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欧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企业技术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社会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跨越的过程中，科技进步尤其是高科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20世纪90年代美、日、欧经济实力的消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技术进步绝不是自然而然地进入经济过程的，从技术进步到实现经济增长，是由技术创新加以连接的。也就是说，从技术进步到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它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拓展，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形成科技发明成果，选择和运用科技成果创造现实产品，通过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系列活动，也包括作为科技发明提供者的各类科研机构，作为科技成果实现过程的企业，作为过程协调和制度环境创设的中介组织和政府机构，这些多重角色的一系列运作。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过程，从科技进步到经济增长，包括上述种种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经济活动。
美、日、欧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比较研究，所研究和探讨的是这一过程的微观部分。因为相对于政府和社会中介机构对整个过程的宏观协调与组织而言，作为创新体的微观组织所具有的功能及其实际运作，是实现技术进步到经济增长的起点和基础。同时，在我国的改革与发展需要获得诸多可操作性借鉴的情况下，这方面值得我们下功夫进行具体的实证研究。政府的或私人的各种研究开发部门、企业本身的各类研究开发活动，均在微观部分的范畴之内，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了从科技进步到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但是作为实现科技进步到经济增长的微观组织，这些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连接科技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是技术创新，而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显然，任何形式的科技发明，任何尖端的科技革命成果，最终总是要经由企业的技术生产行为和技术应用行为，将其转化为社会的产品和服务，使其价值得以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企业是实现技术进步到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是技术创新的推动者。
一、科技加速时代进步推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微观途径
（一）科技进步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经济发展。
最近一二十年，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新高潮推动下，一个经济的信息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美、日、欧等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竞相凭借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政府、企业界纷纷制定战略，投入资金，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众多新技术领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在竞争最为激烈、最为集中的信息技术领域，美国捷足先登。凭借其雄厚的基础研究实力，以硅谷为中心最早建立起了信息产业基地。在机器人等电子技术领域具有优势，而在数字技术方面起步落后的日本，立志要在五年之内成为信息技术大国。美国通过新材料技术的不断创新，确保其在全球新材料市场上的领先地位，而日本和欧盟则谋求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在生物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创办400多家经营生物技术的公司。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每年用于生物技术的研究经费已有10多亿美元。欧盟在生物技术研究上具有稳固的基础，在医药卫生方面仅次于美国，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方面与美国旗鼓相当。为在新一轮竞争中不掉队，它在2000年前后大幅度增加生物技术研究投资。日本在80年代仍由政府出面组织大公司参与生物技术的研究，到90年代它已有160家公司从事这一技术的研究开发， 并且某些方面的研制水平已处于领先地位，它推出的新药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在90年代初已达到30％以上。（注：见美国《幸福》杂志1993年4月5日。）
科技进步使各国在高科技领域竞争激烈，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技术进步在其新经济中的作用就是最突出的例证。1998年4月和1999年6月，美国商务部先后公布了题为《崛起中的数字化经济》Ⅰ和Ⅱ两项官方研究报告，讨论互联网、电子商务和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报告明确指出了信息科技对美国经济的四点影响。一是对GDP的贡献率不断增加。1995～1998年， 美国经济增长的35％归功于信息科技产业。二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失业率明显改善。三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抑止了通货膨胀。1995～1998年，美国的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下降0.7％，与此同时， 其他与信息科技无关的经济部门的通货膨胀率为2.6％， 两者相抵使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仅为1.9％。 四是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寄希望于通过信息科技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企业在信息科技设备上的投资仅占设备总投资的3％，1996年这一比例增加到45％，其中通讯、 保险和投资公司的信息设备投资比例更高达75％以上。由于受到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1995～1998年IT业的产值仅占全国GDP的8％，但如果换算成实际经济增长，对全国GDP的贡献度超过1／3。可见， 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有力地支撑了前一时期美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
（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对其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进行了大调整，信息产业、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由结构调整而出现的新经济现象，不仅支撑了它们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其重新夺得了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因为经济信息化就是打造新经济，催生新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整合传统产业的过程。信息产业的快速崛起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成长，信息技术以其所具有的高度渗透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从而构成了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强大推动力。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深化提供了便捷途径，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动提供了便利的资源条件，减弱了结构调整中的资源限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使新的产业重组有可能在无障碍的市场条件下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产业结构变动的世界性传递，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动几乎成为世界各国的一致行动。因此，各种类型的国家都开始对结构性问题积极进行探讨，并综合利用各种调整工具对经济结构进行动态调整。
