憧憬、追求中的压力与困惑——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困惑论文,心态论文,压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2－0104－07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资料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对“80后”、“90后”农民工使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传递出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关切。
在近年来有关农民工群体的研究中，他们进城后的生存心态引起诸多关注。从整体上看，研究者的概括是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如朱考金等通过对南京市610名农民工的调查与分析发现，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有着过客心理，具体表现在对城市的工作生活有抱怨的情绪、产生强烈的被排斥感、在城市没有安全感等等；[1]曾昱在描述农民工社会心理状况时指出：他们在城市中没有归属感、主人意识，拥有的更多是失落感、自卑感和过客心态。[2]刘亚敏列举的农民工社会心理问题是：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过客心态和怨恨情绪蔓延，认为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制约因素。[3]
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扩大，以及对其认识视角的进一步拓展和研究的深入，有关学者对农民工心态的阐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李红琼等以社会互动的视角分析流动农村人口心理困扰成因时指出：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这一群体的话，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这一群体的心理问题并不是心理疾病。相反，流动农村人口本身心理状况是完全正常的，其存在的心理困扰不是他们自身造成的，而是借由不良的人际互动的结果。[4]《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呈现逐渐增强的现代性和进步性。[5]刘俊彦等在《新一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中提出，新一代农民工求职期望值较高，在工作中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比较重视闲暇的价值，工闲生活时尚化，消费观念多元化，性观念比较开放包容；他们的未来愿望倾向于融入城市，成为“新城市人”等等。[6]从这类阐述中，我们得到了客观认识青年农民工生存心态的积极启示。
笔者认为，如果站在城市人的立场上将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或“问题群体”看待，往往是以“问题”视角对他们的心理、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来出于扶持他们在城市发展、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良好动机，也会由于“标签效应”、“刻板印象”的作用，反而对他们的生存心态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站在青年农民工自身发展及其与社会互动的立场来客观、全面地了解和分析他们的心态，以及造成他们不利处境和不良心理的原因，进而探讨如何引导他们提升素质、建立自信，促进他们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或许对于农民工正确认识自我、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更有积极意义。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本文拟用第一手调查资料，通过比较，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心态做一基本描述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生存心态的概念，有别于心理学对心理问题的研究视角，涉及青年农民工的进城动机、就业观念、自我评价、心理状态、人生价值观等方面。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和天津市青少年研究中心于2009年5月～7月间进行的“天津市青年思想状况和需求调查”。青年农民工样本从其相对集中的工作单位和聚居地采取立意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取，共回收有效问卷1040份。在全部调查对象中，男性占44.1％，女性占55.9％；平均年龄24.3岁，其中不满20岁的（“90后”）占23.0％，20～29岁的（“80后”）占57.1％，30岁及以上的（“70后”）占19.9％；已婚者占29.0％；调查对象来自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59.3％来自东部地区，主要来自河北省（29.7％）和山东省（28.0％），34.5％来自西部地区，来自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只有5.5％和0.7％；调查对象平均来津时间是3.9年，其中来津1年的占24.9％，2～3年的占38.5％，4年及以上的占36.6％。
二、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的主要特征
（一）进城动机：憧憬美好生活，谋求更大发展
