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冬[1]2016年在《哈罗德·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研究》文中认为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对当代西方文论中存在的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其“新审美”批评,是在与其他批评流派就审美、作者主体性以及经典等相关问题的论争中逐渐形成起来,有着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对于布鲁姆文学批评的特质及其意义价值,学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布鲁姆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审美转向”潮流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从其文学批评特质的主要方面来看,可以归属于“新审美”批评。本文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参考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布鲁姆批评论着进行研读和梳理,对其“新审美”批评的主要理论命题和观点加以系统观照、概括和阐释,以求揭示其“新审美”批评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并探讨和评析其理论价值。论文主体部分拟分六章进行探讨研究。第一章主要探讨布鲁姆“新审美”批评对西方批评传统的吸纳。布氏“新审美”批评的理论来源较为庞杂丰富。其中,既有传统文论,也有非文学性的理论学说,如卡巴拉的文本阐释策略。布鲁姆善于从批评传统中发掘具有当代价值意义的理论资源,以解决当代西方文论中存在的问题和满足自身批评实践的需要为目的,对传统资源进行改造创新。唯美主义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弗洛伊德的家庭罗曼司和心理防御论、弗莱的神话原型理论以及古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重要的理论来源。第二章主要探讨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特质问题。布鲁姆在吸纳改造传统理论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他个人特色的“新审美”批评。审美、对抗以及主体内向,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关键词,代表着其文学批评的独特品质。这些品质不仅是区分布鲁姆与西方传统审美批评,以及当代其他批评流派的重要标识,还体现着布鲁姆对文学的独特认识与理解。通过概括、提炼布鲁姆批评理论的观念,系统阐释审美、对抗以及主体内向的理论内涵,可以为进一步阐释其“误读”论和文学经典论,深化对其重要理论命题和批评实践的认识提供依据。第叁章主要从“新审美”批评的视角探讨布鲁姆的“误读”理论。“误读”论是布氏“新审美”批评中具有一定体系性和逻辑性的重要理论学说,包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命题,如逆向性影响、超越式焦虑以及“误读”。这些理论命题既体现着布鲁姆对西方批评传统的吸纳,也蕴含着其“新审美”批评的特质。在该理论中,逆向性影响与超越式焦虑是后辈诗人“误读”的内驱力,而“误读”则是其获得诗人身份以及审美的重要途径。“误读”论中的“误读图示”,是布鲁姆绘制的一幅集修正主义辩证法、修正比、心理防御、诗歌想象以及修辞手法为一体的,以揭示诗歌创作隐秘为目的的复杂图示。第四章主要从“新审美”批评的视角探讨布鲁姆的文学经典理论。经典论是布鲁姆“新审美”批评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中后期批评实践的理论成果。在“新审美”批评的整体框架中对其审视,可以发现布鲁姆文学经典理论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它延续了布鲁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时期坚持的审美立场,在“误读”论的建构过程中获得的关于审美的新启示,即审美具有陌生和对抗特性,与崇高具有可通性。此外,布鲁姆还以陌生性审美为评判标准,以对抗性经典生成为基础,建构了以莎士比亚为核心的西方经典谱系。第五章主要探讨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实践。批评实践,是布鲁姆理论主张得以形成和阐发的主要途径。布氏的批评实践,由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经典批评以及宗教批评组成。他继承了唯美主义的鉴赏式批评传统,对诗歌、戏剧、散文、小说以及宗教文本,进行着以审美、对抗和主体内向为主要特色的审美批评。布鲁姆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个体行为,是批评家张扬个性和表现自我的活动。因此,他的批评实践,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其对文本的再创造,也就是他推崇的“误读”。第六章主要对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进行评析。布鲁姆在与其他批评流派论争,以及对传统理论资源的吸纳改造中,逐渐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新审美”批评,在当代西方文论的“去审美化”和“去作者化”趋势中,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本章通过对布氏“新审美”批评的整体性研究,在比较中探讨其对审美的坚守与开拓、对作者主体性捍卫方面的价值,及其对我国当代文论的建设策略以及经典标准、经典生成和经典普及策略的启示。