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中亚起义直接起因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因论文,年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研究1916年中亚起义时，有必要详细探讨1916年6月25日沙皇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后方征调“异族”（非俄罗斯人）（注：异族主要指西伯利亚的吉尔吉斯人（即哈萨克人）、斯塔夫罗波尔省的游牧异族、内盟（布克汗国）的吉尔吉斯人，以及阿克莫林斯克、谢米巴拉丁斯克、七河、乌拉尔河和外里海等外省的异族。）从事苦力的命令，即“征调夫役令”的问题，因为这道命令是引发1916年中亚起义爆发的导火线。而且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沙皇在中亚地区军事殖民的实质，同时澄清学术界关于沙皇“征调夫役令”是“征兵令”的不恰当提法。
事实上，沙皇关于征调“异族”前往作战后方从事苦力的命令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而是在战争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候才予以颁布的。在此之前，俄罗斯政界曾多次就有关让免服兵役的“异族”行伍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沙俄政府最终却颁布了“征调夫役令”，而非“征兵令”。（注：俄罗斯当局认为，帝国境内的“异族”不可靠，所以规定他们可以免服兵役，也就是实行“异族”非军事化政策。）但是，1916年6月25日沙皇“征调夫役令”的颁布同征召“异族”服兵役的构想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探讨这道命令拟定的整个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筹备阶段，俄罗斯陆军部最先表明了让国内臣民，包括先前不要求服兵役的突厥斯坦边区和草原边区的“异族”服兵役的愿望，它指出：“保卫祖国和沙皇是每位俄罗斯臣民的神圣职责。”[1]（P.182）一些国家杜马成员和地方政府的代表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这其中有突厥斯坦边区七河省督军（注：Βоенный гуσернатор，又译“军事省长”、“武官省长”或“驻军司令”（参阅吴筑星：沙俄侵略中亚的要塞线，载中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7。）М.А.法尔巴乌姆，他曾于1910年上奏尼古拉二世，提议征召吉尔吉斯人（注：此处吉尔吉斯人实际上是哈萨克人，在俄文文献中，俄国人常把哈萨克人称作吉尔吉斯——凯萨克人（Киргис-Кайсаки）、吉尔吉斯——哈萨克人（Киргис-Казах）或吉尔吉斯人（Киргиз），而把真正的吉尔吉斯人（中国称柯尔克孜族）叫作喀拉吉尔吉斯人（Каракиргиз）或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Дикокаменные Киргизы，意为野石吉尔吉斯人）。直到20世纪初，俄国人仍然把中亚草原上的游牧民统称为吉尔吉斯人。十月革命时，俄国人仍把哈萨克人称作吉尔吉斯人，而把吉尔吉斯人则称为喀拉吉尔吉斯人。直到1926年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参阅孟楠著：《俄国统治中亚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注①；王智娟：《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第84页。））行伍，沙皇准奏“同意执行”。[1]（p.183）但是，这些提议在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1910年突厥斯坦边区总督А.В.萨姆索洛夫在致内务部的信函中指出，征召“异族”入伍不可行，其理由是“对边区土著居民来说，实行征兵是不合时宜的，同时也是同边区管理机关的主要任务——巩固俄罗斯在边区的统治不相符的”。[1]（P.184）他建议向“异族”征收货币补充税以替代兵役。陆军部对征召边区居民行伍也不无担忧，它指出，“使不可靠的民族居民的某个团体军事化对国家可能是危险的”。[1]（P.183）陆军部和内务部在对各地广泛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汇总研究后，做出了将在一段时期内延迟征召突厥斯坦边区“异族”入伍的决定。[1]（P.184）可见，沙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放弃了征召“异族”行伍的决定，转而于1915年1月1日起实行特殊的战争税以替代它。
