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学”①兴衰中的《红高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粱论文,兴衰论文,军事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持人语：从“作品细读”和“文学史”角度解读作品，是我们早已习惯的研究方法。但这样是否会削减或压抑作品中蕴藏着的丰富信息，使文学作品变成社会之外的一种存在？而在我看来，对“过去”的“作品”进行重读，就是因为我们在作品发表多年后又遭遇了新的时代问题，在这种情景中与作品对话已经比较困难。因此可以说，对文学作品的重读多半是由于新的问题所诱发和直接启动的。这次推出陈华积、张小刚的两篇论文，就是想从这方面做一点点尝试。(程光炜)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09)-05-0017-08
1986年刊载于《人民文学》第3期的《红高粱》给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86年对于中国当代小说来说，它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一批优秀小说成果的持续丰收，更表现为对传统小说策略的深入反叛和颠覆。《红高粱》就是这场小说革命深入发展中一枚瓜熟蒂落的硕果。”[1]“读《红高粱》，我体验着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怵和惊异：震怵于流溢全篇的淋漓的鲜血，那一直渗沥到筋肉里的感觉；惊异于作者莫言想象力的奇诡丰赡，在他笔下战栗着、号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2]作为军事文学评论家的朱向前与专业小说评论家雷达等人对《红高粱》如此高的推崇，无疑又为《红高粱》在80年代中后期的奇峰突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红高粱》在文坛的轰动效应，引来了众多批评家对《红高粱》文学归属的争相命名。一时间“寻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先锋小说”、“历史小说”等不同的命名接踵而来。批评家们依据自己的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对《红高粱》所进行的归属命名，与其说是其想尽早在文学评论界占领“山头”巩固“阵地”的表现，不如说是因其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多重阐释空间才使文学评论界显得众声喧哗。然而，在这些阐释或过度阐释的批评文本当中有一点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是莫言前期创作身份的“模糊性”，也即是莫言作为一个“农民作家”与作为一名“军旅作家”的双重身份所从事的创作与结果之间差异的比照。1984年9月后成为“军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员的莫言与其前期的创作心态有着迥然的不同：一方面作为“农民的儿子”的莫言，有着二十多年丰富的“乡村经验”，其创作基础与感情思维方式都带有浓厚的“乡村味”；而另一方面，“军艺”学员的莫言，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要求其遵从军队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创作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莫言的矛盾在于既要创作出符合“军艺”主流意识形态的新“红色经典”作品，又不想舍弃其新发现的“高密东北乡”②叙事空间。当莫言硬是把两者“拼接”在一起时，其不同的思维意识与审美形态则会造成异常剧烈的冲突，这种难以把握的“冲突”尤其会令莫言感到创作上的困惑与艰难。《红高粱》正是这样一个既想弘扬主旋律，又在探索建立“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多重文本之一。文本内部各种力量的冲突，使这部中篇充满了奇异的张力，也使多重阐释成为可能。因而从莫言双重作家的身份特征来重新考察其创作历程与《红高粱》这一文本的生成，或许不失为一条重新进入“红高粱”叙事空间的路径。
一 《红高粱》之诞生
1985年前后，中国文坛的小说界正酝酿着一场小说观念与小说形式的革命。寻根文学倡导的“文化”寻根与先锋文学新奇的叙事方式，给当时的小说界带来了很大的震动。而这时传统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也正处于热火朝天的阶段。由“总政治部”发起于1979年3月份的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③的征文活动及其一系列促进、大力发展、繁荣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措施，产生了大量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作品，“先后收获了《西线轶事》(徐怀中)、《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以下简称《花环》)、《亚细亚瀑布》(朱春雨)、《痴情》(朱秀海)、《凯旋在子夜》(韩静霆)、《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欲飞》(朱苏进)、《最后的堑壕》(王中才)、《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汉家女》(周大新)等作品，都为这场战争留下了历史的生动记录，表现传统的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夺取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3]的一批优秀作品，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1984年9月“军艺”文学系的创立，更是给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培养了高素质的军事文学作家和评论家。