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心理学在当前应该着重研究的若干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学论文,政治论文,我国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两千多年前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学者创立政治学以来，经过一代又一代政治思想家的不懈努力，该学科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方面都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历史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的诞生，一些心理学家、政治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地将心理学的有关知识运用于对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逐渐创立了一门颇引人瞩目的新兴边缘学科——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认为，人们的政治行为同其他任何行为形式一样，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社会历史环境同人们的心理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政治学家在政治活动中，必须注意到人的心理因素，注意研究人们的心理因素同他们的政治行为、同政治制度之间的作用关系。具体而言，政治心理学不仅要研究人们的心理过程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同时还应注意探求政治过程对于形成人们心理过程的作用。这就是说，政治心理学所研究的主要是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这样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基于上述分析，可初步给政治心理学下这样的定义：所谓政治心理学，是指运用一系列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知识，研究政治过程中各类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同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探索并把握种种政治现象背后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活动规律，努力使政治过程不断趋向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的一门现代科学。
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政治心理学主要有如下发展：1.由研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为中心转到以研究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为中心；2.由重视政治学一般原理、原则的研究发展到更切入政治实践，趋向于对现实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研究；3.由静态的、文献式的研究过渡到动态的、注重于操作性的研究。由于政治心理学研究课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使这门学科近几十年来在西方一些国家盛行不衰。1968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了政治心理学分会。1978年1月， 国际政治心理学会成立，这一学会成为国际性的政治心理学领域学术活动的中心，并出版了《政治心理学》杂志。目前在西方不少政法专业的高等学府里，该学科都被列为必修课程。
开展政治心理学研究在理论上及实践上的意义已愈来愈为人们所理解，但这门学科在我国至今尚是一块刚刚着手开垦的处女地，还基本停留在呼吁和介绍国外研究成果阶段，这同我国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显然不相适应。由于社会制度、国情的差异，开拓政治心理学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现成模式，必须立足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立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通过借鉴国外在这一领域的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心理学。基于上述目标，我国政治心理学研究可着重考虑以下主题：
一、通过对政府形象心理背景的研究，分析政府与民众之间心理关系的特征与发展规律，探索增强政府影响力的可靠途径
政府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资源，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目标、意图、倾向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一般来说，良好的政府形象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孕育出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并构成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形象发生问题，便可能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在我国，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原来驾轻就熟的职能开始转移，而一些不熟悉的、不属于原职能范围的事务需要承担起来，这使政府面临新的考验。在目前形势下，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直接关系着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与行使，影响着政府工作的实际效益；同时，良好的政府形象有利于优化投资环境，畅通对外开放渠道，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形象作为政府体系输出的一项综合性“产品”，最终要由“消费者”来评价，要通过公众的感受予以定位。政府形象的根本依据取决于政府的实际表现，这是政府形象的客观性基础。但这种表现必须通过公众心理上的感受才会形成一种总体印象与评估，它实际反映着某种思想或情感方面的活动，因而带有相当的主观倾向。一般来说，公众对政府的主观评价同政府的实际表现应当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认识评价，至少受着两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其一，由于政府的结构、层次以及事务的复杂性，由于政府对有关信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控制，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受教育状况以及个人价值倾向等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在对信息的接受、理解和掌握方面，不仅有着横向的差异，且在信息的可靠性与完整性方面，难免会受到种种主观或客观因素条件制约，从而导致对政府认识方面不同程度的“形象偏差”；其二，公众对政府的评价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满足他们期望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对政府的期望常源于直觉，从而使之具有某种非理性的倾向；同时，个人以往的经验，外界对个体的影响，都与期望的形成及其内容相关。由此而形成的公众期望多属主观性范畴，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对政府的合理评价。
由于政府的实际表现同最终在公众心目中所形成的印象与评价常常可能发生误差甚至相悖，为此，对政府形象的合理设计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政府形象设计的首要原则是客观性、真实性，这种设计决不是主观、任意的创造，不能有虚假的成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地反映政府整体精神面貌。政府形象设计的另一重要原则是对信息的合理选择或取舍。不可否认，公众在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过程中，有时会表现出种种非理性的倾向，这就要求在形象设计过程中，重视对公众心理的引导，通过有选择地提供真实而必要的信息，使公众形成对政府良好的形象认识。信息选择的不合理会有损政府形象，虚假的信息或许能带来暂时的预期效应，但这种对民众的心理伤害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沉重而深远的。