但是，战争破坏了沙皇的打算。由于作战部队装备给养差、军事指挥无能、上层人士叛变、经济落后以及其它一系列原因，俄罗斯在前线节节败退，人员伤亡数以百万计。191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和大臣会议成员提出，有必要“立即征召边区异族，包括突厥斯坦异族居民保卫祖国”。[1]（P.185）然而，在总参谋部征询突厥斯坦边区总督的意见时，当时的边区临时代理总督马尔特松（于1915年8月20日）答复道：“向当地居民征兵不可行”；他同时援引А.В.萨姆索洛夫将军先前（1910年）曾做出的结论：“向土著征兵，即便在战时仅作为一种临时的应急措施，也会引起巨大的动荡”。[1]（P.185）沙皇政府再次放弃了向“异族”征兵的念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一步深入，沙俄最后的人力资源也基本消耗殆尽，陆军部被迫提请审议《向曾经免服兵役之居民征兵》的专门法律草案。[1]（P.186）根据该草案，应立即向居住在突厥斯坦边区锡尔河省、费尔干纳省和撒马尔罕省免服兵役的全体俄国居民征兵共计约10万人。1915年11月27日，Б.В.什秋梅尔主持召开大臣特别会议审议已提交的法律草案。内务部部长别列茨基在会上发言指出，不应该向“异族”征兵的主要原因是可能会在异族部落，尤其是中亚地区出现不满和骚乱。[1]（P.186）沙皇政府预感到向“异族”征兵的计划可能会彻底失败，所以未能全面支持陆军部的法律草案，但是此时由于作战后方的工程人员大量逃亡，以致政府被迫强行通过用“异族”加以替代的决议。总参谋部要求实行紧急“征调”，但是究竟从何地征调，它提请大臣会议讨论，“是否可以在战区省之外的省份为军队征调必需的民夫。”[1]（P.188）
1916年5月3日、6日和6月14日，大臣会议召开了三次特别会议，讨论总参谋部的提案。会议认为，征调先前免服兵役的居民前往作战后方做工是可行的。正如1916年5月3日、6日和6月14日的《大臣会议特刊》所记载的那样：“目前，军队迫切需求夫役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把部分免服兵役地区的居民组织成专门民夫队（不装备武器），较之陆军部的法律草案实行征兵要好听一点。”[1]（P.188）会议初步决定征调夫役55万人。[1]（P.189）
这样，沙俄当局似乎找到了解决“异族”从军问题的“无危险”的途径。于是，沙皇正式钦准了大臣会议关于征调夫役的建议，并于1916年6月25日颁布《关于征调帝国异族男性前往作战后方从事防御设施与军事通讯建设以及与国防建设相关之一切其他必需工作之法令》。法令全文如下[2]（P.25）：
沙皇陛下1916年6月25日圣谕：
1.为在战区从事防御设施与军事通讯之建设，以及从事其他一切利于国防建设必需之工作，特在当前战时征调帝国如下地区19～43岁（含43岁）之异族男性，兹列清单如下：
（1）阿斯特拉罕省与西伯利亚诸省之异族，不包括流浪之异族和定居于下属省份之异族：沿海省、阿穆尔省、勘察加省和萨哈林省，雅库特省中科累马州、魏霍扬斯克州和维吕斯克州，叶尼塞斯克省及各县之图鲁汉斯克与博古强斯克地区，以及托波尔斯克省之别廖佐夫县和苏尔古特县；
（2）锡尔河、费尔干纳、撒马尔罕、阿克莫林斯克、谢米巴拉金斯克、七河、乌拉尔、图尔盖和外里海等省之异族；
（3）捷列克与库班省及外高加索之穆斯林（不包括以实物税替代兵役之奥塞梯穆斯林和不应服兵役之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居住在外高加索之叶兹德人、印吉洛伊基督徒和苏呼米州之阿布哈兹基督徒，以及斯塔夫罗波尔省之特鲁赫门人、诺盖人、卡尔梅克人及其他相似之异族。
2.应征调异族年龄之确定，依据1.以及经内务部与陆军部同意，于1914年8月3日圣谕钦准之军事委员会有关条例规则，制定征调夫役细则。
沙皇“征调夫役令”的颁布是沙俄当局军事殖民深入的必然结果。尽管这道命令同陆军部向“异族”征兵的计划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两者还是有所不同。毫无疑问，1916年中亚起义的直接起因是1916年6月25日沙皇的“征调夫役令”，而非所谓的“征兵令”。“1916年7月8日，沙皇政府宣布征调19～43岁的男性‘帝国异族居民’到战场去修筑工事……这就激起了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民族起义。”[3]（P.418）在此，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不恰当的提法予以修正。这其中有张大军先生在《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330页）中的记述，“民国五年俄政府在哈拉湖一带哈萨克游牧民征兵，哈族不从，捕杀其头目数人，遂激成公愤”；帕尔哈提·阿帕尔在《中亚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上的撰文，“1916年7月4日在土耳克斯坦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之一的忽毡（现塔吉克的列宁阿巴德市）3000多人参加的群众性抗议游行反对沙俄当局在非俄罗斯民族征兵政策。”[4]（P.102）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陆军部在初步制定征兵方案时，总会多次向各地督军征询意见并就此专门召开特别会议予以讨论，但是政府在拟定向作战后方征调夫役的方案时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做法，只是一味地想尽快向前线地带征调所需的夫役。