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若干“误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理论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成功，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经济发展创造30年持续高速的世界奇迹的同时，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并有越来越强的趋势，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积极寻找自己突破口，今后十几年将是决定中国政治长远路径宽与窄、缓与陡的关键时期。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更加需要理论指导，但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却存在相当多的“误区”。本文将就三种常见“误区”的进行简要评论。
一、民主至上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关于这个目标几乎无人质疑。但是围绕这个总目标的理论支撑却有明显的两大阵营：一是现代化论，核心论点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①；二是民主至上论，核心论点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后者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聚焦于政策层面的民主选举，似乎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朝向民主政治的大目标直线推进，越快越好，越直接越好。
近几年，“民主是个好东西”成为一个流行语，这句话高度浓缩地概括了绝大多数人关于民主的基本认知与评价。作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的提出者俞可平先生认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不仅是解决人们生计的手段，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更契合人类自身固有的本性。”“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②这些关于民主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几乎成为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的共识或者常识。但是这样的共识或者常识却是有问题的。
1、民主是好东西吗？
俞可平先生曾经对“民主是个好东西”进行了“辨正”，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不是说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不是说民主就没有痛苦的代价，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不是说民主就可以强制人民做什么。这些辨正和补充非常重要，但是在学理上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从人类历史意义上讲，不能说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人类在原始社会就实践过民主治理，在农业文明时代的雅典等地也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如果抛开时空环境，民主谈不上是好东西坏东西，如果说民主是好东西，那么也可以说专制是好东西，甚至可以说奴隶制是好东西。因为专制制度是人类走出原始状态，创造伟大文明的数千年里的基本制度，而奴隶制度在欧洲创造了希腊罗马时代的辉煌，甚至古希腊民主制度也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即使百分之百的当代人都觉得民主是好东西，也不能证明古人觉得专制是坏东西而民主是好东西。传统儒家那种认为什么都是过去的好的厚古薄今思维方式非常偏颇；同样，现代人那种认为什么都是现在的好的厚今薄古思维方式也非常偏颇。厚今薄古是一种非常片面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实际上，达尔文的核心思想是适应不是进化，适者生存，不是进化者生存。对政治制度而言，适应一定时代一定国家、民族或群体需要的就是好制度。可以试想，在汉朝或者唐朝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结果一定是灾难性的。西方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古代实行的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对保障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发展乃至大多数个体成员的生存发展都是一种适合的制度。③因此，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论断最起码应该修订为“民主在现代社会是个好东西”。
其次，在现代社会民主也并非排他性的好东西。现代，广而言之是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时代，狭而言之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的时代。现代对国家及其国民首先意味着财富（或曰资本、生产力）的生产、积累与竞争。对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制度的好坏首要的标准就是能否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并使之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就这个标准来看，民主对于现代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国家并非都是好东西。首先，英法德日等国家都是在非民主或者半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奠定现代化的基础的。其次，后发展国家大多数是在非民主或者半民主的政治制度下为现代化创造经济社会条件的。民主政治只是在现代化中后期才逐渐显示它的适应性。因为在这个时期，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的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成为促进财富的生产和积累的最高效机制（在现代化早期计划经济乃至半奴隶庄园经济都很有竞争力），而市场经济以平权的所有者之间的自由交换为基础，这样的经济制度需要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制度作为保障。
第三，民主作为价值意义上的好东西也不是绝对的。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隐含着价值和功利两个层面的判断——从功利意义上讲，民主是“最好的政治制度”；从价值意义上讲，民主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和“人类发展的目标”。前文已论及民主并非超越时空的绝对的好制度，那么在民主不是最好制度的特定时空条件下，怎么理解价值意义上的民主？要为民主而民主吗？要不顾一切追求民主吗？俞可平也承认“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是，在实践上，将民主定位为人类的基本价值，甚至是先验的绝对价值，必然使得价值压倒功利，不顾一切地为民主而民主。严格地讲，民主不是什么先验价值，只是现代历史中逐渐形成和推广的一种政治思想，由于在现实政治操作中被那些挟民意而令天下者披上了神圣的新装，使之成为国家政治事务甚至一切国家事务中最优先者——公开的民粹主义、隐藏的民粹主义、变形的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上下呼应，好像为了民主可以不顾一切。事实上，民主于人民而言，永远是排在功利之后的选择，即使在当代人民为了经济发展社会安定而拥护各式各样的独裁、政变的现象层出不穷。（民主和人民选择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人民可以选择民主，也可以选择专制，不同选择的差别是人民自身权利让渡份额的不同。）就民主的两个属性而言，功利是第一性，价值是第二性。颠倒这个顺序的，或者把民主当作人民唯一选择的，都是非历史的观点或者宗教性语言。为了民主可以不顾肚子的思想，本质上和“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是同一个逻辑。
2、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
在上述三个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和更宽广的视野来讨论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
