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沿海论文,东南论文,近代化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沿海地区习指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四省一市地区。这一地区位于中国大陆东南缘，面向辽阔的海洋，背倚广袤的腹地，是中国的精粹膏腴之地。
东南沿海城市，南起广州、澳门、香港，中经汕头、潮洲、漳州、厦门、石狮、泉州、莆田、福州、瑞安、温州、宁波、杭州，北至上海、连云港，宛如一串璀灿的明珠，散布在新月形的海岸线上，构成一组特色鲜明的城市系列。
这些城市的历史、规模参差不齐，有的久远，有的年轻，有的硕大，有的小巧，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与外部世界联系越密切，中国对外开放度越大，这些城市越繁荣。
当历史翻到近代一页时，当内陆城市汉唐辉煌不复存在、运河城市繁盛气象日趋式微之时，东南沿海城市虽屡遭欺凌，迭受创伤，但老城新生，新城崛起，巨埠耸立，大港庞然，形成包括国内首位都市、全国外贸中心、区域经贸中心等功能互补的组合式城市带，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更使这些城市平添生气，活力大增，辟特区，建大港，引外资，新招迭出，气象万千，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前程似锦。
东南沿海城市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扮演着联系中外的桥梁、吸收外资的基地以及先行官、排头兵、试验场等诸多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其特点，其地位，其走向，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全国重视，世界注目，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本书无法对上面述及的城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作系统的研究，我们只是选择了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作为剖析的对象。
一、自然地理与历史特点
自然环境（地形、气候、水文、土壤）制约着人们的生理机能、地区植被，构成人类生产、生活的基础。中国古代文明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东南五口所在地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最初的农业和定居聚落的出现，使先民们结束采集、渔猎、居无定所的谋生方式，从那些依河傍湖的村落中诞生了城市的雏型。东南五口所在地自然地理条件的相似之处在于：
首先，地处沿海冲积平原，气候温暖湿润，适于农业生产。上海位于长江三角洲东缘，宁波地处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福州在闽江下游福州平原，广州跨珠江三角洲的珠江南岸，厦门是闽南沿海岛屿。这一地区属亚热带气候，水热条件适中，四季分明，作为东南丘陵的零星绿洲，东南五口周边地区较早得到开发，农作物一般一年两熟或三熟。
其次，拥有河海交汇、地理位置优越的天然良港。上海处黄浦江、苏州河交汇处，西接太湖流域进入运河系统，东经长江口入海，居中国大陆海岸线中点，为南北沿海航运中枢；宁波位于余姚江、鄞江汇合地，西有浙东运河（宁波至萧山）横贯宁绍平源，东流入海，河海航远两便；福州居省内海岸线中点，沿闽江西行，可进入占全省土地面积63.8%的腹地；厦门扼闽南九龙江出海口，为大陆与台湾航运孔道；广州当珠江三大支流（东江、西江、北江）汇集处，循西江可进入广西。由珠江顺流约70公里出海。在以海洋为纽带的国际贸易网络中，五城市构成太平洋西海岸亚洲大陆的东南门户。
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生活其中的人们接受一种物质生活方式。比较一下新石器时期两处遗址：甘肃马家窑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日后的变迁，不难发现前者在相对贫困、艰苦环境中，人类所享受的生活水平比较低下，而后者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农业的早期开发和航运便利，刺激了人口聚居繁衍，使五城市相继成为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五城市历史变迁，可归纳出三个特点：
1.东南五口周边地区的早期开发以较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为主题。海潮侵袭、江流泛涨是沿海平原农业生产最主要的威胁，上海、宁波所属的江南地区由先前的水耕火褥、人口稀少，在唐宋时期一跃而为鱼米之乡，与大运河的开凿、海塘修筑（北起盐城到南通，南由吴淞口至浙江海宁）、太湖流域水系整治，以及普遍修堤堰（宁波它山堰灌溉农田数千顷）密切相关，不仅“蓄泄有时，旱涝无虞”，且由“漕北粟，以济江南”①，一变而为江南漕米北运。治水工程对江南地貌的有限改变，从根本上改善了江南农业生产条件，拓展、便利了南北航运，使种植业的商品化生产得以尝试。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唐代修水利、筑堤围，实现粮食自给有余，成为粤地首位产粮区。东南沿海地区治水的成功，使汉唐前地僻人稀的东南边陲，由脱贫而迈上致富的台阶。
2.种植业的商品化生产推动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商业繁荣。宋元以后江南地区蚕桑兴盛、植棉业发达，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中心，有衣被天下之誉；苏州、南京为全国丝织中心。宁波地区与湖州同为省内主要茶叶产地。福州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仅次于闽南，腹地闽江流域森林面积为全省一半以上，邻近的闽东地区是省内首位产茶区。厦门所在闽南是省内最富庶地区，土地耕作精细（粮食不能自给），是省内水果最主要产区，茶叶产最仅次于闽东。厦门为闽南、闽西的物资集散中心。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是省内耕地密度最大、最主要的粮食和水果产地，鱼塘、桑园棋布，蔗糖生产始于唐，明清已有外销。明清时期，江南土布、丝绸、福建茶叶生产已具相当规模，不仅是地区参与国内贸易大宗，也是出口主要商品。
3.五城市在不同层次区域市场首位商港地位已经确立。上海是长江、运河、南北沿海贸易的转运中枢，太湖流域最大的商港。宁波是浙东物资集散中心，福州、厦门分别是闽东、闽南的商业转运中心。广州藉珠江水系枢纽地位，是两广地区最大的河港兼海港。从五城市的贸易网点分布看，除上海之外，大多与内陆地区经济联系有限；广州可经西江进入广西，福建河运系统基本限于省境（汀江为唯一省际河道），宁波西路的浙东运河与杭嘉湖平原的钱塘江相距5公里，而钱塘江又与大运河水系相距十几公里。在河道即商道的时代，城市商业拓展往往以可通航的河流为前提，因此这四个城市区域市场的发展优势主要在沿海地区（包括东亚、东南亚邻国），上海则兼有双重优势。
尽管浙、闽、粤绝大部分沿海属沉降型海岸和岩岸，天然良港较多（与江苏北部海蚀平原海岸、冲积海积平原海岸暗沙连绵，为航海禁区相异），但是主要由于种种原因，东南沿海地区海港资源的经济价值在近代以前未能充分开发。
二、东南五口在传统社会的地位
城市的出现是对农村生活的改造，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体现了区域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中国传统社会曾拥有象内陆城市、运河城市等特色鲜明的系列城市东南五口则有别于此，他们在传统社会的地位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东南五口在封建时代是区域行政中心或中国东南门户。中国古代城镇起源于人口聚居、物物交换地，或贵族封地、防御要塞。自秦实行郡县制后，城镇发展在数最、分布上与行政网络的建立和区域经济开发同步。秦在战国发展基础上设48郡、八九百县，较大的城镇250个②，比春秋时代增加一倍，广州、福州因成为郡（县）治所而呈现城的最初轮廓。宁波在唐代，上海在元先后加入州（县）治所列。这四个城市被纳入王朝行政系统后延续未变，其中广州、福州升至区域首位政治中心，平南王的加封、拱北楼之设是其负有辖地守疆使命的象征。厦门是在明代以后崛起的，这一地区在宋元以前对外门户的角色，是由厦门的邻居泉州充当的。
作为封建王朝的东南门户，五城市或被指定为海上对外交往出入口岸（广州），或作为防御要塞（厦门、宁波）。在明清两代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四口一度被辟为“通洋正口”，代皇室采办洋货，禁通番、征私货、抑奸商是这些朝贡贸易口岸的主要职责。朝贡贸易的主旨不是追求交易之物的经济价值，而是交易本身的社会价值。以朝贡贸易为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体现了封建王朝严守夷夏之辨的文化排他性。
