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趋向——从阶级阶层结构到和谐社会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和谐社会论文,中国社会论文,阶层论文,阶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中国，大量外资纷纷涌入，非国有资本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资本力量必然对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影响。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被消解。中国社会结构将走向何方成为当代世界焦点问题之一。有人认为中国内地既然出现了资本，资本必然产生雇佣关系，因此阶级斗争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一些研究者回避“阶级”一词，将“阶层结构”作为中国的主导性社会结构。各种貌似有理的“阶级阶层分析”纷纷登场。然而，遵循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的分析范式，我们将会发现：历史上简单的资本形态生成的是阶级对立的板块社会结构，而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当代资本的新形态将会消融阶级阶层结构，产生出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由此可以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资本扩张悖论与社会冲突结构的生成
马克思的《资本论》向世人展示：资本在追求自身价值扩张的过程中生成了现代社会结构。什么叫资本？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另一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56、362页)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二者的统一：它的内在本质是社会关系，其外在表现则是生产要素。资本是市场中追求自身增值的社会关系力量，生产要素只有纳入到这种社会关系中才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成为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4页)因此，“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而“生产要素”的原始形式是“天然资源”，马克思将这些天然资源称为“自然力”。作为生产关系力量的资本，归根到底必须通过支配和使用“自然力”才能现实地成为资本，在生产财富的同时实现价值增值。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能够被资本支配和使用的“自然力”有三种：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土地肥力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中所蕴含的生产力，如协作与分工等等。(马克思，第202、423、424页)资本开发、支配与使用这三种自然力来进行社会生产，但只支付其中“人类自然力”的再生产费用(工资)，其他两种自然力的使用“不费资本分文”。(马克思，第422-433页)于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就有两种途径。第一是直接来源于劳动时间的延长，其剩余价值来源于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此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剩余价值的直接源泉。第二是资本通过使用不费分文的自然的、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少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比重。于是这些免费的“自然力”成为剩余价值的间接源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误认为这些自然力与科学技术也创造劳动价值)，此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吸收三种自然力以追求自身扩张的过程，是资本的生存方式。
资本通过吸收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社会物质生产系统，转变成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不断积累的物质财富，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并且进而支配社会的人口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从而整体地支配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参见俞吾金)。资本在创造这些物质与精神成就的同时，必然制造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了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了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
——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使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形成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造成生态危机；
——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产生了使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沦为“单面人”，产生日益深刻的人在社会性方面的发展危机。
资本扩张在这三个方面的自我否定，构成资本扩张悖论。它们交织在一起，演变为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阶级与阶层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以至个人的生存状态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并贯穿在由资本力量所生成的社会结构中和人的生存状态中，生成着社会结构。而随着资本形态的不同和外部制约条件的差异，这些冲突和矛盾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而生成不同的社会结构。
