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故宫古建保护那些事儿
□ 孙乐琪
明年，故宫将迎来600周岁生日。作为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皇宫建筑群，故宫古建经历过哪些变迁?故宫的古建保护者又是怎样保护这座紫禁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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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位于故宫东华门角楼的古建馆内，《故事集：古建工程师的一甲子——于倬云百年诞辰展》的策展人谢安平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就着一张张斑驳的旧照和泛黄的图纸，将故宫古建筑保护的往事娓娓道来。
开启我国古建防雷之先河
1949年，故宫工程小组成立后，慢慢有了自己的“自营施工小队”，“不过这时候的队伍力量还比较零散，只能维持故宫古建的基本日常保养。”1954年，故宫的古建专家单士元提出：故宫的古建修缮不光需要施工队伍，还需要研究队伍、管理队伍、工程技术人员等，这个观点受到了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的重视，促成了1954年修建处的成立。
于是，于倬云被从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正式调入故宫，开始担任修建处古建设计组组长。
“实践证明，这些设备有效减少了建筑因遭受直接雷击而受损的情况。它的意义在于开启了我国古建筑防雷的先河。”谢安平介绍，1985年开始，故宫与中科院电工所合作，对防雷设施进行改造和增补。“直到现在，故宫古建筑的防雷设施还在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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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55年，故宫发生了一件“大事”——午门角亭遭到了雷击，这已经是6年以来故宫第二次遭到雷击了。当时的文化事业管理局高度重视这件事，指出必须要研究设计古建筑的防雷装置，解决防雷的问题。
午门劈裂梁架沿用至今
在一张1961年的午门城楼检查记录中记述到，“午门门楼残坏情形严重，根据实际情况，理应挑顶。”谢安平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50年代，文整会在帮助故宫进行古建维修时就已经发现了午门的承重构件——五架梁发生了劈裂，当即进行了抢险加固。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问题再度显现出来，“五架梁又发生了劈裂，而且情况比之前的范围更大，可以说这时候午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结构问题。”勘察人员在调查时推测，这一主要承重构件的劈裂可能是由于在清初期重修时使用的木料过小造成的。
防雷装置的设计——这个重大的任务就落到了于倬云的身上，他立即请来北京建筑设计院的老同学王时煦，与故宫的同事们一起研究。由于国内没有古建安装现代防雷设施的先例，他们决定学习日本和苏联的做法——在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当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设计方案既要做到避雷，又要做到多快好省，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古建筑外观的影响。”经过大量的调查与研究，工作组设计出了适应不同建筑类型的防雷装置，并在中轴线较为高大的古建筑上安装。“1957年，故宫的第一批高大、突出的建筑物被安装上了避雷设施。”从资料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在屋脊正吻、卷棚屋顶等位置安装避雷针的情形，特别是一张鎏金宝顶与避雷针相结合的照片，看上去十分巧妙、协调。
“按照当时普遍的修缮方法，这需要将屋顶的梁架一次拆下，更换承重梁。”然而，国家经济正处于困难时期，故宫人员缩减，材料与劳动力都处于短缺的状况。“在这么个条件下，光是找到这么大的料就很困难，要‘落架大修’从现实条件上说可谓困难重重。”于是，故宫检查组的工作人员经过商讨决定先临时支顶维持安全，并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了一套新的保护方案：加固梁架。“在不动原来梁架的基础之上，用新的材料将五架梁‘顶’起来，把受力直接传导到下层梁架，使承重的压力不集中在劈裂的五架梁身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新颖的方法，不仅对建筑结构扰动较小，同时耗费较少，在经济上也尚属可行。
1963年秋天，午门加固工程顺利完工，“直到今天，这些加固构建仍在支撑着午门城楼。”
我在口袋中寻找到车钥匙，并把我的手机悄悄放到桌子上——瑞安事先非常清楚地表明，不要带上手机，也不要写下地堡的位置。当我悄悄走向出口时，没人注意到我。我在途中还一把抓起那只装满药物的行李箱。看起来，现在不太可能有其他人会需要它。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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