第二，东南五口航运枢纽作用在自然经济时代未能充分发挥。商埠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数最极为有限。先秦的商业城市计二三十座，占城镇总数的四分之一。汉代670座城，比秦增加一倍，商业名城仅8座，分布已由黄河流域南进，以渤海湾、长江三角洲、杭州湾相对密集。此类商埠多属本地区的土特产集散地、手工业中心，市场有限。隋唐运河城市崛起，形成跨地区南北商品流通网，淮安、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四大商城。宋元以后，虽有东南沿海商埠继起，但运河仍然是中国大陆的首位商路，运河城市作为系列商埠的榜首地位未曾动摇。明初国内33个大中型工商城市中，运河附近占二分之一，长江流域次之，沿海地区居三③。因商业繁华而享誉的苏州、杭州、汉口、景德镇、朱仙镇、佛山也无一是沿海城市。限于朝贡贸易制度和海禁、迁界的政策干预，东南沿海五城市在开辟海外市场，沟通运河、长江与南北沿海、海外贸易方面的转运枢纽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第三，明清时代东南五口是民间海商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经营基地。东南沿海地区人口自汉唐人口重心由北南移以来，持续增长：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与西汉元始七年（2年）相比，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人口比率由83:16:1转变为63:33:4。唐安史之乱后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重心。宋代人口分布东西差异明显，清初人口重心偏东南，东南沿海各省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100人④，呈现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明显态势，以江苏居首位。地不敷口的沉重压力，刺激人口流动和分工趋细，引导乡民谋生方式向海洋拓展。在闽粤沿海地区出现向东南亚移民垦殖业的同时，东南五口相应成为民间海商最初的汇集地：上海客商以浙、闽、粤为劲旅；“走广”使广州城西区为闽商聚居地；厦门商人多以挟货贩海为利薮。会馆作为封建时代中等以上城市常见的建筑，索以桑梓之情为纽带，以官宦、科举为基础，在东南五口却与商港共存共荣。沿海埠际贸易和海外远程贸易的开拓，加快了五口财富积累与集中的进程，广州十三商行跃居商界首位，上海沙船商称雄南北洋，厦门由军港而添商港之象。五口成为中国大陆参与太平洋西海岸东亚、东南亚贸易圈的重要商港，构成了运河系列商埠以外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流露了古代中国人对一种东南生活方式的欣慕。以五口为主要经营基地的民间海商，率先转向更富有诱惑和挑战的生活方式。由治水而闯海，象征着五口地区居民对资源利用日趋合理。近代以前民间海商在东南五口的经营，以其沟通海外贸易与连接大陆区域贸易网的双重优势，在商品进出类别、总量、市场范围方面已居全国前列。因此，东南五口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商业革命的孕育，创造了相对优越的内部条件。
第四，开埠以前东南五口已被英国列为在中国开拓商路的目标。十六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信息、运输和经济的发展，世界上原来分片分块、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社区逐渐被联成息息相关的一个整体，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明清时代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应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海外贸易的远东市场。先有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继有荷兰人强占台湾。18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经历一系列技术发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工场工业阶段，资本由机器而形成的价值增殖，与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劳动者人数成正比，市场拓展由国内延伸到远东。欧洲—印度—中国，英国的商品顺势东进。1786年英制棉布试销广州，1830年代初期，进口棉纱在广州近郊引发骚动；乡民宣布“要烧毁进入他们村庄的任何进口棉纱”，如有人从广州买洋纱入境，一经擒获，立即处死”⑤。但是，巨大的利润、诱人的前景驱使英商利益集团千方百计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被废止，英商转请政府干预解决对华贸易。鉴于中英商务处于不稳定、无保护状态，地方官任意扣收税饷，行商垄断贸易；鉴于中国法律禁止外国人携带妻室家属来华；鉴于“中国法律和欧洲法律全然异趣，不列颠臣民根本不能接受它的统治”，英商要求本国政府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或几个岛屿，作为贸易基地，藉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勒索、控制和干扰”。所谓“超乎一切的一桩紧要的事情是占有一处居留地，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在不列颠法律保护下，免得遭受那些半开化的汉人子孙的侵害”。英商在1840年的一封致侵华英军总司令的信中认为，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是最值得作为英国臣民居住和贸易的口岸⑥。英国在马嘎尔尼使华要求开放沿海口岸通商遭拒半个世纪后，决定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之门。屈辱的《南京条约》，终于将东南五口的名字长久地联系在一起。
三、东南五口近代化的过程及动因
东南沿海五口在开埠以前，在全国地位并不都很显要，简而言之，可以用“三府二县”来概括，即五口之中有三口属府级城市，有两口还只有县级城镇。那时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四省就拥有37府9州2厅。广州一口曾被清朝廷规定为唯一的对外贸易的口岸，为广州府的所在地，也为广东省府所在，地位稍高。上海、宁波、福州、厦门都还只是一个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地区中心，经济辐射的能力还十分有限。例如，那时的宁波虽有“北至青齐，南至交广”，乃“东南之要会”的美称，但在浙江省而言，还是一个同绍兴、台州、温州、处州、金华、湖州、严州、衢州、嘉兴等府一样，是一个府级所在地，其地位在杭州之下。福州和厦门在开埠以前凭藉海上运输业的发展，分别成为我国东南沿海航运贸易网的重要转运点。福州为当时福州府的所在地，也为省府所在，地位稍高。厦门则仅是泉州府所辖范围内的一个县级城镇，上海，由于其处于中国海岸线的中心，南北洋船只转运贸易的连接点，埠际贸易相对发达，号称“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但是，其实际地位近不能比苏州，远不能比南京。那时苏州为府治所在地，南京也是省府所在地一级的城市。上海仅为松江府所属的一个县。在清朝城市系统中，上述城市的行政和军事作用远远超过其经济地位，这些城市的人口虽然相对集中，但是城镇的人口绝对数不算太多，上海有人口20万，厦门全部人口不过14万，只有广州比较多。
按照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东南沿海五口成了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厦门最早开埠，时间是1843年11月1日，其次是上海，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后，宁波于1844年1月1日、福州于1844年7月3日相继开埠。广州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不久就宣布开埠，但由于广州人坚持反对洋人进城，英国等西方列强久久未能取得广州租借地，直到1859年，广州沙面租界才基本议定。至19世纪50年代，依据中外不平等条约对外开放的口岸又有内陆新疆的伊犁和塔尔巴哈两地。在60年代初，按照《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国增开了潮州（后改为汕头）、天津、牛庄、镇江、汉口、九江、芝罘（后改为登州）、淡水、台湾（打狗、台南）等沿海和沿江城市，又增开了喀什噶尔、库伦等内陆口岸城市，形成了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第二批口岸。在19世纪70年代至世纪末中国对外开放口岸又增加了27个，至1917年再增加4个，总数增加至92个。对外开放对这些城市的发展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影响最深的是首批对外开放的东南五口。
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势力进入东南五口以后，首先带来了这些城市的对外经济联系。
五口通商时期，英国继续维持着对华贸易的优势地位。直至60年代末，英国的对华进出口贸易仍占中国对外贸易的92%和76%⑦，对外贸易次于英国的是美国，那时美国的对华贸易比重还大大低于英国，但其增长的势头很快。老牌的西方列强如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势力虽然无可奈何地在衰退，但其商人也是间或插足五口的对外贸易。那时地位日趋重要的法国和德国，其商人更不时出现在东南五口的市场上。当时正在崛起的沙俄势力则在沿海口岸的茶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以上海为例，英国商人、美国商人、西班牙商人、法国商人都在开埠不久涌入上海市场，至少在1850年上海就有119个商人分属于不同的商业团体⑧。就是象宁波这样对外贸易未能很快发展起来的口岸，开埠以后英、法、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等国也先后设立了领事或副领事，以便进行通商贸易。一些外国银行也先后在东南沿海各开放口岸设立了自己的分行或代理处。象著名的汇丰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1866年即在福州、宁波设立代理处，1868年又改为分行。1873年又在厦门设立分行，1880年在广州设立了分行，初步形成了辐射中国东南沿海的金融网络。这种对外经济联系在近百年中对东南五口城市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其次，外来力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东南五口的城市近代进程。以城市市内交通为例，1845年公布的第一次《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在830亩土地的租界里规划开筑东西干道7条，南北干道3条。其中像最早筑成的“劳勃渥克路”（今福州路）宽度为8公尺多，原为外滩纤道的黄浦滩路宽度也为8公尺多，其余道路的宽度均在7公尺左右。这种大规模的城市道路的兴筑给时人以强烈的印象，他们对比旧城区狭窄局促的城厢小道，深感“洋场十里地宽平”的方便。在厦门，租界建立以后的西方洋行和商人既为扩充地盘而擅筑海堤，也使当时的海后滩一带道路交通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一举措促使厦门地方政府加快填筑海滩、修建公路码头的进程。外国人在厦门租界和外国人居住地区内设立工程局之类的近代市政管理机构，成立各种下属机构分管城市市政道路、卫生等，在客观上推动了市政的近代化进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上海等城市的中国绅商发起以修路、筑桥、改善市政基础设施为重要内容的自治运动，其目标是向租界市政建设看齐，其原动力之一则是租界市政的刺激。
