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考究——“七七”事变绝非“偶发”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事变论文,考究论文,事件论文,七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卢沟桥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震惊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1937年7月7日夜间，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后，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挑起事端，点燃了全面侵华的战火。为什么一个小小的事件会导致八年之久的中日战争呢？日本学者秦郁彦曾写道：“从日军一木大队，清水中队在7月7日夜所采取的行动看不出有挑衅的意图。因此，如果第二十九军方面的行动和反应，稍微慎重和适当的话，卢沟桥事变是不会发生的，就是发生了大概也会按照局部纠纷处理的”。①这种说法显然是回避了事实的本质。现在，重新探讨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对揭露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残暴罪行，加深对中国人民神圣正义的八年抗日战争的认识和了解，仍是十分有益的。
（一）
远在明治时期，日本国内资源极为短缺，市场十分狭窄，原始资本积累不足，成为后起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日本统治集团为了谋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破这一障碍，曾以“强兵为富国之本”为号召，逐步制定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称霸东亚”的大陆政策。
1890年3月，新任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了“利益线”论。他在《外交政略论》中指出：日本“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保卫主权线──日本固有疆土，二是保护利益线──与日本密切关联的地区。②所谓“保护利益线”，当时指的是侵略朝鲜，因为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离日本最近。1895年，山县又进一步提出要占有“新领地”，只有把利益线扩大到“满洲”去，日本才能成为“东洋的盟主”。在甲午战争中，日本采取行动，局部控制朝鲜，占领了辽东半岛；只是由于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辽东半岛才被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沙俄厮杀，再次侵略中国东北。日胜俄败，日本旋即雄居大国之列。朴茨茅斯和约签订使日本实际上已成为朝鲜的太上皇。随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到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夺取了原为沙俄占有的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等在大量权益，实现了日本把“利益线”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步骤。小村得意洋洋地宣称：“满洲最好的地方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③至1906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已在东北南部地区建立起被称为“三头政治”的一整套殖民侵略机构，即关东都督府，满铁公司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它使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有了立足点，不仅获得了资源和利润，养肥了财阀，而且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1908年，桂太郎内阁提出了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要永远保持下去”的方针。桂内阁在《对外政策方针决定》中规定：要确保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必须采取措施，使满洲的现状永远保持下去”。④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统治集团千方百计谋取帝国主义列强承认日本在满洲享有“特殊利益”。在1912年，日本帝国主义还趁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之机，策动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企图趁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同月，山县有朋以元老身份向大隈重信内阁提出《对华意见书》，他声称：日本为了获得“满蒙”，“不但牺牲了十多万人的生命，而且耗费了近20亿日元的财富”，因此，日本在满蒙取得权益是当然的利权。⑤“以鲜血换得在满蒙的特殊权利”的论点就成为日本当权者对“满蒙”的基本立场。1915年，大隈内阁胁迫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企图延长旅大租借地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经营权为99年，还要攫取大量的其它权利。接着，1916年日参谋本部第二部趁中国政局动乱又策划了更大的“满蒙独立”阴谋。唆使企图复辟清朝的“宗社党”和蒙古部族，在“中国浪人”和形式上退役的日本军人指挥下，举兵闹事，并试图搞掉东北军阀张作霖。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死去，日本政府和军部企图让继任总统黎元洪充当日本傀儡的“满蒙独立”运动，才暂告停止。
1921年，原敬提出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日本“生存”密切相关的论点。当时，原敬内阁制定《对满蒙的政策》规定：“不仅要确保和有效利用我国在满蒙既得的特殊地位和利权，而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得我国之国防与国民经济的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权利。”⑥这样，日本当权者把“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同日本的“生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强调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到了2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经济危机趋于严重，美国积极向远东扩张，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7年4月山县有朋的后继人，长州军阀首脑田中义一上台，明确提出了“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的战略方针。6月，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拟定了日本准备使用武力占有“满蒙”和侵占以后再宣布“自治”的统治方案。田中内阁在6月末到了7月初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从此，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所谓“对华积极政策”，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动方针，这就为4年以后的“九一八”事变铺平了道路。