世界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大变动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农业，优化工业，加强服务业，这是当代技术经济条件下世界产业结构的基本走势。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驱动下，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出现高科技产业处于支配地位的世纪性转换，传统产业分化组合，实现高科技化，形成全新的产业。在高科技的驱动下，通过网络搭建的平台，有可能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有机融合；在产业发展链条上，相关产业的演化、重组构成产业结构高科技化的重要内容；各大产业由注重结构比重升级，转向注重技术体系升级，已经呈现出产业结构高科技化发展态势；在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过渡中，三次产业的发展重心日益转向以高科技为支撑的服务业。总之一个产业结构的高科技化趋势正在到来。（注：参见李毅等著：《世界产业结构的高科技化趋势及其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
作为技术进步在经济结构上的反映，产业结构所表现的还只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动，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从根本上说，要靠企业的技术创新来实现。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包括企业所拥有的一切能够推进技术创新活动的展开，并使之不断向高层次发展的决策、组织和管理等功能。技术创新机制是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转化为人类可以直接利用的现实产品的转换机制。任何一项先进科技只有通过企业的创新性开发和应用，将其转化为具有某种特定用途的产品，才能服务于人类。技术创新机制是高科技进入产业，包括创建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的进入机制。不论是创建新产业，还是改造老产业，都需要经过对重要的科技成果进行筛选，选择出具有较大产业化潜力的成果作为技术创新的主攻方向，进而从事有步骤地实现产业化的努力。技术创新机制也是使高新技术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递机制。一国经济的发展、产出的增长，终究要靠企业将各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运用于生产实践，在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条件下加以实现。总之，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微观途径，是我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重要微观基础。
二、美、日、欧有效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实际运作
（一）创新机制与政府产业、科技政策的关系。
由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在各国经济增长中所处的这种特定位置，它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与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相联系，其运作又总是同各国政府的科技、产业政策密切相关。研究和探讨这种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探求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微观基础问题。
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注：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 是战后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与发展领域，以经济进步为目标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政府利用各种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对本国的产业发展和结构转换进行的一种干预行为。尽管在战后经济学的论战中对产业政策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但是它对推动一国工业化的进程所起的作用，已为工业经济时代的历史所证明，并且为主要工业国家所普遍认可。在人类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的今天，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产业政策依然是必要的。这是由于高技术产业所具有的不完全竞争性，各国所拥有的技术知识的不平衡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本身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项战略行动所决定的。），历来是各国政府所施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推进国家技术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虽然两者有不同的作用对象与领域，但是，今天在主要工业国家的政策实践中，两者有逐步融合的倾向，即将科技的发展与产业的发展在政策的运用上更紧密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科技尤其是高科技为导向，带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此推进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的出现，是由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竞争特点所决定的。
政府的科技和产业政策，显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所起的是一种促进和催生，扶植和保护，以及导向的作用。这类政策，对每一个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的和局部的企业技术创新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支持条件。美国和日本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日本是工业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典范。战后，它凭借引进基础上的顽强的企业技术创新，在短暂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迅速地缩短了与欧美国家巨大的技术差距，（注：参见李毅著：《跨时代的企业竞争力：日本企业经营机制的微观探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实现了经济发展上的历史性赶超，成功地获取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在政府一系列科技和产业政策指导下完成的。没有政府科技、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就没有工业经济时代的日本奇迹。美国是信息技术时代的技术创新先锋。它由20世纪80年代许多重要产品的垄断性地位被打破，重大的工业技术被超越，重要的工业部门被排挤，转为90年代新的科技不断投入应用，新的产业部门接连被创出，传统产业部门焕发勃勃生机，依靠的就是政府明确的科技和产业政策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欧洲的企业技术创新与其科技和产业政策之间同样存在上述关系。如果说，科技和产业政策是一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助推器，企业的技术创新则是其政策目标实现的有力杠杆。在这种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各自不同的经济背景下，不约而同地加快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将其作为21世纪夺取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推进自身发展的有力武器。