再次，外来力量在文化方面也刺激了东南五口的文化近代化。他们在五口建立教堂，设立医院，兴办学校，出版报刊，翻译书籍，通过多种形式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医院方面，著名的有广州惠爱医馆，博济医局，上海仁济医院，同济医院，广慈医院等。这些医院，对于西方医学知识传入中国起了重要作用。西医在中国立足并且最终占据中国医学主导方面，教会医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教育方面，传教士及其他外侨从创办小学开始，发展到办中学、大学，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逐渐与外国接轨。著名的学校有宁波女塾、厦门毓德女学、上海徐汇中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等等。这些学校的创办，改变了中国原有的学校结构，引进了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于中国的教育演变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报刊和出版方面，西人在东南五口的作用和影响更大。翻开二十世纪以前的西书出版目录，绝大部分新式出版机构设在东南五口，绝大部分西书和新式报纸刊物都是在东南五口出版的。著名的出版机构有墨海书馆、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美华书馆、益智书会；著名的报刊有《中外新报》、《六合丛谈》、《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申报》、《点石斋画报》；著名的西书有《博物新编》、《全体新论》、《化学鉴原》、《地学浅释》、《谈天》、《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西方文化的广泛传播，使东南沿海成为近代中国所谓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新事物在这里出现，新思想在这里酝酿，新人物在这里产生。近代鼓吹变法、改革的知识分子，很多产生于东南五口及其所在地区，洪秀全、郑观应、王韬、何启、胡礼垣、陈虬、汤寿潜、宋恕、薛福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经元善、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还可以举出一长串。如果将视野放宽到接受西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而成为中国某一方面著名人物的话，那么东南五口及其所在地区真可以算得上是人杰地灵了，上述人物不算，我们还不可以举出李善兰、马相伯、吴友如、任伯年、李伯元、吴趼人、林纾、胡汉民、王国维、陈宝琛、胡适（应算上海人）、宋庆龄、鲁迅、钱玄同、郁达夫、穆藕初、黄炎培、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这两方面合起来，真是一支浩浩荡荡的人才大军。很难想象，中国近代史的舞台上，如果少了这些人，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东南五口不但是接受西方经济、市政、文化影响的先行地区，也是中国政府、绅商进行近代化努力的先行地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努力，即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就是从东南五口开始的，也是以东南五口为基础的。
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洋务运动是基于我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统治者中一部分人士试图从“求强”开始，继之以“求富”，欲使国家走上“富裕”之路，洋务运动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及外交等一系列活动，其中不少活动曾直接对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据统计在1865年至1890年间，清政府共建立了洋务军工企业21个，其中有6个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五口中，它们分别是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福州的福建船政局、福州机器局；广州的广州机器局、广州火药局、广东机器局。这些洋务军工企业规模以江南制造总局为最大，时间也最早，以后的“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诸厂次第兴建，实师上海之成规”⑨。在这些企业中近代中国政府的投资十分集中，它开创了一批以机器生产为主导的我国近代企业，并造就了较早的一批近代人工。例如在19世纪60年代建成的福州船政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造船企业，它在福州城市的近代进程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稍后，洋务派在“求富”的进程中又先后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其经营范围涉及航运、开矿、电讯、铁路、纺织、冶铁等领域，几乎都直接影响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其中不少还跟东南沿海城市直接有关。例如1872年在上海建立的轮船招商局以江轮运输和沿海运输为主。其在国内的19个重要商业港口设立分局，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都在其中，作为承揽各城市货运的据点，这显然有利于扩大城市间的物流量。1883-1884年间架设于苏、浙、闽、粤四省的电线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电报干线之一，它经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福州、潮州、惠州、广州等，全长5600多里，这对上述商业城市之间的信息流的扩大有重要作用，它使商业信息不再为外国洋行所垄断，有推动华商商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洋务派办的纺织企业最为著名的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工厂。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也曾想在广东设立织布纺织官局，但未能开办成功。后张任湖广总督，织布官局又移至湖北武昌。冶炼企业最著名的要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它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最早还是1889年张之洞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时准备筹建在广州的。
洋务运动不仅在军事和民间企业的创办中客观上推动了东南沿海城市的近代化，而且其倡导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样对城市的近代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以中国的早期近代教育为例，在1895年以前，洋务派兴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22个，其中上海、广州就各有4个，福州有2个，几乎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上海的广方言馆、操炮学堂、电报学堂，福州的求是堂艺局、电气学塾，广州同文馆、广州实学馆、广东黄浦鱼雷学堂、广州水陆师学堂等都是其比较著名者。
在洋务运动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民族资产阶级及五口地方政府也曾对城市近代化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清末民初，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生成，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其阶级意识和主张已开始较清晰地表现出来。清末地方自治活动、城市近代化设施及近代城市管理方法的倡导等就是其表现。以上海为例，鉴于租界的飞速发展和华界的相对衰落，一些先进的地方绅商和知识分子就开始倡导“仿文明各国地方自治之制”⑩。先是1900年有闸北地方人士组成“闸北工程总局”。1905年又有“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成立，其宗旨为“整顿地方一切之事，助官司之不及，兴民生之大利，立地方自治之基础”(11)。1911年上海光复后，改称上海市公所，直属沪军都督府。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不仅有部分市政建设、民政、地方税收和公用事业方面的管理权。在同一时期里，由于东南五口城市资产阶级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其它一些城市的城市自治运动未能较充分地开展，市民对市政建设的推动大多还不明显。