1985年的中国文坛虽然酝酿着多种文坛风暴，但这丝毫不影响把军事文学创作当作政治任务来抓的“总政治部”继续把“大力发展、繁荣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主题推向高峰。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力量、政治方针渗透下，1984年9月已成为“军艺”学员的莫言，马上面临着要创作出一部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军事题材小说的光荣“使命”。
可以说莫言从进“军艺”的第一天起，就感觉到了创作军事题材小说带给他的焦虑与荣誉感。莫言的焦虑并非没有原因，虽然莫言进入“军艺”以前曾发表过不少作品，其中发表于1983年的《民间音乐》更是受到著名文学家孙犁的赞赏，称其所塑造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之感”，④也曾参加过《长城》杂志1984年举办的笔会，有着丰富的文学创作经验，但是莫言的创作多以描写农村生活见长，即便是发表过的一些写“海洋、山峦、军营”的作品，“一看就是假货，因为我所描写的东西与我没有丝毫情感上的联系，我既不爱它们，也不恨它们。”[4]在进入“军艺”学习后的莫言，除了上课，阅读，和同学交流以外，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闷在宿舍埋头搞创作，“深夜两点，文学系里还是灯火通明。”[5]“军艺”文学系热火朝天的创作氛围同时也激发了莫言的创作热情，入学以来先后发表了“乡土”题材的《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白狗千秋架》等一系列作品，然而依旧还没有产生具有影响力的军事文学作品。莫言更渴望能创作出一部真正的军事文学作品，以使自己能获得像李存葆、钱钢等人一样名正言顺的军旅作家身份，“在‘军艺’学习，对军事文学是很关注的，而且系里也希望同学能写出反映军事题材的小说。写农村题材当然也好，可你能写一篇和军事有关的、和战争有关的小说更符合解放军艺术学院部队作家的身份。”[6]119
这时，“军艺”的各种各样的军事文学创作研讨会、报告会、座谈会等，给莫言创造了军事文学的氛围和压力，也促使莫言下决心要创作出一部军事文学。1985年在一次参加了由总政招待所召开的“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⑤后，莫言拿出了给他带来极大声誉的《红高粱》。[7]最早记录《红高粱》的创作缘由和背景的是莫言在1986年6月与文学评论家罗强烈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的通信：“在好多次会议上，好多人都为苏联一场卫国的短暂战争打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小说而我们数十年的战争并没有打出多少好小说而扼腕叹息、我被这些叹息撩拨成一串‘愤怒的葡萄’，摩手擦脚，跃跃欲试，但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吃饭的泥钵子。后来一想，我老爹会锔锅锔盆，怕什么？于是就写了。”[8]长期在“军艺”中受多种军事文学氛围熏陶的莫言，在各方压力和刺激下，终于决心要涉猎军事文学题材的创作，并产生了关于《红高粱》的初步构想。
后来在莫言与王尧的对话录上，莫言对这件事又作了详细的回忆：“一次我们去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开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当时座谈会不是为我们开的，但把我们军艺的几个比较活跃的学员吸收进去了。会上一批老军事作家对中国军事文学创作现状忧心忡忡，他们拿着苏联的战争文学做比较，苏联的卫国战争只打了四年，可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层出不穷，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家也是一批一批又一批，说有五代描写卫国战争的苏联作家。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历史和共产党的历史差不多一样长，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但是真正的反映战争的文学，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样的经典著作一部也没有……老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已经被耽搁了，年轻作家当然精力旺盛，但是没有这种战争经验，没有经历过战争。我当时就说，我们固然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但我们可以通过查资料来解决。我们虽然没有亲自打过仗，这种间接经验还是有的。我们毕竟当过兵，也搞过军事演习。没有亲手杀过敌人，但看过杀猪、杀鸡的，都可以移植到我们这边来。对我的看法，一些老作家不以为然。当时我就憋着一股子气，我就一定要写一部战争小说，后来就开始写《红高粱》。”[6]120
