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历山大论文,俄国论文,二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 （2000）01—0067—06
一、亚历山大二世成长的历程
亚历山大二世为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皇后的长子。1818年4月17日他生于克里姆林宫，1825年12月12日被立为王位继承人。两天后，尼古拉一世将他抱到冬宫广场的近卫军面前，使他成为十二月党人起义的见证人。
俄国沙皇的罗曼诺夫家族具有尚武传统，马背上的彼得一世、酷爱军营的保罗一世及尼古拉一世无一例外。亚历山大二世幼年时期就被任命为近卫军骠骑兵团军官。6岁时，尼古拉一世亲自为他遴选教官， 曾经立过战功并在第一武备中学任教官的克·克·梅特当选。刚满7 岁，亚历山大二世就成为骑兵团少尉，从此，梅特一直担任亚历山大二世的老师，直到去世。与此同时，尼克拉一世还为亚历山大二世挑选诗人夫·阿·茹可夫斯基为师。茹可夫斯基开明、博学，教学经验丰富，深得皇室信任。他被任命为皇太子的老师以后，用了半年时间为皇太子拟订了12年的学习规划，并宣称他的目标是“为美德施教”，“陛下无须成为学者，但应是开明之人”。
在皇太子的教育问题上，茹可夫斯基与梅特相互配合，十分默契。亚历山大二世所受教育的课程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俄语、历史、地理、统计学、民族学、逻辑学、哲学、数学、自然、物理、矿物学、地质学等；同时开设法语、德语、英语、波兰语；此外，还有绘画、音乐、体操、击剑、游泳、舞蹈、手工等课程，可见亚历山大二世所受的教育相当全面。值得一提的是，茹可夫斯基十分注重皇太子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历史是对沙皇进行启蒙教育的一座宝库，历史能使国君了解国家和时代的需要，因此应当是皇位继承人的主修课”。尼古拉一世在皇太子生日或其他场合也赠送他历史书。
1834年4月17日，亚历山大二世年满16岁， 作为皇位继承人进行了正式宣誓，从此开始参与国事。同年他进入枢密院，第二年成为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1836年成为父王侍从武官少将。这时，皇太子的文化教育已接近尾声，大臣们开始轮番给未来的沙皇讲授实践课。俄国著名法学家姆·姆·斯佩兰斯基为其讲授《法律讲座》，历时一年半。斯氏想让这位学生尊重法律，明确君主的权限。财政大臣伊·弗·康克林讲授《俄国金融状况》；外交部顾问弗·伊·布鲁诺讲授叶卡捷林娜二世以来俄国对外政策基本原则；军事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阿·若米尼将军用法语讲授俄国军事政策及与邻国的战略关系。到1837年春，茹可夫斯基所拟订的12年学习规划全部完成。此后，皇太子开始走访俄国和欧洲。
1837年5—12月，皇太子在老师和侍从陪同下， 按照尼古拉一世选定的路线走访俄国。他们主要走访了欧俄中部29个省，此外还去了北高加索、外高加索、克里木、西西伯利亚等地。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接待，各种活动应接不暇，因此走访很不深入。但是，通过走访，皇太子逐步了解了民情，并收到1.6万份奏折。在西伯利亚， 皇太子十分同情被流放到此地的十二月党人，并请求父王为他们减刑。
在国外走访的时间稍长一些，从1838年5月到1839年6月，历时一年多。他最初跟随父王访问了柏林和斯德哥尔摩。此后，按照父王的吩咐他访问了瑞典、丹麦、汉诺威王国、普鲁士、巴伐利亚、那不勒斯、萨丁岛、奥地利、荷兰、英国等地，惟独避开了法国。在访问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作为皇位继承人得到了无数勋章和荣誉。而且，这次国外走访还决定了亚历山大二世个人的婚姻大事。
亚历山大二世成年以后仍然热衷于军事生活，他认为，视察军营、阅兵演习等是“严肃”的工作。但是，他对文职事务缺乏热情。1839年走访结束后，他开始列席国务会议，翌年列席大臣委员会。1841—1842年，他成为这两个最高国家机关的正式成员。1842年尼古拉一世离开首都两个月，亚历山大二世首次通过这两个最高国家机关全权处理国务。此后，所有重要国务包括具有特殊意义的农民问题都让皇太子参与。
1846年，亚历山大二世被任命为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成员有国务会议主席伊·夫·瓦西里奇科夫，宪兵司令阿·弗·奥尔洛夫，内务大臣勒·阿·佩罗夫斯基）。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一时期丝毫未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他坚决拥护农奴制，未曾为解放农民作过努力；相反，他的兄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却倾向自由派。
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酝酿
1855年2月18日，尼古拉一世撒手人寰。翌日， 亚历山大二世在国家危难之际登基。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俄国危机迫近，在国内外压力下必须采取与旧体制不同的新措施，解放农民的思想开始萌芽。但是，亚历山大二世逐渐下定决心解放农民并非出于他本人的信仰，而是克里木战争中失败的结果。