在国民政府时期，东南沿海城市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由此带动起来的其它行业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力量更加壮大。加上国民政府在其管辖的城市里也希望对城市的建设有所建树，城市的面貌遂有较大改观。例如在厦门，1919年开始就有林尔嘉等一批地方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厦门市政会”，会所设在厦门总商会内，负责市政工程的审议和筹款，设立市政局负责施工。在二三十年代，厦门市政会共计修筑路段45条，还兴建了公园、堤岸等，使市政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成为福建南部第一座具在现代风貌的城市。上海的情况更是如此。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以后，市政府随即开始了对上海建设的规划。1929年，又正式通过了“大上海建设计划”，分别对市中心区建设规划、道路规划、港口铁路规划、全市分区规划等作了安排。这一计划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振兴华界与外国租界抗衡的意图，不少建设思想和措施至今都还有可取之处。大上海计划从提出到抗战爆发为止，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市中心区域内和外围开拓和修筑了一些干道，建成了市政府新厦、体育场、图书馆、博物馆、市医院等一批公共设施，完成了虬江码头第一期工程。虽然由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大上海建设计划被迫结束中止，但它仍对城市的近代化有重要的影响。说到推动东南沿海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时，我们必需指出广大华侨在这些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东南五口城市因其靠海对外，所以大多同华侨发生密切联系。或是这些城市四周为海外移民的故土乡里，形成了侨乡的特色；或受华侨侨汇或回国投资的影响，成为侨胞竞向投资的热点。可以这样说，近代广大海外侨胞对东南沿海城市的近代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突出贡献，这也是东南沿海城市独有的优势。以厦门为例，由于当地每年侨汇数量颇巨，加上华侨回国投资，所以厦门的商业更形发达；由于移民的流动及投资，也推动了厦门近代航运业的勃兴；就是厦门的近代工业，华侨资本也占着极大的比重；华侨的汇款还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和20年代开始的厦门房地产投资热潮，使近代厦门的城市面貌有较大的改观。在广州，华侨资本对广州的投资占整个广东省的37%以上，即超过三分之一。这些华侨投资推动了广州族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上海的情况更为大家熟知。华侨对上海生产企业的投资几乎占华侨投资的一半，且投资规模大，并带有综合经营的性质，形成了几家大的企业集团，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著名大企业。在商业领域里，近代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无一不是华侨资本开设的近代企业。它们的创立，标志着上海商业近代化的一个新阶段。
四、特点、影响、沿海文明
东南沿海五口率先对外开放以后，城市的近代化都不同程度地获得启动，但是其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五口开放，“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12)，而是形成了五口均有一定程度发展，上海一枝独秀的局面。
上海在开埠以前只是一个中等县城，城镇人口二十多万。经过近100年的发展一跃而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建国前人口达五百多万。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不仅是全国进出口贸易的总汇，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轻纺工业基地，交通运输的枢纽，也是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广州也曾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进入近代以后，虽然在进出口数量上保持着一定增长势头，但在对外贸易的比重方面经历了一个从独占到相对衰落的过程。开埠以后，广州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自1853年以后，其进出口总额已落在上海之后，退居第二位，至1911年，进出口总额又落在天津之后，居第三位。但就其外贸绝对值为说，它仍不失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口岸。如果说，那时的香港是近代中国华南产品的“外贸部”，那末广州就起着这些出口产品“采购收集”作用和进口产品的“分配传播”作用(13)。
厦门在开埠以前还只是一个由130多个小村庄组成的海岛型城镇，人口20多万，是一个国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在开埠以后，厦门的国内外贸易保持缓慢发展的势头。同外贸相比，对厦门城市发展影响更大的是厦门及福建南部持续不断的向海外移民，它对近代厦门的商业、航运业、金融业和城市建设等都有深刻的影响，以至厦门成为东南沿海城市中一个典型的消费型商业城市。据1935年的一个统计，厦门拥有63个商业行业，共5200多家商业企业，从业人员达28万多人。相比之下，1936年时厦门符合工厂法的工业企业却还只有制皂、铁制家具、汽水、糖等21家，工人数仅为730人，可见其不发达之一斑。
福州在开埠以前是福建的沿海重要城镇之一，开埠之后贸易也有所发展，福州地方在贸易上长期出超，主要是因为闽江水运可将福建山区的大宗土货运往国内和国外。但在19世纪后半期，对城市发展更有直接作用的却是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的海防建设，为“求强”目的筹办的福建船政局不但是福州城市工业近代化的嚆矢，船政局所属学堂的教育也成为城市文化科技发展的摇篮，以至对福州城市日后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影响。
宁波曾是中国最古老的外贸港口，但在近代以前，宁波对外还是封闭的。1844年1月正式开埠后，西方列强势力也随即进入宁波。但是，宁波的对外贸易并没有迅速地发展起来，这是由于宁波靠上海太近，加上宁波没有很大的经济腹地，不少土货都被上海港口所吸纳，宁波自然地成了上海的一个“卫星港”。甚至其人才、资金也大量地流向上海，城市化进程因此也受到影响。在对上海数量巨大的内贸的带动下，宁波的市内商业迅速繁荣起来。至19-20世纪之交，宁波已拥有80多种商业行业，从业人员达二三十万人。至于其工业，则直至1914年时全市还不到20家企业。直至建国前夕，宁波的工人数还只有7600多名，工厂仅484家，其中真正符合工厂法的企业更少。对外联系的增强和商业发展也促进了城市文化教育的发展。宁波在20世纪以前时已有各种教会中小学20多所，至1908年宁波已有国人自办学校290所，数量居全省第一。还拥有一个女子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宁波书局的出版业务虽因木刻石印技术的淘汰而未见发展，但它们却又是上海商务、中华等著名书局的分销店，成为上海先进文化科技知识的传播点。
东南沿海五口城市在近代的发展程度是不一的，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外开放，即被迫开埠都可以看作是这些城市近代化的起始点。因为对外经济联系的建立和租界的开辟等直接与此相联，随之而来的国人和政府对城市近代化的推动也都与此相关。
东南沿海首批对外开放的五口城市由于对外经济的联系较早建立，城市近代化程度相对较快。在整个近代，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多处于中国近代化的先行地位。从产业的角度看，不少行业的华商企业都首先开创诞生于这五个城市就是一个明证。纺纱业最先产生在上海，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诞生；轧花业则有1875年上海的程恒昌和1887年宁波的通久源。织麻业是1905年上海的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服用品业是1896年上海的云章衫袜厂及1907年广州的广华兴织造总公司。缫丝是广州1874年创办的继昌隆和1882年上海的公和永等。造纸业有1882年上海的上海机器造纸厂和1889年广州的宏远堂机器造纸厂等。印刷业有1881年上海的同文书局印刷厂。罐头食品业有1906年上海的泰康和泰丰、1908年厦门的淘化罐头食品公司和1910年福州的迈罗罐头食品公司。机器制造业则早期有上海的发昌机器厂，稍晚还有像1901年福州的洪山桥制造所，1902年上海的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等。橡胶业有1915年广州的广东兄弟树脂公司等。制革业有1883年上海的中国制造熟皮公司。制砖业有1901年厦门的名码机器造砖厂和1902年的德源制砖厂。酸、碱、苏打业有1908年广州的苏打品厂。搪瓷业有1918年上海的益泰信记厂。烛皂业有1901年上海的祥盛肥皂厂。制药业有1888年上海的中西大药房和1906年厦门的福建药房。自来水电灯业有1890年广州电灯厂和1900年厦门电灯厂，以及1901年宁波的一家电灯厂，1902年的上海内地自来水厂。这些企业的产生，标志着这一行业的萌生和发展，而孕育这些行业的东南五口城市无疑也担当起经济发展的先行角色。
经济上是如此，文化上同样是如此。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许多第一都是在东南五口创造的。设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西医医院是广州的新豆栏医局，第一份中文杂志是传教士1834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第一份专门科学杂志是上海的《格致汇编》，第一所女子学校是1844年传教士在宁波创办的宁波女塾，第一所师范学校是1896年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第一所中外合办的学校是上海格致书院，第一所近代天文台是上海徐家汇天文台，中国大陆第一批新式出版机构是1843年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和1844年在宁波设立的华花圣经书房，近代第一批输入中国的西医书籍是先后在广州和上海出版的合信所编的《全体新论》等书，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植物学著作在上海出版的是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输入中国的第一批西方近代天文学著作是在广州等地出版的哈巴安德的《天文问答》和合信的《天文略论》。
东南沿海城市既然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处于全国的先行地位，它必然对内地城市有着巨大的辐射作用。
东南沿海城市的对内辐射不仅有经济方面也有社会、文化、科技以至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归纳起来，这种辐射不外于以下三个层次：
