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企业理论及其对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研究的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蒙论文,理论研究论文,企业改革论文,指导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01)01-0048-04
一、引言
90年代以来，我国的企业改革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大量的理论研究是在西方正统经济理论[1]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些研究局限于所谓正统理论的分析框架，单维度、静态地考察我国的企业改革问题，理论成果和实践相互脱节，难以指导我国的企业改革。事实上，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是一个相当综合的概念(Foss,1996)，尤其是70年代以后，在西方企业理论研究中涌现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他们研究的问题、方法以及相互之间的争论与分歧对我国的企业改革理论都具有借鉴意义。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是在不断地修正和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厂商理论及其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企业理论：企业的性质理论和作为价格理论附属物的企业理论。前一种理论把企业看作是专业化生产者；后一种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现代企业理论批判的对象是后者。
作为价格理论附属物的企业理论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和危机：第一，理论分析的简单化。为了对价格进行静态均衡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引入典型企业概念，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抹煞了现实企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第二，机械的个体主义研究方法。Malcolm Rutherford(1994)把这种研究方法归纳为：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的解释根据是个人，即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及其相互关系。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企业生产所需的要素、技术和知识完全为组织成员个人所拥有，作为整体的企业只是个体虚幻的机械加总。事实上，企业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他具有独立的意义。第三，基本假设的非现实性。新古典厂商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基础上，其中，最基本的是完全理性和资源的完全流动与可分假设。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是长期利润为零。而现实中，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利润差距。
面对新古典厂商理论的上述局限，奈特(1921)首先从知识不完全性出发，提出用不确定性解释企业问题，企业理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分析传统，在对其某些假设进行部分修正的基础上，引入一些分析环节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二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危机是根本性的，必须从现实性出发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前一思路的最重要代表是新制度经济学。后一思路的主要代表是演化论经济学。而有意思的是，上述两个不同发展方向上的理论流派都把西蒙的企业理论当作他们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来源。实际上，从企业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的最重大的修正。和奈特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的不确定性概念不同，有限理性包括两个部分：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到。这一假设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基石。
我国的企业改革理论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全面地认识西蒙的理论及其在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将对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有限理性假设和企业组织的决策过程理论
西蒙对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设；二是建立了较完善的企业组织决策过程理论。
有限理性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相对应的概念。西蒙认为理性就是一种行为方式或决策方式，这种理性不可能是一种客观理性或完全理性，本身也是没有效率的（将面临无穷大的信息成本）。从经济活动中人类的实际行为看，理性是有限度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按照理性的要求，行为主体应具备关于每种可能选择后果的完备的知识和预见，而实际上人们的知识是不完备的，预见也是零散的。(2)在评价每一未来结果时，已有的经验是不充分的，往往只能以推测和想象来补充。(3)
在实际决策之前，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备选行动方案，人们往往只能在有限的方案中选择。因而，经济行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在西蒙看来，有限理性是一种主观理性。人类理性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知识的不完备、已有经验的缺失、预见的困难和价值体系的不完善。既然人类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在存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就将存在机会主义和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我们就可以把知识、分工和专业化、演化、契约和组织资本等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引入企业组织的效率分析。
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西蒙从组织成员的决策角度分析了组织决策过程，为深入地理解企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首先，西蒙把决策分解为价值和事实两个方面，“就决策导向的最终目标的选取而言，我们把决策称为价值判断；就决策包含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言，我们把他称为事实判断”（西蒙，1947）。决策具有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两重规定性。从现实性上看，决策是价值和事实两重规定性的统一：任何决策都有一定的目的性，即都是决策主体的价值判断过程；同时，任何决策又是决策目的的实现过程，即决策主体的事实判断过程。其次，西蒙把决策看作是一个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而新古典经济学更关注决策或选择结果的最优化或静态均衡过程。第三，和决策两重规定性相对应，西蒙把决策的前提分为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两部分。这是西蒙理论中的精髓。西蒙坚信：“现在我依然认为，从一切方面看，决策前提都是分析和研究人类行为的恰当单位。”（西蒙，1947）价值前提是指和决策目的相关的知识和信息，而事实前提是关于实现决策目的相关的行动方案及其环境等的知识和信息。决策主体正是根据这些知识和信息做出选择的。组织及其制度通过向决策主体提供这些前提影响决策主体的决策，实现有限理性行为的整合。从决策前提组织设定的角度看，企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不再是毫无意义的和虚幻的。现实中，不同的企业之间的整体差异首先表现为组织为各自的组织成员提供的决策前提的不同。实际上，西蒙已经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性知识的集合。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西蒙又把企业组织决策划分为两类：程度化和非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是针对组织内部经常性和日常活动的决策。非程序化决策则是针对组织内部的不确定性活动而进行的决策。程序化决策通过把重复出现的决策固定化和形式化，一方面通过决策方式的优化提高个体决策的效率；另一方面又使其成为组织控制和协调功能的组成部分。非程序化决策要依次经过决策的各环节，决策主体不仅要承担决策效率的风险，而且要承担决策失误的风险。西蒙认为，企业组织通过两类决策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分工与协作提高组织效率。
