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改革——中国是唯一的模式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计划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是唯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00）02—0097—05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进程同前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国家的那种激进的改革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结论。而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要从中国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差别中找出带有本质性的差别，从而以此来解释为什么它们当前的改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国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有别于中，东欧国家，因此人们必须探究中国改革之初的那些特征，这也包括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因此人们不能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仅仅归结为得益于它的改革战略。尽管每一个转型国家的改革模式和初始条件各有差别，但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许多基本要素却存在着明显的共性。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导致不同的改革内容和经济成果，甚至使经济要么陷入恶性循环，要么走上螺旋上升之路。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改革经验的比较还揭示出一个重要结论：由于经济变化的常规要素的相互作用，它们会把经济转型导向截然相反的道路。
所谓的转型，就是指用有效的市场经济取代低效的计划经济，而后者则是以行政命令和一系列数字指标为特征的经济协调机制。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经济转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减弱，和有利于私有企业发展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绝大部分生产资源被集中在国家手中，尤其始集中于军事和重工业领域里。相反，私人只拥有极少的资源，而且其消费也显得严重不足。私人家庭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极少一部分，而且他们的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并非由于其经济收入水平的低下。许多产品的供应是无序的，而且常常处于紧缺状态。简单说，商品供应即不有效，又显不足。
二、中国改革模式的九个特点
下面我们对中国经济改革模式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由于我们手边几乎没有对改革的全过程进行研究的文献，所以我们只好从工业领域的协调机制开始，因为它同中央的经济调控机制的联系最为密切。中国在这个领域的改革是从实行双轨制开始的。由此出发，我们进一步扩展，直至找出它的九个特点。最后我们讨论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联系。与此相关地，我们也要把这些特征同中，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本质特征进行比较。
（一）双轨制
中国改革的第一个特征是“双轨制”，这个中国式的概念意味着原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它们分别对不同的资源和产品进行分配。中国的改革者不是简单地取消计划，而是让其继续发挥作用，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以及保持政府在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产业中的优势地位。在双轨制这种复合关系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价格生成机制：既有国家对某些产品的计划价格（通常很少）；又有市场价格（比例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双轨制这个概念只涉及到计划与市场两种协调机制，而不是指两种所有制。直到90年代中期，多数国有企业用部分产品去完成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只占其生产能力的一部分，这样它们就可以把计划外产品投入市场。这种双轨制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而且也存在于整个工业体系中。这种战略的核心在于把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同市场挂钩，并使它们逐步适应市场。双轨制允许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联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合资企业，或进行合作经营，允许它们的产品价格完全自由浮动。而集体，个体和外商投资的企业则不涉及双轨制，因为它们一开始原则上必须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二）计划脱钩
单靠双轨制是无法实现转型战略的。双轨制和计划经济一样，它不能消除黑市交易，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黑市价格冲击正常的市场价格的结果。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市场调节机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逐步减少计划所占的比例。1984年在北京的计划者宣布：“中央政府将把计划的绝对数量限制在一个固定的限度内”之后，我们使用了“与计划脱钩”这样一个概念。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事实表明它的计划所占比例正趋于消失，国民经济最终与计划脱钩。计划者们一再重申：中国政府是负责任的，它已经冻结了传统的计划。这就为非计划的市场经济在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提供了保证，使双轨制最终演变为一个纯粹的转型工具。与计划脱钩要求每个企业自负盈亏，这对它们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由于国家每年下达给企业的计划原则上是不变的，因此在它们看来，市场价格才是它们实现利润的关键。过去，政府一直把制定计划视为自己的职责，死抱计划不放，可是现在它再也无法左右企业的决策行为了。现在的决策者实际上是市场的价格。如果企业想实现最高利润，它只能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的计划已变成无关紧要。
