化风潮至此展开;1960年代表现为现代主义诗潮的狂飙突进,各擅胜场的叁大诗社不仅左右了台湾现代诗的“现代化”之路,更在美学思维层面上使台湾现代诗重生于一片荒芜;1970年代汹涌的是强调现实关怀与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洪流,此时本省诗人已浮出历史地表,新世代诗人群也频频发声,“民族”、“现实”、“乡土”取代“超现实”成为时代关键词。第二章围绕台湾现代诗的论战,剖析现代诗潮转向的动态过程及其内里逻辑。现代诗论战是现代诗社团、诗人间不同诗学主张间协调融合的必然过程。其中不仅包涵着对自身合法性地位的辩护,还有对诗坛权力的争夺,甚至还掺杂着诗人间的意气之争。所以通过对几次重大论战的分析,能从另一个维度观照台湾现代诗潮的转变因由,而从中分拨出的叁个文化解释群体——现代主义解释群体、本土写实解释群体、古典抒情解释群体,则恰好印证了本论文中提出的台湾现代诗“螺旋型”转向模型。第叁章着眼于对台湾现代诗源流之“两个根球”的阐述,探讨历史、政治、诗学传承对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的影响与制约。以笠诗社为首的台湾本省诗人对多重质素影响下的台湾新诗精神的接续,渡海诗人对大陆诗学传统的延传与新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台湾现代诗转向的轨迹,而其内在的承嬗离合以及如何以此为基础导引出了叁大诗潮是本章考量的着重点。第四章主要讨论“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在叁个诗人群体间差异的精神指认。渡海诗人因为被迫放逐,无法抹去对大陆的乡愁,但又不能割舍足下的土地而灵魂无处安放;跨越语言的本省诗人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压迫,群策群力地还原历史的真相,执着于对台湾的歌哭;新世代诗人群在对父辈心中“故乡”魂牵梦绕的同时,又时刻倾心于台湾动荡的当下现实。“中国情结”与“台湾意识”在台湾现代诗发展脉络中此消彼长,成为台湾现代诗转向的内在因素。第五章回到诗作的内部研究,把握台湾现代潮诗转向过程中的美学图景。其中,现代、现实与古典之间并非是完全的彼此对立,而是相互影响、共构交迭:或者现代与古典嫁接,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幻游于儒释道的入世情结与出世情怀;或者现实与现代同构,在现代的诗形里内嵌着面向周遭现实并心系芸芸众生的社会意识;或者浪漫、古典与现代杂糅并存,于悠扬的节奏、典雅的词句中追索对生命、情感、灵魂的终极诠释。可以说,对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的解读是触摸台湾现代诗脉动的关键点,明白诗潮间或对立或交融的动态过程,厘清其断裂分流与共构重生的内外逻辑,是论文的论述主线。当然,“转向”并没有终结于1970年代,1980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在政治、经济、现代资讯、后现代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各种题材与技巧的实验鳞次栉比,而诗人诗作也是姚黄魏紫,各有千秋,台湾现代诗潮的转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潘水萍[5]2016年在《“现代”如何接引“传统”——余光中新诗论中的回应与解惑》文中认为"现代"需要向"传统"借镜方能获得本源与根基,而"传统"需要向"现代"跃进才能获得推展与新生。在"现代"如何接引"传统"这一问题上,余光中于其系列灿然可观的着述论说及其意涵丰富的新诗理论中给予了极富学术启示意义的回应并做出了气定神闲的明朗新诠。本文通过对余光中关于"现代"如何接引"传统"主题问题反思的解读与总结,深层揭示余光中新诗理论的历史意蕴、思想理路及学术眼光,更重要的是重新认识余光中于"现代"与"传统"问题上的解读及其明确的指向性对现当代中国价值建构产生的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余光中进一步重申任何时代之"新变"、"转型"与"发展",都不能以不加分析地一味剔除自身古典传统文化为代价,以"现代"打通及接引更为复杂的"传统"才是中西文学价值建构真正的内在理路与立场转向。