1856年3月19日，巴黎和约签署及有关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克里木战争结束和亚历山大二世内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开始。他在解释签署和约条件时表示，要巩固国内秩序，法庭要充满正义，每个人及其劳动成果要受到法律保护。这是即将进行改革的谨慎的暗示。这一暗示引起了贵族的警觉和不安。为此，亚历山大二世向贵族们解释道：“传说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对的……你们可以将此告诉你们周围的所有人。我在彼得堡也对首席贵族们讲过这番话。但我并非完全反对解放农民，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一天早晚会到来。我想，诸位同我的见解是一致的，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1]（P178）
这番讲话后来被认为是亚历山大二世登基以来实施对内政策新方针的雏形。随后，最高书刊检查委员会被撤消，尼古拉一世的“书刊检查恐怖”政策被放弃。这一举措是亚历山大二世在社会要求言论自由呼声日高的形势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当时，俄罗斯人包括沙皇及皇后对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北极星》、《俄罗斯之声》、《钟声》并不陌生；国内新创办的报刊也大声疾呼解放农民，对沙皇当局产生很大压力。解放农民的自由言论日益演变为社会力量，公开性成为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不久解冻的先兆。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中叶，“公开性”和“解冻”这两个术语已经盛行。
亚历山大二世对内政策新方向还表现在：取消1848年以来对大学的一些限制；自由颁发护照、设立公司；协助俄国公民加强对外贸易联系、借鉴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对幸存的十二月党人等政治犯实行大赦，其中有9000人重获自由。
但是，亚历山大二世既不是狂热的顽固派，也不是鲜明的自由派。在即位前，他通过参与各种国务活动特别是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及时意识到了旧体制的危机。他把官僚作为依靠力量，并对一些有影响、敢作敢为的人委以重任。如尽管沙皇知道斯·斯·兰斯科伊青年时期曾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组织，仍任命其为内务大臣。受亚历山大二世委托，兰氏在新沙皇加冕时同各省首席贵族进行了试探性谈话，示意贵族们同意解放农民。但贵族们对此表示沉默，只有亚历山大二世儿时的朋友、维连省总督夫·伊·纳季莫夫响应，并同意劝导本省贵族采取主动。一年后，正是从这里开始筹备农民改革。但是，多数贵族及官僚不想实行根本改革，取缔农奴制。
亚历山大二世所倚重的官僚及官僚体制与以前相比变化很大。这时，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其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使官僚结构及成分发生了明显变化。19世纪30—40年代，一批受过良好教育，有头脑有思想，对改革纲领及实施路线意见相近的自由派官僚出现了，他们分布于政府各部，特别是在内务部，其著名领袖恩·阿·米留金就出身于该部。1856年“解冻”伊始，米留金就着手研究棘手的农民问题。他以亚历山大二世的姑姑、大公夫人叶莲娜·帕芙洛芙娜解放其卡尔洛夫领地上的农民为例，阐述了取缔农奴制的实质、目的及任务，并提出了解放农民的总纲领。
1857年1月15日， “讨论关于整顿地主农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成立，这是当局准备实施改革的标志。同年9月26日， 维连省总督纳季莫夫上书沙皇表示该省贵族同意不带土地解放农民。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审阅了纳氏的提议并将有关文件发给各省及首席贵族，秘密委员会未表异议。不久，国内报刊便把这份诏书及相关文件披漏出来，秘密委员会反悔为时已晚。从此时起，政府当局才公开承认将要取消农奴制。秘密委员会也已无秘密可言，便更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沙皇诏书就是法律，各地不得不无条件执行。贵族获准在当地设立贵族委员会，并依照诏书拟定本省改革方案，这意味着各省将有自己的改革方案及法律。1858—1859年初，欧俄46省设立了贵族委员会，改革机制开始运行。
亚历山大二世在酝酿农民改革的重大关头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的敦促下，农民事务总委员会拟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新的自由主义纲领。新纲领主张保留贵族私产，允许农民赎地为私有，取消地主世袭领地政权，农民取得公民权利，大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并存。1859年2月1日，国务会议正式批准米留金等人设计的改革模式即卡尔洛夫式解放农民方案。
