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乐智慧》中关于发展商品流通和市场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流通论文,智慧论文,之论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适逢11世纪世界著名的我国维吾尔族伟大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优素甫·哈斯·哈吉甫诞辰980 周年暨其名著《福乐智慧》面世928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学者及其深邃的思想， 又重读了这部名著，深感书中作者所表达的对社会、经济、法度、伦理道德、哲学、宗教、经世治国之道，以及婚姻家庭、对子女的培养教育等问题的看法和阐发的思想，对后世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内中有些重要的思想对今天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一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在喀拉汗王朝时期，随着城市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封建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当时以喀什噶尔、巴拉萨衮、撒马耳罕等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出现了高涨的局面，而喀什噶尔在喀拉汗王朝存在的整个时期，始终保持着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同时，这一地区又处在古“丝绸之路”上，商品流通比较发达，市场繁荣，正如书中所描绘的：“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又将桃花石锦锻铺陈”；（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第13页，民族出版社，1986年。）“有的从东方带来珍贵的礼品，有的从西方赶来，献一片赤心”；“你瞧，从空中飞来天国的鸟儿，一些是印度的罗阇，一些是凯撒的使臣”；（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6页。）“啊，世界的丽质，贵胄的美饰，社稷的光辉，捕捉幸运的缰绳”。（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15页。）正是在当时这种体现开放格局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作者在书中阐发了其发展流通和市场的思想。
在《福乐智慧》中关于发展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思想，作者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而且其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一、充分强调商品流通和市场的作用。商品流通是商业的职能，而商业是由商人来进行的，商业是生产和生产、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商业行为则是通过市场来实现和完成的。为此，作者在书中强调指出：
首先，要重视商人、商业和市场的重要作用。因为商人“为谋生他们周游世界，向真主献出心智和一切。你要和他们接触来往，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天下的珍异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世界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全都来自他们的身旁。世间倘无商人奔走四方，怎能穿到紫貂皮的衣装？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倘无商人在世间东奔西走，谁能看到成串的宝石珍珠？”（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4—575页。）虽然在这里主要是从满足生活需要和某些富有者奢侈需要来说的，对于满足生产的需要和促进生产的作用并未论及，但只要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了，也就搞活了流通。可想而知，对生产肯定会起到满足其需要和促进其发展的作用。
其次，由于商人在商品流通活动中联系四方，就能发挥沟通信息和传播信息的作用。因为“货主为商贩提供物品，商贩将物品在世上流通。”（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88页。）这样就会起到联系四方和传播信息的作用。 “请听富豪巨贾的语言，他为了追求利益将世界跑遍。”（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 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89页。）“请听周游世界之人来讲，他曾奔走四方，见多识广。倘若你想使自己名扬四海，就应该将异乡人好好地对待。”（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6页。） “对待他们应慷慨大方，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传扬。世人的名声由他们传遍，好名声坏名声他们都传。”（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5页。）这种传播本身，也就沟通了信息， 促进和加强了与四方的联系。
再次，由于商品流通有着巨大的作用，因此，王朝中掌管经济的官员还必须善于经商，掌握市场行情，善于收商业之利。作者明确指出：“司库还应善于交易，不懂得交易之人没有收益。所有的物品他都应该熟悉，要知道它们的贵贱价值。”（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63—364页。）“司库应该干练而又清醒，倘若无能，会延误事情。”同时，还要注意讲求信誉和公平交易，正如“国君倘若失言，会失信于民，若失信于民，财物也难久存。”（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65页。）“做生意要讲和气和公道， 缺什么东西定能找到。”（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364页。）但是，作者也特别提醒人们注意， 要看到商业活动的特点以及商人的本质特征，商人是通过“买进卖出而追求利润。”（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4页。）“他们对利害计算得十分精细，与之交往，需要特别注意。”（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5页。）所以，在肯定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又明确指出了其负面的作用，提醒人们予以警惕，要防止“商人们不再讲究信誉，工匠们不再忠告后生。”不能“信用徒有其名，无人履行；忠告徒有其言，无人聆听。”（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41页。）