在政府与公众的交往关系中，必须特别重视心理期望的满足状况。根据现代政治理念，政府权力的运用与公众对政府权力的认可，本质上体现着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关系。在这一契约关系中，政府对公众的期望是遵从，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主要包含两项内容：一是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公认”的社会法律与道德准则；二是在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能够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就此而言，“遵从”是公众对政府的一项“投入”，其程度同政府的“产出”，即给予人们所带来的期望满足程度一般成正比关系。从因果联系方面考虑，公众的心理期望能否实现，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自身的价值取向。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机构的政府，如果说它有自身意志的话，那么这种意志应同民众意志相一致。在价值倾向方面，应将公众的价值目标作为自己唯一的价值选择。但在实际政府活动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政府的某些价值判断与选择同民众的期望目标并不一致，而政府自身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自以为是”而导致的价值选择上的偏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分割民众利益，有损政府形象。不可讳言，民众在对自身利益需求的认识方面，也有可能因缺乏理智而陷于误区，例如，过于注重眼前利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方面认识不足，对长远利益、国家利益缺乏关心和重视，或者目标期望定位过高而难以实现，由此导致对政府所制定的方针、政策及政府行为的合理性发生怀疑，从而在对政府形象的认识上发生偏差。
二、通过对政治家个性特征、政治倾向及政治行为的分析与研究，加深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双向沟通和理解，增强政治家决策的科学性及民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国外政治心理学界相当重视对政治家心理特征的研究，注意分析政治家的个性因素同他们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外政治舞台上，曾涌现出众多的政治家，他们在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从而在历史碑林中所占据的地位也不一样。有的曾因导演过威武雄壮的话剧，对社会文明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成为人们称颂的不朽人物；有的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给社会、民众带来极大灾难，以致成为千古罪人；也有的功过交织，虽盖棺却始终难以论定，等等。政治家个体之所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得到人们不同的评价，除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影响和制约外，同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心理素质有密切关系。即使在政治制度相对不变的环境下，不同的执政者由于具有独特的生活特点，独特的气质，独特的人格，独特的兴趣，表现出独特的政治行为，以及独特的决策风格和处理事务的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悉尼·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一书中提到：“在历史上，起了事变创造性作用的列宁，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好奇心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使得事变性人物和事变创造性人物截然不同的，毕竟是个人的性格。”（注：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153页。）
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政治家的个性同样各具特色。尼克松曾评价道：“邱吉尔是个好挖苦人，有时爱争吵的知识分子，对于反对党议员或报纸记者的批评，他只消在适当的时候讲一句巧妙带刺的话就可以顶回去。戴高乐的尊严则是无论什么都攻不破的。而阿登纳却有一副又耐心又会盘算的律师的头脑，他属于那种凭着自己意愿比周围的人更努力地工作、更缜密地推理、更长时间地久坐而占上风的领导人”。（注：尼克松：《领导人》，第212页。）不过， 人的个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构成其个性整体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是不同向的，甚至是背反的，由此使一个人的个性表象显得纷繁复杂，难以把握，他可以有时表现得崇高，有时则表现得卑琐；有时显得大胆，有时显得畏怯；有时显得精明，有时又显得粗蠢；有时表现得果断，有时则表现得寡决；等等。当然，个性结构的多向性，并不意味着各种方向的心理属性都半斤八两地共处于一体，其间必有一种或几种方向的心理属性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质的规定性，它决定着一个人个性的主导倾向和本质属性，这一点，是我们在分析、研究政治家个性特征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得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心理交流、心理沟通日显重要。马基雅维利曾说：“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2页。）不过，由于政治家所处的特殊的地位， 所担负的特定职责以及与此有关的诸多因素，使其常常被蒙上一层“职位面纱”，使得政治家这个概念投射在人们的头脑中，总给人以遥远、神秘、模糊的感觉。例如，由于政治斗争需要，一些政治家往往有意识地在自己周围拉起一道心理上的帷幕，深藏不露，使人对他有莫测高深之感；由于受空间条件所限，民众不具备同政治家直接接触的机会，以致缺乏思想与心理的有效沟通，很难了解对方真实面貌；由于宣传媒介在对政治家活动信息的选择传递方面存在缺陷，热衷于报道种种形式上的热闹场面，而对能体现政治家个性特征的一些实质性活动和表现在报道方面并不突出，也影响着对政治家整体形象的认识；由于对政治家的评价特别容易受到政治斗争风云的影响，这种评价问题上的“政治干预”现象易导致人们对政治家认识上的无所适从；此外，像“下意识”、“反作用形象”等心理分析中的关键要素，在任何一般的意义上都是很难进行探索，很难作为经验验证过程的一部分。对于政治家来说，他公开或隐秘的讲话，他的声明和行动，他在各种事情上以及各场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诚实或虚伪、仁慈或残暴、民主或专制、利己或无私、明智或昏庸，等等，都或迟或早会披露于世人面前，任由人们评说。但是，他们有时也会沉浸于人所不知的幻想之中，这比他们的密信或私下谈话更难以为人知情，而这些能从某些方面揭示其个性特征的心理漫游却令人遗憾地会被历史永远抹去。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同人民群众以诚相见，不可能主动地、公开地、完全地、真实地将自己的动机、意图、目标展现于社会公众面前。无产阶级政治家代表着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就要求他们理解人民，了解民众的愿望与要求，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为人民服务的质量；同时，政治家要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认同，也需要获得人民对自己的理解，而理解总是要建立在沟通与了解的基础之上。政治家只有深入民众，向民众公开自我，坦诚相交，才能实现心理相容，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实现人民委托的使命。