改革纲领确定以后，各省贵族委员会陆续开始制定改革方案，并将其报送总委员会。由于各省贵族委员会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他们分别拟定方案，所以，各省报送的方案成倍增加。不仅如此，各省贵族委员会的工作是按照诏书进行的，而中央政府已于1858年通过法令放弃各省单独立法的主张。因此，对大量零散资料进行整理，并制定通行欧俄的新法律日益迫切，原来的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已无能为力。在兰斯科伊和亚·伊·罗斯托夫采夫建议下，1859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成立编纂委员会，并要求由罗氏担任该委员会主席。[2]从此， 这个委员会承担制定有关取消农奴制、保留贵族地产、把农民变成小私有者等方面法律的任务。
罗斯托夫采夫作为该委员会主席，只服从沙皇的旨意，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不得介入。在物色委员会成员上，罗氏享有充分的权力。从成员上看，该委员会主要由自由派官僚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组成。1860年罗氏病逝后，米留金被一致推举为该委员会领袖。米氏长期在内务部供职，行政工作经验丰富，熟悉国家管理体制及农村状况，并与首都各界社会名流联系广泛。因此，他的上任有利于该委员会开展工作。
编纂委员会作用举足轻重，其中自由派占优势，因为当时在省贵族委员会及整个贵族中，在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中，自由派都居少数。因此，编纂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支持各地的自由派，从而成为推进俄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编纂委员会力图唤醒“整个社会意识”，其领袖为巩固自由派力量，传播并确立其改革纲领，尽可能利用公开性，避免“反复研究”，“互相推诿”的官场恶习，并且尽可能使政府不食言。该委员会多数成员具有高度责任感，工作效率惊人。在一年零七个月里，共召开了409 次会议，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秘密委员会一年分别仅召开了28次和11次会议。[2]编纂委员会还搜集并出版了三大卷地产统计资料， 涵盖了俄国及欧洲所有有关农民问题的最新文献。
编纂委员会被引入国家专制制度，其成员的激进言行及其工作方式引起诸多非议。亚历山大二世虽然称其为“政府机关”，但它却没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办公场所。更有甚者，现存国家制度将其视为异己，该委员会刚刚制定了农民改革方案就被解散。
在编纂委员会工作期间，为了避免重重阻力，保证改革不间断进行下去，提出了如下改革思路：改革不触动现存制度；保留贵族地产，保留农民利用改革前的份地（靠服役）和将份地赎为私有的权利；根据其承担的义务计算赎金数量；国家作为贷款者参与赎买过程；赎买居于改革的中心地位。对地主而言，赎买不是义务。农民永久利用宅旁地、份地及承担相应义务不变，确实推动了地主承认赎买的原则。
专制君主的主导作用是自由派官僚信心的象征，特别是自由派官僚未将立宪列入议事日程，从而被专制制度容纳。专制君主的有力支持成为取消农奴制及其他改革得以进行的保证，自由派官僚政治概念之最薄弱环节也正在于此。
编纂委员会解散后，它所制定的农民改革方案先后提交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国务会议表决，遭到反对势力的坚决抵制。只是由于此时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担任农民事务总委员会的主席，改革方案才获通过。在国务会议上，该方案再次遭到非难，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最终使农民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反对力量虽然未能阻止改革进程，但是对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讨论改革方案的各个阶段，份地面积一再削减，义务一再增加，赎买使农民付出了沉重代价，与改革的基本目的（把农民变为小私有者）相去甚远。但改革基本内容即带土地解放农民、取消地主领地世袭政权得到了实施。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即位6周年之际，他签署了这项违背国务会议多数成员意见的农民改革法令。对此亚历山大二世极为满意，他说：“我有完成一项伟大使命的感觉”，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解放者”。后人包括史学家认为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称号的合理性，但需要弄清楚这位解放者的真正动机、真实目的及其打算。在他写给其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的信件中流露了其内心的想法，即在迎接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中重新找回俄国昔日的尊严和辉煌。他真正关心的是俄国军事力量和外交地位，而对国内问题缺乏激情和热心。[ 1]（P188）国家不仅在农民改革中未投入一卢布，而且还从赎买交易中获利，而使农民陷于破产境地。与此同时，1863年军费支出竟占国家岁入的38.4%[3]（P150）。当时的财政大臣多次上书亚历山大二世， 力陈农民负担过重、军费支出居高不下的危险后果。