莫言的《红高粱》似乎就要在这样浓厚的军事氛围中被催生了。然而，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莫言来说，要在短期内“天马行空”般创作出一部出色的战争文学，却又似乎是不可能的。1986年在莫言与罗强烈的通信中，莫言接着指出创作抗日战争题材小说所面临的困难：“创作素材虽不缺乏，但是却缺乏战争的感觉”，所幸的是莫言的“忽然想起”让其打开了创作艰难的局面：“我们军队的作家们有很多幸运地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没有参加战斗的也到战后的壕沟里去闻了硝烟味，去看了战士们身上的伤疤，通过这些劳动他们和战争攀上了亲戚。我命不好，没捞到这些机会。我一手举着笔，一手举着烟，确实感觉到了进入战争状态的困难。‘忽然想起’救了我。”[8]莫言忽然想起了他在黄县当兵时任警卫班副班长时的一次实弹射击的打靶事故，这切身的经历使莫言体会到了战场上生死瞬间的感觉，“就从这次雾中打靶的经历，我进入了战争的感觉。所以《红高粱》里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8]
然而，在与罗强烈的通信中，莫言还有一点对创作很重要的“忽然想起”的“事情”没有提及的是——《红高粱》的故事原型。没有这个故事原型，莫言对战争的感觉再好，也无法铺衍出栩栩如生的“战争”效果来。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演讲》中谈到了“《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9]44而在莫言近年来的《〈红高粱〉与张世家》一篇文章中，莫言首次披露了《红高粱》创作的故事原型和创作的前后经历。1983年莫言回家过春节时，莫言的老朋友张世家给他讲了孙家口伏击战及“公婆庙惨案”的故事：“张世家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他就是公婆庙村的人，好像他的一个亲属也在那次屠杀中受了伤，1938年3月中旬，游击队在孙家口村大桥头埋上了连环铁耙，伏击了日本鬼子的汽车队，经过浴血奋战，打死了日本鬼子四十多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将中岗弥高，几天后，日本鬼子大队人马前来报复，但被指错了方向，没包围孙家口，却包围了公婆庙，屠杀了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百零三口，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⑥但是当时这个故事并没有引起莫言创作的兴趣，莫言“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
“几年之后，我考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好赶上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张世家村子里发生过的、张世家亲口给我讲述过的兄弟爷们打鬼子的故事就猛然地撞响了我的灵感之钟。只用了一个星期，我就写出了初稿，又用了一个星期，抄改完毕，然后就给了《人民文学》。又是春节，我在高密休假，收到了《人民文学》编辑的信，信上说《红高粱》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的好评。”⑦据此推断，《红高粱》创作的重要背景和明确时间就是“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也即是1985年的下半年，莫言在参加了“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后萌发了要创作一部军事文学作品的欲望，而《红高粱》中“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正是来源于此次“座谈会”。
张世家在《我与莫言》一文中印证了莫言“故事原型”的说法，但又稍稍有些不同：“1938年3月15日，这群好汉汇合在一起，在我家乡孙家口桥头打响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杀了30多名日本鬼子和一个叫中岗弥高的日本中将，烧了鬼子8辆汽车。”⑧张世家更强调了“这群好汉汇合在一起”，“打响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究竟莫言说的“游击队”、“爷们好汉”与张世家说的“这群好汉”具体指称的是哪些人，莫言与张世家都使用了一个笼统的说法，遮蔽了历史事件的真实执行者。莫言的大哥管谟贤在《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中，对伏击战的发起人和过程有了更细致的补充记载：“1938年3月15日，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四百余人，在冷关荣部、姜黎川部配合下，埋伏在村内村外，截击日军的5辆军车由村北向南疾驶。尖兵车上载重机枪一挺，驶至村南拐弯处，轮胎被预先埋在路上的耙齿扎穿，动弹不得。曹部伏兵立即投弹炸死车内日军。后驶进村内窄路上的日军汽车，前进不能，后退不得。村内伏兵四起，围击日寇，并以高粱秸引大火烧汽车，车上日军无一逃脱……”⑨管谟贤的记述详细、严谨，而且其与高密当地的作者于天助发表于《高密文史资料选辑》1988年第7辑的文章《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基本一致，可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材料。