第一，就民主政治而言，整个中国现代史中的政治变革走的是一条迂回的道路。民主观念在康梁维新时期就已经引进中国；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五权宪法的政治设计中被明确定位国家基本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被确定为国体。尽管如此，政治实践并不是以这种政治价值为轴心运行的，而是围绕国家和民族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展开的。晚清以降，中国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两个，一是重建大一统的国家，这是一种历史使命，历代王朝衰败后都有这样的任务，清王朝衰败后，同样的使命在新的时空环境中继续成立；二是变革国家体制，以期强有力地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摆脱列强欺凌，并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大一统使命使得中国经过长期内战重新实现了国家的实质统一，现代化使命使得国家尽力提升自己对包括人口在内的一切资源的动员、支配能力，从1927年到1977年的50年间，国有经济比例的持续提高，国家权力集中程度持续提高，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度持续提高，并不完全是封建主义或者某种思想作祟，而是针对分散迟钝的传统社会体制的“创造性破坏”和“革命性再造”。黄仁宇认为，中国的长期革命逐渐深入到体制和社会结构层面，国民党完成了对上层机构的改造，而共产党进行了下层组织的改造，中国历史逐渐挣脱旧有的僵化发展模式，进入新的运行轨道，朝着上下协调、数字管理方向发展。④这种适应于现代化的国家再造一直到改革开放后还在继续，其中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大幅度强化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经过近百年改造，中国基本建构了能够强力支持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社会体系，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与“5.12大地震”的抗震救灾绩效都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在其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世纪通过与民主化迥异其趣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也是最艰难阶段的任务，为第二个世纪的现代化高潮、民族复兴以及民主化发展提供了必要而坚实的基础。
第二，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以不民主来批评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那种评论完全没有认真考虑中国人民当时最重视的东西——发展经济，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现代化早期，没有充分尊重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大一统具有最高价值。如果那种批评成立的话，就等于说中国以一个失败的错误的政治体制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高速度的现代化建设达30年之久，那么所谓正确或者成功的政治体制还有标准和意义吗？如果说民主就是标准，民主就是意义，那是同义反复。
第三，中国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恰当的。首先，这个目标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功利标准，因为中国已经进入现代化中期，越来越需要民主与法治为长远发展提供制度保证和稳定预期。其次，这个目标符合中国社会的价值标准。戊戌变法以来一百多年，民主和科学一样，在中国建立了思想霸权，成为乐观的社会进化理论的两大支柱，即使“文革”中最极端的专制与个人崇拜也是假“大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作为被改革对象的旧政治体制通常被解释为“真正的民主”或者“更高的民主”。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和全球化的冲击，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地位更加稳固，关于民主化的理想评价甚至比美国更高。因此，在中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符合民意，符合社会价值取向。如果采取相反方向进行政治建设，那么面临的社会挑战会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并非越快越好，越直接越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世纪，中国社会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依然没有根本改变，又好又快进行现代化建设依然是重中之重的重头戏、硬中之硬的硬道理。同时继续维护和最终完成国家的大一统依然是全体国民共同支持的国家核心利益。民主化只有在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现代化与大一统的情况下才有成长的空间。笔者丝毫不反对民主化，但在现代化完成之前，现代化在国家层面上具有战略优先性，民主化的路径与速度要服从现代化的需要。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热点集中在基层民主、党内民主等民主化方面，这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关于民主化的期望，但却掩盖了其它特别重要领域。例如，加快司法改革，使得司法机构摆脱地方主义的制约，成为具有公信力的最终裁决机构，改变现在群众寄希望于上级特别是中央的越级上访潜规则。又比如，加快社会团体管理制度改革，打开第三部门的发展空间，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制度基础。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比基层民主或者党内民主更重要。
第五，政治民主化在经济社会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是可以比较快、比较平稳实现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在权威体制下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也就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化之后，以“公开、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为根本要求，以“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为核心程序的民主政治就可以比较快、比较平顺地实现。与东欧、非洲等地民主化改革不同的是，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民主化改革期间没有发生长时期大规模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经济大面积滑坡。而这两点恰恰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承受之重”。当我国成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中产阶级化之后，相信黄仁宇所谓下层组织的第二轮现代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届时主要针对所谓上层结构的民主化改革将是比较容易的。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论
批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最重要理论支撑就是可以称之“同步论”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辅相成，应该同步或者平行，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如果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就会拉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后腿，国家的整体改革就会失败；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那么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民主化（在分散、自由、竞争等方面与市场化有“平行性”）。