（三）开放市场
自1979年中国对新的市场参与者成功地开放了工业品市场以来，中央政府对工业的垄断地位已有所下降。尤其是在农村，大量新建的乡镇企业迅速涌入了利润率较高的工业领域。这些企业的到来不仅加剧了竞争，而且改变了工业品市场上的格局。这些新的市场参与者的多数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另外还有一些私人和外资企业。80年代地方政府又大力兴建了一批地方“国有企业”。这是一项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举措，这表明中央政府已经撤除了把新的市场参与者拒之于有利可图的制成品市场之外的各种壁垒。早在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就已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这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样有利于解决中国幅原辽阔，情况复杂的问题，同时在改革过程中也便于消除中央政府对工业的垄断。在此背景下，即使计划仍然由政府来制定，但这也会在“国有企业”之间创造出一个竞争的环境。
（四）利用价格机制平衡供求关系
利用自由浮动价格平衡供求关系的机制在中国已经开始迅速发挥重要作用。从80年代初开始就已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按市场价格进行结算，到了1985年官方已使按市场价格进行的生产资料交易合法化。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也可以按市场价格与茯它所有制企业进行交易，因为它们超出国家计划部分的交易都可按市场价格结算，逐步谨慎地取消对消费品的价格管制。经过一段时间最终使绝大部分消费品与市场价格并轨。
（五）对国有企业进行渐进式改革
要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就要求对其管理体制进行逐步的改革。在给国有企业施加竞争压力的同时，中国的政治家们开始探寻改善国有企业的内部体制和激励机制的新途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逐渐减少对其完成计划情况的考核，而代之以对其利润的考核。大量的证据表明，由于采用了促进竞争，改善激励机制，和有效地监督企业的经营业绩等几项措施，使得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在80年代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改革的特点在于：它是侧重改善对国有企业经营的监督管理，而不是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
（六）有控制地脱离计划经济
中国在对计划经济的核心部分进行改革的具体步骤上，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首先花大力气解决那些同计划运行过程联系较少的环节上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可以看成一个有控制地脱离计划经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按照一定顺序把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从计划经济的核心中剥离出来，推向市场。边种做法不是根据某种事先考虑好的战略，而是根据时事做出的政治决策，和中国的政治家们为保护国民经济这一核心不被破坏而做出的努力。这种有控制地脱离计划经济的政策模式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过去建立的“经济特区”，这些特区被建设成为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基地，而它们在一开始时同国民经济的其它部分并不发生联系。
（七）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有效地稳定经济
从改革开始中国就致力于稳定地发展经济和调整发展战略，而这一切又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不是片面地强调改革和稳定两者中的那一个方面，而是尽可能地把两者统一起来。中国的政策是利用计划经济的工具来调节资源，以此来缓解改革初期的紧张状况。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做法是政府在改革的初期向城市居民承诺，保证充分就业。随后加大了向轻工业的倾斜力度，这种消费导向型经济可以大量吸收剩余劳动力，这就使得1978—1982年的失业率大大下降。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转型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从改革伊始就大力地稳定经济。有迹象表明，改革的初期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限制全面改革的主要因素。 中国在改革之初也面临着异乎寻常的阻力。 有20多种消费品由官方实行配额供应，原料紧缺一直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话题。这种形势迫使中国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同时也决定了它必须利用行政机器调整产业结构，以防止资源流入错误的方向。直到80年代中期消费市场上的不平衡才告消除，这为下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社会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中国在改革初期阶段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可是在那里却被人们以另一种方法解决了。
（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保持宏观经济的周期性节奏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已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政策模式，这就是当稳定政策生效之后，立即大胆出台新的改革政策。每一项改革政策都会在宏观经济中造成新的不平衡，这就需要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调整，使之稳定。在这种周期性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宏观经济政策对于改革的成败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在这种周期循环过程中扩充与紧缩阶段交替出现有助于增强市场的力度。国家的计划机器由于无法对快速变化的经济形势作出迅速反应，而逐步丧失它昔日显赫的职能。因为要对经济进行计划无异于去做一件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计划只能在人为强制稳定条件下才能实现。没有稳定，计划当然无法实现。
（九）以储蓄的“私有化”稳定投资