张洁[6]2017年在《介入与建构:1980年代的《星星》诗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9年10月,曾因“反右”斗争停刊的《星星》复刊,此时,正值当代诗歌重要的转型阶段,《星星》在这一阶段的诸多作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颇为丰富的记录和痕迹。本论文试图在对《星星》诗刊的活动的梳理中,再现《星星》在1980年代的诗学立场和诗学态度,挖掘刊物与1980年代诗歌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绪论部分:梳理1980年代的文学背景和期刊研究状况,从刊物发展与诗歌潮流、国家政策、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等方面对《星星》的办刊历史提出追问,并结合《星星》诗刊研究的现状,打开研究空间,为下文深入细致研究做铺垫。正文总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考察《星星》与1980年代的新诗浪潮之间的关系。诗歌复兴的号角在1970年代末便已吹响,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律令逐渐减弱之时,《星星》首先关注的即是老一辈诗人的创作,为“归来”的诗人们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同时,风靡198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也在刊物的发展道路上留下了不一而足的痕迹,朦胧诗人运动,先锋诗探索,都在《星星》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本章通过《星星》对“归来者”、朦胧诗潮和后朦胧诗潮的迎拒态度,发掘《星星》的办刊倾向——以支持现实主义诗歌为主导,兼顾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第二章梳理1980年代《星星》的诗歌活动,探讨作为媒介,《星星》对诗歌生产与消费所作出的贡献。《星星》在1980年代通过诗歌讲座、诗歌函授班以及诗歌习作修改等方式与读者和民间诗人对话,对其进行诗歌知识的普及和诗歌写作的引导,从而实现了对于诗歌生产的介入。同时,《星星》也通过各类诗歌评奖、流派专栏的开设,促进诗歌传播,在消费过程中建构经典。第叁章主要研究《星星》在1980年代对海外和台湾诗学资源的引介。对于欧美诗歌的译介转载数量,《星星》在不同年份呈现的高低不同的态势,这隐形地揭示了《星星》办刊过程中曾受到过多方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但纷繁多元的海外诗歌也为国人打开了了解异域诗歌一扇窗户。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对台湾现代诗歌的关注中,《星星》成为对台湾诗歌系统介绍的重要一极,它最先发现台湾现代诗歌既古典又现代的写作理念,并引入到内地,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内地诗人的创作。论文的第四章,即是对前叁章内容的归纳与提炼。《星星》正是在上述叁章的诗歌活动中,完成了对于1980年代诗歌理论的建构。在整个1980年代,《星星》对于现实主义一如既往的关注和重视、对古典诗歌的呼唤,映射了刊物对于传统诗歌的坚守和引领。另一方面,《星星》对于现代诗歌的刊载,诗歌评论的同步推进,也体现了刊物对于诗歌现代化的倡导。结语部分,总结《星星》在诗歌创作、诗歌传播消费,异域资源的引入、理论的建构等方面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1980年代的诗歌刊物众多,诗歌事业也十分蓬勃,《星星》诗刊地处诗歌发展的繁荣地带——巴蜀大地。从《星星》诗刊入手,探索地方性诗歌刊物在前进的诗歌浪潮中,如何介入到其中,并参与诗歌观念的建构。从另一个角度窥视1980年代的诗歌现场和文学面貌,从期刊这个视角,展开对1980年代诗坛及其相关文学现象的追踪。
张笑堑[7]2002年在《余光中诗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余光中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从其诗歌形成时期的时代背景以及东西方诗艺的不同特征入手,通过研究,达到如下叁个目的:首先,探究诗人在独特的历史时代,特殊的空间背景中,如何形成独到的诗风特征;其次以时间为序,探究其回归“古典”的诸多因素;再次,分析其诗艺的特质、长处,以期形成对余光中诗歌的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论文认为,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作用,构成了诗人创作的沃土。东方文化中的古典文学大传统和五四文学小传统以及古代哲学思想对诗人都有重要的影响力,而西方文化中英诗的技法也增添了诗作的活力。而诗人所以走上“新古典主义”之路,除了所谓的“中国情结”,更多的还受到诗人的个人气质和文学内部自身规律的影响。诗人的诗风特征则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纯粹的诗艺追求,二是独特的美学塑造。