1、关于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观。
邓小平在1980年代曾经反复讲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⑤；“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⑥。邓小平的这些话一直以来都是各方面批评政治体制改革停滞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但是引用者完全忽略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完整论述，也没有去研究邓小平在当时及以后的政治实践。
邓小平当时已经看到“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⑦他提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⑧“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⑨可以说，邓小平是非常清楚地从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效能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而不是围绕民主化讲的。另外，当时提出的党政分开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也被搁置。但是，按邓小平的三条标准，30年的中国政治体制是非常成功的，其成功指数甚至不低于经济体制。
2、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历史背景不同，决定了其改革的路径不可能平行。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在背景上完全不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针对的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就仅仅完整存在了20多年，195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一直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所以经济体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带有改回到过去或者“复古”的色彩。而政治体制上，新中国成立前的体制是国民党以“军政”和“训政”形式进行的专制，再往前是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根本没有民主政治传统，也没有民主政治的文化和社会基础。建国后的体制的特点是“全能主义政治”——完全依靠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驱动整个社会。如果就建国后形成的政治体制而言，全能主义的解体，经济、文化、社会极大程度上的非政治化，就是大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建国后新形成的体制而言，政治改革已初步完成，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这个以非政治化为特点的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大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我国社会文化各项事业大发展的制度条件。没有针对全能主义政治的改革，就没有其它方面的改革。
3、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平行论是一种抽象推理，不符合实践经验。
事实是现代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在多数时间里的多数国家是与某种非民主的政治体制并存的。而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民主化并非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实现的，与市场经济并无直接关系。首先，市场经济中的产权保护、公平交易制度不是市场经济自生的，是政治体制赋予的，而且基本是在专制体制下草创的。其次，市场经济的平权、自由、竞争特点并非市场经济本身内生的，而是政治体制规范和约束的产物。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证明，没有外部约束，市场就是垄断、腐败、专制的温床。⑩第三，政治民主化更多是公民社会成长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中弱势的一方——劳工阶层斗争的成果。总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在各自成熟状态下的伴生状态，不能用来说明二者成长变迁必然平行，尽管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但二者各自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与节奏。
4、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存在多种关系模式。
传统社会的经济体制的典型特点是分散，政治体制的典型特点是上层专制下层自治。进入现代，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各自不断发生演变，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二者的关系模式呈现多样。一种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朝集中化方向演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为代表）；第二种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都朝自由化方向演变（英法为代表）；第三种是，政治体制朝向集权化方向演变，经济体制朝向市场化演变（二战前德日为代表）。在现代化基本完成之后，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主流体制。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发展中国家，加上“一国两制”因素，其体制演变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类型，无论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都朝一种“大集中、小分散”，“上一元、下多元”的状态演变，只是二者的演变程序、强度不同，呈现平行、分离、交叉并存的形态。
三、政治改革与政治建设相等论
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一谈政治，马上就演变为谈政治体制；一谈政治建设，马上就演变为谈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政治体制，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隐蔽的判断成为影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巨大盲点，遮蔽了广阔的视野，引导了偏颇的结论。
1、政治建设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
几乎没有人会把经济等同于经济体制，把经济建设等同于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中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经济发展是在生产关系促进下生产力的发展，是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是要实现经济现代化。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物，经济改革不仅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不等于经济现代化就实现了。