上述引证的大量材料，主要是要使我们对莫言在1983年春节听到张世家讲述“孙家口伏击战”与“公婆庙惨案”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张世家出生于公婆庙村，又有亲人在“公婆庙惨案”事件中死里逃生，他无疑对“孙家口伏击战”和“公婆庙惨案”事件的发起人和来龙去脉有着清楚的了解。莫言也因张世家“绘声绘色”的讲述而比较完整地掌握了这一事件的人物和经过，并且在莫言的《红高粱》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莫言在创作《红高粱》前曾对这场“孙家口伏击战”作过详细的调研。⑩综合上述“原材料”，有两点可以确定：一是莫言提到的“游击队”、“爷们好汉”，张世家提到的“这群好汉”，实际上是国民党游击队曹克明部四百余人，土匪武装冷关荣部与地方武装姜黎川部；二是在这场伏击战中，曹部、冷部与姜部分工合作，虽因武器落后，但由于人数众多从而围歼了日军，取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这两点“原材料”的“取证”对我们今天重新来认识《红高粱》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安排非常重要：其一，这次“伏击战”孙家口的村民或许参与了战斗，但是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国民党的游击队，莫言却把《红高粱》中的主角形象定位为孙家口的村民——“我爷爷”余占鳌及其民间队伍虽与事实不相符却又大有深意；其二，在《红高粱》中莫言添加了“为罗汉大爷报仇”的故事情节，为本来自发性的伏击战增加了“个人复仇”乃至“民族复仇”的故事性和趣味性，而在故事的结尾莫言又把这场合力的、取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的战斗改编成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阴谋故事，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复杂性和抗日故事崇高的悲剧感。莫言的这一改编，不但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同时也把一个简单平淡的民间自发性抗日的故事演绎成一场壮怀激烈的民族复仇故事，这其中的爱恨情仇与主流意识形态巧妙的“嫁接”，不但使莫言迅速获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而且也使《红高粱》成为了80年代中期军旅文学的扛鼎之作。
二 《红高粱》的处理方法和问题
莫言把《红高粱》初定为民族复仇的故事，无疑已经使作品成功了一半。然而，面对这群由“乌合之众”自发组成的抗日队伍，莫言如何既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又能把它改编成符合“总政治部”、“军艺”、“军事题材文学座谈会”等所大力倡导的“部队文艺要谱写出更多更好的共产主义篇章”的主题？而“几乎没有野战军的生活经验，也没有连队生活的经验”[10]的莫言，如何去还原“道听途说”的抗日战争？而对于被视为“已成为百花中的残荷”、“五老峰”(11)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文学题材，莫言如何再能在堆积如山的“抗战文学”、“革命战争文学”中翻出新意？
面对诸多“棘手”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红高粱》能够顺利诞生并且能在短期内获取极高的声誉对于80年代中期军事文学的发展来说实属不易。莫言创作的第一大困境在于如何在“抗战文学”、“革命战争文学”的包裹之下另辟蹊径、突出重围？如何发挥个人创作优势，扬长避短？莫言对“战争题材”所面临的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再现战争的过程，一部小说其情节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9]44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莫言另外生发了对“战争”新的认识观念：“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9]44莫言通过苏联一部著名的战争电影《第四十一》认识到“把人物放进作家营造的环境中进行试验”的创作手法，在这一观念的引导下，莫言突破“战争题材”创作的局限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一创作手法的革新，也正如在罗强烈给莫言的复信中所感受到的一样：“(莫言)已经从相对封闭的‘战争中的人’，转移到了‘人在战争中’这样一个更广阔的艺术天地”。[8]
通过战争来写人的行为和心理，并非莫言的首创。50年代前苏联的第三、第四代作家就已经开始实验的方法，在80年代初就通过外国文学的译介而大量进入中国。声誉卓著的《西线轶事》、《花环》等军事题材小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一创作方法的影响，而把创作重心聚焦于战争中人性、人情的抒写。莫言则是对“战争与人”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把其创作矛头指向了“战争对人的心理影响方面的描写，诸如恐惧、仇恨等等”。[11]
在创作观念、手法和重点表现对象确定以后，接下来的“处理”显得有点顺理成章，莫言回到了抗战时期故乡的地理环境和人物生存环境，并决定把“高粱地”作为故事上演的舞台：“在‘我爷爷’和‘我奶奶’那个时代，雨水更大，人口更少，高粱更多，许多高粱秆儿冬天也不收割，为绿林好汉们提供了屏障。于是我决定把高粱地作为舞台，把抗日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放在这里上演”，“确定了这个框架以后，我只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部在新时期文坛产生了影响的作品”。[9]44