农村青年走出故土离家舍业来到城市，进入全新的生存环境，受到不可低估的内在动力的驱使。调查中我们询问了“你来天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有几项选几项）”，有51.1％的人选择是“为了个人谋生或挣钱养家”，排在首位；其次是为了“学点本事，在城市谋求更大发展”，有33.6％；再次，是为了“到这里见见世面，开开眼界”，有30.5％；其他依次是为了“比原居住地挣更多的钱”（29.0％）、“学点本事，回乡好干点事业”（27.8％）、“喜欢在大城市生活”（19.5％）；也有人表示“没什么目的”（6.0％）。按年龄分组的统计结果见表1。
统计结果发现：（1）“为了个人谋生或挣钱养家”，即满足基本的经济上的需要，是不同年龄青年农民工进城目的的共同首选，年龄越大这方面的动机越强烈；（2）“90后”农民工为了“比原居住地挣更多的钱”而进城务工的情况与其他两组存在较大差异：“90后”农民工选择此项的比例在七个选项中仅排在第五位，而其他两组选择此项的比例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二位，可见青年农民工年龄越小，以挣更多钱为主要目的进城务工的倾向越弱；（3）年龄越小的青年农民工越注重未来发展，如“学点本事回乡好干点事业”、“在城市谋求更大发展”和“到这里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的比例均是随年龄增长明显递减的趋势，“90后”在四成左右，“80后”在三成左右，而30岁及以上组只有一二成；（4）在这组数据中只有“喜欢在大城市生活”和“没什么目的”两个选项在三个年龄组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从整体上看，“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比“70后”青年农民工更重视自我感受和未来发展。
（二）就业观念：谋生中增长知识技能
调查中，向青年农民工询问了“你找工作最看重什么（有几项选几项）”，从个人角度考虑依次是：看重“增长知识技能”的有58.6％，看重“发挥个人所长”的有53.7％，看重“轻松自由”的有35.8％，看重“实现个人抱负”的有31.8％，看重“能安排住宿”的有25.2％，看重“能解决户口”的有12.8％，看重“其他”的有1.7％；从工作角度考虑依次是：看重“工作稳定”的有76.4％，看重“收入高”的有63.7％，看重“劳动条件好”的有46.5％，看重“晋升机会多”的有25.2％，看重“老乡多”的有12.3％，看重“劳动强度小”的有11.5％，看重“其他”的有1.1％。按年龄分组的统计结果见表2。
统计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青年农民的择业价值观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主要是：（1）新生代农民工与“70后”青年农民工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找工作注重“增长知识技能”，七成以上的“90后”、近六成的“80后”农民工将此作为找工作首选，分别高出“70后”33.2％和20.8％。与此相联系，找工作注重“发挥个人所长”，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更为强烈；（2）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时对“能解决户口”的期待在全部看重的选项中比例是最低的，“90后”和“80后”分别低于“70后”组3倍以上和1倍以上。这一方面说明户口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目中并不是在城市生存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也从客观上反映了现阶段户口与工作单位并没有必然联系的现实；（3）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工作稳定”、“劳动条件好”、“晋升机会多”的比例均明显高于“70后”，尤其是看重“工作稳定”的高达近八成，高出“70后”近12个百分点。年龄越小对单位“劳动条件”的要求越高，对于“晋升机会多”的选择比例，“80后”则略高于“90后”，这与“90后”进城时间短不无关系。（4）不同年龄组的差异还突出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对“熟人”即老乡更为依赖，找工作最看重“老乡多”的比例尽管在全部选项中比例较低，但仍明显高于“70后”。
（三）主观评价：最大收获是开阔了眼界，最欠缺知识技能，最大困难是支出过大
对于“你在天津工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这一问题，全部青年农民工选择比例由高到低是：“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排在首位，占45.2％；“学习知识、技术”占22.7％，排在第二位；“能挣更多的钱”占20.2％，位居第三；其他依次为“结识有用的人”占6.5％、“改变乡下人身份”占2.8％、“其他”占2.5％。不同年龄组的差异表现为：“90后”、“80后”农民工选择“学习知识技术”是最大收获的分别为27.5％和24.1％，而“70后”仅为14.1％；认为“能挣更多的钱”是最大收获的新生代农民工为16.8％，而“70后”组则高出近1倍，为32.9％。
一些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新的社会环境中明显意识到自身素质的缺陷，对于“你觉得在天津工作自己最欠缺的是什么（有几项选几项）”这一问题，选择结果依次是：科学文化知识（55.1％）、工作技能（53.2％）、管理经验（33.4％）、人际交往能力（29.0％）、现代社会的新观念（21.5％）、良好的家庭背景（11.3％）、其他（1.1％）。按年龄分组的统计结果见表3。
这组数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与“70后”农民工的最大差异是认为自己“工作技能”和“管理经验”欠缺；“90后”的“人际交往能力”较之其他两个年龄组更为欠缺；而对于欠缺“良好的家庭背景”这一选项，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比例则低于“70后”组。