由于政治家在政治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家的个性素质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几千年来人们始终特别关注如何培养和选拔合格的统治者的问题。列宁明确提出：“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白白可以得到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而且要使这种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毫不逊色”。 （注：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第234页。）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就有关政治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曾提出过一系列重要论述。纵观历史，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统治者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某个普遍适用的“政治家模特儿”。不过，作为合格的政治家，有些个性素质如政治洞察力、政治敏感性、自信心、果断性、坚韧性、自制力等等却是必须具备的。在改革开放与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将政治家个性问题纳入政治心理学研究范畴，有助于更科学、更合理地培养和造就本阶级的、合格的高层决策者，以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三、通过对权力基本属性和权力心理的分析，剖析掌权者滥用权力的心理背景，努力防止“权力弊病”的感染，消除权力腐败这一“顽症”
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话被认为是经典性地揭示了权力的基本属性，故颇受人关注。纵观思想史，认为权力具有腐蚀倾向的观点比比皆是，孟德斯鸠曾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第154页。）波普尔也曾悲观地断言：“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注：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第491页。 ）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权力弊病”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权力确实具有某种消极的“魔力”，对掌权者具有诱惑作用；另一方面，权力在不同的人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它的消极性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后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再有，权力在掌权者身上引起实际的消极后果，还必须有其他因素的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对“权力弊病”现象作进一步的探讨。池田大作与汤因此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谈话中，专门分析了“权力弊病”的种种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①就权力本身而言，它具有强化当权者骄傲自大、贪图名利的思想，使其堕落这种内在属性；②“权力弊病”的根源同人生命中的恶性相关，所有的生物生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诱惑，即使牺牲被统治群众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③行使权力的对象即民众方面的因素，也同“权力弊病”的存在密切相关，民众一般都安于现状，在他们的心理天平上，出现不正常的行使权力总比社会崩溃要好些，这种消极的安于现状的心理客观上支持了权力的滥用；④“权力弊病”也有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尽管人的本性不一定是美的，然而所处的环境往往会使精神的纯真性质丧失。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及其变迁，对于决定他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况及其演变具有直接影响。权力，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凭借它的力量，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事，实现普通人不敢奢求的目标，权位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可能导致它对掌权者诱惑的必然性。童话中有“魔椅”之传说，据称，不管什么人，只要坐上这把椅子，必定“中魔”乃至丧失本性。纵观中外古今政治史，权位对掌权者不同程度的腐蚀倾向确实普遍存在，尤其对那些身居高位不受制约的掌权者来说，更易受到权力的诱惑。
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莫不同权力密切相关。这种权力腐败现象既有体制方面的原因，又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等因素有关。马克思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的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一些或少一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的差异。生活于纷繁复杂社会中的人们，在其心理深层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追求权力、实现自我的倾向，人们的欲望、目的总是随着地位的变迁而发生相应变化。当掌权者不注意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与提高，不能正确认识与处理自己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不能合理运用手中的权力时；当现行政治体制尚不能完全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权力，不能对掌权者实行真正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时；当民众还没有普遍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和作用，缺乏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正确认识，不能积极、主动、有效地对权力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抵制与斗争时，“权力弊病”的消极作用便会得到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即使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缺乏上述条件并且手中又掌握着绝对权力时，也同样会受到权力弊病的感染。
权力弊病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已愈来愈被人们痛切地认识到，各种推陈出新的腐败现象无不是权力弊病的特定外显。政治心理学应该从权力属性、权力关系和权力心理的研究着手，努力揭示权力弊病的病因，以对症下药，解决久治不愈的权力腐败这一顽症，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通过对政治人格、参政心理的研究，认识与了解公民参政心理特点与发展规律，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可靠依据，并确保所制定的正确政策为民众所普遍接受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民主化将愈来愈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就理论上分析，政治民主化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制度的民主化与人的民主化，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可偏废。不过，两者之中，人的民主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实现人的民主化，就政治心理学研究领域来说，也即确立现代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是一个完整的内在心理组织，主要含有三个方面要素，即个体独立意识、参政意向与政治技能。