因此，当这道命令以电报方式传达给草原边区总督和突厥斯坦边区总督，并于1916年6月28—29日转达给图尔盖省和乌拉尔省督军时，他们觉得非常意外，因为此前他们根本没有征调夫役的任何思想准备。[2]（P.34）正如图尔盖省督军М.М.艾维尔斯曼致喀山军事指挥官的信中指出的那样：“6月28日内务部第18991号电报令传达1916年6月25日沙皇向作战后方征调夫役的法令。命令转达我处之前，从未有人向我征求过任何这方面的意见。关于为作战后方征调吉尔吉斯夫役的命令，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我省居民都是出乎意料的事。”[1]（P.194）同样，突厥斯坦边区总督А.Н.库罗帕特金在致总参谋部的报告中指出，“边区居民和行政当局根本没有做好执行沙皇命令的准备。”[1]（P.191）
沙皇令规定，征调所有年龄在19～43岁（含43岁）之间的边区“异族”男性公民，其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是如此之明显，以致А.Н.库罗帕特金在会见陆军部副部长费罗洛夫时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俄罗斯，征调19～43岁之间的男性公民参军，在两年之内尚难完成……何况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突厥斯坦边区所有年龄在19～43岁之间男性公民的征调。首先，在经济上这将给当地居民以沉重打击，当地土著可能将荒废掉今年的收成，尤其是棉花的采摘，当然就更谈不上下种，包括来年棉花的播种；而游牧民则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因无力迁徙而舍弃自己的畜群（因为留下来的只有儿童、妇女和老人）。”[2]（P.40）
1916年7月2日，突厥斯坦边区代总督М.Р.叶洛费耶夫主持召开了各省督军会议，会上决定编制各省、各县和各乡被征调人员花名册，同时规定加大产粮区和畜牧区的征调力度，相对减少植棉区的征调人数。最后决定预计在突厥斯坦边区各省征调25万人，分配名额清单为[2]（P.77）：锡尔河8.7万人，七河6.0万人，费尔干纳5.0万人，撒马儿罕3.8万人，外里海1.5万人，合计25.0万人。
另据1916年12月8日内务部资料，草原边区各省预计征调人数23.3万人，配额如下[2]（pp.503～573）：阿克莫林斯克4.8136万人，谢米巴拉丁斯克8.5479万人，乌拉尔5.0270万人，图尔盖5.0万人，合计，23.3万人。
由此可见，突厥斯坦边区和草原边区预计征调夫役共计近50万人。究竟如何实行征调？当时殖民当局拟定了两套方案：一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征调，二是在有反抗的情况下征调。事实上，殖民当局本身也不相信会有和平局面出现，因此它更多地倾向于采取第二种方案。例如，撒马尔罕省督军向各县县长下令，在接到征调令后，务必在居民中挑选宣传员，万一遇到反抗则实行强制性征调。[1]（P.194）仅撒马尔罕县一县，为实行征调就筹建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骑兵连。外里海省省长在“关于从当地土著居民中征调夫役的问题”会议上，建议各县县长，如果居民不执行当局提出的征调要求，要采取强制措施，即实行逮捕或使用武力。[2]（P.30）在外里海省德詹县县长比亚罗诺维奇制定的《强制征调夫役计划书》中，决定创建征讨队。该计划第二条的《执行行动》规定：“县长或副县长及警察局长（本地区的）将带领不少于半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骑兵连并配备枪炮、一名医生、两名医士、四个卫生员及若干担架和绷带等用品的讨伐队，同时带上村长及翻译到指定的阿乌尔（注：俄文аул，高加索、中亚等地的山村。），命令骑兵侦察班从四面包围村庄，每个侦察班四人，选择较为合适的地点安排持枪炮的步兵对准阿乌尔，要求村长告知村民到讨伐队指定的地方集合。”[2]（pp.31～32）在两边区的其它地方，当局也大抵都是准备如此征调夫役的，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另外，征调夫役的政策并不公平，具有非常明显的等级差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局解释沙皇令的细则中看出来。细则规定，各乡、各村及各阿乌尔管理机构的公职人员、骑手（武装护卫队）、神职人员、“荣誉公民”及其他有产阶层居民，免于征调。[2]（pp.28.33.44.50～53）内务部部长赫沃斯托夫给图尔盖省督军也作了同样的阐释。根据这些细则，在当地行政机关任职的所有“异族”、宗教学校的学生等免于征调。除此之外，殖民当局下令，任何一位土著都可以雇用他人来顶替自己去后方做工。这条规定无疑为殖民当局和“土著”行政机关徇私舞弊和暴力欺压民众打开了方便之门。