对于“你认为自己在天津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几项选几项）”这一问题，选择结果依次是：选择“支出过大”的有44.3％、选择“住房问题”的有33.4％、选择“心理压力大”的有29.9％、选择“学习专业技能”的有26.2％、选择“工作过于紧张”的有24.4％、选择“取得高一级的文凭”的有16.7％、选择“子女教育问题”的有13.0％、选择“成家”的有11.3％、选择“其他”的有0.7％。按年龄分组的统计结果见表4。
这组调查数据显示：（1）“支出过大”、“工作过于紧张”是不同年龄组进城务工青年的共性问题，不存在显著差异；（2）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压力明显高于“70后”年龄组；（3）认为“取得高一级的文凭”、“学习专业技能”是在城市工作最大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远远高出“70后”年龄组，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们对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视；（4）有关“成家”和“子女教育”方面的困难则反映了进入婚育年龄的“80后”和那些有子女的“70后”青年农民工的生活实际。
（四）心理状态：积极心态与消极感受并存
从农村来到城市后，许多青年农民工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前所未有的压力，普遍存在不良心理感受，同时也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心态。调查归纳了青年农民工通常存在的15种消极感受和积极感受。询问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你是否有下列心理感受”，选项是“从来没有”、“很少有”、“有时有”、“经常有”，统计中对应1、2、3、4四个分值，平均值越高表明心理感受越强。对全部青年农民工数据的统计结果按平均值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我对自己前途充满信心、我觉得生活得很充实、我有自主创业激情、我觉得自己不比别人差、我感到心理压力很大、我遇到困难时特别希望得到团组织帮助、我觉得自己有劲没处使、我觉得别人不理解我、我觉得精神空虚、我为个人生活问题发愁、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事、我觉得孤独、我觉得无助、我害怕失业、我觉得被人瞧不起。
统计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调查所列的15种心理感受中，5种积极感受的平均值排在前六位，只有“我感到心理压力很大”排在第五位。也就是说，他们的主流心态是积极向上的，积极感受强于消极感受；“心理压力大”的强烈程度居9种不良感受之首，事实上这一指标与其他各种不良心理感受相关联，或者是各种不良心理感受的集中体现；相比较而言，在各种不良感受中，“我觉得被人瞧不起”的强烈程度是最低的，排在最后一位，这与通常研究者所认为的“农民工具有‘强烈的被排斥感’、‘受别人的歧视’”的描述存在差异。
交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农民工心理感受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90后”、“80后”、“70后”的不同主要是（“经常有”和“有时有”这种感受的）：“我觉得精神空虚”分别是57.3％、49.7％、42.5％（p＜0.001）；“我为个人生活问题发愁”分别是43.6％、48.2％、37.4％（p＜0.05）；“我觉得孤独”分别是42.5％、43.5％、34.8％（p＜0.01）；“我觉得被人瞧不起”分别是21.1％、29.1％、28.6％（p＜0.01）；“我有自主创业精神”分别是72.6％、73.6％、67.7％（p＜0.05）；“我遇到困难时特别希望得到团组织帮助”分别是80.2％、62.9％、53.7％（p＜0.001）；“我对自己前途充满信心”分别是85.6％、83.6％、79.2％（p＜0.01）。总体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感受呈两极化倾向：一方面积极的心理感受如创业精神、对组织的期望、对前途的信心等明显比“70后”农民工强；另一方面，精神空虚、为生活发愁、孤独等消极的心理感受的比例也明显高于“70后”农民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初到城市后矛盾的心理状态，其深层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五）人生价值观：最看重要好的朋友、生活美满幸福、有高尚人格，最不看重职位或地位
本次调查列出了有关人生的12个要素，即“恋爱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具有高尚的人格”、“有要好的朋友”、“有幸福感”、“拥有丰富的知识”、“能够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拥有精湛的技能”、“对社会有贡献”、“自身价值得到充分体现”、“有可观的收入”、“有充裕的闲暇时间”、“拥有较高的职位或地位”，向青年农民工询问：你觉得这些方面“在你的人生中重要吗”，选项是“很不重要”、“不太重要”、“比较重要”、“非常重要”，统计中赋予1、2、3、4四档分值，从一个侧面考察其人生价值观。从整体上看，对这组数据的大多数指标，不同年龄组进城务工青年选择“重要”与“不重要”的比例趋同，但我们从其重视程度的排序中，仍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见表5。