由于政府在工业领域里垄断地位的瓦解，致使国家的收入持续地减少，即财政储备下降。与此同时私人的储蓄却由于个人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一些新兴行业赢利机会的增加而不断增长。两种相反的趋势此消彼长。由于中国的总储蓄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这就为高投资和高增长提供了保证。储蓄结构的这种变化使银行的作用变得日益突出，因其发挥着把私人储蓄引向企业的中介作用。这个过程演变得非常平稳，但对于政府来说却是非常苦涩的现实，这使政府收取和管理日益减少的资源变得非常困难，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制订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
三、中国改革措施之间的联系
上面我们例举了中国改革的各个特点，使我们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从整体上研究中国的改革战略。同时，也使我们可以揭示出各改革步骤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人们也必须研究这些关系，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中国在改革上螺旋上升，在经济上保持高速增长。
（一）中国的改革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自由化和消除价格管制的渐进过程
取消管制首先是从农产品和过去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工业产品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到较为重要的工业制成品领域。然而在对国计民生至关重要的能源供应领域里的价格管制时间持续得最长。
这种策略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单独的取消价格管制似乎并不能取得什么明显的成果。相反，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在持续的，逐步开放价格的同时，又不断地拆除各种市场壁垒，其中包括过去被国有企业独占的制成品和外贸行业市场，拆除这些壁垒对于建立新的公司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允许新的市场参与者进入过去的高利润市场，使竞争随之加剧，价格受到向下的压力。因为取消价格管制一开始是在一些适合于小型企业生产，进入市场的技术壁垒较低的行业里进行，因此这种价格开放和经营自由化不会造成太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在已经开放的市场上相对价格却在下降，这就为进一步取消价格管制创造了条件。
（二）私人对新形势的反应
中国人对新经济环境的反应是大量储蓄和直接投资经营。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样，改革前中国的私人储蓄率一直很低。1978年以前私人的平均储蓄率只占家庭年收入的2%，可是到了80 年代末就上升到家庭年收入的15%。这些储蓄除了投资兴建小型企业和住房以外，大量地流入了国有金融机构，后者有助于改善信贷供应和缓解国内资金紧张的状况。私营企业的就业人口从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间就由33万人增到加2300万人。由此可见，私人对经济形势的反应是非常快速，而且强有力的。
逐渐地扩大市场范围和消除价格管制推动了理顺价格体系的过程。在中国改革的最初几年中一直存在着关于价格体系改革问题的争论，中国政府最终没有采纳“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即一次性取消价格管制。尽管如此，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之后，价格体系已明显理顺，这一成就是有目共睹的。80年代在工业领域里出现了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同期内的消费品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涨。此时的价格生成机制有两种：一个是以行政的手段调整国家牌价；另一个则是市场的自发平衡力。虽然人们无法具体地分清两者对此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一方面，当政府的行政定价不合适时，新的双轨制价格体系可以向政府反馈重要的信息；另一方面，它又允许市场的力量直接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
（三）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机构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效益有所提高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私人经济状况的变化和新公司获许进入市场是造成竞争加剧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国有企业在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中必须改变自身的行为。事实上在改革实际来临时，国有企业就已经察觉到了形势的重大变化。当双轨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时，国有企业就必须按市场价格采购和销售。然而改革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因为双轨制并不意味着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二元结构，它对国有企业来说意味着二元行为的条件。
（四）国家保留着对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监督权
但这已由对完成计划的监督转变为对完成利润的监督。此外，目前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标准中也包括当地企业完成利润的指标。同时，又建立了与此相配套的激励机制：过去政府以“所有者”的身份来管理国有企业，现在企业更多的是由自己的领导来管理。这就大大强化了企业自身的管理职能。尤其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长期承包合同，在这种合同中把经理人员的收入，职工的奖励基金和该企业3至5年的利润联系在一起，挂上钩。和前面提到的政府官员一样，企业领导人的晋升或降级也是同企业的经营业绩联系在一起的。
以上讲述的几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走上良性循环轨道的基本手段。推动改革的关键环节是中国政府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就主动打破——确切地说是不断地消弱国家对工业的垄断。哪里的垄断被打破，哪里就会有新的公司涌入，它们就会在经济上释放出能量，这种能量正是市场经济这种组织方式所拥有的特殊的能量。不断自由化的经济环境给国有企业造成了一种压力，它要求国有企业改善其经营管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日益加强的市场压力一起共同促进国有企业改善它们的经营管理。