（二）近年来各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实际运作。
美国是技术创新的先锋。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其新的增长方式形成的核心动力。第一，军事高科技的民用化开发，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企业技术创新的进程，带动了美国经济增长。最近十年来，在政府的政策推动下，美国加快了军事高科技成果向民间企业转移的步伐。1993年它提出利用核技术开发无公害汽车的创新课题，将国立研究所在导弹等武器开发上具有高度机密的高科技向汽车厂商转移，通过高技术的民间转移来强化美国企业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国家竞争力。第二，企业组织结构的网络化变革，大大缩短了美国企业的创新开发周期，提高了新产品占领市场的主动权。为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竞争形式的变化，美国企业的组织结构经历了从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科层制向信息共享的网络化转变。主要做法是缩小大公司总部的规模和缩减中间管理阶层。（注：90年代头两年美国企业就将中间管理层削减了至少三分之一。）这就为美国企业技术创新周期的缩短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1995年美国公司推出一项新产品的周期，已经从1990年的35.5个月缩短到不足23个月。第三，中小企业的创新群集，支持着美国经济的创新活力。从90年代开始在美国形成了一个以高技术小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群集高潮。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新产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同时新产业带动新的就业和增长，2000年，包括各类技术相关企业的美国互联网经济仅上半年就创造了60万个工作岗位，所创利润8.3亿美元，年增长率高达58％。（注：http://www.sina.com.cn 2001/01/13 13:46China Byte.）第四，投资方式上的制度创新，确保了企业技术创新上的资本供需平衡。风险投资制度的建立，为美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证。创新就存在着风险，而且创新程度越高风险越大，这是由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传统的银行金融机构规避风险的经营原则，使其很难承担起创新资金供给的角色。硅谷的许多著名大公司如微软、苹果公司等在初创时期，均因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有力扶植，才得以兴旺发达。
日本战后是靠技术创新赶超欧美、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90年代，其发展遭遇困境、经济转折遇到问题，使日本更为重视技术创新这一法宝，并且在冷静反思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技术创新机制进行改革。其一，革新、改造、重构具有完备新技术基础和时代特色的技术创新机制。较早感受到经济结构、技术结构根本性变动深刻影响的企业，以先行者的姿态率先进行大胆地改革和积极地探索。索尼公司，早在90年代上半期，就开始对传统企业体制进行改革，并在当时的公司总经理出井伸之的带领下，坚定地步入数字技术的新领域，在赢得了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体制奠定了稳固的新技术基础。世界著名家电企业松下电器公司，由于认识到“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是数字网络技术”，而调整技术创新体系，将数字网络置于公司经营战略的重要位置。其二，以创新为核心，带动制造业等传统企业的技术改造。制造业的技术优势是日本在工业经济时代建立经济奇迹的“秘诀”。在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的时期，日本仍将其视为企业的基础。迈出了通过技术创新实行高技术（主要是信息技术）改造建立新型制造业的第一步。日本第一大汽车厂家丰田公司的创新与改造目标，是使用网络管理新车的设计开发、零部件采购，以至从生产、流通到销售等所有的事业运营过程。（注：参见《丰田公司开始向网络化进军》：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1年3月6日文章。）新日铁以从美国引进的系统软件为基础，与实际的客户需求结合，对钢铁制造过程中从材料筹措、生产、物流、库存到销售的一系列过程，进行管理，以达到产量和工程最适化。其三，以技术创新为武器，争夺国际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日本虽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低迷，但世界第二技术大国的实力，使其从未放弃以技术创新争夺高科技发展制高点的努力。这点在企业技术研究开发的方向上得到了明确的体现。即发展以超高速光纤通信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术，带动网络经济的发展；在有发展前途的弱势领域刻意追赶，将发展生物技术产业作为一项战略目标；力求保持领先优势，推动纳米技术研究开发尽快走向产业化。其四，以技术创新为工具，选择符合国情的新产业经济增长点。日本决意通过技术创新建立新的增长产业，重夺国际竞争的主动权。1996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的报告和1997年内阁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具体指明了21世纪初日本的新增长领域。其中创造就业数量最多和市场规模最大的分别是医疗福利和信息通信产业。就目前情况看，以超大型电子产业和信息通讯业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同时，日本选定的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和环境技术等作为重点的科研领域，有些已经初见成效，并逐步向产业化阶段迈进。
欧盟的技术创新，始终得益于其雄厚的科学技术基础。近年来，为了不至于在高科技发展方面，落在美国和日本的后面，欧盟在技术经济的发展方面奋起直追，通过诸多层面的共同努力，使它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政府建立企业创新资助体系。欧盟国家为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完善及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加大支持研究与开发的政策力度，努力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更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减免税收，鼓励和支持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和创办新企业。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采用财政和金融支持等手段，促使欧盟风险投资体系早日建成，以改变欧盟在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被动局面。第二，积极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运用制定企业发展规划，提供资金支持，鼓励创办中小企业等各种形式，为中小企业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铺设道路和提供有利环境。第三，利用多种方式，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国际化趋势。最近以来，欧盟的跨国企业利用大幅增加在美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将研究与开发机构集中在美国高科技开发区，以及加强对美国高科技企业的收购等办法，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国际化水平，以期把欧盟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推向新的高潮。第四，加紧进行横向的企业跨国购并活动，扩展现有企业的跨国经营规模，以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同时，为企业兼蓄并容，将技术创新活动推向深入，创造各种便利条件。第五，使作为技术创新重要条件的企业融资机制更趋完善。过去，欧共体国家的大多数企业，侧重实行企业间接融资，即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进行企业融资。近年来，鉴于东亚金融危机，许多企业开始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等手段向市场直接融资。从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的举动，为欧盟国家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拓宽了资金渠道。