但是在政治研究领域，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被同一化了，好像政治改革就等于政治发展，政治民主化就等于政治现代化。产生这种偏颇的原因很复杂，就理论本身而言，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将政治与政治体制简单等同。在许多政治改革研究文献背后有一个潜在的理论预设，认为，经济包括经济体制和实质经济两个层面，而政治就是体制，不存在生产、交换、消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形态。这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其实政治包括政治体制与实质政治两个层面。所谓实质政治，不仅是权利的生产与使用，广义的实质政治是共同体共同利益的生产与使用。政治现代化也不仅仅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法治国家仅仅是政治现代化的外在形式，其实质是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共同体成员高度的社会团结（涂尔干语）。邓小平对徒具民主形式而不团结的社会是非常排斥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11)他对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12)民主与法治是人类实现社会团结的制度形式，通过民主与法治实现和提高社会团结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经验，但民主与法治不等于社会团结，有了民主与法治不等于社会团结就会自动实现。在很多情况下，民主与法治乃是社会团结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政治发展追求的不是实现一种特定的目标制度，而是通过政治人、政治组织、政治体制、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来增进社会成员关于共同利益的认识，发展利用最低成本维系共同利益的政治技术，推动有利于扩展共同利益的制度变迁，从而实质性地增进制度性的社会团结。
政治体制的发展在政治发展中处于枢纽地位。而政治体制发展包含三种程度不同、性质有异的类型，即政治革命、政治改革和政治微调。大量的政治体制发展特别是民主制度的萌芽、行政管理机制的改进等等都依赖政治微调中的协商、妥协、点滴让步等等形式来实现。政治革命是极少发生的最大规模最剧烈社会对抗的一种少有的结果，大部分的结果是反抗者失败旧制度依旧，或者反抗者重建了旧制度。政治改革是介于政治革命与政治微调之间的，是执政者为了避免社会政治危机，防范革命而采取的较大规模较强烈度的主动的政治变迁，其中既包含为最强有力的反抗者开放一定的政治参与空间，也包含将一些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的局部的政治微调和知识积累制度化。
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不能采取政治革命的方式来推动，但也不应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政治改革上，特别是不能集中在提高民主选举的层级、扩大民主选举的范围上。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政治民主化并非政治发展的唯一动力。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直接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是唯一动力，也不意味着经济改革或者经济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比如在经济改革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公认最成功的改革，但当时农业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并非完全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林毅夫先生的研究发现，1978-1984年中国农产品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46.89%归功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耕作制度的体制改革，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但是化肥和价格因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化肥施用量增加的贡献占32.2%，提价的贡献占15.98%。(13)另外，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把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理，政治改革也不能包办一切，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还需要广泛的持久的政治微调，还需要政治体系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创新、政治科学的发展、政治人才的培养、民主的习惯的培养、民主理念的传播、从政府到公民对法律的尊重，等等。
2、树立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和科学的政治改革观。
由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以及政治改革与实质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所以不能够抱着“民主选举不扩大就等于政治不发展”这样简单和片面的观念，而是应该树立科学的政治发展观。
所谓科学的政治发展观应该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政治发展观”。所谓全面的政治发展，就是所有涉及政治的领域都要全面发展，比如，政治人的养成，政治文化的教化，政治组织的发育，政治体制的变革，等等。所谓协调的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是一个多种群多层次的生态体系，片面发展某一方面的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讲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不讲多层次的人民团体的发育，从而使政治参与渠道单一化，使一切政治参与都演变成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所谓可持续的政治发展，就是有效的政治创新可以适时制度化，迫切的政治参与压力可以适时吸纳，政治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适应社会结构的自然变迁，增进社会团结。以人为本应该是科学政治发展观的核心原则。政治的本质是解决共同体中成员的共同性问题。只有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权力为本，才能把握社会成员的自然变化及其政治需求，只有以人为本才能适应社会变化，平衡满足成员的政治需求，推进实质政治的发展。
当代中国应该特别重视可持续政治发展。第一，政治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抛开现行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应该在现行制度和体制中努力寻求生长点，促进其生长发展。第二，政治发展不应该寻求一蹴而就的变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操作的俄罗斯政治“大爆炸”导致的并不是所谓西欧化的民主俄罗斯，反而是全面的政治衰败，甚至破坏了最基本的国家认同。而普京通过大力恢复了苏俄的政治传统，才稳定了俄罗斯，并为其近年来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三，可持续政治发展不应该被理解为“慢慢来”和无风险发展，无风险的政治发展是不存在的，“慢慢来”可能是走不动的。在社会矛盾和政治参与压力比较大、比较普遍的时候，政治发展必须以政治改革的方式推进，必须有一定的力度和速度，否则发展的速度赶不上矛盾激化和压力增强的速度，将使政治进入动乱或革命的轨道。
可持续的政治发展需要可持续的政治改革。上述三条也适用于可持续政治改革。需要说明的是可持续的政治改革更多地需要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要将政治改革的内容、政治改革的策略和政治改革的社会反应结合起来。在这方面，中国经济改革中形成和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对政治改革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
注释：
①《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答问记》，《人民日报》2006年4月24日。
②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学习时报》2006年12月27日。
③（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⑥⑦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64、240、213、177页。
⑩［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0、244页。
(1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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