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金台密札与袁世凯告密之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相论文,蔡金台密札论文,袁世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有一种倾向，即特别重视档案、信札等新史料的发掘与使用。求新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旧材料”的利用。最近，我们从一件事得到启迪：拙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发表后，承蒙马忠文先生相告，拙著论述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学询、庆宽赴日抓康梁时提到了蔡金台，却没有提及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氏写给李盛铎的两通密札，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后来，马先生还将此信札复印寄下，阅后很受启发。它是政变期间在北京的当事人所写，很能说明袁世凯在政变中的作用。
（一）蔡金台其人及其密札
蔡金台，字燕孙，江西省德化县人，光绪十二年中丙戌科成进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光绪十七年出任甘肃省学政。甲午战争后曾在江西倡导成立高安县蚕丝学堂，该学堂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学堂。戊戌政变前后，蔡金台在京同刘学询、杨崇伊等关系诡秘，筹划弹劾维新派，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又伙同刘学询、庆宽以“考察商务”为名，前往日本抓捕康梁，回国后颇受庆亲王赏识。光绪三十年得充甲辰科会试同考官，后又出任掌湖北道监察御史。丁未政潮中，蔡金台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五日出面弹劾袁世凯政敌岑春煊之弟岑春萱，指责其“庸陋无识，骄庸溺职，迷信星卜，曾招致现犯死罚监押江夏县之相士名华楚善，处之幕中，行香拜客，皆令课其吉凶。”（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录副奏折，职官类。） 盖当时袁世凯正策划恽毓鼎上书弹劾岑春煊也。
据邓之诚所揭示的蔡金台第一通密札称，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铎书云：
自七月下旬，即得至确之耗于云中，且属为之谋参奏。以告再芸，不之信。且行急无暇，间语问刍，则问刍已数言于清河，已拟发矣。而庆邸言宫中固无恙，遂复止，乃转以属之杨莘伯。盖惜足下之不与也。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而杨莘伯乃手训政疏叩庆邸，俱赴湖呈递。时慈意以为此等大政，必有联章，乃成规模，且须大臣言之。莘伯乃告其师王仁和。仁和以书戒之，有“无牵帅老夫”语。
莘伯以已成骑虎，不能甘休。且警信日至，谓断发改衣冠，即在指日。而孙文党羽云聚辇下及津沽，势且猝发。不得已独冲入告。发时尚知会张次山等凡九人，而无一应者，遂独上之。
至初五日，慈圣忽传驾入宫。其夕以密谕交崇受之，缉捕群党。四更时，康由内城得内监通报，遂以黎明逸去。其时宋伯鲁尚递折保康广仁，故首奉旨革职也。广仁以为于已无与，尚徜徉于南海馆，遂为逻者所得。（宋现改姓为赵、字曰善甫，潜寓上海。前有书与其密友，谓有日本领事允保，居沪甚乐也。）是日，大索康有为于清河第中，逻侯尽日夕不少休。有粤人潘姓，以道员来引见，适宿于其第，缇骑误以为康，获之。良久乃释。
至六日清晨，又闻捕四京卿及徐杨矣。饭后至问刍处告之，尚以清河无端受惊为笑。未几又闻崇传清河去入内问话，缇骑布满街衢，忽问刍仓黄拉我上车出城。至三更，渠始有函来，告以潜止某玉工家，以为风声鹤唳，大有波及之势。