由于“新审美”批评是布鲁姆在论争中形成,并非是其自觉的理论建构成果,其中不免有其自身的局限。对作者主体性的过度强调,使布鲁姆“新审美”批评带有明显的主观主义色彩;对文本间“误读”关系的过度重视,使其文本分析陷入了语义游离的困境。综观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可以发现,在当代西方文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布鲁姆坚持发掘批评传统的当代价值与意义,在对传统资源的吸纳中捍卫着文学研究的纯粹性,坚持着审美以及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因此,对其“新审美”批评进行整体性研究,既可以丰富对其文学批评的认识理解,也可以从中获得有助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有益借鉴。
代丽君[2]2010年在《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史观》文中认为哈罗德·布鲁姆是20世纪美国着名的文学批评家,耶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也是一位多产的文学批评家。他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史研究者,但其诗学理论却反映了他的文学史观念。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布鲁姆认为,文学发生于人的心灵的灾变,文学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来源于作者心灵的焦虑与强烈的修正求生欲望;从文学撰史学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文学史的考察对象和入史遴选原则来看,布鲁姆认为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经典史,审美性和原创性是为意图进入文学史大门的文学作品所设置的门槛。布鲁姆还阐述了文学史中的复杂关系——受限制的互文关系,即主体间性所引起的文本间性;他认为文学史即文学传统,里面充斥着传承与背叛;从更微观的文学创作和阅读的角度去理解整个文学史,布鲁姆则主张阅读即误读,误读即批评,创作即误读,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中实现了合流。他为我们构筑了一幅充满传承与背叛的文学史图景,误读、批评、创作融汇于其中。布鲁姆的文学史观立足于个人的文学实践,对外部的社会与历史对文学发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有所忽视,将文学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于主体心灵的灾变和影响的焦虑,用误读来诠释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全过程,将审美性和原创性作为遴选文学经典的尺度,其中始终贯穿着他的文学精英主义思想,是一种自律论的文学史观。
肖井泉[3]2013年在《论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和《西方正典》为主要的理论文本,将布鲁姆早期的影响诗学和晚期的经典观对照关联起来,对布鲁姆的经典观做一个理论上的梳理,并介绍布鲁姆经典观的主要内容。通过分析布鲁姆经典观的可贵之处,借此反思当前流行学术学派对经典过度嬉戏和解构的倾向。本文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对布鲁姆经典观的研究,反思中国当下学术研究氛围。本文一共分为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语。绪论部分介绍国内对布鲁姆的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意义。第一章介绍布鲁姆四个阶段的学术研究生涯。通过对布鲁姆研究生涯的分析,可以发现布鲁姆思想中一直贯穿着对于浪漫主义、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的追求,这种原则性的坚持构成了其经典观中可贵的部分；第二章主要简要介绍布鲁姆经典观出发点。先分析布鲁姆为什么选择"canon"一词而不是别的词语,然后分析布鲁姆经典观叁个出发点：对过度强调意识形态化文化研究流派(憎恨学派)的不满,对人文精神和经典价值的推崇；第叁章主要介绍布鲁姆经典观的主要内容。经典观的美学立场标准和经典四个基本特征：陌生性、普遍性、竞争性和焦虑性,并简单介绍一下布鲁姆在经典阅读方面的一些原则性的见解；第四章论述焦虑与经典之间关系,通过叁个维度进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传统诗学角度,心理学角度,互文关系角度——进一步了解布鲁姆经典观的内涵。最后笔者认为：不管是当前流行学术流派意识形态化的解读,还是布鲁姆强调审美解读经典的方式都是解读方式之一,应是平等兼容,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但需明确：布鲁姆的经典观强调经典的审美价值和对人的引导作用,对纠正当下学术研究的烦躁氛围有重要意义。