一、产销和融通。这是沿海城市对内地经济辐射最基本的作用层次。沿海城市不仅以进口外货内销，而且以城市生产的国货运往内地，同时吸纳内地土货出口和农副产品进入城市加工。由于资金的融通，更加密切了沿海城市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二、接纳和传导。这是沿海城市对内地文化、科技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发生作用的又一个层次，有相当部分表现在技术、设备等物质方面。沿海城市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这是由于中国同世界先进国家在文化、科技以及设备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沿海城市处于中外物资、文化交流的孔道，往往得风气之先，也自然担负起接纳和消化外来先进技术，并充当“二传手”角色，把它传导到内地。早期广州的“广货”向上海及沿海各地销售，后来上海的国货产品和技术、文化等向内地传导就是这种功能的表现。
三、示范和引导。这主要表现在东南沿海城市在产业转换、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市政、建设、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内地的导向上。东南沿海城市由于近代化程度较高，特别象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无论在产业转换上、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上都领先于内地。在上述各方面，往往上海等沿海城市率先起步，内地则紧随其后，沿海城市起着先导的作用。这种制度层次的导向作用，是沿海城市对内地较高层次的辐射形式。
由于五口城市对外经济联系的强弱不同，自身发展的水平不一，所以各城市对内地的辐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上海在20世纪20-30年代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各路商帮汇集上海，从事国内转口贸易，形成了一个能辐射大半个中国的商业网。在教育文化方面，由于上海文化精英云集，也形成了“海派”文化在全国的巨大影响。从经济上的辐射看，上海通过对内地城市武汉和北方大埠天津的巨大贸易量，以及对其他稍次城市的商品流通，对大半个中国的地域都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其覆盖面积全国第一。通过长江轮运而形成的长江沿岸辐射带是上海对内最重要的辐射区。必需指出的是，上海对全国的辐射主要是通过长江或沿海的大中城市来进行的，即上海是借助了这些城市来发挥其辐射功能的。文化方面的辐射功能同样如此。在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中，上海一直是中国输入西学的最大中心。十九世纪中后期，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翻译机构、出版机构设在上海，百分之七十以上西书出自上海，从1899年至1911年，中国国内出版的中文期刊共165种，其中42种在上海出版。这些期刊中，有许多是全国性的，如《外交报》等，本应在京师出版，也在上海出版了。有些纯粹是地域性的，如《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等，理应在浙江、安徽出版，出在上海出版了。自有华商印刷业起，至1927年，全国共成立印刷厂63家，其中32家都在上海，占总数的50%以上。这些都说明，上海在中国担当了文化中心的角色。上海的这种对内辐射能量总地说来是距离愈近辐射能量愈大，距离愈远辐射能量愈小。但由于近代交通的发展，这种空间距离已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上述上海对武汉和天津的巨大贸易量就是一例。但在总体上看，上海对江浙皖一带的辐射量仍要比一般内地大得多，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正是由于上海对附近地区的这种强烈辐射，就使宁波与上海的埠际贸易量大增，造成宁波的进口洋货大多靠上海转输，其物产出口也靠上海转远，以至其自身的对外贸易得不到发展。福州和厦门也有相类似的情况。其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表1 东南沿海各埠输入输出上海货值占其输入输出比例（1936年）
宁波 福州 厦门 广州
输入自上海的货值占该埠输入百分比84.9 53.9 69.0 60.1
输出至上海的货物值占该埠输出百分比 93.1 30.2 60.7 42.4
表2 从东南沿海各埠输入输出货值占上海输入输出比例（1936年）
宁波 福州 厦门 广州
输出至上海货值占上海输入百分比 3.5
1.4
0.5
3.8
自上海输出货值占上海输出百分比 3.0
2.5
2.7
13.0
资料来源：据《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第15-25页数字编制。
从上两表统计数字可见，上海的输入和输出货值对东南沿海各城市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相反，东南沿海城市的输出入对上海却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可见上海在东南沿海五口城市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从上述五口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南五口城市近代化的主导因素，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埠际贸易，也就是说，商业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动力，因商兴市是东南五口繁荣的通则。其次，外国列强建立的租界，清末从洋务派启其端的国家对军事、民用企业的投资，以及随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都对城市的发展有过推动作用。由于商业发展是东南沿海城市近代化的主要推动力，而工业发展无论是洋务运动中的国家投资企业还是日后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都不能说是很成功的，低下的工业化水平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所以，就城市本身而言，东南沿海城市化的内在动力显得不足。同时，当我们把视线从城市移到乡村时，还会发现近代中国在农村缺乏像英国、德国、美国农村那种革命性的改革过程，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将农民撵出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德国的农民通过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道路”获得解放，美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改造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等等。这点，导致了东南沿海城市化的外部推力严重不足。这也是东南沿海城市除上海曾有较快的畸形发展外，其余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停滞趋向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对于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东南沿海城市虽然有些充当过中国对外贸易的窗口，但这些城市基本上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传统城市系统中，地位并不显赫。
2.世界各国沿海城市的发展，都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的，世界联系越密切，沿海城市越兴旺。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历史上首位城市排名序列，长安—开封—上海，反映了沿海城市随历史发展而后来居上的趋势。
3.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繁荣，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是这些城市发展的通则。清朝政府对上海、宁波与海外的联系时开时闭，这两个城市便时盛时衰，是一个生动的例证。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上海城市的状况也是一个例证。
4.东南沿海城市是一个有机的城市群，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上，这个城市群出现过此消彼长的情况，青龙镇之与上海县、泉州之与厦门，都是如此。在近代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穗衰沪盛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中国当时不正常的国际联系、不发达的生产力、不发达的交通网络、不健全的市场体系紧密相连的。当这些负面因素消失以后，这个城市群也会出现互相促进、比翼齐飞的繁盛局面。近代后期的广州有了较大的发展，不因上海的突飞猛进而停滞不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东南沿海城市群雄并起，争奇斗艳，也说明这个问题。
5.近代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各因城市自身的地理、历史、人文条件不同，与外部联系的条件不同而呈现很大的差异性，广州靠南洋，厦门靠华侨，福州靠腹地，上海则各方面兼而有之，所以发展最快。
6.东南五口是近代中国第一批被迫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五口之中，上海、广州、厦门三口设有租界，福州、宁波二口设有外侨居留地。勿庸讳言，五口的城市发展与外国的影响，与外国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城市的经营有密切关系，尽管各口程度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前几年所编写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中曾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我们认为，任何历史事件的影响，都不是全依历史事件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