七日黎明，急往诣之，始知由其仆妄传缇骑谓承寿寺为粤人聚会之所，行当搜查也。适在其座，晤军机章京凌君福彭，知清河业交部，四京卿及徐杨皆然。内廷搜出逆迹无数。又康之门簿已进呈，将有绝大株连。莘伯乃奏请召荣入都，以合肥代之。懿旨遂电召略园，闻略园甚皇然，恐有伊霍之事，立誓调停。
十一日略园到京，与莘伯期会于其第，莘伯亦以调停之说进。次日入见，先皇上，次慈宁，语秘莫能闻，大都两解之词。是日，外起如瞿、徐皆未见，想无暇也。是时，今上颇有自怨自艾之意，一切情形，直言不讳。而言官络绎腾章，请速诛群凶以靖变。虽清河亦明表其非康党，而上意坚欲并诛之。略园乃为乞恩，谓张某不无微劳，且明诏业已剔开，求少宽以示区别。于是众军机环而叩首，且并及东海。上意不可回，得懿旨乃解，是以张、徐不及于难。是时御前诸内监，毙杖者四人，监禁者六人。讯得康氏弟兄数月来时常便服入内，见上但鞠躬即坐，与平行无异。并云此风从前文廷式倡之。适莘伯又论其在沪入学会事，又六月间有密旨召其入都，皆康之谋。是以有密拿正法之旨（案此指文廷式而言）。莘伯又论群凶以孙、康、黄、熊为四首领，黄不宜出使，免为首逆东道主人，奏入而恐见诘于外人，迟迟不发，而略园已告知仲虎。
先是七月间，上硃笔予黄尚书衔候补侍郎全权头等，扁于匣。使王尚书与樵野送日本公使署，令寄其国政府。盖存此笔迹，以为后来一应训条，核对笔迹之用。王既受申饬，不能止此事，则藉张止之。后伊藤来，李苾园举康为接待使，亦为张所阻。谕旨所以谓张非康党，其能保首领者，即此二事也。
闻康见伊相语极多，谓四京卿是其所委。伊举以询合肥，盖亦不甚然之。现在内政尚无变异，两圣意见全消。惟上疾殊可虑，南医十余人，轮流入侍，日以脉证传知六部及各衙门，中间数日不遗精，今又如初矣。据陈莲舫云：“症尚未十分无救，惟天家一切俱异民间，殊棘手耳。”前是硃谕斥其随同附和，不以独出主见，以致毫无小效，饬令回藉矣。
慈意向用济宁甚切，前月初曾令内侍问状，昨又令略园、吴子佩往视。济宁解袜示以步履不便，且有泄症，然亦是敷衍症状，不久即销假矣。此公一出，天下事未可知也。然虽略园心不善之，亦未如之何。盖有较常熟为尤甚者。（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
邓之诚先生没有说明，他是从何处得此信札，该信札是原件还是抄件，有无信封等细节，只是说此信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邓先生对此信之按语称：“此所述戊戌政变，极得当时直相。所谓略园两解、两圣意见全消，亦是真情。德宗惟认错而已，何至如世间所云加以挞楚幽囚耶？再芸为华辉，问刍为刘学洵（询），仁和为王文韶，清河为张荫桓，徐为徐致靖，略园为荣禄，莘伯为杨崇伊，仲虎为徐建寅，唯云中不知何人。金台，字燕生，丙戌翰林，与盛铎同为德化人。时盛铎方为驻日本公使。世间记戊戌事，多传闻之辞，时日先后，不免颠倒。唯此所述政变全由庆王布置，最关筋节。其他亦较为得实，盖金台亦在事之人也。”（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第604页。） 文中将蔡金台之字，称为燕生，似应为燕孙。除邓先生指出诸人外，密札中提到的崇受之，即九门提督崇礼，汉军正白旗人。东海，亦为徐致靖，瞿为瞿廷韶，黄为黄遵宪，熊为熊希龄，云中者似应为廖仲山，均为变法中之活跃人物。
邓之诚先生所揭此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却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史料。这样的密札，倘非当事之人，是根本写不出此等文字的。密札中所述许多重要史实，均可由档案史料予以证实。今兹试举二事以证实此札所述史实之可信。
其一、关于戊戌七月，光绪皇帝书写硃笔谕条，派康有为、黄遵宪往日本事，张荫桓曾谈到此事云：“七月间，皇上有硃笔谕条，令我向日使言，中国拟派头等钦差驻日本。又拟派康有为赴日，坐探变法事宜。我恐日廷不允接待，即至总署与廖仲山言论。正谈叙间，又奉皇上墨谕，内言告知日本，此后往来公牍，可将日皇徽号，全行书写。我即往拜日本使臣，将先奉硃谕隐起，仅将墨笔谕宣示。因向该使臣谈及，中朝欲遣头等钦差之意。日使喜甚，允电日廷政府。念余日并未见有回电，竟作罢论。”（注：翦伯赞等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第503页。） 张荫桓所述事实，以前未引起人们重视。但是，自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发现了日本代理驻华公使林权助致大隈重信的密报之后，证实了张荫桓、王文韶确实拿了光绪皇帝之谕条前往日本使署交涉（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编号1—6—2—4。）。张荫桓之回忆误记为他同廖仲山同去；而蔡金台之密信称张、王二人一同去日使署交涉。可见蔡金台的信，与日本档案所记相合，比张荫桓本人之回忆还要准确。