1929年秋经济危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日本也受到沉重打击，内在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日本统治集团认为，如果想从这样的严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唯一办法是向国外扩张。在此情况下，日本官僚、政客和法西斯主义者一齐上阵，狂热地宣扬中国“排日”给日本造成了“满蒙危机”。1931年1月，政友会众议员松冈洋右在第59届议会演说中抛出了“生命线”论。他说：“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存亡的问题，是我国的生命线，日本对满蒙生命线要牢牢确保和死守”。⑦随后，政友会总务长森恪借口调查“万宝山事件”，回国煽动；8月陆军省公布了日本参谋本部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进一步煽动“满蒙危机”。经过日本朝野一致喧嚣，所谓中国一方“排日”造成“满蒙危机”的气氛，弥漫日本全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另一方面，军部加紧了侵占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置。1931年7月，关东军把两门24厘米的攻城重炮从神户秘密运到沈阳。在此之前，军部以“换防”为名，把擅长在寒冷地方作战的第2师团调驻辽宁。8月1日，陆军实行人事变动：任命熟悉东北三省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受命后风尘仆仆巡视辽吉各地，并组织了“出动演习”。⑧
经过种种准备，9月18日夜，关东军的部分军官和参谋本部的一些军官策化制造了炸毁柳条湖的满铁路轨事件。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破坏，连夜攻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19日晨，日军完全占领沈阳。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武力推行大陆政策，重新瓜分世界，变中国东北为日本殖民地的“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生后，天皇裕仁发布裁可敕令，批准了关东军乃至朝鲜军的侵华战争行动。关东军扩大战局，仅用4个月时间，就侵占了东北三省。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利益。仅东北的领土面积，就有相当日本本土面积的3倍。日本利用东北丰富资源、人力和重要战略地位，形成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战略基地，大大弥补了它小国、岛国的先天不足。
（二）
东北地区的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南侵创造了条件和借口。日本帝国主义趁机一步一步地把侵略魔爪伸向关内，它的下一步目标是要侵占华北。
1932年1月27日，关东军制定《满蒙问题善后处理纲要》，其中规定：在华北，必须“协助天津军树立不使满蒙政权动摇的亲日政权”。⑨到了1932年末，伪满傀儡政权已经建立，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于是关东军把矛头指向热河。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3月4日，承德陷落，热河失守。有恃无恐的关东军，在占领承德的第四天即向长城各口进攻。
当关东军进攻得手，越过长城线，逼近平津的时候，日本天津驻屯军也在抓紧行动。4月18日，日天津特务机关头子板垣征四郎密电关东军司令部，报告张敬尧预定4月21日以北平发难制造亲日政权，要求关东军加紧进攻长城线，以收里应外合之效。日军第8师团按计猛攻我南天门阵地，而张敬尧的发难却没有实现。5月初，日参谋本部又执意实施军事行动“辅助手段的华北施策”，⑩结果因走狗张敬尧5月7日在北平六国饭店被暗杀而归于失败。
国民政府当时既慑于关东军疯狂进攻，又恐惧天津特务机关制造的华北反蒋空气，故急于同日本谋求妥协之策。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关东军正式签订了华北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等地的占领，并为日本打开了华北的门户。
《塘沽协定》签订后不久（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日本内阁提出一项《对华政策大纲》涉及华北的两点是：1.虽然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的一部分，但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条款，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活动，保持并延伸此一情势的发展。2.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其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1)这里有3点值得注意。第一，对华北政权作为南京的一部分，只是“暂时容纳”；第二，强迫华北政权负履行《塘沽协定》之责和担当排除抵制日货的及抗日活动、压迫国民党势力的任务，借以培养反蒋亲日派；第三，使国民党在华北的力量解体（以前是使华北政权解体），以致南京中央政府的“威权”骤失，并消除反蒋派“反抗中央的顾虑”。这个文件，首次概括了日本“分治华北”政策中策略变化的要旨，而且其借助《塘沽协定》得以推行的意图也异常明确。
9月25日，日本海军在《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中，亦主张要使华北政权在安定的状态下加速对《塘沽协定》的履行，根绝抵制日货及其他反日活动，消除国民党的势力，以及在华北鼓起亲日空气，表现出陆海军认识主张的一致性。
9月14日，日本内阁成员有了变化，外相内田康哉去职，广田弘毅接任。广田改变了内田的“焦土外交”为“协和外交”，一面标榜同中、苏、美以及各国保持协调，一面却在《关于对华政策问题》中又明确表示：“要使中国追随（日本）帝国的方针，即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合作互助，确保东亚之和平”的方针。在此方针下，1934年7月1日，华北与“满洲国”间通车，同时，日本方面还同意降低关税，使恶化的对华贸易恢复。1935年1月，华北与“满洲国”间通邮。
就在广田推行“协和外交”之际，陆军省方面坚持认为要支持中国的分治运动。1934年2月9日，关东军对驻北平武官的指示中进一步提出：应趁黄郛南下之机，“鼓励他从蒋介石那里得到充分保证，以扩大和加强华北政权的权限，并从华北驱逐国民党党部。”(12)
至此，为使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势力在华北解体，从排队中国军队（主要是中央军），一直发展到了严禁一切抗日活动及驱逐国民党党部的地步，这就为以后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埋下了伏笔。
7月3日，日本内阁再次发生变化，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出任首相，广田留任外相。冈田内阁通过了《对华政策》，在“对华北政权的策略”里作了如下规定：“目前的目标应当是按照当地实际情况，使南京政权的政令在华北越来越不起作用。……在努力维持和发展我方权益的同时，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并且把华北政权下的官员更换为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员，以造成华北地区官民在当地不进行排日的先入为主的气氛。”(13)
