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而有韧性——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韧性论文,基本特征论文,脆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撞机事件”、美国售台武器和美国导弹防御计划一度使中美关系异常紧张，但随后就开始出现了一丝和缓的迹象。先是江泽民主席利用在香港参加《财富》全球论坛之便，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愉快交流”了一小时，并在与美国传媒巨头、美国在线时代集团老板李文的交谈中指出，“我们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主张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美关系，妥善处理分歧”。
无独有偶，在太平洋彼岸，美国总统布什也一改他一贯评论中国的敌对口气，对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指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新兴国家，我大力支持和中国进行贸易”。言外之意，他也同样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至少在经济贸易上是如此。这就够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经贸关系能更紧密地把国与国之间联系起来呢？美国《纽约时报》某外交专栏作家曾指出，两个有麦当劳餐厅的国家不会发生战争，这个说法虽不无夸张，但的确道出了紧密的经贸关系对维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一和缓的迹象再次验证了笔者在过去十几年来观察和研究中美关系中得出的基本看法：中美关系既有对抗（甚至是冲突）的可能性，也有妥协合作的广泛余地。因此，对于中美关系的观察家而言，一个非常值得汲取的教训是，在中美关系发展顺利的时候，不要盲目乐观，应该认识到这里掩伏着冲突的潜在危机；同样，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这里也同样存在着缓和的转机。
中美关系这种波澜曲折至少在过去的20年里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模式。1978年底，卡特政府完成了始自尼克松时代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建交。不过，美国国会随即通过了影响至今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妨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与台湾关系法》；1981年共和党保守派里根上台前后，扬言要恢复与台湾的邦交并加强售台武器，中美关系一时阴云笼罩，为此，双方进行了10个月的艰难谈判，达成继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1978年《建交公报》后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而正是在这一公报的框架内，中美关系再没有因为台湾问题而受到大的伤害，直到1992年老布什为了连任总统，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为止。
即使在中美关系1989年之后处于低谷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一丝希望。布什在当年7月和11月，两度派遣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秘密访华，会见邓小平。同样，在中国舆论猛烈抨击美国插手“天安门事件”干涉中国的内政时，中国仍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布什总统本人的批评，当时访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告诫白宫道：布什总统本人已成为美国在中国最大的信誉资产。
90年代初，民主党人克林顿不仅在竞选中攻击布什政府对北京的“姑息”，而且上台后还明确表示要把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改善人权的努力相联系。一时间，构成1989年以后联系中美关系惟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中美经贸关系危在旦夕。但是，一年后，在中国的坚决抵制和美国工商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克林顿不得不改弦易辙，宣布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正在那时，江泽民主席1993年11月在西雅图APEC会议上与克林顿第一次会面，就有过将中美关系放在世界范围，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来考虑这样的论述。
1996年，在台湾进行第一次全民“总统公选”前夕，为了明确向台湾人民和外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统一国家的坚定信念和立场，中国政府在台湾海峡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美国政府则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监视，双方的军事对峙引发了继1955年和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之后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但是，正是中美军事对抗这一危险的前景迫使双方领导人重新坐下来寻求改善关系的途径，遂在1997和1998年实现了十多年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互访，甚至出现了双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说法，中美关系形成了1989年以来的最好局面。
但是，随着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被炸，中国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反美浪潮，有人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寿终正寝。就国内气氛而言，中美关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一度影响到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的最后阶段谈判，中美双方14年的不懈努力面临着前功尽弃的威胁。但中美双方领导人审时度势做出抉择，不仅很快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谈判，而且最终达成了协议，使中美关系再次化险为夷。次年，克林顿不惜动用其全部政治资源，不遗余力说服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地位(PNTR)的法律，确认了先前达成的中美协议。作为表示对克林顿总统努力的一种赞赏和承认，江泽民主席破天荒主动给克林顿打电话表示祝贺，由此，开了中国领导人主动利用电话与西方国家领导人进行外交沟通的先河。
在妨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既有台湾问题、美国大选党派之争这类难以改变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炸馆”和“撞机”这类难以控制的突发性事件，以及“天安门事件”这样既有结构性也有偶然性的问题。正因为中美关系受到如此多不利因素的影响，美国著名的中国事务专家哈里·哈丁便把这一关系恰当地概括为“一种脆弱的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全球问题（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犯罪活动等）、地区事务（朝鲜半岛和南亚和平与战略平衡、东南亚的稳定与繁荣等）和双边关系上有着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广泛的利益重合，因此，明智的政治家完全可以做到趋利避害，努力使中美关系保持下去，形成一种美国另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所概括的“具有韧性”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脆弱”和“韧性”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在此前提下，试图在目前中美这两个意识形态对立、政治制度相左、社会结构各异、文化传统不同的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关系是非常不切实际的，重要的是如何在承认和尊重双方差异和分歧的条件下，求同存异，趋利避害，既要在结构性问题上形成相互理解的最低共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或明或暗的规则，同时也要建立起处理突发事件的机制，以避免撞机这类事件的再度发生及其对两国关系产生过多的伤害，从而使脆弱的中美关系更加富有韧性。这可能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在21世纪应该正视和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