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手迹论文,早年论文,忽必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0年前读《畿辅通志》，见书中记易州境有《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下有说明；又有《碑阴疏文》，其说明如下：“正书‘皇子大王护必烈请朗公长老住持十方兴国禅寺为国开堂祝延圣寿疏’疏文五行，行三十八字，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十字，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其印文磨灭不可识。”（注：《畿辅通志》卷一五○《金石》十三。）这段话说的“皇子大王护必烈”应即未即位前的忽必烈，故称“皇子大王”。正书汉文疏文五行，估计是他身边的必阇赤代作。特别是“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一句引起我的注意，旁注当是刻碑人加上的，他为了显示此碑的权威性，将忽必烈表示认可的“蒙古书”也刻在疏文之尾，强调是“王者亲书”。我想这一行蒙古字，不可能是五行疏文的蒙古原文，应是他的签名。古往今来，帝王将相无数，除书法家外，很少有几人亲笔签名和墨迹保存下来，忽必烈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皇帝，用本民族文字签的名，更加难能可贵。
多年来，我有心亲自去河北易县访古，以了解此碑究竟，40年来此愿未遂，恐遥遥无期，故将此发现提出，希望有关学者能亲临现场，根据实物进行深入研究。
1990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代部分出版，公布了题为《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的拓本，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其原文如下：
天的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
护必烈大王令旨有易州兴国禅寺朗公长老应命赴
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有功劳特赐
佛灯普照大禅师号及宫锦法衣金镮劝请开堂文疏
与也道与□□州县不拣那个达鲁火赤管民匠大
小官人每□□□名字不得坏了这长老但主的寺
院不得□□□要差发应有寺地不得占夺徒弟人
等□□□夺有的头口不得夺要铺马者言语都休
违了长老□□集众与
皇家祝寿□□ □□
□□□□普照大禅师朗公长老准此
甲辰□□□
此碑《汇编》说明是“元大德八年（1304）刻”，估计是根据碑末的甲辰年号，错往下推了一甲子，大误。（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总048册，图版177。）《畿辅通志》的说明全采录自《上谷访碑记》，其作者邓嘉缉有很好的描述，他说这碑“在城北兴国寺前废地……碑高二尺六寸二分（《汇编》：拓片高111厘米），广一尺七寸（拓片宽63厘米），十行，行十五字至二十字不等。碑刻元世祖令旨颁赐兴国寺僧朗公为佛灯普照大师并免摇役之文，末署甲辰年二月，有印痕于年月上，文已不可辨，印左侧正书‘宝’字。”由于这是“免摇役之文”，所以寺僧要把忽必烈的印章也刻在碑上，用“宝”玺增加这道令旨的分量。阴面的疏文，如前所述，除了刻上“王者亲书”的蒙古字外，也有“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可惜，正面、反面的宝不是说“文已不可辨”，就是“磨灭不可识”（注：邓嘉绩：《上谷访碑记》5上，《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版。），如能识认出来，一睹忽必烈潜邸时期印章的真面目，其价值将不亚于从梵蒂冈教廷发现贵由汗致教皇信上所钤的玉玺。
此碑中明明有“护必烈大王”的称呼，《汇编》仍将此碑的甲辰年误定为“大德八年（1304）”。大德是成宗的年号，他已追谥其祖忽必烈为世祖，怎能称为大王。中统以后，汉人都知道皇帝名讳，译名已统一，“护必烈”只见于潜邸时期（注：《庆寿海云印简大师》，《佛祖历代通载》（影印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卷二一，丁巳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几年后的武宗时，程文海避武宗名海山讳，改名钜夫，可见蒙古贵族也接受了汉人避御讳之说；故此时只能出现尊谥世祖，更不会出现早期用过的译名“护必烈”。邓嘉缉还考证说：“蒙古太宗谔格德依（即窝阔台）皇后尼玛察（乃马真）氏称制之三年，是为甲辰，至世祖元年始有中统之号，至元八年十一月始建国号曰‘元’，考《元史》，岁甲辰世祖尚在潜邸，辛亥（公元1251年）六月，宪宗即位，以世祖于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由辛亥逆推至甲辰尚七年，尼玛察称制，世宗（应作祖）乃睿宗子，为诸王，故碑题‘护必烈大王’也。”剖析得明明白白，前人早已弄清的问题，《汇编》还是弄错。