二、简单资本形态与板块社会结构
在生产关系相对简单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社会资本结构由各个相互竞争的独立资本所组成，这是最简单的资本形态。这些独立资本通过自由竞争追求扩张，使越来越多的小生产者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于是形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资本扩张过程不断将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归并到这两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版图中，生成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结构主轴的时代。
独立资本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失败的中、小资本家和小资产者不断沦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铁路、电力等高度社会化巨型生产系统，它们超过了单个垄断资本的投资能力和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于是单个资本逐渐向联合的股份资本转变，由此形成了控制全社会的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形态是简单资本形态的高级阶段，它产生了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冲突结构，这就是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结构：掌握着大工业生产力体系的垄断资本家集团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冲突归并为板块结构。
垄断资本力量的日益强大，使国家的经济体系与政治权力对它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于是垄断资本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操纵与控制能力越来越高。这样一来，各国垄断资本间的利益结构日益表现为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各国垄断集团为了瓜分世界市场而进行资本扩张，结成各种国际性联盟。由此形成板块式国际冲突结构：由代表各国垄断集团利益的国家联盟之间的对立所形成的板块结构。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板块式国际冲突结构的典型表现。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产生了另一种板块式国际冲突结构：扩张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冲突。
因此，以“资本家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独占”为特征的简单资本形态——单个资本与垄断资本的扩张，使社会力量不断趋于向两端集中，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为轴心的板块式冲突结构，由此造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集团的紧张对峙，乃至发生革命与战争。这是国内矛盾不断激化、国际集团相互对抗的时代，是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和国家进行武装革命的时代。
《共产党宣言》曾经这样概括这一时代的社会冲突结构：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这是对简单资本形态所产生的社会结构的最高概括。
三、资本新形态与板块结构的消解与再建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重重磨难的资本要寻求新的扩张路径，不得不寻求新的形态。这些新形态则不断消解着以阶级斗争为轴心的简单的社会板块结构：
首先是“大众资本”与社会化资本市场的出现。资本之间的竞争压力导致各个独立资本竞相压低劳动者工资，产生了无产阶级贫困化。这必然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使全社会资本失去扩张空间。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由资本家个体理性行为而产生的“非合作纳什均衡”，它使全社会资本陷入了生产过剩的“囚徒困境”。由此导致的无产阶级反抗则将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其结果危害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全社会。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集团不得不根据能够实现资本扩张的“集体理性”，通过政府力量制定最低工资和劳工福利法，以限制单个资本竞争行为。于是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配到了部分剩余价值，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的重要改变。然而资本的扩张本性并未改变，它需要重新收回这些已经分配到劳动者手中的小额剩余价值来满足其追求最大利润的欲望。于是垄断资本设立了股市，吸收劳动者手中分散的小额资金，将其重新置于它的支配、操纵与盘剥之下。由此形成了资本新形态——“大众资本”，产生了由垄断资本所操控的资本市场结构。通过上述路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能量被投放到另一种冲突——资本市场中垄断资本与小额股份的冲突之中。通过这种冲突能量的转化，由赤贫的无产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构成的板块式冲突结构被消解了：劳动者既被卷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也被卷入资本市场中的冲突，而后者构成对前者的制约——因为劳动者不仅要追求劳动工资利益，而且要追求与垄断资本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小额资本的股市利益。这种冲突网结构分散并弱化了社会冲突能量，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稳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其次是公共资本与社会福利的出现。资本运行需要公用设施和公共环境，如交通、道路、电讯设施和社会安全等等，它们构成全社会资本运行所需要的公用资本。这些公用资本不可能由单个资本家来提供，而须由政府财政来建设。此外，过剩资本需要通过生产社会公共福利品来强制消费，以缓解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上述二者构成了公共产品。从经济上说，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消化过剩资本而缓解经济危机。从社会结构上说，它建立社会的公共领域：不仅凝聚着全社会资本的共同利益，也凝聚着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从而成为社会成员的共同资产、社会冲突的缓解地带。