广大农民则因份地减少、义务增加、赎金过重而大为不满。因此，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8月15 日在波尔塔瓦对村长们说：“风传你们等待着其它的自由，除了我给予你们的那种自由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自由了。去履行法律和2月19日法令吧！努力干吧！”[1]（P190—191） 15个月后，亚历山大二世在农民代表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这番话。这些话后来逐渐传遍了俄国各地。
亚历山大二世认为文明国家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专制制度是和谐的整体，坚信专制制度是管理俄国人民的最佳方式。1861年11月10日亚历山大二世接见德国大使奥·俾斯麦时表达了这种观点。当俾斯麦问及俄国是否要立宪和实行自由主义制度时，亚历山大二世回答：“俄国人民自古以来对君主的无限尊敬永远不会消失。如果我让贵族或人民代表进入政府，可能会毫无代价地降低政府的威信；若沙皇威望不足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天晓得我们如何处理农民和地主事务。”[4]
1863年，亚历山大二世派遣恩·阿·米留金镇压波兰起义时，他与米留金的谈话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若在波兰人那里恢复议会和立宪，他亚历山大二世必须在莫斯科或彼得堡召开缙绅会议。而且他说：“就类似的变化而言，俄国人民尚不成熟。”他认为，在俄国不仅“普通人”（他认为这是俄国秩序的最可靠的支柱）而且“社会上层”“均不具备代议制所必需的教育程度”。
因此，亚历山大二世在位25年，一直拒绝实行立宪。他成长于专制制度鼎盛时期，他所受的教育、他的智慧、性格、心理及品行深深地受到尼古拉一世的影响，这是他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面对波兰起义，他毫不手软，断然拒绝恢复议会。但是，他却实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波兰农民象征性地交些钱即转变为私有者。因此，农民远离了起义，波兰危机被化解了。然而，1863年波兰起义后俄国国内社会政治力量的对立日益加剧。亚历山大二世虽然知道取消农奴制之初社会政治对立形势将激化，但他未必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或带来什么样的威胁。他对迅速发展的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反应迟缓；他大笔一挥就使自由派大臣及国务活动家落马，却同时继续利用他们的纲领及方案。他行事不是出自个人信仰，而是依据最高统治集团的利益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
但是， 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初期， 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继续进行。1862年，国家预算公开，并准备军事改革；1863年取缔体罚；1864年实行地方自治和司法改革。除了专制君主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特权之外，这些改革触及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没有意识到这将导致社会政治力量对立激化，保守且反动力量和激进革命力量日益抬头，改革事业和他本人都将受到难以预料的威胁。农民改革的主要活动家米留金及其助手曾提议建立中间党，以使自由主义改革继续下去，却被亚历山大二世视为异己。1866年，德·卡拉科佐夫对其行刺的枪声，成为改革事业及亚历山大二世本人悲剧结局的开始。
三、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反复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的最后十年里，他因奠定“新国家制度”而获得殊荣，却又成为革命者行刺的目标。1866年4月4日的枪声使他深受震憾，从此，国家政策趋向反动。改革反对者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恐吓确实奏效了。
个人生活状况日益不佳也影响到亚历山大二世的思想倾向。1865年他22岁的长子、王位继承人尼古拉·亚历山大德罗维奇大公死于肺结核，玛利亚·亚历山德罗芙娜皇后体弱多病，这给亚历山大二世带来极大烦恼。经过长期犹豫彷徨和痛苦的内心斗争，他开始热烈追逐年轻貌美的公爵夫人叶卡捷琳娜·米哈伊罗芙娜·多尔戈鲁卡娅，这场罗曼史直到沙皇去世才终结。沙皇一生风流韵事无数，这次动了真情，使他不能自己。
