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因素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业教育论文,过程中论文,心理因素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16(2003)03-0070-03
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是以实业教育的萌发为起点的，实业教育始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在外国坚船利炮的进攻下，一些较早觉醒的开明官吏仿造西方模式，创办了中国的第一批实业学堂，为弥补实业人才的匮乏，实业教育也由西方引入中国。
可以说，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是一种对外来刺激的应激反应，它与英、美等国家内发式的职业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在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中，中国职业教育的这种模式被称为后发外生型模式。这种模式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由清政府的一些开明官吏所推动，人为产生的，而不是内在的社会需求不断发展、不断成熟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能与社会整体之间协调一致，这种不协调性在社会心理方面反映得尤为明显。
一、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中社会心理的研究范踌
一般认为，社会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相互交往中直接自发产生的低级形式的社会意识，它是一定时代、一定国家、一定民族和阶级中普遍流行的感觉、情绪、动机、习惯、信仰、道德风尚和审美情趣等精神状态。当然这是一个普遍的定义，本文中主要是指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一种潜意识，一种心理定势，一种普通态度。社会心理是意识层面中最为稳定的深层结构，一方面，它以一种潜意识不自觉地牵引着职业教育的变迁进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也在改变着人们对待职业教育的心理态度。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日益显现出二元社会的特点。二元社会是指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沿海与腹地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和断裂：沿海及城市在西方的示范效应下，经济以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为主轴，文化上向工商社会的价值观念迁移；而广大的腹地农村，仍以传统的农业经济为主，而且愈加落后，文化上也日渐保守和封闭。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寻求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变得很困难。相对而言，农村的社会心理较为保守，缺乏变迁性。而在城市，社会变迁较快，社会心理的变迁也相对活跃一些。由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地域基本是在城镇，涉及的群体也基本是城镇居民，因此这里对于社会心理的考察主要是较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对待职业教育的社会心理的变迁。
近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的变化可大致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较高层次的具有理性的判断和态度；另一个层次是低层的情绪化的感觉和认知。理性态度的变迁比较容易发生，在这一层次上，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变迁经过了三个阶段，这是一个从最初的抗拒排斥阶段，到功利性很强的选择接受阶段，再到教育制度、教育思想都可全盘接受阶段的变迁过程。而在低层的社会心理中，个体对职业价值的判断却保持了一种很强的稳定性。
二、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中较高层次社会心理的变迁历程
（一）抗拒与排斥
实业教育引入中国之初，虽然有许多先进人士大力提倡，但从人数和范围来看，都没能形成社会风尚，社会心理仍然偏执地排斥实业教育，怀疑实业教育能否培养出经世致用的人才。市井平民如何看待实业教育已经难以考证了，但从当时传统士大夫的见解可以窥探社会的心理状态。由于实业教育同阶级立场、经济利益谈不上有什么太多牵连，所以士大夫的言论基本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心理。
御使张盛藻认为，西学仅为末节，不必使科举正途人员专心学习，中国要自强，莫如重振义理人心。倭仁在反对京师同文馆添设算学天文等科时认为，“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其志行而已可概见，无论所学必不能精，即使能精，又安望其存心正大，尽力报国乎”，“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果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1]反映了一种惟中华文化独尊、妄自尊大的心态。杨廷熙指责西方科技说：“窃维修德行政，实千古临御之境，近人和天，乃百代强盛之本。自来奇技淫巧，衰世所为，杂霸观虞，圣明无补。”[2]王家璧居然还认为“都兴阿、多隆阿等所部马队，多兼用弓矢，追贼发无不中，敌甚畏之”，“今预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于洋学，史文电学、算学、化学、技艺学，果足以御敌乎”。[3]就连大力兴办实业、倡导实业教育的奕訢在驳斥众人对实业教育和西方科技的责难时，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查阅倭仁所奏，陈义甚高，持论甚正”。为什么亲历洋枪洋炮威力及战争失败的人面对敌人的竖船利炮，还会发出礼义人心为本，技艺为末的迂腐言论？这只能说明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社会心理态度，以至于强大的刺激也难以促使它自动调整更新。这种保守的自有文化的优越感和对待外来文化的抗拒态度是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的第一阶段。
（二）功利性与选择性的接纳