7.东南五口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可以用先行、窗口、带动、传递八个字概括。它表现在经济、文化、市政、社会等众多方面，表现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各个层次上。
8.东南五口在近代的发展，是在非正常情况下进行的，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由于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影响，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因此，五口城市近代化在许多方面是不健全的，存在许多缺陷，诸如城市发展的局部有序而全局无序、产业部类比例不当、资源配置不够合理，等等。这些问题，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这就是沿海与内地的区别，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区别，沿海人与内地人的区别。对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生存环境。我们知道，不同的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素质、文化风格的形成，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内陆农耕社会，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春播夏作，秋收冬藏，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天旱地涝则温饱难保，如此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容易铸成人们因循守旧、依赖自然、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性格。沿海人民则不同。海边或为沙滩，或为峭壁，山多田少，人们打鱼为主。与恶劣环境、不测风云、狂风恶浪作斗争的经历，铸就了他们勇猛顽强、敢于冒险、不向环境低头的品质。有一首《渔父词》描写沿海人员与海洋作斗争的情形：“十五习渔业，七十犹江中。历年试风涛，危险无西东”。(14)史载宁波地区，“民资网轱出没，衣食之源，大于农耕，遂有重彼轻此，野有芜土而人便风涛”(15)。“滨海之民，与海相习，其性轻生而疾贫”(16)。
2.文化环境。东南五口所在地区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传统儒学的边缘地带。岭南原是贬臣罪犯流放发配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北人至岭南，多非幸事。闽越地区，更是所谓“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之地，被中原视为不通文化的荒蛮地方。中国传统文化中心，自殷商至秦汉，一直集中在中原，齐、鲁、关、洛为重镇，什么老、庄、孔、孟，什么荀、韩、申、商，什么百家争鸣，什么稷下讲学，一切文化巨匠、学术盛事，均与东南五口所在地区无涉。三国以后，历经两晋而至隋唐，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文化也逐渐繁盛起来。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中心转到了南方。宋、明、清三朝，闽学、王学、浙学，都是在东南五口所在地区滋生、发展的，泉州、杭州、苏州、扬州、常州，都是全国著名的学风昌盛的城市。近代以来，东南五口及其所在地区，更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我们常说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是“漂洋过海”而来，最先接触到这种文化的便是沿海地区。在传统文化格局中，沿海处于边缘地带；在近代文化格局中，沿海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把历史演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对外交往、文化发展与城市进步几条线索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互为因果的正比关系。
3.人口特点。沿海多渔民，多移民，多商人。渔民与商人，有时是一身二任。古代很多海上走私者，是渔民也是商人。移民有两个方面，一是移入之民，如古代上海人，很多是北方移来的，宋室南迁时，“中原士夫偕平民百姓移居上海地区者为数不少”(17)。近代上海人，85%以上是由外地移入的。广东“客家人”这个名字本身，便表明了移民色彩。二是移出之民。三千万海外华人中，绝大多数是由闽、粤移出的。印度尼西亚的一百多万华人中，有百分之九十是福建籍。移民对于固定的居民说来，一是不安于现状，二是见多识广，三是勇于冒险。无论是渔民，还是移民、商人，一般说来，其认知空间都较终年厮守土地的农民为广，所谓见多识广，更具有创造性和进取性。
4.近代科学技术的最早受益者。自然资源的价值，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随着被开发的程度而变化的。沿海的优势，是到了航海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逐步显示出来的。古代的渔业，先前主要在内陆在江河湖泊，随着航行技术的发展，才逐渐向海洋进发。沿海人捕鱼，开始时也主要利用潮涨潮落水位变化的规律，拦圩或置网捕鱼，然后发展到近海，以后逐渐扩向远海远洋。人们活动的范围，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驾驭程度而扩展的。人类航海技术到十五世纪出现全球性的大发展，郑和下西洋，哥伦布航行美洲，再以后是蒸汽机被用于航海。世界的距离不断地缩短，沿海的优势日益明显。沿海，在18世纪以后是城市发展的一大优势，这名词现在听起来很美妙，会使人联想到物产丰饶、高楼林立、万商云集等美丽的图景，但是在16世纪以前，则是与倭寇侵扰、荒滩碱地、狂风恶浪等名词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人们喜欢或向往的地方。中国沿海城市很多在开始时只是军事基地，福州在三国时曾是东吴都尉营所在地，宁波在六朝时是海防要塞，广州一向是军事重镇，至于天津、大连、威海等都是著名的军事要塞。这些地方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海运的发达，对外联系的广泛，才逐渐发展为综合性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沿海城市的命运是与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
以上诸项，概括起来，就是：拼搏精神，不向自然环境屈服，冒险精神，向海外发展；商业意识，受土地束缚较松；边缘意识，不在传统儒学中心；依赖科技，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这些，也是我们对于沿海文明的思考。
五、未来展望
1.东南沿海城市在现代中国城市系统中的地位
自1840年至1949年的一百余年中，中国的近代进程同外来影响力的推动密切相关，因此，作为开放口岸的东南沿海城市发挥了明显的带头作用。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包括苏、锡、常、通、杭、嘉、湖、宁、绍等城市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与此相呼应，温州、泉州、福州、厦门、漳州等则组成了沿海港口城市带；以广州、香港为中心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和漳汕平原的城市群。这些城市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带。与此成为强烈对照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城市化的进程仍是比较缓慢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迄至1949年，全国仅有建制市69座，城镇总人口576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0.6%(18)。从城市分布来看，重要城市多在沿海。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10个大城市绝大部分位于沿海地带，19个中等城市中有16个分布于这一地区。相对而言，东南沿海比北方沿海城市化现象更为突出。全国193个主要城镇中147个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计占总数的76.2%，东南沿海地区城市网的密度为中部地区的3.3倍，为内陆地区的41.3倍(19)。东南沿海城市成了全国经济文化之精华所在，成了近代化的先驱地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为城市进程增添了新的动力，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使中国城市体系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据报道，1994年中国城市的总数已达570个，是改革开放前1978年的3倍，是1949年的近9倍，这就是说，新兴城市在全国城市总数中的占87.9%。随着工业基地的兴起而撤县设市的城市达300多个，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20)
现代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有机实体，是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全国城市格局的发展，显示了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在近代化中国，东南沿海城市曾经一枝独秀，独领近代化之风骚一百年，那么在当代中国，情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各地城市化发展相对均衡的今天，东南沿海城市是否还能发挥领导现代化潮流的作用呢？回答仍然是肯定的。