第三是人力资本的出现。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而这些素质已经不是人的生命的“自然力”，而是需要耗费资本进行培育的知识技能，于是资本形态就出现了两大类：一是由对自然界的“自然力”(即自然资源)进行资本化加工而形成的物质资本，另一是对劳动者生命的“自然力”(即人力资源)进行资本化加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迫使劳动者不得不省吃俭用，用所分配的少量剩余劳动来培育自己以及子女，使这些剩余劳动转化为新形态的资本——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一旦加入到资本运行体系中，便会要求分配剩余价值，否则这种资本形态就不会被生产出来。① 于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部分地被消解，转化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冲突。而政府与企业为了提高其资本的竞争力和对劳动者的控制力，也培育人力资本。于是人力资本内部也存在着劳动者自有资本与企业资本之间的冲突。一些企业收购稀缺的人力资本而使劳动者成为少量“干股”所有者。这些情况使资本结构高度复杂化了，由此产生了各种利益交织而成的冲突网结构。
第四是由于当代生产规模的巨型化和历史效应的积累，资本扩张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危害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导致资本力量与全社会的对立。由此形成的社会冲突结构，已经突破了阶级与阶层结构，而成为资本力量与全社会利益甚至全球利益相冲突的结构。当然，各个区域资本力量的不对称性及其对资源环境影响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社会成员之间、各个地区与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冲突网结构。
第五是出现了垄断资本间相互持股的资本结构。上述过程使社会各类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组成各个垄断资本集团，而各个垄断集团既互相竞争又相互参股，以扩大自己的竞争力，限制对方的竞争行为。由此构成了各个垄断集团之间并购与反并购、既竞争又合作的错综复杂的冲突网结构。
第六是出现了复杂的跨国资本形态。垄断资本向跨国公司转变，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结合，是资本形态的另一深刻转变。跨国资本在全球各国投资，依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环境与劳动作为其利润源泉，而发展中国家则依赖国际资本力量来实现现代化。于是各国的产业结构不再是完整体系，而是全球产业体系中相互依赖的各个环节。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消解着板块式国际冲突的能量，而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则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化地位。于是各国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依赖与合作的共同利益，又存在着在资源环境、利润分配等方面的激烈竞争与冲突，由此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冲突网结构。板块冲突结构的消解使部分对抗资本扩张的冲突力量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成为一种不受国家控制的国际恐怖主义力量。它们打着宗教文化与种族的旗号，直接威胁国际资本力量，也威胁具有共同利益的国际冲突网结构中的整个国际社会，这又构成了复杂的国际冲突的另一种表现。
四、资本新形态与社会冲突场
以上资本新形态消解着旧的板块式社会结构，但资本逻辑本身并没有消解，它在各个领域中生成新的冲突，形成下述各种“社会冲突场”：
其一，职业市场冲突。资本扩张必须获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由此产生劳资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这个冲突的基本路径，是既实现资本扩张，又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随着资本形态的多样化，在社会成员投资于人力资本之后，与劳资矛盾相伴的是：分散的人力资本拥有者与拥有集中的物质资本的企业主之间的冲突，由此形成在分配上的讨价还价过程。于是，职业市场中的冲突既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也表现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冲突。
其二，产权市场冲突。资本扩张必须吸收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也必须吸收厂房机器等生产要素。这个过程即物质生产要素的资本化过程，形成各种产权市场，突出表现为土地矿山等自然资源的征用与拍卖过程、企业改制拍卖过程等。在土地市场上，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原居民(包括农民)与土地征用者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相当突出的矛盾。而在企业改制中，原企业的员工、主持企业拍卖的地方政府和购买企业的企业主管之间也不断发生尖锐的冲突。
其三，资本市场冲突。在股市、汇市、房市和期货市场，劳动者持有的小额资本和消费资金，正在成为垄断资本的侵占对象。资本市场中投机性资本利用其所掌控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对大众所拥有的小额剩余价值实行掠夺。