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幅相互联系着的，中国改革的战略图式。
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强调：上述内容只仅仅涉及到改革的动力问题，单靠这些因素是不足以实现经济转轨的，它们只是实现平稳转轨的基础。把资源从国家控制的领域转移到私人手中，对资源的这种再分配是实现经济转型的第一步，这同时也推动了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在此过程中保留了传统的协调机制，但又逐步消弱它的作用，这就避免了因迅速废除这种机制而可能造成的休克。这样一来，它不仅赢得了“和平红利”，而且也降低了转型的成本。
四、中国和欧洲的转型过程：共性大于个性
在详细地揭示了中国改革政策的特点以后，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改革之初所面临的经济条件的差别，这些经济条件对转型有重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中，东欧国家不具有那些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吗？如果人们研究一下实际的转型过程，结果是令人吃惊的，所有使中国经济螺旋上升的因素在中，东欧国家都实际地或潜在地存在着。尽管所有私人和新公司对经济的游戏规则的反应都是一样的，但是，各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却把它变得五花八门。在本部分里我们主要分析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转型经济都非常关键的三种现象，它们是：（1）向新的生产厂商开放市场；（2）改变国有企业的行为；（3）国家收入的减少。
在转型过程中的大多数成功与失败都出现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一）一切转型经济的特点都是快速地向新的商品与劳务供应商开放市场。私人则迅速建立自己的公司
首先出现变化的是零售业，但是，很快就会波及到建筑，运输，以及制成品行业中去。一般说来，关注改革的人们对市场开放的预期往往高于实际开放步伐。在苏联，匈牙利和中国人们一开始的出发点是以此作为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步骤，因为大量非国有企业涌入国有企业的传统市场，势必会对它们造成巨大的震动。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典型的转型经济表现为，私人储蓄行为和私有企业崛起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萨克斯认为，这不是中国的特殊理论。经过数年的改革之后，波兰的私人企业和外贸也是靠这种动力推动的。匈牙利的渐进式改革也是伴随着大量私有企业的建立而来的。这正是匈牙利改革最富成效的地方。为了抓住改革这个经济上的机遇，匈牙利的个体经营者不惜长期地牺牲休息时间。当然在俄国——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俄国人在经历了70年代的计划经济之后，已经完全丧失了经营的传统——则是对“合作”制企业（它们实际上根本不是私有企业）迅速地开放了市场。从1985年到1991年在私有企业里就业的人口由 70万上升到640万， 即达到了就业人口的8.7%。这项改革的刺激作用是巨大的，人们毫不犹豫地作出了反应，储蓄和创办私营企业成为最活跃的两大现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也使我们有可能迅速进入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的市场。在中国，乡镇企业成为了进军市场的主力军，尤其是那些城市郊区的乡镇企业会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市场。
（二）国有企业改变其行为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从而使每一个企业的发展状况也相应不同
在原有的体制下所有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福利状况大同小异。实际上由于价格体系的扭曲，以及错综复杂的补贴使国家计划人员无法了解哪一家企业经营得好，哪家不好。一旦进行了严肃的改革，这种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但是变化方式却大相径庭。现在，国有企业已经看到由于开放他们传统的市场，新企业带来的竞争日益加剧，同时开放市场也给它们带来了新的机遇。此外，他们还必须适应另一种激励与监督机制。一些企业对新环境的反应是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
有一些国有企业还面临着另一类特殊的困难：这就是一些建在小城市的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如果他们在当地劳动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时，对他们进行改革的阻力将会更大。他们会由于各种原因迅速出现亏损和其他不利情况。这些原因包括：当初选址不好；当地的资源已经耗尽；多年的生产造成了环境污染，它们中的多数还面临转产的困难，它们无法从当地缺乏弹性的劳动市场上获利，以及不能利用大城市密集的交通运输网络等。因此，他们对已经恶化了的经济形势的反应是非常消极的，而且总是试图寻求政府的帮助。然而当地政府对他们的要求却常常是装聋作哑——这恰恰由于它们在当地劳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造成的，因为政府不想因他们的迁出而给当地造成大规模的失业。
（三）国有企业改变行为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这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如果企业一开始试图通过降低价格和改善质量来保持其竞争力，那么它们的利润就会减少，从而上交给国家的利税也会相应减少。而另一些任由经理和员工侵吞资产的企业交纳的当然更少，至于那些地处已经破败了的工业城市里的破产企业显然也是无钱可交的。以上几种情况对国家财政所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而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改革前的税收制度。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完全靠向国有企业征收利润来维持运行。为了保证自己的企业能够赢利，国家实行价格管制，然后把这些利润划入国家财政。这就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在发展中国家是国有企业吸干了国家财政，而在计划经济国家则是把国有企业当作“奶牛”。可是现在一旦为保证国有企业利润的人为制度性因素消逝之后，国有企业的利润必然就会急剧下降。因此，无论国有企业以何种形式在微观上自我调整，但结果都是一样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进而加剧社会危机。