三、美、日、欧技术创新机制的分析与比较
（一）美、日、欧技术创新机制的特征比较。
由于国情不同，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发展路径不同，加之不同风格的企业经营方式，使得各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1.美国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特点。
（1）实施追求远期效益为目标的企业研究与开发。 美国公司一改以往为了赚钱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生产“短、平、快”产品的做法，将企业的研究开发目标定位在取得远期效益，获得长期竞争力上，从而使美国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其勃勃生机支撑了经济的长期发展。通用汽车公司的实践则是典型的例子。这家在美国500 家大公司中名列前茅的企业，明确坚持以下四方面的做法。第一，用制定和实施长期规划的办法，保证企业研究开发为长期赢利服务。鉴于以往在与日本汽车企业较量中痛遭损失的教训，80年代后期以来，公司的决策层，以追求长期经营效益为目标，在制定年度计划的同时，定期制定企业中长期规划。不仅公司总部制定长期规划，包括企业研究开发部门在内的各职能部门均制定长期规划。并且采取措施，促使人人都关心企业中长期规划，并且适时对计划进行调整与修改，使其切合企业的研究开发实际。第二，放弃过长的经营战线，将企业的研究开发力量向经营主业集中。公司原来经营的项目十分庞杂，过长的经营战线，不仅分散了人力、财力和物力，难以取得更大规模的经营效益，而且分散科研资金和科研力量，致使产品更新换代迟缓，缺乏竞争力。于是公司采取果断措施，断然收回了钢铁，橡胶，皮革，武器等部门的投资，集中企业的科研力量研究开发高性能的汽车产品。第三，为适应多种市场需求，努力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以往公司生产的产品车身长、耗油多，竞争中的弱点较为明显。技术创新的结果，使其现在的卡迪拉克牌、别克牌、奥克兰牌、奥尔兹莫比尔牌和雪佛莱牌等5大系列产品， 适应了市场上不同收入水平的需求。目前开发生产的凯迪拉斯，CMC，OPEL等汽车享誉全球。第四，投入巨资，发展企业的研究开发事业。近年来，该公司每年所投入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大约为其销售额的3％，位居美国大公司前列。 同时它建立起巨大的技术中心，设研究实验室及工程部、设计部、制造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人员达6000余人，其中，博士学位专职科研人员有350多名。公司重视科技示范效应，其采用尖端技术的示范工厂是专门生产高级轿车的奥利安汽车厂。它的生产，管理和财务已被导入电子与信息处理等业务中。
（2）在创新中不失时机地进行“自我改造”。 如果说传统企业在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上下大力气，那么作为技术创新先锋的高科技公司，更是树立危机意识，通过适时地变革，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康柏公司便是其中的一例。面对创新性竞争的挑战，康柏公司在创新中对其生产与营销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以便超越对手。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客户定单而不是根据市场预测安排企业的生产与营销。同时，公司也可按照客户要求提供不完整的机器，由经销商完成最后组装。这一改革，可使企业每年节省10亿美元开支将其用于技术创新。由于微机产业竞争十分激烈和经营的不稳定性，康柏从两个方面下手调整其经营业务。其一，将电子计算机导向“信息家电”，抢占市场。即在数字技术不断得到普及的情况下，促使微机与消费电子相结合，扩大电子计算机应用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并试图在这一领域与索尼等企业抗衡。其二，加大生产与开发计算机服务器的力度。公司在1996年6 月以大约30亿美元的代价收购了TANDEM计算机公司，便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注：美国《幸福》杂志，1997年6月23日报道。）在通过技术创新进军全球计算机大公司的过程中，它尚存在着服务业务方面不如竞争对手等难题，这种状况正是“美国高技术企业竞争的激烈性和巨大风险的真实写照。”（注：美国《华盛顿邮报》，1997年6月1日报道。）
（3）加强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与激励。 有效的组织与激励制度是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美国的企业技术创新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一些高科技公司实施的双阶梯制就是一种较好的组织和激励形式。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微软公司。它实行的双阶梯制度是一种“Y ”型的组织结构。在微软公司，科研人员晋升到一定层级后，公司为其提供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管理生涯道路，可以通达高级管理职位；另一条是专业人员发展道路，可在学术领域继续发展。这是专门用来为科技专家和富有创新能力者提供发展机会和激励的，又被称为“个人贡献者”阶梯。这一制度具有开放性。在自由主义盛行，崇尚个人奋斗的美国，企业科技人员一般认为，他们应在不受来自雇主及其他非专业人员压力的情况下，自己独立决策，自我管理，献身于技术创新事业。同时，科技人员的高度流动性，能够促进各种思想交流及技术知识的传播。微软以外的一些公司，为挽留对企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技术人员，推行了“内部企业家”制。高层科研及管理人员拥有股票，成为内部企业家，他们被赋予更多的自由，可以“俨然像企业家那样”去活动，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其创新热情。
（4）建立独具特色的风险投资机制。 风险投资既是美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资金来源，又是它的高技术企业形成的重要孵化器，因而在美国的企业技术创新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政府干预对美国风险投资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市场机制对其发挥的作用更大。首先，从风险投资的组织制度观察，美国绝大多数风险投资是由独立的私人风险投资公司、合作风险投资公司和小企业投资公司运营的。而且，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几乎全部是有限合伙制企业，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到了80年代才处于支配地位，成为美国风险投资的主要组织形式。因而改变了美国风险投资的方式，卓有成效地保证了风险资金投向高科技产业。其次，从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看，美国风险投资的资金全部通过募集方式进行。募集资金主要来自养老基金，以及外国投资者、保险公司、捐赠、个人和家庭等。其中，养老基金已成为美国风险投资基金来源的主要部分。1998年，养老基金业已占到了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46％，并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注：科技部：《科技进步与对策》，1999年第6期。）此外，发达的场外交易市场， 也成为美国风险企业顺利上市筹集发展资金，支持风险企业进一步壮大，为风险投资者提供方便的投资渠道。