在很多地方，殖民当局和土著上层利用被免于征调的夫役大发横财。在此，我们只需举一个实例便足以证明。来自阿克纠宾斯克县第一布尔丁斯克乡第二、三、八、九和十一阿乌尔的19位哈萨克夫役，受雇于一位叫乌捷甘·穆克诺夫的雇主，在雇主的申请下，这19人被免于征调，留下来为军队供应粮草。根据雇主和雇工双方签订的协议，雇工应压制2.5万普特（注：俄文нуд，又译俄担。1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的干草料，由雇主穆克诺夫卖给军队。要知道压制干草料的方法是非常原始的，需要大量劳动力和高强度的劳动，然而雇主支付给雇工的酬劳不过每普特5戈比。[1]（P.217）而阿克纠宾斯克县布尔丁斯克乡第十阿乌尔受雇供应军需草料的哈萨克雇工，向远在30俄里以外的火车站运送2万普特的干草，仅收入6戈比/普特。[1]（P.332）以上事实表明，沙皇征调夫役令的颁布及其实施，将沉重的负担压到了劳动大众的肩上。然而，剥削者在行政当局的庇护下，不仅免于被征调，而且大发不义之财。所有这一切进一步加强了民众对沙俄当局的村长、乡长和从事剥削的上层人士的仇恨。
以下我们将集中引用1916年7月15日出任突厥斯坦边区总督和军事指挥官的А.Н.库罗帕特金的言论，评述1916年中亚起义的起因。
А.Н.库罗帕特金上任总督后，很快于7月26日向总参谋部递交了一份专门报告。它在报告中指出，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实施沙皇令时操之过急，尼古拉二世为此作过如下批示：“同意（上述看法——作者加）。谨提醒不要采取那种仓促而欠考虑之措施。”[2]（P.54）沙皇不得不承认自己法令的破产。А.Н.库罗帕特金在致陆军部的报告中写道：“6月25日沙皇关于征调夫役的公告……给逐渐和早已对俄国统治秩序不满的运动以推动。如果没有先前的那些不满……毫无疑问，对征调夫役令的抗议还不至于以这种叛乱的方式表现出来。”[1]（P.201）
А.Н.库罗帕特金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疏中更为详尽地呈报了1916年中亚起义的原因，他指出：“毋庸置疑，叛乱的借口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号召突厥斯坦土著提供夫役的命令。这个号召提供夫役的命令传达得又如此之快，以致将当地居民和边区行政机关置于窘境之中。”[2]（P.93）库罗帕特金进一步指出起义最直接的原因“除了引起土著叛乱的一般原因之外，还有近30年来突厥斯坦土著各集团中对自己状况不满的积累。[2]（P.94）在谈及吉尔吉斯人起义最重要的原因时，总督没有否认沙俄当局移民政策给中亚所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他指出吉尔吉斯居民被夺去了大面积土地，其中部分土地是其生活必不可少的。这些剥夺的土地被用来组建俄罗斯人村镇、牧场和惟一的国有领地——官方林场。在土库曼，水的问题也是引起当地居民极大不满的原因之一，还有暗探局的暴行同样也激起了土库曼人的愤怒。
А.Н.库罗帕特金的言论对于我们认识1916年中亚起义的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位突厥斯坦边区总督基本上指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存在于突厥斯坦边区和草原边区残酷的军事和殖民政策所引起的严重后果的问题。
1916年中亚起义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前提[5]，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再赘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亚广大民众身上早已加剧了的社会和民族压迫，因在边区“异族”中征调夫役而进一步加深。1916年6月25日沙皇令的颁布便成为这次起义的最直接原因，因为它触动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最起码的生存权和自由权。在中亚，多年来压在许许多多民众身上的无数苛捐杂税，本来就已使他们的物质状况日渐恶化，而掠夺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让他们的这种状况每况愈下。战争成为他们最憎恨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远离出生地、前往前线做苦力的愿望。这就是当局在下发了第一批《关于立即编制年龄在19～43岁之间男性土著花名册》的命令下达后马上引起居民愤怒的原因所在。撒马尔罕省督军雷申将军写道：“骚乱在高涨，斗殴和杀害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当地政府的劝说和训诫丝毫不起作用，他们的解释更无人相信，现在，所有这一切将最终以反对俄国政府的公开暴动的形式表现出来。”[2]（P.161）库罗帕特金承认：“随着征调夫役令的公布，叛乱开始了”，并且席卷了一省又一省。
1916年中亚起义终于在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在1916年6月25日沙皇征调“异族”夫役令的直接刺激下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