《红高粱》从酝酿到产生“只用了一个星期”，这与1982年李存葆《花环》的创作历程比起来可谓是“速度惊人”。《花环》从酝酿到产生共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李存葆花了大量的时间多次深入到南疆前线连队采访、记录战斗中的英雄人物言行和心理感受，特别注意收录其牺牲前或牺牲后的“豪言壮语”，记录了厚厚的几大本人物事迹素材。在这一过程中，李存葆还积极参加“总政治部”举办的各种“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听取“总政治部”的创作指导方针和军队老作家创作经验。在党政军多番思想指导下，李存葆绞尽脑汁，构思几易其稿，《花环》最终破壳而出。(12)李存葆另一篇影响较大的军事题材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其产生过程也基本类似。与李存葆建立在采访、调查，提取生活“精华”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人物的“典型化”创作手法所不同的是，莫言在经历了“战争”观念上的定位以后，创作显得“轻而易举”。莫言大量“移植”(13)了关于战争中环境、氛围的描写，并在想象中“整合”成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小说。
这部“速成”的“抗日战争”小说出来以后，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对“抗日战争”等场景“想象”描述，并没有受到“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质疑，反而受到了其热烈的赞赏。“后来事实证明，没有人质疑，没有人说你写的战争不像，也没有人说你描写人与人互相残杀的场面不真实，还有人以为莫言是老作家，经历过这些场面。”(14)老革命家从维熙撰文《五老峰下荡轻舟》中称其是“在这片困海中忽儿荡出一叶小舟”，[12]而李清泉则在《赞赏的和不赞赏的都说——关于〈红高粱〉的话》中称其是“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雷达也在文章中指出“莫言在《红高粱》里表现出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可看作小说的内核和实质”。[2]《红高粱》得到了“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主流意识形态评论家的一致认可与推崇。在朱向前的《新军作家“三剑客”》中，《红高粱》被推到了军旅文学新“地标”的位置，“标志着历史战争题材的新的战线的开辟”，“直接诱导了一批没有战争经验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自己‘心中的战争’。”[1]196莫言依靠其对战争观念的革新和对战争资源的整合，成功地摆脱了旧有“战争”观念和“战争经验”的束缚，实现了对战争题材创作方法上的突破。
莫言所面对的第二大困境在于《红高粱》应当选择谁来当主角才能既符合历史真实又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莫言所获得的“原型故事”材料中，伏击战的主力无疑是国民党的游击队，但在莫言创作《红高粱》之前，还没有人敢把国民党军队当作歌颂的对象，而莫言也无法改变原型故事的人物身份，硬添加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这很难符合当时“高密东北乡”匪患横行的历史面貌。莫言最终把故事的主角确定为孙家口的村民——“我爷爷”余占鳌，并且很自然地赋予其“土匪”的身份特征。作为“土匪”的余占鳌其强悍的性格自然能主导一场抗日战争，这在当时众多的抗日队伍中也并非罕见之事，但是把一个“土匪”当作作品中的“民族英雄”来写，莫言心里实在拿不准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这或许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英雄主角”，写得好能产生轰动性的效应，写得不好恐怕会遭受大量的批判，因此在给罗强烈的信中，莫言透露当时矛盾的心态“摩手擦脚，跃跃欲试，但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乱子来，砸了吃饭的泥钵子”。[8]把“土匪”当作写作的对象，在当时的“革命战争小说”中不是没有先例，但写法上稍有不同，多数是“土匪”头目等在“我军战士”或“革命党人”的感化下，终于“改邪归正”投身革命的洪流中。这一带有“光明的尾巴”的写法，在莫言接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后，显然是不能接受这一“诟病”已久的写法的。莫言考虑再三，决定放手一搏，于是才有了“既是土匪又是英雄”的杂色人物余占鳌。
《红高粱》中的“杂色英雄”“余占鳌”，是一个与以往军事文学、“战争文学”中的“英雄”都不同类型的人物，尤其与李存葆笔下《花环》中的“梁三喜”、“靳开来”、“战士‘北京’”等英雄人物形象相比，更是两个极端的类型。《花环》中“连长梁三喜”“位卑未敢忘忧国”，处处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宽容他人，具有过硬的军事本领却并不骄傲自大。“梁三喜”优秀的个人品格还特别体现在他牺牲后仍然留下一张长长的欠账单，处心积虑地坚持让家人为其把欠债还清。“梁三喜”无疑成了道德中的楷模，战士中的英雄，李存葆通过对“梁三喜”平凡朴素的生活和战斗中英勇行为的展开，赋予了“梁三喜”极其完美而又不落入俗套的形象——“梁三喜”所弘扬的正气与坚忍，正是中国民族传统中老百姓优秀的人格美的再现。而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司令”却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绿林好汉式的人物，其性情狂野放纵，敢为获取爱情铤而走险，行为在侠义与流寇之间。莫言所创造的“余占鳌”无疑与十七年“红色经典”中“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背道而驰，也与新时期以来军旅小说中所追求的具有“人性美、人情美、心灵美”式崇高人格魅力的英雄相距甚远。