西蒙的企业理论对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研究的借鉴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西蒙，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线索；二是西蒙的理论为我们深入地研究企业及其制度安排、比较不同组织效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西蒙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特殊的决策机制和生产性知识的集合，因而，企业在本质上是一个有效决策和进行知识与能力积累的制度性框架。假如企业在专业化知识积累方面不同，企业之间的互补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市场或产业组织作为企业之间专业化生产的外部组织形式，就是企业专业化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外部性框架。西蒙的上述观点及其现代发展为我国的企业改革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导。
三、两个层面的国企改革和组织效率的改善
经过近20年国企改革的艰难历程，我们逐步认识到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特殊的历史和制度背景，着眼于组织效率的改善，国企改革必须在两个基本组织层面上同时展开：一是通过内部组织层面的改革，构建国有企业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二在企业外部组织层面，通过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打破行业的行政性垄断，形成产业之间有效的分工协作体系。
企业治理本质上是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契约，其核心命题是如何通过一个财产（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权利的契约安排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应分配，提高企业组织的决策效率（杨瑞龙、周业安，1997）。我国现有的经济理论文献，大部分只是在不断重复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即首先假设所讨论的问题是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条件下的代理问题；其次假设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契约是各产权主体平等博弈的结果；第三，论证企业所有权安排取决于各产权主体的风险和收益特征（边际成本与收益）；最后，企业所有权最优安排的标志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上述分析逻辑的基本特征是静态均衡分析。在论证这一逻辑的过程中，把非人力资本的可抵押性作为企业所有权安排的惟一决定变量。
摆脱正统经济理论的思维逻辑，根据西蒙的理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组织成员个体决策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西蒙又指出，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是有限理性的，即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或选择受到其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即使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人类的决策行为也要受到其认知能力和价值偏好的影响。我们可以对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做出三点相应的推论：一、人类认知结构和能力的有限性说明组织成员的决策能力是存在差异的，决策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决策权和决策能力（知识基础）的对应分配是企业组织效率的主要来源。二、人类认知和决策能力的局限决定了机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企业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矛盾冲突。三、既然组织成员的个体决策存在着局限性，组织效率不仅取决于组织成员个体的决策能力和知识的拥有量，而且取决于企业组织整体所拥有的知识量。第一、二点推论说明决策权和知识基础的对应及其企业组织成员的决策分工对企业组织效率的决定性作用。他说明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以及企业所有权安排问题产生和存在的真正根源。第三点推论说明企业组织效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企业组织的知识积累。这种知识积累不同于组织成员个体知识的积累，他既是组织成员协作的产物，又是组织成员分工和协作的前提。这部分知识所创造的剩余是无法在组织成员之间进行投入产出度量的。随着企业组织共同知识的积累和企业的成长，人力资本越来越具有专用性，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实际上反映了这一历史趋势。因而，对治理结构问题的理论考察必须是动态的，其长期的核心问题是不断地解决决策权和知识基础的对应。在转轨经济中，过分强调产权问题及其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将会造成企业治理结构改革的失败（斯蒂格利茨，1999）。
企业的外部组织层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不同行业企业规模结构的调整和企业之间有效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始终的是过度竞争和竞争不足的并存。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过度干预。经济学界和政府都认识到必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企业之间的有效的竞争行为。但是，从我们目前出台的许多政策措施的目标指向看，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结构理论中的SCP（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分析范式。这一分析范式的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从S到C再到P的单向决定关系；二是SCP分析范式的前提是企业的同质性假设。
西蒙的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第二个层面改革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我们在调整企业规模结构时，明确企业规模边界的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西蒙指出，企业的规模决定于企业组织内部决策分工与协作的效率边界。而企业的决策分工与协作的效率又取决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知识积累状况，而不同的企业知识积累的水平是千差万别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并把企业的规模扩张的边界确定在企业长期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事实上，不同企业的知识积累决定企业各自规模和范围扩张的可能边界，市场结构是企业知识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是经济活动内生的，而不是外在决定的。SCP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互动的。第二，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组织的本质。产业组织实质上只不过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企业完全同质的假设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难以解释这种竞争关系的本质。而西蒙把企业看作是异质的，企业之间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互补性合作关系。在这种认识下，我们就可以把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理解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一般性框架。这就明确了产业组织政策的中心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和促进企业之间有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而不是简单的规模缩小或扩张。
两个层面的改革目的在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国有经济的整体实力。如何具体地完善我国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是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事实上，西蒙的企业理论只是构建我国企业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由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国情所决定，我国的企业改革理论研究是在全面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上的创新过程。
收稿日期：200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