翟乃海[4]2012年在《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文中提出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是美国当代最着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理论家之一。布鲁姆对西方诗歌批评和诗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他对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作家莎士比亚重新进行了解读；对浪漫主义等重要的创造理论问题作了创造性的分析。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首倡“影响误读”理论（influence-misreading theory），并不断补充完善。布鲁姆的学术影响也建立在数量惊人的学术着作上。截止二零一一年，布鲁姆共有近叁十部着作问世，并为切尔西出版社西方文学经典系列五百部作品撰写序言，主编了多部诺顿文学选集。近二十年来，布鲁姆的每一部新作一经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评论，如《J之书》、《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等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普通读者身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本文通过梳理布鲁姆历时五十余年的诗学思想，从整体上对其进行评价，分析其建树与不足，并通过研究哈罗德·布鲁姆的诗学思想，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方向。论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布鲁姆的学术经历，特别是布鲁姆的四个理论阶段的学术思想。还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论文中的基本概念、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论述布鲁姆诗学产生的历史、理论背景与理论来源。首先，美国社会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经历了剧烈变迁，政治的高压、社会的沉闷，与随之而来的越战爆发、电视等大众传媒兴起、嬉皮士运动、少数族裔和女权主义者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使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境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担忧。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生存和个人自由，这为布鲁姆建构自己的理论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其次，布鲁姆诗学思想形成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新批评理论雄霸英美文学叁十余年，其方法越来越科学化、僵化，内在矛盾显露无疑，超越新批评建立新的文学理论成为必然，于是布鲁姆的诗学理论应运而生了。再次，从理论来源上看，布鲁姆吸收了弗莱和艾布拉姆斯对英国浪漫主义理论。布鲁姆的竞争者是同为耶鲁学派成员的德里达、德曼，他对二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和解构阅读观既有所借鉴，也表现出疏离和防范心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是布鲁姆诗学的重要来源，尼采的“强力意志”说、独创性观点、历史观及修辞理论，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家庭罗曼司”理论等为布鲁姆诗学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章重点探讨布鲁姆的诗歌观。对于诗歌的界定，布鲁姆认为诗歌就是强力诗歌，强力诗歌就是伟大诗人的想象力、创造、竞争意识的显现。布鲁姆从上述诗歌概念出发，又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范围，把诗歌的概念延伸到其他体裁的文本中，如他认为文学批评与诗歌是同质的，都可纳入“诗歌”本身，宗教文本、哲学、心理学等理论文本也是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性与竞争性的统一体。又如，布鲁姆认为独创性、陌生性是诗歌的重要性质。陌生性就是诗歌的具体、独特性和独一无二性，即诗歌显现出的怪异特征和使读者对熟悉环境产生陌生感的能力。作者在作品中的意识带给读者的奇异感，就是读者被带入一个异质的、更宽广的精神世界，思维空间和视野得到扩展后的震惊和愉悦之感。崇高性也是文学的本质特征，即读者在熟悉诗歌中发现陌生、惊异，在痛苦中产生精神愉悦和思想自由的美学性质。竞争性是诗歌的又一重要特性，文学家与前辈竞争可以通过想象创造出新的文学空间，这种创造有原创性，可以为作者和读者都带来自由、愉悦等审美体验。布鲁姆以想象、虚构、陌生、崇高和竞争等特性为标准，扩展了文学的范围，消除了文学与理论、宗教和批评等界限，把它们都纳入诗歌的领域。最后，布鲁姆认为互文性并不是诗歌或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第叁章论述了布鲁姆的诗人观。布鲁姆赞同布莱克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世界观，反对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主张否定自然。布鲁姆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不同，他认为自然并不是真理和美德的化身，真理世界是超越自然之外的世界。英国诗人布莱克和雪莱摒弃了世界与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的观念，认为人类要接触真理的世界，需要发挥创造性想象力预言真理的世界，需要创造新的神话为混乱的、广袤的宇宙赋予形式和意义。同时，布鲁姆接受了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并与布莱克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结合起来，对其形成独特的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布鲁姆反对现代、后现代主义对作者主体地位的消解。