统计结果显示：（1）不同年龄组青年农民工对人生最重要方面的选择中，排在前五位的选择中均有三个方面相同，即“恋爱婚姻生活美满幸福”、“具有高尚的人格”、“拥有丰富的知识”，这说明追求家庭生活质量和对自身素质的重视是进城务工青年人生价值观的共同点；（2）新生代与“70后”农民工最为显著的差异表现在对“有要好的朋友”的重视程度，“90后”、“80后”、“70后”三组分别将该项排在第一、第三、第七位。交互分析结果显示，三组认为此项“非常重要”的比例分别为69.9％、60.4％、42.9％，与前述“90后”找工作更注重“老乡多”相吻合，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依恋相对较高；（3）与通常人们对进城务工青年为了挣钱拼命工作的印象相悖的是，从整体上看，他们对“收入”并不那么看重，选择“有可观的收入”均值排在全部选项的倒数第三位。与自身状况相联系，对“拥有较高的职位或地位”看重的比例最低。这种选择反映了青年农民工人生价值观的基本尺度，也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他们对目前收入较低、闲暇时间少、社会地位较低的状况的认可或无奈。
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的分析与思考
（一）憧憬美好生活与追求进步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心态的主流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研究流动人口和移民的“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于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7]以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为前提，青年农民冲破制度的制约和种种阻碍走出相对落后的农村来到城市，从人口流动趋势上看，无论出于怎样的目的，这一行为本身就反映了他们不甘于农村的生活现状，有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相对于依然在家乡务农的青年，进城务工的青年被认为“更有本事”、“更有闯劲”。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青年农民进城务工目的排在首位的是为了“个人谋生或挣钱养家”，但为了学点本事“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到城里“见见世面、开开眼界”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远远高于“70后”；与此相联系，新生代农民工找工作更看重“增长知识技能”、“发挥个人所长”，“90后”农民工对这两项的选择比例甚至高于对“收入高”的选择比例。尤其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现实状况和价值观的是在谈及进城后的“最大收获”时，选择“学习知识技术”的比例明显高出选择“能挣更多的钱”的比例。有关青年农民工心理感受的一组数据，更进一步证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感受强于消极感受。从总体上看，调查结果在诸多方面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心态占主流。由此可以预见，随着城市发展对外来劳动力需求的扩大和政府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向上的心态亦将持续存在，并成为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心态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压力与困惑来自变化中的外部条件和自身的双重作用
社会心理学家对压力的描述之一是“用来对付威胁的常规方法的失败”。在社会心理学看来，压力与变化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个人生活中的重大变化需要社会的调节，并将使个人产生身体和情绪上的压力。[8]青年农民工群体是在流动中即变化中形成的，他们集中经历了诸多的被学术界认为产生压力的“生活事件”，如改换不同行业的工作、工作责任的改变、生活条件的变化、个人习惯的改变、工作时间或条件的变化、住宅的变化、社会活动的变化、家庭收入的变化等等。从他们选择离开农村的时候开始，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就伴随其中，他们也就同时承受着来自外部和自身的双重压力。
与城市人同在一个空间生活，但是有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有七成以上的人的收入低于城市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一些人尽管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在住房、医疗、受教育机会等方面与城市人有很大差别。他们社会资本缺失、经济资本贫乏，加之其特殊的农民工身份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和权益受损问题，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使青年农民工负重生存。与此同时，他们又不甘于做城市的“二等公民”，改变这种状况的心理十分强烈。他们渴望生活美满幸福、渴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可是又被自身条件的限制所困扰：他们最不满意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感到最欠缺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有子女的青年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成为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最大困难之一……这就形成了自我期望与现实状况的巨大反差。这种来自自身的矛盾冲突与外部的不利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们较之其他青年群体更大的心理压力。用同一调查中青年农民工与大学生、城市企业青年、农村青年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我们了解到，青年农民工自述“经常”和“有时”“感到心理压力很大”的比例是最高的（65.3％），与其他青年群体（57.9％、58.8％、58.6％）呈显著差异（p＜0.001）。