但是，细察莫言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对“余占鳌”这个“匪性”人物所作的精心处理。《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形象与《红高粱》后续的几个中篇中“我爷爷”的形象有着明显的差别：《红高粱》中的“我爷爷”更多是作为一个“轿夫”、一个被压迫者和一个平民百姓的形象出现的，虽然作品中有不少地方称为“我爷爷”为“土匪”，或是称我父亲为“土匪种”，然而对“我爷爷”的“土匪”的称呼仅仅是“徒有其名，不见其实”。在《红高粱》中我们很难发现“我爷爷”犯下的“滔天罪行”或是人性的低劣，相反作品中更多强调的是“我爷爷”作为平民其“朴实”、“率真”、“敢爱敢恨”、“义薄云天”至情至性的一面，而“我爷爷”的“斑斑劣迹”更多的是在《红高粱》后续的作品中才得以完整的浮现。
莫言对“余占鳌”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可谓煞费苦心，其起到的效果则是使读者对“余占鳌”这样的“土匪”人物不仅没有明显的情感排斥，反而会因其“绿林好汉”式的形象而觉得“余占鳌”这一草莽英雄的“可敬可爱”，这在当时大量赞誉“余占鳌”民族气概的评论文章中就不难看出来。莫言更在其颇为自得的“我爷爷”这一既是第一人称也是第三人称的双重叙事视角中，以亲缘的“技巧”同化读者，最大限度地“剔除”了“我爷爷”“匪性”身份中的负面因素，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一个彰显着蓬勃生命力、爱国爱民的“余占鳌”的英雄形象，而斑斑劣迹的“余占鳌”却是在后续的《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等作品中才逐渐浮现。至此我们发现，后续作品中出现的流寇式的“余占鳌”对《红高粱》中出现的“侠义”而“率真”的“余占鳌”形象根本无法撼动，《红高粱》中激发的“家仇国恨”很容易诱使读者先入为主，而“余占鳌”则是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从“土匪”到“英雄”之间的转变。总的来说，莫言对战争观念的借鉴与革新和对英雄人物形象的精心处理，使《红高粱》在铺衍故事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走出了多年来军事文学创作的困境。
三 从文学思潮角度重看《红高粱》
《红高粱》自发表以来，其题材类型一直难以归属。在当代的文学史著作当中，除了朱向前主编的《新中国五十年军事文学史》以外，很少有文学史著作会把《红高粱》归入军事题材文学一类，多数是把它划分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思潮当中去。《红高粱》的难以归类不仅显示了其文本的复杂性，也显示了《红高粱》所产生的时代背景的多元性。1985年前后产生的《红高粱》，正是处于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西方文学的大量译介和各种文艺思潮的涌进，给中国文坛和年轻一代的作家带来了许多新鲜的文学养料。80年代初就明显受西方文学作品与思潮影响并有相应作品产生的莫言，对西方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潮的模仿与钻研，使其在走上文坛之后不久，就逐渐形成了自己擅长于刻画乡村人物心理及个性的创作题材与擅长于捕捉乡村世界中各种细腻感觉的独特叙事风格。莫言前期作品的成功更大程度在于他下意识地回到了他所熟悉的乡村世界中的人和事，而莫言的局限也在于他过于专注乡村中的人和事，而无法把它上升到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观或是时代镜像的高度。
1983年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文坛，“魔幻现实主义”之风所具有的惊奇、诡异与不可思议的创作手法随即大面积地征服了中国年轻一代作家。客观来说，1985年颇为轰动的“寻根文学”热潮正是在这一波拉美文学大浪潮的冲击之下应运而生的。拉美文学大爆炸的冲击与福克纳文学世界的译介，给莫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小说创作“革命性”观念的注入，“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惊奇，更在于福克纳与马尔克斯这“两座灼热的高炉”所辐射出来的乡村式的文学世界进一步打开了莫言原先狭窄的乡村世界而鼓励其重建一个自足而内涵深厚的“高密东北乡”。
问题在于，已经大量涉猎了西方现代派文学并已熟练掌握其写作技巧的莫言，在80年代初期开始初步形成自己的创作趣味、风格，明确其创作专长与创作方向，并逐步向其理想的文学世界靠近时，莫言进入了“军艺”学习，并在其后的创作活动中感受到越来越浓厚的军事文学创作氛围的压力和影响，莫言从形势需要的角度出发，迫使自己的创作活动从熟悉的乡村人物题材创作转移到宏大而隔膜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轨道上来。