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内容外，1935年3月30日，关东军还在《关东军对华政策》中提出经济上向华北侵略的计划：(1)根据停战协定及附则，公正地坚持我方既得利益，导使华北政权绝对服从。(2)为了将来造成以民众为对象的密切不可分的经济关系，迅速促进棉花、铁矿的生产与贸易。(14)
这样，从《塘沽协定》到1935年初，一个以政治、经济为主，军事为辅的对华北的侵略策略已经形成。
在上述策略指导下，1935年5月间，关东军借口中方违约及天津租界两汉奸被刺案，扬言要有所行动。国民政府当局再次妥协。6月10日，中国方面以口头形式答应日本的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形成《何梅协定》。至此，国民党的主要势力已被排出河北省。在此期间，关东军还借口第二次张北事件，强迫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6月27日），察哈尔的主权又丧失殆尽。
在国民党势力基本上退出冀察两省后，日本分离华北的行动在逐步深入。10月18日，日本策动汉奸在香河暴动，发生“香河事变”成立了“自治政府”。11月25日，国民政府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组织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通电“脱离中央，宣布自治”，控制22县。与此同时，日本人向宋哲元施加压力，逼其宣布华北脱离南京政权而自治。12月初，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就在日本军方在华北积极策动防共自治时，日本政府也在筹备着利用外交手段征服中国的计划，(15)1935年7月初开始，由外务省发起，处务、陆军、海军3省共同炮制对华政策，至8月初由外务省作成综合结论。9月27、28日，首相冈田与外、陆、海各大臣就该案协商，获得协议。10月4日，日本正式批准《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此文件有3个基本要点，其要害就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承认“华北特殊化”。
（三）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对外进行疯狂侵略扩张的同时，在国内一直追求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妄图全面建立法西斯军部独裁政治。“二二六”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1936年2月26日拂晓，在东京的1400余名“皇道派”军人发动政变。他们分数路乘车袭击首相官邸、内阁大臣私邸、首都警视厅等重要机关，杀死了一些元老重臣，首相冈田幸免一死。他们要求逮捕或罢免“统治派”军官，任命荒木为关东军司令官等。政变被镇压。但新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此后完全听命于军部的摆布，恢复了1913年废除的保障军部特权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这表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追求的军部独裁制，最终确立了。另外，广田内阁还接受了军部“庶新一政”和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提出了所谓“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日本引入准战时体制。
“二二六”政变后，军部立即着手制定新的扩军备战和对外侵略计划。6月，陆海军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以苏联和美国为第一位假想敌国，同时对付中国和英国。据此，陆军参谋部起草了《国防国策大纲》，参谋部作战科石原莞尔在谈到这个大纲的基础时说：“首先竭尽全力使苏联降服，尔后以实力驱逐英国在东亚的势力，谋求日中亲善，准备与美决战。”(16)
然而，无论进攻苏联或驱逐英国或决战美国，都必先夺取中国，实现所谓“日中亲善”为前提。正如日本参谋部的下中显治所说：“如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那这场战争将在整个中国的领土上展开，而不是在满洲或在满洲附近展开。苏联的军队将沿黄河顺流而下，……俄国的影响象冰川一样移向中国本土。这说明，如果日苏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那么，中国领土的每个角落都将是冲突的地点”。(17)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从1936年开始，强化对华侵略统制，走上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道路，其第一步就是大规模增兵华北。
1935年末，冀东和冀察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出现后，日本侵略者寄予很大希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非但没有“亲日化”，相反“对日态度渐趋强硬”。(18)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政策也进行调整，并不轻易就范。当日本单方面宣布中国对“广田三原则”“业已同意”时，立即公开声明“殊非事实”，予以澄清。由于日本的“华北五省自治”以及提出的“广田三原则”均未完全实现，日本侵略者便以非武力的侵略手段转向以武力侵略来达到目的。
1936年4月17日，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说，鉴于南京政府不断策划排日运动，华北政权不能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控制局势，应当增兵华北。内阁会议当场决定强化“中国驻屯军”。18日，发布陆甲第6号军令，确定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增加兵力6000人，达到8400人。其司令官田岱皖一，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且为“亲补职”，地位相当于驻台湾司令官。(19)日本学者记述此事时说：“阵营非常整齐。步炮兵三个团的混成旅，据估计可以制压中国军的六个师。于是在兵力上，可算是获得了安全感。(20)”
实际上，日本如此大规模增兵，已远远超出了“安全”和推动“华北自治”的范围，其真正的目的是要准备扩大侵华战争。因为，“强化”后的中国驻屯军编制，其规模是庞大的，除拥有一个旅团的步炮联队（计3个中队）外，还有航空大队、骑兵大队、机器化学兵大队、工兵中队和驻防在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宪兵队、再加上设在华北15个主要城市的特务机关、冀东的伪军、日本浪人团体与其配合呼应，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网络。它可以随时向中国驻军发动攻击而攫取华北。5月6日，日本陆军省发布了临参命第51号，规定“中国驻屯军”的任务是：维护日本在华的利益，必要时使用兵力，并指示关东军将兵力一部部署在长城线南侧，驻屯军将主力部署在北平、天津、塘沽、滦州、秦皇岛及山海关之间铁路沿线。(21)
为了掩人耳目，日本政府向华北增兵时，强迫冀察政委会与其签定了“华北防共协定”，借口“防共”，增派两个师团进驻平津，并要中国的29军开往冀南，规定在6月之前实行。此后，日本侵略的铁蹄在华北土地上更加横行无忌，华北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