布鲁姆创造了“作为诗人的诗人”（poet as a poet）和“诗人内心中的诗人”（poetin a poet）这一术语来说明其诗人观。是作者的想象与创作力，是作者的多层次的、复杂的创造意识早就了诗人，“诗人内心中的诗人”之说是传统天才观的继承与发展。以是否具有诗性自我为标准，诗人可以被分为强者诗人和弱者诗人。最后，布鲁姆反对现代与后现代理论语境中对作者自主性的消解，认为诗人是诗学中的重要维度。第四章阐释布鲁姆的批评观、方法论和批评实践。首先，诗歌批评是文学性和诗性的，与诗歌一样具有虚构性、创造性、修辞性和竞争性等诗歌批评的功能不是满足社会或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个体自我的成长，因此诗歌批评应该采用审美标准。其次，从诗歌意义论上说，布鲁姆认为诗歌的意义既非从文学外部产生，也非从文学封闭的作品自身产生。诗歌的意义在于两首诗和两个诗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批评家和读者在解读文本时，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权利意志”为作品赋予意义，通过有意误读和误释解读一首诗歌与其他诗歌的关系。再次，诗歌批评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对抗式的批评方法与修正、误读法。最后，诗学理论中的各种原则和文学批评的范式、模型要经过具体文学作品的检验才能证明其适用性和正确性，如同英美其它批评家一样，布鲁姆的理论也是实证性的。布鲁姆的诗学批评涉及到整个西方文学史上的诗人，他还分析误读之图在具体作品中如何发挥作用。布鲁姆的宗教文本批评和莎士比亚批评则可为误读法的具体应用。第五章分析了布鲁姆的诗歌传统观和文学史观。布鲁姆认为文学史是影响的历史，遵循弗洛伊德“逆子弑父”式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在历史观上，布鲁姆与新历史主义针锋相对，认为诗歌史只是“诗人内在意识的历史”和“心理变动的历史”，完全否认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外在的社会力量对塑造文学传统的作用。布鲁姆的诗歌史排除了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变成了作家之间相互影响、误读前人的一条条线索编织而成的网状关系史。同时，他认为诗歌的历史就是诗歌努力为自己开拓想象空间，把自己的想象赋予其它诗歌的过程，所以诗歌都是浪漫主义文学史。在布鲁姆看来，诗歌史的叙述与经典化过程是一致的，文学史的书写必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虚构，是具有权威的个人或者机构按照一定标准对作品进行选择的结果，经典建构的历史就是诗歌史、就是误读史，是诗人不断尝试超越前人的成就而建立自我的历史。本章最后比较了希利斯·米勒与布鲁姆文学史终结的观点。第六章分析布鲁姆诗学的成就和局限。首先，围绕布鲁姆诗学性质的不同看法，如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激进还是保守，建构的还是本质主义的等问题逐一作了辨析。其次，本章总结了布鲁姆诗学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布鲁姆的诗学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从不同层次强调了个人的创造性，是对现当代形形色色否定人的主体性的理论的反拨。第二，布鲁姆以审美为标准的诗歌批评方法有助于纠正当今文学批评中的泛政治性倾向。第叁，布鲁姆关于诗歌史是每个强大诗人自我成就的心灵史、影响史和误读史的思想，与传统文学的进化史观形成了对比，为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新的路径。再次，布鲁姆诗学的局限与不足也十分突出。布鲁姆关于创造性想象或幻想才是诗歌的本质，通过预言未来获得人自身拯救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他让文学承担救赎功能也未免过于沉重。布鲁姆认为竞争性、独创性和陌生性是诗歌的重要属性。陌生性指每个作品的独特性、个别和特殊性。但是，很多伟大作家，如艾略特、庞德、威廉姆斯，以及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都是消除个性、化特殊为一般的典型代表，便都不符合这一标准了。文学作品不能与前人完全等同，简单的模仿的确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失，但是文学作品也不可能与前人完全决裂，超越前人，取得绝对的独创性和陌生性。从诗人观上看，布鲁姆认为作者内心的深层自我或者潜在的诗性能力才是诗歌创造的源头，“诗人中的诗人”创作诗歌时不受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完全听从于自己的内心，这样必然会使一个人的诗性自我与人的社会属性分割开来。从批评的性质上看，把理论、批评与诗歌等同起来，就把非文学性文本中的想象、虚构等因素过于放大，从而取消了文学与批评不同文类文体之间质的区别，文学的含义就回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文献”（literature）的意义上来了。从文学史观上看，布鲁姆的文学史观是封闭的，拒绝一切外部因素干预，而且有总体化倾向。论文的结语总结和论述了布鲁姆诗学与中国当代诗学的关系。布鲁姆的重要着作在国内得到翻译和介绍，其“误读论”、“经典观”等思想在中国当代诗学中得以广泛应用。但是，布鲁姆的诗学思想在诗歌观、创作观、批评观和诗歌史观对中国当代诗学建设有更广泛的启示和价值。