莫言虽然存在军事文学的创作经验上的隔膜，但是莫言对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却并不陌生。童年时与青少年时期就已熟读《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红旗插上大门岛》、《吕梁英雄传》、《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红色经典”小说的莫言，甚至在其十七岁的那年就曾萌发过要创作一部“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以逃脱一辈子当农民的宏愿。可以说，自小与“红色经典”结下不解之缘的莫言，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所受到“红色经典”的深远影响，差一点就改变了莫言走上后来的创作道路的命运。然而在1985年前后，吸收了西方文学作品、文艺思潮养料的莫言，当他重新来回顾“红色经典”对他造成的影响时，莫言却对“红色经典”有了更多批判性的认识。莫言能准确地指出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不足之处，也对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创作成果也普遍感到不满。与此同时，80年代初人道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人性的解放，文学作品中性爱叙述的解禁等等一系列的思潮和事件，使莫言对新时期文学中的“人性”有了更深层的认识。莫言认识到，“要想搞创作，就要敢于冲破旧框框的束缚，最大限度地进行新的探索，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入海；犹如国庆节一下子放出十万只鸽子……把各种意象叠加起来，翻来覆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一唱雄鸡天下白，虎兔相逢大梦归。”[13]
莫言与以“红色经典”所代表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最大的分歧点在于以何种态度对待所塑造人物的“性爱”描写的问题。莫言在其“军艺”文学系当代文学课考试题目《漫谈我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及其经验教训》中认为，“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性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性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莫言一方面认为“红色经典”与新时期以来的军事题材文学对“性爱”描写“洪水猛兽”般的趋避与过分“阉割”而导致作品了无生气，甚至过度歪曲与戕害了“人性”的美；而另一方面，莫言“红色经典”中极少地流露出对“率真”、“自然”的“性爱”描写赞赏不已，“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冯英德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的是持有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
莫言这种全新的军事文学“性爱”观与以往军事文学作品中注重塑造完美无缺或是道德崇高的英雄人物之间的冲突，注定了他不会沿着“红色经典”与新时期以来的军事文学创作的老路子走下去，而是很自然地沿着西方现代派文学、人道主义思潮中所倡导的自然、率真的“性爱”观念走下去。莫言作为农民作家的身份特征也在人道主义思潮和人性解放的运动中获得某种反观自身的认识，从而更坚定其建立起“高密东北乡”中纯粹、原始而带有野性的乡村世界。基于以上各种思潮的冲击，以及莫言对自身创作特征认识的加深，莫言在充分地吸收了各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的精神养料以及各种创作技巧的同时，大胆地创作了思想上、艺术上都独树一帜的军事题材文学《红高粱》。《红高粱》中“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以及“我奶奶”对“性爱”、“身体”率真的阐发，在文本中除了涌动着一股原始性欲的冲动以外，莫言也以一股纯洁心灵的力量把它处理成“性爱”描写的美学欣赏。
《红高粱》的创作宗旨虽是打着创作一部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旗号，并借用抗日战争中某次“伏击战”过程的故事框架来铺衍成文，然而，《红高粱》中的主题还是相当的混杂。莫言以其熟悉的乡村世界来还原一个抗日战争的故事，本是使其故事的展开有一个依托，但其起到的客观效果却是莫言在讲述一个抗日战争的故事的同时，还自觉建立起“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如同雷达所指出的那样，“作者无意于制作精细逼真的革命战争史的图画，也极少从如何处理战争题材的角度进行构思，他只是要复活那些游荡在他的故乡红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要用笔涂绘出一股浸透着历史意识的情绪、感觉和生命意志。”[2]莫言的熟悉的农村生活经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结合，使其创作意图与潜在的审美特征相互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张力。《红高粱》在高扬“人性”与“性爱”的旗帜下，完成了对以往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颠覆，但《红高粱》的这种“颠覆性”甚至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其中掺杂的多元文学思潮在悄悄改变《红高粱》“内涵”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军事文学创作的主题与思路。
注释：