增兵华北以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策划越来越具体了。陆军省6月3日制定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中规定：“在对华北作战时，要出动11个师团，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五省同时作战；对华中方面，投入五个师团，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22)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北“自治”运动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1937年3月，中国驻屯军司令田岱皖一提出“经济合作”的书面条款，逼宋哲元签字。同时在军事上实行进逼。从6月开始，日军在卢沟桥附近频繁“演习”，伺机挑衅，为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
1937年6月，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出马组成新内阁。近卫一登台，“战争谋略的风闻”(23)便纷纷传来。6月5日，陆军教育总监本部部长香月清司令向日本内阁和参谋本部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紧迫。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24)9日，关东军司令官东条向陆军次官和参谋次长上书，主张：“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25)6月21日，中国驻屯军紧急成立了临时作战课。同时，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所谓“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已经在流传着“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26)果然，7月7日晚，日中国驻屯军按照日本政府侵华国策，蓄意制造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一方面于7月8日晚宣布所谓“不扩大方针”，同时制定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作战部署。11日上午，日本政府对陆军大臣杉山元关向华北派遣5个师团（首先从朝鲜、中国东北调遣2个师团）的提案无条件地表示了同意。当天傍晚，首相近卫向天皇上奏《关于派兵华北的声明》时，天皇立即裁决。(27)日本政府借口中国政府调动中央军在河南北部集结，陆续把朝鲜军1个师团，关东军2个旅团和日本内地3个师团派到华北。7月27日，参谋总长遵照天皇“敕命”，发出了武力占领平津地区的命令。(28)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由此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中国全民族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开始了。
结束语
卢沟桥事变迅速导致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绝非偶然。中国有句古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把这个事件置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奉行的大陆政策，决心打一场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广阔背景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明治以来的日本向大陆扩张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发展到灭亡中国的根本国策。尽管日本帝国主义的内阁多次更替，其侵略策略经常变化，但一以贯之的大陆政策，可以说是代代相传，届届不变。事实很清楚，中国并没有在日本的国土上驻一兵一卒，却是日本帝国主义把军队开到了中国的东北；中国士兵并没有在日本领土上放一枪一炮，却是日本的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肆意挑衅，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预谋的。
注释：
①（日）《中央公话》1987年第12月号第219页。
②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69-200页。
③本多熊太郎：《胆略外交》第225-226页。
④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与主要文书》上卷，第306页。
⑤见1914年8月山县有朋致首相大隈等的《对华意见书》。
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上卷第524页。
⑦松冈洋右：《动荡的满蒙》第122页，第224-225页。
⑧《本庄日记》第18-21页，本庄繁著。
⑨《满洲事变》（《现代史资料》）7，第362页。
⑩《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543-544页。
(11)《日中战争》1，第9-10页。
(12)（日）《外务省文书》，驻满大使兼关东军司令官菱刈致广田大臣第215号电。
(13)《日中战争》1，第22-24页。
(14)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台湾1927年增补改条版，第327页。
(15)《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23页。
(16)转引自唐宝林《试论三十年代初日本统治集团在侵华政策上的分歧》一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5期。
(17)转引自唐宝林《试论三十年代初日本统治集团在侵华政策上的分歧》一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5期。
(18)《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485页。1937年5月，三户社印行。
(19)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第370-371页，台北正中书局印所，1982年2月版。
(20)武月星等：《卢沟桥事变风云篇》，第184页。中国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
(21)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第91页，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
(22)《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93页。
(23)（日）稻叶正夫：《卢沟桥事件前后》，《现代史资料月报》，1969年7月号。
(24)《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22页。
(25)秦郁彦：《日中战争》（附录资料），第351页。
(26)《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中译本。
(27)儿岛袅《天皇》文艺春秋刊本日文版，第三卷，第217页。
(28)（日）：《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四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日文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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