其四，产品市场冲突：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冲突。生产力的进步使产品的技术含量日益增多，导致消费者无法了解产品的真实信息。于是各种资本利用其掌控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欺骗消费者，通过消费过程掠夺社会大众手中的剩余价值，由此导致道德危机与市场的逆向淘汰。(参见Akerlof,pp.488-500)
其五，公共领域冲突。私人资本必须通过对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侵占与耗费来实现扩张而生产剩余价值，而这个过程实质上是资本对社会大众所拥有的公共资源——生态环境的剥削。由此产生了公共领域中资本与社会大众利益的冲突。
其六，由国际资本扩张导致的国际性矛盾，及其所引发的民族文化冲突、种族冲突等等。资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政治权力相结合来实现其扩张意志。国际资本的扩张总是具有程度不等的国家权力背景，由此产生各种国际性矛盾，如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冲突、本国劳动者与国外资本的冲突、本国大众(作为资源环境的共享者与消费者)与外国资本的冲突等等。这些经济冲突很容易转化为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种族冲突，从而产生一系列问题。
资本逻辑在上述种种冲突中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方面，它的确在消融着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板块结构，另一方面，资本强势者也会通过这些冲突场使各种资本形态集中到自己手中，由此形成操纵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与公共资源环境领域的资本力量。因此，现代社会结构处于两种相逆的发展趋势的博弈之中。而社会结构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形态，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
五、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向与和谐社会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与价值体系的主导下，既有自发的原始资本形态，也有正在形成的大众资本、人力资本、公共资本等等复杂的资本形态；既有境内资本，也有国际垄断资本；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这些资本力量在推动中国生产力的扩张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塑造着中国的社会结构。那么，由此塑造的社会结构将是什么样的形态？
如前所述，资本新形态在消解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板块结构的同时，其中的资本强势者也会千方百计使各种资本形态集中到自己手中，由此形成操纵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与公共资源环境领域的资本力量。如果政府官员的公共权力不是对此予以制约与引导，而是与这些资本相结合，权力便会转变私人的“权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力量共同构成“资本怪胎”。这种“资本怪胎”的确在产生着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它们压低劳动者工资，侵占土地环境等公共资源，非法地追求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资本力量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一些人在所有冲突场中居于优势地位，成为高端剥削阶层，并且在其周围形成依附性阶层。而许多社会大众在其担任的所有角色中，几乎都处于被垄断资本所盘剥的弱势地位，从而形成冲突网结构中的底层。这种状况还会构成进一步贫富分化的“正反馈”路径：贫困者将失去获得各种资本形态(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机会而日益贫困，富裕者将垄断各种形态的资本而日益富裕。因此，资本力量的集中化确实在不断地进行着社会分割，形成阶级阶层结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只是资本逻辑在局部失控时的表现，而不是社会结构的真正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导下，由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大众掌握的新的资本形态，会产生出与此相反的过程。当代中国的人力资本、公共资本、大众资本等等资本新形态正在不断增长，将人们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上述各种冲突场中。这不仅使人们的社会角色不断变化，而且使同一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充任多种角色。某人既是劳动者，也可能是各种形式的投资者与土地、房产所有者；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既是受污染危害的社会公众，也可能是污染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等等。社会角色的多重化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之间在一些利益上相互冲突，同时又在另一些利益上相互依赖，由此消解和抑制了部分冲突能量，由此生成复杂的“社会冲突网结构”。由社会冲突能量与相互依赖力量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有机冲突网结构，成为社会冲突的自我制约机制。
因此，现代中国处于两种社会结构模式的冲突与博弈之中。面对这种博弈，我们应当怎么办？