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优越的地理区位，继续保持着经济、文化发达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城市在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1979年，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建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宣布了14年沿海开放城市，东南沿海的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等城市均列于其中，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80年代开始的海岛的开发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热潮，都大大增强了东南沿海城市的战略地位。自1979以来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地区形成了多层次的开放格局，东南沿海城市的经济实力明显提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对东南沿海城市加速改革开放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城市凭借优越的地理区位和良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在经济改革和开放中率先起步，然后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种多层次的推进，由外向内，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渗透，形成了改革和开放的发展梯度。在此过程中，东部沿海受益程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国家投资随着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逐步向东部倾斜。“六五”规划期间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50.6%，大大超过1953-1980年期间的40.6%的水平。“七五”、“八五”规划期间东部地区投资比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上。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城市同中西部投资环境的差异则直接导致地区间吸引外资能力的差别。可见，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无论从经济发展战略角度，还是从实际投入资本力量的角度，都可以看出，东南沿海城市又一次站在中国现代化先行者的位置上。
2.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现状
按一般概念，东南沿海城市分布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一市。这四省一市在全国经济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1991年四省一市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5.7%，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33%，其中上海、江苏、广东在工业上的优势最为明显。（参见表3）在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发育也领先于其他省市。以各省市自治区社会商业商品购、销、存总额计，东南沿海四省一市约占全国市场商品量的三分之一。1991年统计，全国商业纯购进商品总值9347.9亿元，其中沪、苏、浙、闽、粤合计3150.5亿元，占全国的33.7%。国内纯销售总额东南沿海四省一市合计2803.3亿元，占全国的30.5%。
表3 1991年四省一市工农业总产值及其占全国比重 单：亿元
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值占全国%
上海 2020.8 5.6
1947.2
6.9
浙江 2170.0 6.0
1801.4
6.4
江苏 3741.3 10.3
3160.3 11.2
福建
915.6 2.5658.9
2.3
广东 3178.9 8.7
2524.1
8.9
合计 12026.6 33.0 10091.0 35.7
全国 36405.0100.0 28248.0 100.0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编制。
表4 四省一市社会商业商品购销存总额及其占全国百分比（1991年）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599页编制。
在利用外资方面，东南沿海地区的优势更为引人注目。1991年四省一市利用外资的情况表5所示。1991年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412556万美元，其中四省一市占66.4%，
表5 四省一市利用外资额及其占全国百分比（1991年）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第643页编制。计273828万美元。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673916万美元，其中四省一市计394301万美元，占58.5%。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外开放起步早、成效大的广东省，利用外资达258375万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38.3%。还应该指出的是，1991年以后上海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全国展开，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94年1-6月份全市新批外商投资企业2044家，协议吸收外资50.75亿美元，(21)其势头之好，是1991年所无法比拟的。
城市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中处于核心的地位，上述四省一市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城市。广州市面积，包括市区、郊区、黄埔以及番禺、花县、从化、增城、龙门、新丰六县，为11756平方公里，约占广东省面积的5.5%，其中广州市区面积只有54.4平方公里，然而广州的国民收入在广东省的比重为21.92%。(22)宁波市自1984年列为沿海开放城市以来，成为浙江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基地，到1988年底，宁波已同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达913家。1988年全市外贸收购总值13.1亿元，比1950年增长362倍，比1978年增长645倍，年平均递增速度1979-1988年间高达25.6%。1988年，全市自营进出口总值达14766万美元。在吸收外资方面，宁波也占浙江省的首位，1988年底全市累计批准三资企业102家，总投资2.2亿美元。由海外宁波籍人士投资兴办的教育、卫生等公益福利事业有531项，总额5493万元。(23)
在东南沿海城市中，上海向来独占鳌头，它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对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城市所无法相提并论的。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势下，情况更是如此。上海的发展起点高，目标大，“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方向，显示了上海的崭新形象。刚刚勃兴的商品期货市场体现了上海发展成“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潜力。当代中国首家期货市场上海金属交易所于1992年5月28日呜锣开市，紧接着粮油、建材、农资、化工等交易所也陆续在沪开业，并很快形成一定的交易规模。这6家国家级期货交易所参照国际期货交易所行之有效的交易、交割、结算制度，按国家有关期货交易所审核标准进行整顿，加强风险防范控制，使上海商品期货交易向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健康发展。据统计，1994年上半年6家商品交易所共成交6000余亿元，经1993年全年交易额增长42.86%。有关行家根据期货交易态进行分析，预测1994年上海商品期货交易将突破1亿元。(24)
物资交流状况是东南沿海城市同内地经济联系的表现。沿海城市同内地的联系往往呈梯度态势，由近及远逐步衰减。沿海城市经济扩散和吸引的层次性差异正是由此来体现的。上海与其他地区的物资交流状况便从一个侧面表明上海与其他各省的经济联系。据80年代的资料，在调入上海的物资中有42%来自附近省份，其中长江三角洲9市就占55%，而上海调出的物资，有50%由附近省
表6 上海与内地物资流量密度 单位：万元／平方公里
长江三角洲 江浙（除长江三角洲） 皖赣闽
平均流量密度 调出51.85 21.10
2.58
调入40.92 18.01
1.60
平均营业总产值密度208.8771.30 23.91
资料来源：夏禹龙等《长江三角洲物资流向和区域结构的现状剖析》，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问题、新建议》第63期。份消纳，其中长江三角洲9市占36%强。(25)从统计数字分析，沿海城市与内地物资交流的流量密度，取决于两个因素，(1)当地工农业总产值呈正相关关系；(2)与距离沿海城市之远近呈负相关关系。表6所示上海与内地物资流量密度说明了这点。可以说东南沿海城市同内地的经济联系，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只会逐渐得到加强，从而进一步扩大沿海城市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各在不同程度上充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结合部，成为内外两个市场循环的交汇点。其作用如图所示。
内外两个循环