《汇编》另一个缺点是遗漏了碑阴的石刻，它上面刻有整篇五行疏文，拓碑者不大可能失拓。《汇编》的漏印使读者看不到忽必烈早年的头衔“皇子大王”，也使我们无法欣赏他的手迹或亲笔签名。迄今为止，已知存世最早的畏兀儿蒙古字实物是1225年的《移相哥碑》（现存俄罗斯境），其次是1240年河南济源的《紫微宫碑》，这立于甲辰年的碑刻即1244年的一行蒙古字就应排在第三，文字的古老和出自忽必烈之手都增加了这块碑文的价值。
《护必烈大王令旨》中提到，朗公长老曾“应命赴斡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说明他曾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化导蒙古贵族服膺佛法。碑立于甲辰年二月，他往返于漠北，不会晚于壬寅（公元1242年）、癸卯（公元1243年）年。燕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时在1242年壬寅，是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注：《庆寿海云印简大师》，《佛祖历代通载》（影印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卷二一，丁巳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朗公被邀与海云同时甚或更早，可见朗公也是僧界的重要人物，此碑又可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增添一条新资料。
朗公其人不见于《元史》，今就零散所见略述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禅宗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就是“令旨碑”中的“朗公”。朗公又“度荜庵满及刘文贞”，说明朗公就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谥文贞）的师傅（注：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文集》卷九，《四部丛刊》本。）。可能因秉忠后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在他的行状、神道碑、墓志（注：《藏春集》卷六，明弘治顺德府孔鉴序刻本。）和《元史》本传中，都不记此事，此可补史实之缺。
今北海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碑文乃燕京编修所次二官王万庆所撰，60年代我拓得此碑，1986年又发表了经侯堮先生校补过的碑文，可惜字有磨泐，不能全部复原。碑中提到：“己亥（公元1239年）之秋，复居庆寿。岁在辛丑（公元1241年），燕京普济禅院宗主善琛与其僧众以状施其院为师养老之所。”此后多次提到可庵朗，因文字残缺不能通读，有“非可庵孰可为”的话，可看出他是海云所倚重的弟子。后来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护必烈大王闻而嘉之，乃取师之自号，改普济为海云禅寺”（注：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北京史研究》第一辑，燕山出版社1986年版。）。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以继其后”（注：《永乐大典》卷四六五○《顺天府志》卷七《海云禅寺》条引《元一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海云携刘秉忠去漠北时，可能朗公也在行。看来忽必烈最早对中原关心的是佛教，通过僧侣的引见，才陆续留用或邀请刘秉忠、王鹗等人。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以珠笠奉”海云（注：《庆寿海云印简大师》，《佛祖历代通载》（影印元至正七年释念常募刻本）卷二一，丁巳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同时颁发前引令旨给朗公，可见他的地位不同一般。