有些学者简单地把“职业”改为“阶层”，以职业为基础划分出“中国十大阶层”，每个阶层内部又从高到低分为五个“地位层级”(陆学艺)。这种阶级阶层论的分析模式实际上是剪裁现实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例如，按照这种“阶层论”，孔繁森等优秀领导者与大大小小的“胡长清”们都将被纳入“中上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但这种归纳不仅没有理论价值，反而会误导社会心理。又如，在它所划分的“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许多人同时属于它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职业经理人阶层”或“个体工商户阶层”，有些还具有“独立董事”、股市中的“股东”、房地产投机者等身份。再如，由于地位与兼职的复杂性，“同一阶层”者在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上差别悬殊：一位哲学教授的收入与地位很可能不如热门专业的中级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的低收入者与纯产业工人并无实质差别，等等。尤其重要的是：大量最重要的社会冲突问题无法纳入到“阶层论”模式中，如环境问题冲突、土地与产权问题上的冲突、消费者与厂商的冲突等等。可见，用职业和收入来划分我国社会的阶层结构，不仅于理论无据，而且在实践上将人为制造社会疏离，于社会决策亦无益。社会主义制度主导下的资本新形态的逻辑，已经使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简单社会结构分析模式逐步失灵，以“姓社”和“姓资”二元对立为主线的政治理念失去其有效性；相反，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生成。
这里的“复杂性”一词，是现代系统动力学中用“分维”和“混沌”等概念所描述的词汇。虽然还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严格界定，但大致可对它作如下理解：事物在某一方面的“复杂性结构”指的是在这方面事物不再是由几个简单部分组成的结构，而是各种过程与元素相互缠绕的有序结构，其中整体与部分存在着“层层嵌套”的自相似结构。下面的例子也许能够说明“简单性结构”与“复杂性结构”的区分。常态下的水处于气态与液态两相界限分明、平衡并存的状态，这是一个简单结构，可以比喻性地将它想像为“阶级阶层结构”。然而，一旦气压与温度超过某“临界点”，气态与液态之间的界限突然消失，系统进入“二级相变”，呈现为由无数小水滴组成的雾状物：其中每一小水滴内部是由无数更小的水滴组成的雾状物；而更小的水滴内部，又是由更加小的小水滴组成的雾状物，如此“层层嵌套”，直到水分子为止。由此形成“自相似结构”，即被称为“混沌”的复杂性结构(参见Baez)。我们当然不能套用这一数学模型来描述社会结构，但是可以从中受到启发。资本逻辑在不同情况下会生成不同的社会结构。由简单资本形态所形成的阶级对立结构是“简单结构”。而由各种资本新形态所形成的社会结构，虽然也会形成资本拥有者与无资本者之间的阶级与阶层结构，然而一旦处于某种“临界点”，也即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资本逻辑将会通过各种新形态而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层次、各领域和各成员身上展示出来，从而使界限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消解，生成层层嵌套的新型“复杂性网络结构”，社会矛盾不再尖锐地表现为全社会的集团分裂，而是纵横交错地表现在资本新形态的各种冲突场——职业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资源与环境领域等等之中。对此，如果我们能够采取适当的冲突规则与政策，就可以使这些冲突场中的冲突得到制度化的解决，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因此，这种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网络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基础，而它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临界点”上才能生成。
以上所述表明，当代中国不能奉行“阶级与阶层”的分析模式，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与阶层，据此制定针对不同阶级与阶层的政策。这样做只可能有两个极端：或者消灭资本而使社会经济发展缺乏鼓励再生产的巨大动力，或者强化资本对社会成员的阶级与阶层分化。与此相反，我们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就要求我们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总方向，努力利用资本新形态消除两极分化，消除阶级阶层结构，创造能够生成“复杂性社会网络结构”的政治经济文化“临界点”：第一，既充分发挥资本扩张逻辑的巨大动力作用，又防止垄断资本对各种冲突场的操纵，用社会主义价值观规范和协调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土地等资源市场、生态环境领域中的复杂的利益冲突，将各种资本力量纳入到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第二，在各种冲突场中，使政策的天平倾向于缺乏资本力量的弱势方(并非“弱势阶层”，如消费者等)，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第三，使资本力量的弱势方补偿性地获得人力资本、大众资本、公共资本等新资本形态：例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等等，由此实现社会公平，创造社会稳定。总之，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资本新形态，将它们纳入到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轨道，以此来消解“阶级与阶层结构”，生成新型的“复杂性网络结构”，从而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由此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就是逐步消解阶级与阶层结构、建构和谐社会秩序的过程。
注释：
①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其作用是生产财富，由T.W.舒尔茨在1960年召开的美国经济学会第73届年会的主席致辞“人力资本投资(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中提出；另一种由具有增值效益的对人力的投资所形成，由加里·贝克尔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1964)一书中提出，其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值等于其未来收益的贴现值。本文的“人力资本”概念遵循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指投入于人力培训以追求价值增值的剩余价值，其现实表现与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概念具有某种一致性，虽然对此增值来源的解释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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