五、结论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片面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对于中，东欧国家是无足轻重的。尽管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通过比较得出的结论，并以此来解释不同类型和方式的转型经验，而这些类型和方式又是相互联系着的，或者说是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最后我们可以从对两者的国民经济的比较中得出一些进一步的结论。
显然，中国的例子表明，渐进式的改革战略是最现实可行的战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是它还包含着更为深远的涵义。尤其是一些启动改革必须的措施并不象某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困难。赫门兹和冯克代表着这样一种观点：一切变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催化剂是让人信赖的稳定和调整措施。他们把以此为目的的变化水平称之为“最低临界点”。中国的例子使人联想到，在前计划经济国家进行改革的计划中必须包含以下措施：
——有限地开放过去被保护的市场
——给予国有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并改善其激励机制。
——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市场价格，进而扩展至全局。
——维护总的市场经济原则。
采取以上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过对转型过程的初步分析人们就能看出，只有迅速实施这些措施才能克服改革的阻力和防止改革半途而废。特别是鉴于中，东欧国家60年代经济改革失败的经验，1989年以后的改革家们相信东欧的经济只能通过休克疗法才能实现。可是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经验却告诉我们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忽视了下述事实：对新的参与者开放市场会对整个体系造成持续性的影响。这就会形成一个重新分配资源的潮涌，它的巨大惯性在取消国家对不同经济部门的垄断之后就会撞开所有的大门。鉴于这一原因人们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这种激进的改革，相反应充分考虑急剧转型所造成的成本。
现在我们可以从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比较中得出什么结论呢？中国的例子说明耐心的，逐步进行的改革是最好的行动方式吗？这样的结论似乎太过轻率，而且也同我们目前的分析和讨论的情况不相符合。现在根本没有一个合适的，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的转型经济理论模型，即使有这样一个模型，但由于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么它的可信程度也是很低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模式说明渐进式改革带来的危害较小，它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稳定性和亲合力。由此得出结论：鉴于中，东欧国家政治上的涣散，大量重要企业破产，以及将来实现平衡的不可预见型，应该考虑采用中国的转型战略，强调改革的速度与同时性。
我们比较分析还进一步表明，人们必须特别地关注那些重要的企业的破产问题。俄国的问题并非由于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改革战略导致了政治和经济的困难，而是由于一系列要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破产。俄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大我数企业能否生产的问题，而是一些关键企业能否生存的问题。虽然另一些企业实际上已按新机制建立起来了，但是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在其它部分尚未配套之前是无法恢复的。这就要求政府果断抉择，以及拥有一定的权限和资源，可是俄国政府看起来却并不拥有这些东西。和俄国的情况相反的是在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企业倒闭。的确，中国的很多企业运行不良，如改善银行体系的过程令人痛苦而缓慢，交通运输系统超负荷运行等等。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企业还在发挥着它们的作用，它们的缺陷并不足以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崩溃。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其他一些区别都是直接地从上面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衍生出来的。如果企业都保持着稳定，那么对每个企业来说它的计划才能经常得以实现，它们可以相互利用，做成更多的业务。社会经济的稳定性还可能改善私人的储蓄行为；刺激货币需求；以及为政治家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这恰恰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国民经济上的最大区别之所在，然而这个问题在专业文献中却很少被提及。
这一点正是我们从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济的比较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迄今为止所有各种经验事实表明：多数经济学家在以往关于改革过程问题上的争论中过分地强调了推毁旧制度的必要性然而却很少关注企业，税收体系，以及宏观经济崩溃的问题。事实上以往文献中的这种几乎完全错误的观念压根就是不着边际的废话。从我们这里提到的想法得出的结论是：快速的转型战略只能在以下条件下才能实现：第一，以保证在改革刚开始之时，新制度就可以同时建立起来。第二，在进一步的转型的过程中可以使重要的企业免遭破产。波兰可能最早具备这些前提条件——鉴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进行一次急剧的改革。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完全不可能有两个以上国家具备了以上条件。国家越大，具备这些条件的难度就越大。
相反中国的经济转型却显得非常健康，而且很少风险。人们无需考虑中国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发展水平的特殊性就可以在其它的国家推广中国的转型战略。尽管中，东欧国家过去采取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改革战略——由于它们在政治上对旧体制的拒斥态度，以及在东西方的理论文献中赞同激变的观点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也还是可以采取这种战略的。这些国家今天的状况或许已有所改善，但是如果这些国家过去就采用中国式的改革战略，那么它们的今天肯定会好得多。
标签：双轨制论文; 国企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