其二、密信中还谈到“慈意向用济宁甚切，前月初曾令内侍问状，昨又令略园、吴子佩往视。济宁解袜示以步履不便，且有泄症，然亦是敷衍症状，不久即销假矣。此公一出，天下事未可知也。然虽略园心不善之，亦未如之何。盖有较常熟为尤甚者”。密札所述此事甚秘，不为外人所知，然而我们可以在清宫档案中找到史料说明孙毓汶当时确实病重，不可能再重新出山，仅过数月，孙氏即病故京师。
孙毓汶临死前留下一份遗折，一边伏枕哀鸣，一边称：“光绪十年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遗折中不提皇上命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却只提皇太后，说明其十分显明的后党立场。因此，密札所谓慈禧“向用济宁甚切”，完全是局内人方能道出的内幕消息。
（二）戊戌政变之步骤分析
蔡金台思想守旧，又同刘学询、杨崇伊这些策动政变的人物关系密切，同流合污，故对政变之内幕了解的颇为深入细致。
根据蔡氏密札，可以清楚看出八月上旬朝局之恶化，以致演化成为政变格局，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其一、八月初三日杨崇伊递上亟请皇太后训政以遏乱萌之奏折，导致“八月初三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而且还宣称，八月初六日由大内再返回颐和园。根据茅海建先生之分析，“慈禧太后还宫的决定在戌时，即晚上7点至9点”（注：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三联书店，2005年，第51页。）。然而，仅仅靠杨崇伊之奏折，皇太后似乎还不至于下令抓康有为，也不至于要光绪皇帝下台，而由她再度垂帘听政。因为百日维新是经由皇太后允诺而开始的，而且康氏的奏章及进呈书目亦呈送皇太后慈览。正如苏继祖所说，康有为正月所上条陈，太后亦曾为之感动（注：翦伯赞等主编：《戊戌变法》，第1册，第311页。又见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0页。）。因此，没有非常重大的突变，慈禧是不会让光绪皇帝下台的。一般言官或风闻言事者的奏折，是无论如何达不到这样效果的。可以说八月初六日早朝前，宫廷必有重大变故。
其二、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率军队围颐和园，制服后党。谭同袁谈话时，至少还有徐世昌在场。故谭氏离去后，袁徐一定紧急磋商，采取对策。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任何疏忽都会招来杀身之祸。袁徐二人休戚相关，不能不权衡利弊，审时度势，斟酌再三。根据清宫奏单奏片档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到京请安，呈递履历片，奉旨知道了，履历留。八月初二日，袁世凯以侍郎候补谢恩，奉旨知道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单奏片档》491～492。） 八月初五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袁世凯，因此，徐世昌可以活动，袁世凯则必须等到召见之后，方可离京。
其三、袁世凯初五日请训后即返回天津，局势已相当紧张。袁氏在见到荣禄时，有两种选择：他可以和盘托出新党计划，也可以借故推宕，袁世凯肯定为选择向荣禄告密。因为这是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之后即已决定了的。可以设想，如果守旧派已经发动了政变，袁世凯再来“被动告密”，荣禄是不会把直隶总督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的。相反，倒是袁氏告密立了大功，才有日后荣禄对他的信任及袁氏的飞黄腾达。