2.日本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特征。
（1）实行以民间为主体的技术研究开发。这是与欧美国家相比， 日本从事技术创新的一个明显特征。例如美国、英国和法国，民间研究费用在国家研究费用中所占比例均都不到50％，前联邦德国不到60％。而日本在研究费用的支出构成中，有近75％是由民间负担的。民间企业是其科技开发的主要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企事业所拥有的研究所，就占日本全国研究所总数的90％。并且，由于日本全国的科研经费支出偏重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部门，民间企业支出的研究费用也几乎都被用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部门，尤其是后者。例如80年代初，用于机电工业的最多，依次为化学工业、运输机械制造业和通用机械制造业。四大工业部门共占科研经费总额的2／3。（注：《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1982年版，第857页。 ）采用以民间为主体的研究开发方式，是由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后进性和实现赶超欧美的目标所决定的。因为这种以民间为主体的研究开发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日本的研究开发效率和市场成功率。战后日本企业技术创新机制方面的主要特点，正是与这种研究开发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吸收与创新结合，通过深层次开发迅速实现商品化。 战后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是普遍建立在引进欧美先进技术基础上的，企业技术创新的起点，是通过广泛引进与吸收，奠定完整的新技术基础。为在战后尽快缩短与欧美先进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它在企业的技术引进上实行了广揽博收、博采众长的方式。引进的技术中，既有欧美各国战前已经发展的工业技术，也有当时欧美应用成功的最新技术，还有已经完成实验而尚未在生产中应用或未实现商业化的技术，以至引进正在实验中的技术。（注：平献明主编：《日本人的外向意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从而使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先进工业技术体系的广泛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并不是将这些引进的技术，一般性地应用到生产中去制造产品。而是普遍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深层次开发，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融入新的思想，追加创造性的劳动。世界著名电子企业索尼，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创性地将从美国引进的晶体管技术用于民用产品开发，成功地制造出世界最高质量的晶体管收音机，就是突出的例子。（注：李毅著：《索尼：日本一代人的神话》第一章第三节“世界第一个晶体管收音机生产开发企业”，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机器人技术的引进与开发同样证明这一点。1968年川崎重工业公司与美国的尤尼梅申公司进行合作，机器人技术开始传入日本。1970年日本研制出第一台国产机器人。随后经过一系列的创新与开发努力，最高水平的机器人已成为今天日本的专利，日本因此成为世界上机器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
（3）在引进与创新中形成一个自主的、有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日本企业把引进技术的重点放在改造与创新方面，在追求引进的最佳技术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据日本工业技术厅的调查，日本的钢铁企业在1957～1961年4年间， 所使用的对引进技术的再行研究与开发费用，高达技术引进费用的2～3倍。20世纪60年代中期，机械行业企业这种技术引进与创新在整个研究经费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6.9％和48.1％，（注：参见［日］科学技术厅编：《引进外国技术年度报告》1978年版，第42～43页。）显然在这一行业创新所占比重亦大大高于引进，后者是前者的2.8倍。 建立了世界著名的“丰田生产方式”的丰田公司认为，从事技术引进与创新的目的，是要形成自己自主的技术体系。这不仅关系到一个企业的成败存亡，而且是关系到整个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能否赶上欧美大国，并与之并驾齐驱的大事。丰田等日本企业一般都根据有效、实用和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的原则，确定引进与创新的重点。而重点或突破点一经选定，各企业就不惜资金、人力和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开发，使自身的技术水平上一个新的台阶，在发展本国的“自主技术”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这种做法不仅使日本的能源工业、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迅速发展，而且使日本在电视机制造、半导体技术、机器人技术等许多重要的领域后来居上，由引进欧美技术到向欧美出口，进而到领先于欧美发展水平。
（4）实行研究所与开发本部双重创新体制， 确保创新活动的有序性和高质量。经过战后长时间的技术创新努力，日本具有一定的经济技术实力的企业，都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技术创新体制。有着“技术王国”之称的日立公司，以新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质量研究开发、工艺改革和产品的高附加价值化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体制，就是经历了20世纪40～50年代的初创、60～70年代的发展和80年代以来的不断完善这样几个发展阶段而形成的。由于企业经营的创造性和事业经营的多样化，日本各大企业在科技体制设立上形式多样、各有特色。旨在企业内部形成“知识社会”的夏普公司，在公司上下所有层次，包括总公司、经营集团和经营分部，均设有各自职责不同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同时还采用组织灵活的新产品开发项目小组的形式进行技术创新，保证了企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有企业建立起研究所，作为自己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机构。此后，适应企业的发展和研究开发的实际需要，众多公司都建立和完善了专业化分工的研究开发机构。但不论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建立的早晚、专业化分工设置如何，在创新体系的组织结构上呈现的共同特点，则是实行研究所和开发本部双重体制。前者更侧重于对引进技术或已有技术的创新，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而后者与生产现场、产品销售和市场需求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说是一种更为直接的应用性研究。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实践中，两者密切配合，协调发展，保证了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有序进行。
3.欧盟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特色。