①军事小说、军旅小说、战争小说三个概念之间常常存在着混淆的现象。本文根据《当代文学史》中习惯的“军事题材小说”区别于“工业题材”、“农村题材”的划分，采用“军事小说”一说。在陈颖的博士论文《中国战争小说史论》中对上述三个概念有进一步的区分：“军事小说与军旅小说、战争小说之间有着概念和范围上的细微差别，它们的关系是种和属的关系。军事小说是一个种概念，它既包括具体战争行动的描写，也包括军事训练、军事动员、国防建设等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小说作品、军旅小说主要指反映军人日常生活的小说作品，其既包括军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的展示，也包括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而战争小说则专指那些以描写战争行动为主的作品……军事小说可以囊括军旅小说和战争小说，军旅小说覆盖部分战争小说，只有战争小说所指专一。”陈颖《中国战争小说史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②莫言1999年10月24日，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讲里，因阅读川端康成的《雪国》受到启发，而写下《白狗千秋架》的开头的句子：“当时我已经顾不上把《雪国》读完，放下他的书，我就抓起了自己的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高密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绵延数代之后，很难再见一匹纯种。’这是我的小说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
③“总政治部”也即是“总参政治文化部”，当时主观军对政治与文化，在1979年“自卫还击战”发生后的3月份，总政治部发起了“自卫还击保卫边疆英雄赞”的征文活动，并调派军队文艺工作者随军出征，及时从全军组织了96名文学艺术创作人员到前线去，到战斗生活中去；随后，边防部队东西两线也抽调了二百多名文艺创作骨干加入作战队伍，进行战地采访与写作，另外中国文联也组织了军外的78名作家、艺术家，广西、云南两地也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奔赴边防前线。
④见莫言《从〈莲池〉到〈湖海〉》，《莫言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⑤这次会议由总政治部发起，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的一个“一个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莫言因在《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以后，小有名气，而被列入期间。
⑥转引自叶开《莫言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版；原载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莫言研究》，2006年第1期。
⑦转引自叶开《莫言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版；原载莫言《〈红高粱〉与张世家》，《莫言研究》，2006年第1期。
⑧转引自叶开《莫言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版；原载张世家《我与莫言》，《莫言研究》，2006年第1期。
⑨转引自叶开《莫言评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版；原载管谟贤《莫言小说中的人和事》，《莫言研究》，2006年第1期。
⑩莫言在《红高粱》中，对此事作过交代：“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调查的重点，就是这场我父亲参加过的、在墨水河边打死鬼子的著名战斗”。
(11)“五老峰”的说法，出自从维熙的《五老峰下荡轻舟》(1986年4月12日《文艺报》)，指抗战文学、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现象中的老套子、老框子等等。
(12)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篇外缀语：“今年四月，我来京参加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会上，胡乔木同志就如何繁荣军事文学创作的问题，做了十分精辟的阐述，使我深受启发。巴金、周扬、刘白羽同志的书面发言及讲话，也使我深受教育。”(第151页)“会议结束后，我留在北京参加《解放军文艺》举办的短篇小说读书班。我边读书边写作，在完成一个短篇小说的同时，我又将《花环》的结构讲给几位战友听了，他们听后鼓励我快写出来。是的，不能再拖了，烈士坟头的郁郁青草，已经三载枯荣了！”(第152页)
(13)莫言在创作《红高粱》时，曾借助于《苦菜花》对战争的细致描述：“我后来写《红高粱家族》时，恰好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小说中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的问题，譬如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枪、炮和子弹，八路军穿的是什么样子的服装等等，我从《苦菜花》中得益很多。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所以说红色经典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很具体的。”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见路晓冰编《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4)《莫言对话瓦尔泽》，见2008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文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