由于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各地都开展了直接的对外交流，这对东南沿海城市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以外贸为例，经由沿海口岸的进出口额一度有所下降。但是从长远看，各地自营进出口，不会抑制沿海港口城市的对外贸易。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要减少交易成本，还须领先畅通的交易渠道和及时准确的市场信息，在这一方面，沿海城市的优势是内地城市所无法取得的。上海的发展态势也说明了这点。经过几年的徘徊，1994年上海口岸的进出口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据海关统计，1994年1-6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45.47亿美元，比1993年同期猛增4.3%。上海口岸进出口贸易的特点是：1.出口额的增幅比进口额的增幅高13.3年百分点；2.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发展迅速；3.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发展迅猛。(26)可见，东南沿海城市本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其保持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特殊地位的坚实基础。
3.非均衡发展规律和东南沿海城市的崛起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地理上的二元结构是区域发展的基本特征。现代工业先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而余下的空间则成为区位上相对不发育的边缘。东南沿海城市在近代历史上曾经是先进的、相对发达的核心区。发展经济学的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在区域二元结构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相互作用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即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或滑流效应）。前者是指核心区凭借自己的支配地位，从边缘区吸入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并引起边缘区经济的衰落，后者是指核心区为了保持自身发展，不断地向边缘区采购原料、燃料和食品，输出资本、技术和设备，帮助它们发展经济。(28)根据这一理论来回顾近代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它一方面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表现出一定的畸形和片面性，另一方面，它又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规律，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应当看到，自50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强调发展内地、发展农村，沿海城市在推进现代化方面的作用受到忽视，沿海城市的作用有所削弱。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才清醒地认识到，沿海城市最先经受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有可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东南沿海城市的再度崛起正逢良好的国际契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逐步加强，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发展。世界各国出口增长率一般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西方主要工业国30多年来出口贸易额平均年增长率均超过10%。随着生产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大量中间产品、零部件也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贸易发展也很快，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有所加深。金融方面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也大有增强，国际货币资本流通额估计每年达20多万亿美元，大约是国际贸易额的10倍。在这样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有望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中率先实现同国际经济的接轨，成为中国扩大对外贸易往来，接受国际技术转移和投资转移的第一发展地带。
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已开始东移，美国财团向西海岸移动，西欧和中东财团向大平洋移动，日本财团的实力迅速增长。在亚太地区，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诸国经济空前繁荣，发展十分迅速。西方经济大国普遍不景气，东欧、俄罗斯尚未从急性转轨引起的震荡中复苏过来，拉美、南亚等地的发展态势也不理想，在此情况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实可谓“风景这边独好”。中国沿海城市同亚太地区同处一个经济繁荣带，这个经济繁荣带内部相互依存、互相联合的倾向也给中国沿海城市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东南沿海城市完全可以积极参与区域分工，以日本、“四小龙”经济结构的调整为契机，吸收对方的投资，接受对方技术和管理的转移。
海峡两岸的交往发展很快，这也是大势所趋。台商来大陆投资首选东南沿海城市，福建的福州马尾、厦门杏林、海沧于1989年设立了三个台商投资区，收到良好的功效。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香港同样属于祖国的东南沿海城市。回归后的香港将发挥其重要作用，在转口贸易方面仍将为中国尤其是闽粤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作出贡献。同时香港的经济、特别是金融实力，同东南沿海城市如上海的基础坚实的科技力量相结合，将对香港及中国经济都产生良好的影响。对东南沿海城市的崛起同样有利的外部因素，还有海外华侨华裔对祖国家乡的投资和其他各种支持。海外华人计有三四千万，其中大部分祖籍东南沿海各省，东南沿海城市中很多是著名的侨乡。海外华人同东南沿海城市的联系，也成为这些城市走向世界的桥梁。
一些学者对中国地域经济开发的空间结构有多种设想，诸如“T”形（沿海和沿江）、“Ⅱ”字形（沿海、沿江和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开”字形（沿海、沿江、陇海铁路、京广铁路沿线）等。无论何种设想都把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列为首位，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正确主张。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东南沿海城市及整个东部地区将在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和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我们研究东南沿海城市近代化历史所得到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注释：
①《吴郡通典》卷四。
②胡焕庸等编著《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45-246页。
③《中国人口地理》上，第252页。
④《中国人口地理》上，第55页。
⑤转引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63-64页。
⑥美国外交部档案F.O.17/41，转引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54-55页。
⑦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595页。
⑧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0页。
⑨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七，第25页。
⑩李钟珏：《且顽老人七十自述》，第206页。
(11)杨逸：《上海市自治志·各项规章规约章程》甲编，第1页。
(12)《马克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4页。
(13)陈明銶：《近代香港与广州的比较研究》，《学术研究》1988年第3期。
(14)宗谊：《渔父词》，《愚囊汇编》卷一，见茅家琦等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第344页。
(15)嘉靖：《定海县志》，卷五《风俗》。
(16)康熙：《定海县志》，卷三《形胜》，见茅家琦等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第344页。
(17)张忠民：《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1368-1842》，第16页。
(18)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第352页。
(19)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第160页。
(20)《解放日报》，1994年7月2日。
(21)《解放日报》，1994年7月21日。
(22)《广州经济年鉴（1983年）》，第32页。
(23)浙江省统计局：《奋进中的浙江1949-1989》，第156-157页。
(24)《解放日报》，1994年7月27日。
(25)谢自奋等主编：《区域经济研究》，第10页。
(26)(27)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第278页。
(28)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