（1）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结成“知识供应”的广泛联盟。 欧盟的传统企业虽然在技术创新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中小企业在欧盟的技术创新中仍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据统计，1999年欧盟共有1800万家企业，其中，中小企业就达1792.4万家，而高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则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为了推进科技创新的广泛展开，近年来欧盟国家的不少中小高技术企业纷纷采取“知识供应”这样一种全新的研究与开发方式，促使企业结成快速发展的广泛联盟。这些中小科技创新企业，努力寻求成为“知识供应者”，通过组建产销联盟共同体，培育自身的科技经营优势，以便更加有力地发挥中小企业的科技专长。它们在企业的开发经营方面具有创新性思维，对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外部条件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不少从事信息，网络和生物工程开发的高科技中小企业，通过向大公司及社会提供专业技术开发及知识信息咨询而获得快速发展。同时，随着企业对核心竞争优势的追求，欧盟不少企业正对知识管理方式进行创新，即从以往的技术知识自给自足，转向将部分技术知识业务外包给“知识供应商”，以求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这就为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知识与技术领先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创造了“知识供应”市场。使高科技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结成广泛的开发经营联盟。
（2）企业在其跨国经营中的技术创新国际化趋势明显。 由于美国是欧盟企业跨国经营的主要场所，欧盟跨国企业的研究开发机构亦主要集中于美国。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创新国际化趋势。首先，是欧盟的跨国企业在美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大幅增加。它的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研究经费，占美国企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总额的比例，已从1982年的9.4％上升到1992年的16.4％，10 年间欧共体跨国公司在美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增长了138％， 而美国跨国企业在欧共体国家的研究开发经费同期仅增长了39％，前者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后者。（注：见《全球科技经济瞭望》杂志，1997年第5期。）其次， 欧盟跨国企业在美国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及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技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据统计，到1994年底，欧盟在美国拥有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及科研人员数量，仅次于日本而位于他国之先。其中，仅英国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就达109个，德国95个，法国52个。到1993年底， 在美国从事研究与开发所雇佣的当地研究开发人员亦达到10万多人。再次，欧盟跨国企业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机构，集中设在其高技术开发区。欧盟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公司地点的选择是有突出特点的，即几乎都建立在美国高技术开发区和著名大学周围。其主要选择的是加州硅谷（以半导体和计算机及其软件为特色），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以及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公司集中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生物技术研究室）。从发展趋势看，它们抢先占领美国东北部地区，然后向美国西部挺进。最后，欧盟跨国企业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主要集中于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部门。统计表明，欧盟跨国企业在美国的研究与开发，主要集中在制药工业、化学工业、汽车工业、计算机及其软件工业和半导体工业5大制造业部门。其中雇佣当地人员最多的是制药、汽车和电子行业，而增长最快的要属制药工业，仅1982～1992年，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就由5.96亿美元增至28亿美元。
（3）将收购和兼并作为扩充企业实力、 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形式。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欧盟企业对外兼并与收购步伐大大加快。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收购美国大汽车厂商克莱斯勒公司最具代表性。为了增强汽车厂商的经济实力，进行更大规模、更深入的企业技术创新，它们在1998年5月7日签署了合并协议书。3个月后准备好的戴姆勒——克莱斯勒新公司合并报告书， 详细说明了它们合并的程序和相应的法律事项。11月初，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普通股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随后，该公司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东京等证券交易所挂牌进行交易，从而成为一家技术经济实力雄厚、名震全球的大公司。它的合并成功，将欧盟企业的跨国收购和兼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立足于在新经济时代迅速获取技术创新成果的欧盟企业，不仅注重收购和兼并的企业规模，与技术经济实力和自己旗鼓相当的大企业联姻，而且注重收购国外高科技企业及其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企业研究开发机构。正如它在美国所做的那样。通过收购和兼并，得到美国现有研究和开发机构或研究开发型的经营管理权。欧盟投资于美国的制造行业之所以发展比较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大规模地收购了美国的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
（二）技术创新对各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尽管美国、日本和欧洲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有所不同，技术创新机制各具特色，但技术创新在各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巨大的，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1.技术创新推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经济在总体上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包括原有企业旺盛的革新和高科技企业的建立在内的各种形式的企业技术创新，以及创新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无疑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成因。战后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使这一因素更显突出。
战后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日本和欧洲在发展领域接连创造奇迹时期，其经济获得了异常迅速的增长。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日本和欧洲各国，大规模投资于企业的研究与开发，通过技术创新迅速提升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谋求进步与发展时期。