不可否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现行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的存在以及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等与城市人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城市化面临诸多难题；而他们不甘于在农村生活、不适应农村生活的现状，回归农村也存在障碍。正如有学者所言：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代作为特殊的大型人群游弋于城市和乡村的边缘，而不仅仅是城市社会的边缘，他们始终都徘徊于“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之中。[9]事实上，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他们选择走出农村来到城市之后，依然面临着新的选择，心理压力的存在是必然的。面对压力和困惑，需要设计适宜的生存策略，社会也有责任通过多种渠道帮助他们摆脱不利的处境。
（三）接纳与增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农民工在城市的不利处境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心态，从根本上说，不是基于自身的原因，而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行的户籍制度等不平等因素或社会排斥的必然结果，他们是利益被剥夺和受损的群体。近年来农民工被作为“弱势群体”得到某些方面的救助，对其摆脱困境、在城市立足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被贴上“弱势”标签的负效应是，他们的“另类”特征被人为地过度放大，这种标签的导向性作用对他们的个性意识和自我认同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往往容易使其向“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强化其“弱势”心态。如果他们未能为流入地所接纳，而被边缘化、被否定、被异化，将是多方面的损失：流出地丧失了一份人力资源流入地浪费了流动人口的才能、流动者本人未能一展所长。[10]而接纳他们，就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标签效应，使他们在与城市人共处中淡化其“农民”、“弱势群体”身份，这样更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效融入社会。
事实上，新生代农民工不仅仅是弱势群体，他们也是当今城市建设的生力军，是蕴涵巨大能量的社会资源。而且，无论这些青年人将来在城市“扎根”——成为真正意义的城市人，还是“归根”——回归乡村重新当农民，就这一日渐庞大的社会群体社会化过程而言，农民工的经历都将是其个体人生画卷上浓重的一笔，是未来在更高层面上发展的一种铺垫。因此，采取积极的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建立良好的生存心态，促进他们人生价值的最大化，不仅有利于当下的国家建设，更有利于国民人口素质的提升，有利于获得更长久的社会效益。而增权理论的运用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增权”是和“权力”及“无权”密切相关的，所谓权力不外乎是指人们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及其所拥有的能力。但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亦即权力感。正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无权也不单是指人们缺乏能力或资源，同时亦是指人们会通过一种内化过程，形成一种无权感，使得人们指责和贬低自己，进而陷入无权的恶性循环”。[11]增权的核心是通过提供资源以及培养能力，激发人的潜能，使其由被动的弱者变成主动的强者，实现自身合理的权力主张，改善社会资本和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增权，需要在国家制度和体制层面为农民工创造便利的途径、提供应有的社会资源，完善社会政策，使政策的结果趋向更合理、更公平，尽可能地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需要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专业指导和服务，帮助他们提高驾驭城市生活的各种能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激活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增权的主动性，进而使他们建立自信、获得自尊、实现社会参与，通过群体有序合法的集体行动影响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合法权益。这种主观与客观因素相结合、农民工群体与城市社会积极互动的正面体验，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良好生存心态的形成和自我价值实现，并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