李光辉[8]2011年在《论余光中新古典诗的特征》文中研究指明余光中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华语诗人之一,他以白话诗的新古典主义者的姿态峥嵘岁月。探索和思考他的新古典主义诗的特征,突出地体现在他在诗的形式——在格律和自由之间、语言——文白相间兼及欧化、题材——诗笔万象感时及物叁方面所做的自觉的认知和创作上。这一认知和创作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前途。
史言[9]2010年在《余光中新诗嗅觉意象蠡测:余诗身体感研究的一个侧面》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余光中诗歌作品里数量颇多、却被长期忽略的"嗅觉"意象的一次集中关注和梳理。我们将从余光中诗歌身体书写的研究盲点谈起,进而定位"嗅觉意象"作为"身体感意象"的内涵,然后按照诗人创作的年代顺序蠡测这类意象发展及变化之轨迹,以求为将来的深入分析做一铺垫。
何敏芳[10]2015年在《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余光中辗转于大陆、台湾、香港、美国,诗歌艺术穿梭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在艺术创作中始终坚持与永恒拔河,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大大地充实、丰富了中国的文学资源。经过中国大陆读者叁十多年来的阅读,余光中及其诗歌已然从文学圈子突围并走向大众,在获得雅俗共赏的同时被带上经典的桂冠。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以余光中诗歌叁十多年来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为研究对象,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知识,探讨余光中诗歌在接受过程中呈现的独特风貌与出现的问题并进而对其反思。除绪论和结语,共有四章。第一章通过分析余光中诗歌的创作,并梳理余光中诗歌在大陆叁十多年来的接受史,试图探索余光中由匿名到疑名再到正名,或者说余光中及其诗歌被逐步认同的过程。第二章是重点所在,主要是将余光中诗歌的接受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余光中诗歌在学术性接受、政治性接受和大众性接受中呈现出的不同接受形态和特点,探寻诗歌接受的关注点与审美趣味在不同时期、不同接受者身上的表现和变化,进而揭示出在接受者们持续解读、误读甚至再创作情况下余光中诗歌新的审美价值的获得。第叁章以时代背景及诗坛氛围为出发点,对余光中诗歌的接受状况及其原因进行探究。第四章主要反思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传播与接受,探寻读者接受对余光中诗歌的经典化乃至整个诗歌发展的影响。借用接受美学理论视角来研究余光中诗歌已然是一个新趋势,现有的研究成果却难免出现零碎化与片面化的问题。因此对余光中诗歌的接受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一方面充实丰富了余光中诗歌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使得余光中诗歌在接受研究领域存在的空白得到填充。
参考文献:
[1]. 论余光中诗艺成熟的轨迹[D]. 钱江. 安徽大学. 2004
[2]. 壮丽的歌者:余光中诗论[D]. 梁笑梅. 苏州大学. 2004
[3]. 感性与知性的相融及其艺术表现[D]. 朱智伟.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4]. 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现代诗潮转向研究[D]. 柴高洁. 南开大学. 2013
[5]. “现代”如何接引“传统”——余光中新诗论中的回应与解惑[J]. 潘水萍. 理论月刊. 2016
[6]. 介入与建构:1980年代的《星星》诗刊研究[D]. 张洁. 西华师范大学. 2017
[7]. 余光中诗论[D]. 张笑堑. 苏州大学. 2002
[8]. 论余光中新古典诗的特征[J]. 李光辉. 文学界(理论版). 2011
[9]. 余光中新诗嗅觉意象蠡测:余诗身体感研究的一个侧面[C]. 史言. 中国新诗:新世纪十年的回顾与反思——两岸四地第叁届当代诗学论坛论文集. 2010
[10]. 余光中诗歌在大陆的接受研究[D]. 何敏芳. 安徽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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