对暗杀的恐惧、对私生活的矛盾心理都深深地影响着亚历山大二世的国务活动。同时代的人发现，他经常陷入沉思，意志消沉，身体状况也不如以往。因此，他对处理政务的热情减退，对已经采取的新方针产生了怀疑，并日益走向保守。1866年5月13 日他在写给大臣委员会主席普·普·加加林的指令中解释，他自己的任务是“保护俄国人民免受那些刚刚萌芽的伪理论的侵略。这些东西会动摇社会的基础”[1]（P196），而对进一步改革问题很少提及。
亚历山大二世身边的人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实行公开性、废除农奴制以及国家欧化等方面有所进展，但是第三厅的作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沙皇遇刺以后得到了加强。一身二任的第三厅厅长和宪兵司令普·阿·舒瓦洛夫对亚历山大二世及上层都有决定性影响，沙皇意志薄弱，受其利用。舒氏直至1874年退休，权倾朝野，甚至被称为“彼得四世”、“阿拉克切耶夫第二”，当时政府的政策也被称为舒瓦洛夫政策。他使自己亲信担任政府要职，自由派官僚纷纷落马。
尽管如此，改革仍在缓慢进行。1870年城市自治法通过；1874年普遍兵役法最后实施，成为俄国军事现代化的重要一步。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日益失去往昔大刀阔斧推进农民改革的主动精神，对革命力量及自由主义运动的迫害逐步升级。担任陆军大臣20年并对亚历山大二世及其政府政策了如指掌的米留金，这样评价亚历山大二世在位的最后14年：“警察式的严厉非但没有打击叛乱，反而遭致众人不满，其中居心叵测者正在招兵买马”[5]（P57）。
亚历山大二世更关心帝国向外扩张，特别是入侵中亚国家及中国。在欧洲，他极力摆脱巴黎和约的束缚，1877年再次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亚历山大二世亲自指挥战斗。俄国此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军费投入11.13亿卢布（1878年国家预算为6亿多卢布）[1]（P208）；结束战争的圣斯特凡诺和约对俄有利，但在不久的柏林条约中被更改；俄国在这场战争中伤亡惨重，人们对政府的能力日益失望；依靠泛斯拉夫主义煽动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只是暂时平息了革命民粹主义运动，但不久民粹派更趋活跃，并再次把沙皇作为行刺目标，直至行刺成功。继任的亚历山大三世在即位一周之后，就在他主持的大臣委员会上发表了专制制度不可动摇的宣言。这一宣言最终葬送了所有立宪幻想，成为政府走向反改革道路的标志。随后不久，政府中已为数不多的自由派官僚被解职，改革活动家终于被赶下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尽管亚历山大二世不具备改革者所需要的世界观、性格、气质、能力等，但是现实形势使他成为一名改革者。在他执政期间，实施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从而使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启动，这是他的主要功绩。虽然这些改革大多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从个人信仰上看，他不是自由主义者。他采纳自由主义纲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俄国专制制度，甚至将专制制度与俄国的利益混为一谈。
确实，俄国的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在取缔农奴制前，俄国各种思想派别也都相信专制制度能使俄国摆脱危机，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专制制度本身也在国家组织及政治文化上表现出其稳定性和活力。即使在第一次的公开性中，专制制度拥有无限的权力，亚历山大二世牢牢控制着习惯于专制制度、失去了主动精神的国家。他无力也不可能走得太远，把这场伟大改革贯彻始终。农民改革法令颁布不久就被修正；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地方自治、司法制度、书刊检查及大学章程等方面改革的法律条文也被修正。因此，19世纪80—90年代的反改革很快使俄国政治现代化的最初成果荡然无存，尽管俄国工业化成就辉煌，但它产生致命的后果，国家难以承受跳跃式的变化，已有矛盾未解决新的矛盾又出现，各种矛盾的最终爆发不可避免。[6]（P85）
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与政府当局尚能合作，自由派官僚的工作也使国家面貌为之一新。但是，专制制度得到强有力立法保证，“毫不动摇的专制制度”仍是禁区。昙花一现的公开性是专制制度不得已而默许，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所用。但最终它仍被视为异己，为专制制度所不容。
因此，亚历山大二世改革的命运是戏剧性的。改革事业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和不彻底的，自由派设计的改革纲领不得不交给其政敌去实施。在强大的封建专制制度面前，自由派官僚处处受到攻击，改革的保障机制异常脆弱，反改革势力得势不可避免。社会力量的无组织性使专制制度再次站稳脚跟，结果，改革只能服从专制制度自保的目的。亚历山大二世个人的悲剧命运也折射出改革的命运，俄国现代化进程依然步履维艰。
收稿日期：1999—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