表1显示，虽然20世纪50～80 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从日本和欧洲国家整体来看，其各时期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美国。与后者在此期间处于技术开发的成熟期，（注：诚然，技术开发的成熟期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但成熟的技术群的进一步提高和推广比起初期阶段时更加困难，它们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促进功能已经缩小。）且企业一味追求眼前利益和片面发展军事技术，将大量研究开发经费用于军事目的不同，日本和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以实现本国经济的跃进和赶超为企业发展目标，将庞大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投入企业技术创新，在刻意提高企业的效率管理、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促进企业的技术群由开发向成熟发展的过渡。所有这些，都为上述国家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和欧共体国家劳动生产率普遍高于美国的深层次原因。
表1 1950～1981年美、日、欧主要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
1950～1960年1960～1973年1973～1981年
美国2.3 2.6 1.1
日本5.7 9.3 3.1
德国6.9 5.4 3.7
法国1.4 5.5 3.0
英国2.2 3.9 2.9
荷兰3.4 5.4 2.6
美国以外4.5 5.9 3.1
资料来源：［美］约翰·肯德里克编《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纽约，1984年英文版，第61页。
20世纪90年代是战后迄今美国经济发展史上最绚烂的一页。而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其新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和它的举世瞩目的技术创新与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一路领先于日本和欧盟国家。1992～1998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已由不足1％上升到接近4％，而同期日本和欧盟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仅有微弱的提高。（注：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9月28日报道。 ）原因很清楚，其一，美国公司早在80年代便把发展信息技术提到日程上，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寄希望通过信息科技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1996年，美国企业在信息科技设备上的投资占设备总投资的比率，已从60年代的3％提高到45％，其中通讯、保险和投资公司的信息设备投资比例更高达75％以上。到90年代，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技术已普及到传统工业部门。其二，美国公司甘冒风险，舍得在高技术上花本钱，企业用于各项高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费用成倍增长，从而形成了一个技术创新的高峰期，这就必然促使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的报告，在1991～1999年的经济扩张期间，美国非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年均增长2.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实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5.8％，两者分别超过80年代0.6和14.1个百分点。其三，美国的制造业经过以技术创新为先导的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其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因而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见表2）。其四， 美国企业技术创新着眼点的变化以及企业经营转向长期目标，也为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这些因素正是这一时期欧日企业所不及、所欠缺的。因此它们与美国经济的发展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表2 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年份 1952～1972 1972～19951995～1999
制造业2.62.64.6
耐用品制造业 2.33.16.8
信息业 -17.8
41.7
非信息业2.21.91.8
非耐和品制造业3.02.02.1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
2.技术创新所提升的企业竞争力，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基础。
现代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大多数是寻求新思想、新产品和更好的生产方法的结果。由研究开发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人类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时代跨越的今天，对于企业的生产而言，知识和技术正在超越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企业竞争力的提高、竞争优势的获得，主要依靠技术开发的高效率，以及技术含量高的优质新产品高速度地投放市场。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和经济结构网络体系的形成，新技术开发在各行各业乃至国与国的竞争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技术创新，知识性发明的生产性应用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基础。由美国《幸福》杂志2000年公布的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从美国、日本和欧盟主要国家进入500 强的数量及企业平均收益率的上述对比来看，美国之所以继续排列于500强之首， 是与它在高技术发展方面所占有的绝对优势，以及近年来通过企业业务重组、企业工程再造和强势的企业购并，所形成的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分不开的。知识的生产与运用，已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美国联邦资助的无形资本投资占有形资本投资的比重，已从1970年的60％提高到2000年的93％。技术和知识的运用、员工的智慧和创造及企业的品牌效应等无形资产，越来越成为企业提高经营效益、战胜竞争对手，占领国内乃至国际市场的有力武器。正是美国企业竞争能力的这种重大变化，支持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性增长。相比之下，尽管日本的企业具有技术创新的能力和习惯性做法，但由于它在新技术捕捉上的失误，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折中行动迟缓，以及泡沫经济崩溃以来造成的经济持续低迷，致使其不能迅速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事企业经营，企业竞争力受到了严重影响。在500强的企业排序，尤其是在企业效益率方面，不仅落后于美国企业，也不如欧盟主要成员国。近年来，欧盟的主要国家加快了在高科技发展方面的追赶步伐，利用联合的力量挑战美国的高科技。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所加强，大公司的跨国并购继续扩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国际化势头有所增强。但是由于追赶需要时日，加上欧洲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如企业的创新意识较为淡漠，大企业的融资方式比较滞后等，都不利于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也使它们在500强中的企业效益，在总体上与美国比较存在较大的差距。