胡巧丽[5]2016年在《哈罗德·布鲁姆与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学经典观之比较》文中提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便不绝于耳,其中以哈罗德·布鲁姆和文化研究学派为代表。布鲁姆站在传统的审美主义立场,主张维护传统经典;文化研究学派站在多元主义的包容立场,主张开放经典、重构经典。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文化语境的介绍,通过对二战以后美国社会思潮变迁的分析,探绎文学经典之争的历史渊源,引入布鲁姆与文化研究学派关于文学经典的争论。第二章是对双方理论来源的阐述,两种立场都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因而都具有着一定的合理性。第叁章主要阐述布鲁姆与文化研究学派关于文学经典的分歧,分别从经典的标准、对待经典的态度、重构经典的方案叁方面来分析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第四章将两种立场结合起来进行思考。虽然“审美”与“文化”是两种背道而驰的研究立场,但是二者在促进文学经典的普及方面却达到了共同的效果,他们分别从文学的内部和外部出发,使得文学经典重新受到大众的关注。最后,在论文的结语部分通过对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回顾,得出结论:新的理论总是层出不穷,各种理论之间并不会相互取代,而是共生并存的关系,因而不用担心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会使文学经典走向衰落。相反,这样的争论不仅不会使经典走向衰落,反而会从某种程度上使经典作品重新得到更多关注,并且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经典的重要性。此外,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文学经典面临的是一个开放的文本世界系统,多元文化之间交流沟通仍然是必要的。
张秋彤[6]2004年在《影响的焦虑》文中研究指明自十六世纪起，我们的历史见证了科技及文艺的退落。我们国家曾经被称为文明国度。我们在天文学（《甘石星经》）、数学（《九章算术》）、建筑（颐和园）、纺织技术（黄道婆）等方面的进步以及由儒教、道教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所取得的成就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在近现代近叁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文明由于发展及探求的停滞而衰落了。我们的祖先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代表辉煌的河让我们来享受，而我们不幸地而又是有意地沉浸于往夕的灿烂直至溺死于其中。由于我们曾经，现在且将来仍可能是在忙着享用我们先辈放在我们眼前的果实，我们的文明进程及我们的思想的车轮停下了。我们正在沦为哈罗德·布鲁姆所谓的“弱者诗人”。我们坚信我们的智慧和能力能使我们在各个领域胜出，但需要我们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先人与我们的关系。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帮助我们认识到怎样接受先辈的成果、怎样摆脱他们彻底的影响和怎样从河里脱身上岸。只有如此，作为后人的我们才能唤回尘封于往日辉煌中的想象力。在这个理论中，哈罗德·布鲁姆阐述了影响就是焦虑这一事实。焦虑实际上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压抑”。后人在这种压抑的驱使下，要么重新振作起来，要么就只有死亡一途。哈罗德·布鲁姆提供给我们六个“修正比”以使作为后人的我们从“影响河”中逃出并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本篇论文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这一部分说明了解构主义的来源并对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和六个“修正比”进行了简单介绍。这一部分还包括对哈罗德·布鲁姆的生平、作品的介绍以及对他和他的解构主义前辈雅克·德里达的关系的评述。这一部分的最后阐释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对偶批评，一种解构式的批评。第二部分：影响的焦虑和六个修正比。这一部分详细阐明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理论和六个“修正比”。首先讨论了“焦虑”和“影响”这两个概念的定义。然后通过对“遮护天使”这个象征的阐释来解释影响的焦虑的实在意义。这六个“修正比”分明是：克里纳门，即诗的误读；苔瑟拉，即续完与对偶；克诺西斯，即重复及不连续性；魔鬼化，即逆崇高；
翟乃海[7]2014年在《作为文学的宗教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文本批评》文中认为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文本批评是其批评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布鲁姆视西方宗教典籍为文学作品,以文学性、诗性消解了宗教文本与文学作品的界限。他的宗教批评与其"影响"、"误读"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宗教作品中也存在与前辈或先在的权威文本争夺影响、误读先在文本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宗教文本与文学作品等各种文本没有本质不同。布鲁姆的宗教批评激起了读者大众对熟悉文本的陌生和奇异之感,使读者获得了内在灵性的成长,同时也抨击了当代社会学、政治学批评方法过于关注人的社会性、集体性的倾向。布鲁姆的宗教批评再一次证明了其批评理论的人文主义本质。