其中，个体独立意识是基础，参政意向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朝政治人格演化的桥梁，而政治技能则是参政意向实现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人格状况，直接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心理学表明，人们对某项事务参与的程度越高，就越愿意自觉地承担责任，对共同决定的政策、方案或目标具有较高的责任感与义务感。广泛而有效的大众参与有助于使正确的方针、政策变成普遍为社会成员接受的自愿目标，进而转化为自觉行动；参与所体现的大众智慧，使政治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具实现的社会基础。反之，公民对政治权利、政治义务的冷漠，往往会造成一个政治系统处于某种程度的松弛状态，以至成为专制主义抬头、权力腐败泛滥的基础，并淡化民众对政治权威，对各项法律、政策的认同。正是因为公民参与问题直接关系着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所以颇受有关部门的关注，并成为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政治参与实践来看，即使在同一政治体系中，公众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与态度也常常不尽一致。有些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另一些人则热衷于政治事务，还有些人对政治持若离若即的态度。根据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调查分析，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义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甚至在有大众政府，政治介入的机会十分广泛的国家中，政治阶层也绝非网罗了全部公民。相反，在所有的多头政制中，似乎为数众多的公民对政治冷漠，不太活跃。简言之，他们是无政治性的。”（注：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131页。）
在存在着普遍教育、普选权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仍有相当数量的公民游离于或被动地介入政治生活，除制度方面、体制方面的因素外，同个体政治人格的不完善密切相关。在现代社会，公民政治人格水平已成为判断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因此，实现充分参与，除相应的制度条件外，不可忽视培育公民独立的政治人格和良好的心理条件。参政机器是由参与者的心理因素来润滑的，政治上的依附心理不破除，个体自我意识不确立，政治技能不提高，自主参与将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心理学将政治人格、公民参与作为研究主题，通过分析、揭示阻碍公民普遍而有效参与的种种消极的心理因素，探索建构、优化公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合理途径，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的政治积极性，以主人翁的精神与热情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
五、通过对“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研究，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发生政治不服从现象的社会心理基础，消除不稳定因素，加速现代化建设
现代化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而现代化过程中又常常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在讨论政治稳定问题时，公民的政治不服从现象尤其受到人们关注。所谓政治不服从，一般指个人或群体针对政治权威而表现出来的某种消极或逆向的态度和行为。政治不服从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社会革命、宫廷政变、政治罢工、示威游行、集会请愿、舆论批评、恐怖活动、煽动颠覆、逃避法定义务、非暴力不合作等等。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客观存在，种种政治不服从现象已成为困挠当局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而促使众多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一领域，就有关政治不服从现象产生的原因尤其是心理背景及对策进行了广泛探讨，开出了种种“药方”。不过，迄今为止，实践尚未证明西方学者苦心开列的“药方”具有真正“疗效”。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改革，而新的经济、政治体制并不能马上建成并有效运行。新旧体制的交替与利益关系的调整，使人们在心理上一时很难适应，因而容易产生政治不服从现象。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现代化工程，随着改革在社会各个领域的逐步深入，对政治稳定的环境需求显得非常迫切。但是，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实践中，形式各异、规模不等、性质有别的政治不服从现象时有发生。这些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显然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对政治不服从现象进行具体分析与探讨，是改革开放形势对政治学、政治心理学研究提出的迫切要求。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依然存在种种政治不服从现象，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有阶级斗争因素，有政治体制方面的关系，也有思想、心理方面的根源。从根本上来说，不服从现象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及心理发展同社会环境双向作用的产物。一方面，这种双向作用受现代化进程的制约，会随着社会变革的起伏和新旧社会秩序的交替而发生或强或弱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心理意识的影响，这种作用过程中往往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的多种要素，从而使现代化进程中的不服从行为呈复杂化、多样化的表现。为此，在政治心理学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分析各类不服从现象的性质、特点和效应，更需要认真探究其特定的意识背景和心理基础。不了解行为者各种不同的心理动机，企求通过外在的强制手段去解决思想与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事与愿违。
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20世纪的新兴学科，即使在西方国家，仍然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领域，基本上还局限于各种各样理论与调查结果的集合，尚未形成完整而严密的知识统一体。所以，它本身需要在研究中抽象概括，提炼出一般原则，以求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我国，政治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只能说尚处起步阶段，有许多新的课题期待它关注，就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可立足于本国政治实践发展需要，在参考、借鉴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政治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同时，注意结合改革开放、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一些专题性研究。这样，前者可给予后者研究方向的指导，而后者的研究成果则可以进一步充实学科建设，两者同时并进，相互支援方可有所建树、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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