3.不同的风险投资机制制约着企业创新，也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由于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新的投资模式和投资市场的形成，风险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正在上升。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作为企业投资资金主要来源的整个金融系统，包括股票交易机构，都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规避风险则是银行从事一切经营活动的重要戒律。而成长中的新经济模式却不同，作为一种新的投资模式，风险资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承担创新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的巨大风险，而且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资本投资的重点也不再仅仅是大企业，而是更为注重具有创新技术和创新思想的高技术中小企业。因此可以说，风险投资的发展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风险资本来源。所以，风险投资机制作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重要组成，它的完善与否，运作效率如何，今后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举足轻重。由于美国的风险投资完全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尤其是该国企业的风险资本很少受到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融资左右，使其在对创新项目的选择上更为客观、更为灵活。加之，美国有一套完善的场外交易制度，因而，其风险投资向高技术产业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促进美国90年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中的作用突出。
表3 1999年美国《幸福》杂志全球5000强企业数量与效益比较
进入全球500强数量 平均营业收入收益率(%)
1996年 1998年1999年1996年1998年1999年
美国162 185 179
6.10 6.04 6.59
英国34 38
387.22 6.80 6.86
德国41 42
372.36 2.83 2.61
法国42 39
371.07 3.22 3.17
日本126 100 107
1.23 -0.36 0.76
资料来源：（美）《幸福》杂志，2000年7月24日。
比较之下，目前日本和欧盟尤其是日本的风险投资制度，尚缺乏成熟而富有成效的风险投资队伍。特别是日本的风险投资受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影响较大，因而很难把风险投资集中在创新性的高技术发展方面，使日本的风险投资有流向非高技术产业的可能，从而降低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以至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当然，日本场外交易制度还不够完善，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与美国相比，日本和欧盟国家的风险投资建立较晚，其风险投资制度的不足。对日本及欧盟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而难以期待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
美、日、欧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比较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对它的深入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并且伴随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和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实践的发展，以及所面临的技术经济环境的变化，其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里仅就上述分析和探讨得出的有益启示，作几点简要的归纳。
第一，符合国情的技术创新路径选择，是一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及出发点。尽管企业技术创新是一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微观途径，且是必经途径，但是由于各国实际的经济发展进程不同，所具的技术经济基础不同，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也不同，因此没有一个统一的技术创新模式可以照搬照抄。任何一国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都是其自身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例如日本以引进和创新相结合的企业研究开发方式，就反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性特点，因此将日本经济引向增长的奇迹。欧盟国家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联合力量及国际化趋势，则是其经济发展特点和所处环境的真实写照。而美国的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体现出的开拓和冒险精神，亦是与美国的企业文化特色及独占鳌头的高科技发展水平相联系的。
第二，建立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新技术基础，是实现一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在各国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中形成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应随着时代的变迁、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进展，适时地进行调整和变革。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机制变革的基础，是企业本身对其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具有高度灵敏的感应和不断的适应性，具有捕捉关键技术的敏锐洞察力；而从宏观的角度、从全局来看，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必须随着新的经济时代的来临、新的技术革命的发展脚步，及时进行调整与变革，使其具有完备的新技术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否则，是不能将经济引向发展轨道的。20世纪90年代美、日、欧经济及其企业地位彼此消长的深刻对比，发人深省。
第三，技术创新过程的有效组织及其制度建设，是将创新活动长久地置入经济增长过程的制度保证。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长期过程，作为经济增长微观途径的企业技术创新更是经常发生的。要使技术创新这种微观经济行为，作为企业的经常性活动，伴随经济增长的整个过程，有序地、深入地、持续性地进行，只有依赖于对技术创新的有效组织和卓有成效的制度约束。从而抵消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有时为单纯地追逐利润所发生的短期行为对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的影响，使企业把握技术创新的长远目标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利益。这对于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制度性创造。不论是日本实行的研究所与开发本部双重创新体制，还是美国一些企业所实行的被称为“个人贡献者”阶梯的双阶梯制度，亦或是欧盟国家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所结成的广泛“知识供应”联盟，都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制度性建设。它们对于各国技术创新的深入和持续性发展，起到了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和促进作用。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将会出现更好的、更有效的制度建设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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