海云在蒙哥汗即位后的“壬子（公元1252年）夏，授以银章，领天下宗教事，非所乐也，以其徒朗公辈摄之”。朗公还一度摄任掌管天下佛教的首领（注：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砷》，《雪楼程先生文集》卷六，清宣统陶湘涉园影印明洪武本。）。海云于丁巳年（公元1257年）四月圆寂，戊午岁（公元1258年）五月望，由“可庵智朗”立前述王万庆所撰碑。碑阴立石人之一署名“庆寿智朗禅师”，可见朗公全名智朗，属于临济智字辈（注：《永乐大典》卷四六五○《顺天府志》卷七《海云禅寺》条引《元一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碑文开头声明此碑是根据“其嗣法庆寿朗公禅师所录其师海云行状”所作，更印证了智朗与海云关系之深（注：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北京史研究》第一辑。）。同时，奉“护必烈大王令旨，建塔于大庆寿寺之侧”，“塔去寺西南可十武”（注：《庆寿海云印简大师》，《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顺天府志》卷七《国师宝塔》条，《永乐大典》本。）。据《帝京景物略》载：海云灵塔高九级，“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碑文强调：“前后得法者十四人，可庵朗公继主庆寿寺焉”（注：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三引《帝京景物略》。）。朗公就是海云示寂后大庆寿寺继任的住持。佛惠晓庵大禅师，本四川何氏子，“元朝兵下蜀，从西凉来趋燕，寓锡庆寿，参可庵法席，岁在丙寅”，即至元三年（注：《顺天府志》卷七《至元禅寺》条，《永乐大典》本。）。
海云国师的法嗣可庵朗公，可能就在这年示寂，“塔于东，亦蒙诏赠为魏国公”（注：《顺天府志》卷七《庆寿寺》、《国师宝塔》条，《永乐大典》本。）。塔高七级，“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注：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三引《帝京景物略》。）。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特赐朗公“佛灯普照大禅师”，与塔额题名不同，当是死后另有追谥。从此在京师庆寿寺西出现一道景观“海云、可庵双塔”（注：《顺天府志》卷七《塔》条引《析律志》，《永乐大典》本。），庆寿寺因而俗名双塔寺。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元大都建筑新的城垣，这时已新建成可庵灵塔于海云塔之东，合为“大都二师之塔”，因“正当筑城要冲”，“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时相奏告世祖，他闻讯敕命不必迁徙，“俾曲其城以避之”，将城墙南退30步，修成半圆形绕过双塔，将双塔“圈裹入城内”（注：《顺天府志》卷七《庆寿寺》、《国师宝塔》条，《永乐大典》本；《日下旧闻考》卷四三引《析津志》（《析律志辑佚》漏辑）。）。可见元朝皇帝也懂得保护文物。
据明人所见：“今寺尚有海云、可庵二像，衣皆团龙鱼袋。”（注：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三引《帝京景物略》。）若干年后，元朝历代皇帝追念刘秉忠开国之功，“用休嘉彰其师之道”，累赐海云等住持过的大庆寿寺田地，并回顾说：“世祖龙德渊潜，豪俊闻风而云附者，靡不虚左以待。昔方外之士则海云师、可庵师皆学契真如，辨穷实谛，世称硕德。”（注：邓文原：《皇太子赐大庆寿寺田碑》，《巴西集》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反映出他和海云被元人尊崇为方外的杰出人物。
甲辰年朗公所在的易州兴国禅寺，是庆寿寺的祖庭。（注：《永乐大典》卷四六五○《顺天府志》卷七《海云禅寺》条引《元一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癸未（公元1223年）秋，燕京大行台丞相兼宣差安抚大使刘敏，同行省石抹咸得不、都元帅赵公及京城豪贵以疏力请海云就庆寿开堂。此前，海云曾住持易州之兴国禅寺。（注：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北京史研究》第一辑。）1244年，海云和朗公从漠北忽必烈的斡鲁朵归来，这时海云正住持庆寿寺，朗公则住持其祖庭兴国禅寺。海云圆寂，“诸大弟子分舍利，葬秦赵间，为塔七。”他曾驻锡过的“易州兴国”也在其中（注：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砷》，《雪楼程先生文集》卷六，清宣统陶湘涉园影印明洪武本。）。
明朝建北京城，南城墙改向南扩，双塔寺正处于宫墙西南的西长安街，更加触目。庆寿寺在明正统间重修，改赐名大兴隆寺。嘉靖初毁于火，将其地改作他用。（注：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四三引《明英宗实录》、《明典汇》、《野获编》。）日久，寺院已荡然无存，仅留下双塔。1955年4月展宽西长安街马路，有700年历史的双塔被拆除。《海云大禅师碑》移贮北海天王殿保存。
本文只考察了碑阳忽必烈的令旨，但主题是因讨论碑阴的“王者亲书”而起，不仅没有研究，连原物也没看到，只能起抛砖引玉提出问题的作用。我切望早日看到同好各位专家新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