李剑锋[8]2003年在《现代阐释语境中误读的批评学意义》文中研究指明误读是现代阅读和批评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然而长久以来误读一直被泛用为一个普通词语，指错误的解读或阐释。直到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首次提出“误读”的概念并作为理论术语来运用，误读才开始具有正面的意义。布鲁姆提出了关于诗的“六种修正比”，其中第一种“克里纳门”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误读。……一个诗人‘偏移’他的前驱，即通过误读前驱的诗篇，以引起相对于这首诗的‘克里纳门’。这在诗人本身的诗篇里体现为一种矫正运动。”布鲁姆把误读分为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他还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理论，认为前辈诗人与后辈诗人之间并不就是继承的关系，后辈通过误读前辈作品，对前辈也施加了影响。这打破了传统的文学影响论。他还进一步认为要理解诗的真正意义就必须误读。关于误读，解构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大师们也都有各自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本文性”与“本文间性”，语言的特性及局限性对本文的制约，本文的开放性及阐释的开放性，关于“影响”及“晦涩”等问题上。大师们的论述都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学理依据，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也为之后的“误读”研究及发展作了很好的铺垫。但是，由于这些大师们也是站在一定的角度从一定的理论层面出发，因此对于误读的论述也并不全面，甚至他们还较多地强调了误读的必然性，把隐喻性作为语言的根本特性，使一切语言表述变得不再明确和可靠，将误读绝对化了。他们的影响是广泛的，曾一度使学界大大地改变了以往把“误读”看成错误的解读或阐释的看法，而转向了认可并夸大“误读”积极性的方面发展，从而引起了关于误读新旧观点的学术争论。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针对误读的批评学意义，对误读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
张路[9]2015年在《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误读理论辨析》文中研究指明布鲁姆利用精神分析构建了他的诗学,他的批评理论对精神分析的借鉴建立在它们相同的二元论的基础上。精神分析只构成了布鲁姆理论的形式,自我意志才是理解布鲁姆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他在对弗洛伊德的误读中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倾向正是源自他的自我意志论。
柳文文[10]2016年在《影响的焦虑与混沌中的超越——论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的解读》文中提出德勒兹对培根绘画的解读与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相映成趣,布鲁姆的方法是诗歌的强力误读,而德勒兹的途径是返回混沌并从中再次现身,他们看似选择了不同路径,实则关注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发展的同一个基本出发点:在前人成就的庇荫之下,在一个充满了具象和先定经验的世界中,艺术家应该怎样实现自我突围。此外,布鲁姆批评的强烈主体性特征在德勒兹对培根创作分析中得到了拓展,影响的焦虑是创作中所必须面对的心理壁垒,它不仅来自于传统,也来自于现实物质世界,现实与想象的关系带有一种深刻的人类学关注,体现出作为一种精神普遍性的艺术经验的特点。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研究[D]. 屈冬. 江西师范大学. 2016
[2]. 论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史观[D]. 代丽君. 湘潭大学. 2010
[3]. 论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D]. 肖井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4]. 哈罗德·布鲁姆诗学研究[D]. 翟乃海.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5]. 哈罗德·布鲁姆与文化研究学派的文学经典观之比较[D]. 胡巧丽. 四川师范大学. 2016
[6]. 影响的焦虑[D]. 张秋彤.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7]. 作为文学的宗教经典——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文本批评[J]. 翟乃海. 外语教学. 2014
[8]. 现代阐释语境中误读的批评学意义[D]. 李剑锋. 广西师范大学. 2003
[9].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误读理论辨析[J]. 张路.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5
[10]. 影响的焦虑与混沌中的超越——论德勒兹对弗朗西斯·培根艺术的解读[J]. 柳文文.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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