随着实业教育的发展，随着西学东渐的效果日益明显，社会心理对实业教育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在理智上已经可以接纳实业教育，也不再把洋人附会为以前的夷狄，不再否认西方科技对富国裕民的巨大决定作用，认识到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须，但在情感上仍然认为此为变通之法，权宜之计，乃不得以为之。反映在行动方面，已经不再是激烈的全面否定，而是希望把实业教育纳入到传统的教育框架中去，用传统之“道”驾驶西洋之“术”。因此，在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系统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业思想之后，立即得到社会的广泛赞同，虽然在实业教育的推进者看来，这种提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进取策略，以换取对革新的支持，但实则反映了社会对实业教育的普遍的心态。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他所谓的“世变”，就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入侵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来的所谓祸乱频仍。为了抑外侮，平内乱，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他认为一方面要反对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僵化做法，另一方面要反对维新派要求变法维新。表现在文化教育上，张之洞认为必须调和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之争，因此提出了“中体西用”教育观。他指出，面对中国前所未有的“世变”，“于是图旧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在他看来，只强调新旧哪一方，都有它的不周之处。“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岐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他认为，这种新旧之争，会导致大祸来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他认为，所以会招致大祸来临的，是因为“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中无所主”。因此，他认为“中体西用”是把握实业教育方向的正确态度。张之洞既不是保守派又不是维新派，可以说他的这种思想是符合多数人的社会心理的，虽然这种态度前有激进的变革者的抨击，后有保守的顽固派的责难，但从整体来看，这是符合对事物的认知过程的，反映了大多数人对职业教育的认知，是一种大众心态。这构成了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发展的第二阶段。
（三）认同与吸收
中国社会的变迁可谓是天翻地覆，辛亥革命以后，随着思想启蒙的不断深入，原来为思想家、革命者所大力倡导的一些理念已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心理上早已掘弃了西方科学是末学的态度，可以认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和教育理念，认识到职业教育于国家于社会的重要作用。这时人们对西方职业教育的学习已不限于它的科技类课程，还包括它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管理模式等。因为当时的一种普遍心态认为，全面向西方学习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出路。
这一时期，由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影响的黄炎培等人所发起的职业教育运动声势浩大，其教育思想形成职业教育思潮。这表明国外的教育思想已经能够被中国民众所接受。受德、美等国影响而制定的壬戌学制及改革案在许多方面都借鉴了国外的经验，甚至还有很多地方原样照搬，其中的精华部分是根据世界各国的惯例，把职业教育归属于初、中等教育，由此使整个学制能够纵横活动，富有弹性。显然，这是受美国职业教育模式的影响，同时允许中等阶段职业教育单独设置，又吸收了德国职业教育的一些长处。《职业学校法》制订于1932年，由国民政府颁布实行，是关于职业教育的最重要的法令，分十七条，对职业学校的设立、变更、管理、教员职员的聘用、课程科目的标准都作了原则上的规定，这部法令主要是受到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而制定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流行、学制的变更、各种法令的出台都反映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心态。这是近代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社会心理发展的第三阶段。
三、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发展中较低层次社会心理的稳定性
与理性化较强的社会心理变迁不同，专注于个体教育价值的底层社会心理变迁显得不太明显，对职业教育的轻视态度一直没有多大改变。早期的职业教育自不必说，就是在广泛认同职业教育的时期也是如此。人们能够认识到职业教育于国家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但于个人却认为职业教育并非是个人发展的良好途径，心底把职业教育归为二流教育，赞同社会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不希望自己的亲朋好友涉入职业教育。可以说，这种心态不仅是近代职业教育社会心理的典型特点，而且直到现在也仍然存在。能像黄炎培先生那样送自己的子女去接受职业教育的贤达实在少之又少，而这种做法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还是出于对职业教育的个人价值的认同也难说清楚。这种看似悖论的一方面赞同又一方面反对的心态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心理，我们可以从一些数字中找到这种心理的影像。
就在实业教育发展得红红火火之际，全国到处一片兴办实业学堂的呼声之时，实业学堂的规模、学生人数仍远远不如法政等科类学堂的水平，因为“法政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1907年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专门学校中法科学生5480人，实科学生仅494人，人们参与实业教育的态度可见一斑。就是在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中间，许多人也并不是为毕业后谋一个职业，而仍报有其他目的。据江苏省1912～1921年对甲种实业学校毕业生的统计，在毕业的2232人中，就业的为1285人，而就业者中真正从事农工商业的仅为半数。在浙江、江苏两省对农业甲种学校的调查中，1030名毕业生，直接经营农业的不足3%。或许有人把这种情况解释为中国的经济不发达，没有那么多的职位，但以中国之大，所需人才之多，这种解释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是人们社会等级观念强烈，鄙夷较低层的职业，进而鄙夷职业教育的一种心态的反映。
总体看来，从针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心理的变迁历程来看，变迁主要发生在较高和较为外显的层次上，在这三个阶段中，人们对西方科技、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抗拒排斥到有选择的、功利心态很强的接受，再到对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认同，变化不可谓不大，因为这些都是对于与自我距离较远的事情的认知与判断。但对于较低的潜意识层次的社会心理却显示出很强的稳定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个体教育价值的判断上。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经过了剧烈的变迁，但这种基于个体的社会心理却稳固不变，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心理中不同层次的内心态度稳定程度不同，一方面也说明职业教育变迁还未能有效触及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并使之发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