主动告密与被动告密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狡猾的荣禄是会在关键时刻考验袁世凯的，而事实证明，袁世凯经受了荣禄的考验，也为自己赢得了前程。
其四、根据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会袁世凯来，而谭嗣同说以调兵，入见语亦云然。袁乃密白略园。电庆邸达之”。但是，由于“政变全由庆王布置”，荣禄又“立誓调停”，因此，荣禄电报的内容可能未涉及谭嗣同事件全部。蔡金台致李盛铎密札称：“电庆邸达之”，这是以往谈论政变者所未曾虑及的。
其五、八月十一日，御史杨崇伊再度上书，谓“事机急迫，请召大臣即日来京”（注：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466页。），并建议北洋大臣由大学士李鸿章前去署理。慈禧宣召荣禄进京，却没有让李鸿章署理，相反让袁世凯署理。清廷的这一决策实在不同寻常，因为袁世凯当时仅仅是一个臬司，他的上头还有布政使，按照规矩总督短期离任，应由布政使来署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由他来署理直隶总督。荣禄的这一决定，说明袁世凯在政变问题上立了大功，这也表明了他们对袁氏的充分信任。而荣禄进京“与莘伯期会于其第，莘伯亦以调停之说进。次日入见，先皇上，次慈宁，语秘莫能闻，大都两解之词”。换句话说，荣禄进京之后，清廷才决定杀害谭嗣同等要犯的。
以上就是按照蔡金台致李盛铎之密札所解释的戊戌政变的过程。毫无疑问，引起慈禧发火，把光绪皇帝赶下台的，一定是袁世凯泄露新党有围颐和园阴谋引起的。袁世凯毫无疑问是告密的元凶。
（三）蔡金台的第二通密札
为了证实蔡金台密札之可信度很高，还可由蔡氏致李盛铎的第二通密札来佐证。其密札曰：
又九月二十五日云：南皮之图军机，亦由问刍怂恿，爵堂导之。春间连仲三之来京，即是为此。南皮赙其兄千金，又许以美差，遂力致于略园。略园复王电云：南皮公忠可敬，无如常熟一掌遮天。两邸皆病不治事，容当缓图。夏间去翁召张，皆由于此。其时尚有谣传公之不愿者，爵堂曾电问刍解之，问刍力白其诬。此次又有陈于慈圣者，圣意则以又是一书生却之。所谓又是者，盖承常熟而言也。略园又晤莘伯云：南皮亦不甚满人意。此或因慈意不甚许可而云然，故南皮决不复内召，济宁出则更无可望矣。（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
邓之诚先生注明此信写于戊戌九月二十五日，并作按语如下：“按此所述，张之洞戊戌春间由徐桐专折奏保命来京陛见，是由刘学询画策，因王之春、连文仲以通于荣禄，谋入军机，事为翁同龢所阻。即荣所谓常熟一掌遮天是也。荣、翁之不相能，翁之逐，荣与有力。于此征之益信。孙毓汶翌年即卒，竟未起用。”（注：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02～604页。）
邓之诚先生所注，稍有失误者，如连文仲，似为连文冲，时充任军机章京。不言而喻，此信是对戊戌春季张之洞内召未成的最好解释，完完全全是局内人之言，句句可信。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些学者著书认为，由于光绪皇帝执行洋务派路线，才把张之洞召来北京。此种格式化的见解，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实在经不起推敲。
蔡金台密札活龙活现地揭示了历史真貌，故此两通信札应该同毕永年之《诡谋直纪》一样，在揭示戊戌政变真相中是同等重要的历史文献。
总之，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则很难自圆其说。因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变之后，清廷重赏的不是发动政变的御史杨崇伊，而是袁世凯？显然，袁氏告密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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