二、要正确对待商品生产者，使其安居乐业，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以保证市场源源不断的货源。在当时，为市场提供商品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有农民、牧民和手工业者，这些都是小商品生产者。除此而外，则是商队从外地贩运来的商品，而从远方贩运来的商品，其中的高档次商品主要是满足富有者和权贵们的消费需要，而满足一般消费者需要的商品，更多的则是仰仗于本地和近处的商品生产。为了保证市场有源源不断的商品供应，就必须正确对待商品生产者，使其安居乐业，以便不断生产出商品供应市场。因此，作者提出：一方面，必须重视直接生产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作用，是他们为社会提供了衣、食、住、行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的喀拉汗王朝，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为社会提供商品的主要是农民、牧民和工匠。作者向当时王朝的统治者指出：农民“乃是十分有用之人”，“一切人都从他们那里获益，他们给人们赋予饮食的乐趣。一切能呼吸、知道饥饱之人，一切活人都需要他们。”（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 民族出版社， 1986年，第573页。）牧民可使人们的衣、食、住、 行和某些军需品得到保证，“饮食、衣物、战马和骑乘、连载畜驮牲也得他们供奉。奶酒、乳酱、毛、脂、酸奶和干酪，使居室舒适的毡毯也来自他们。”因此，“他们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7页。）。至于工匠， 当时主要有铁匠、靴匠、皮匠、木匠、油漆匠、弓矢匠、画师等。作者指出，他们谋生度日全凭技艺，是对大家有利之人，接近他们终会获益，因为“人世全凭他们缀饰妆点，他们能制出惊世之物”。凡“与他们往还，与他们交际，使他们喜欢，你也会喜欢。”（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80页。）很显然， 作者对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为社会提供各种商品，以保证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王朝的统治者要予以重视，这一看法是与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与“唯上智下愚”的观点大相径庭的。
另一方面，要求王朝的统治者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产者，对待他们要公平合理，施以关心。为了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好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和尊重他们良好的品德。如“农人们个个都慷慨大方，满足于真主的赐予，心怀宽广”（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3页。）；牧人“他们可靠、诚挚、 心地纯正， 不会把负担转嫁别人”（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 《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7页。），而且“他们不谙奸诈”（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78页。），“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 而工匠“对你也是有利之人”，“接近他们终会获益”。其次，不仅要尊重他们良好的品德，而且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对农民“你应该和他们多多结交，态度要和蔼，语言要美好”；对牧民“应好生对待”；对工匠同样要很好地与他们交往，“为你干了活应及时把工价付予，为他们提供饮食要宽宽裕裕”（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581页。）。 作者所提出的对生产者不仅要尊重他们的品德，而且要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这对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其巨大作用，促进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再次，为了使生产者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为此要“使他们温饱，在公正中度日”，并要和他们交往。书中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作者非常重视解决好生产者的温饱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会直接关系到生产者发挥作用，以及调动其生产积极性问题。因此，他明确提出“对庶民要公正，令其安居乐业”。要解决生产者的安居乐业问题，就必须使生产者具备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做到“满足其所求，取你之所需”。按照今天市场经济的语言来说，也包括要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去取得生产者生产的商品，不可凭借权势或特权巧取豪夺，而是要使他们能“在公正中度日”，得到温饱，使之能安居而乐其本业。总之，要用好的办法“让商人们保管好自己的储存，让工艺匠人们传艺给学徒。让农夫们精心种好稼禾，让牧人们繁衍增殖牲畜。”（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724页。）使生产者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为市场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繁荣市场。
三、要保证银子的纯度，以维护币值的稳定。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书中向统治者指出，作为统治者，对百姓肩负有三项职责，而且要竭诚尽职，其中“一是要在国中保持银子纯度，不能让银子成色降低”（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 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722页。）。作者明确提出要保持作为货币的银子的成色与质量， 亦即要求稳定币值。这对于稳定市场物价，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安定百姓生活，减少怨尤，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在当时，银子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货币，其制造是被统治者垄断的。如果统治者人为地对银子掺假或有意降低其成色和质量，以次充好，其结果必然是对劳动人民的变相掠夺。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就“不能让银子的成色降低”。能做到这一点，无疑会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生活，免却属民的诸多怨恨。在优素甫之前，我国研究经济问题的少数民族人物中也曾有人涉及过货币问题。如北魏鲜卑族拓拔氏宗室中的杰出人物任城王拓拔澄，在公元516 年时曾谈论过货币，其主要论点在于反对禁止古钱的使用，主张新旧钱一律通行。（注：见《魏书·食货志》。）但他还没有涉及到稳定币值这一问题，而作者关于稳定币值的货币思想，不仅有利于稳定和繁荣当时的王朝经济，也有利于安定百姓的经济生活，是具有人民性的。
四、要保证商路的安全畅通和市场的安全。鉴于当时喀拉汗王朝所统辖的地域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经常过往的商旅不断，商队经长途贩运的商品，不论是从内地输往国外，或从国外贩回的商品，一般都是属于较贵重的商品或非常短缺而又很需要的商品，经商者亦不乏富商巨贾，因此，商路上就难免有歹徒和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进行盗窃和拦路抢劫，这必然给商路的通行造成极大的危害。为了保证商路的平安和畅通，保证商旅和市场的安全以及王朝内部的安定，作者给统治者提出的对百姓肩负的三项职责中指出：“三是保持所有道路安全无阻，要将盗贼悉数清除。”必须“要将城镇乡野的盗贼扫清，让行旅和商队皆平安无虑。在内要把暴徒铲除干净，在外要把强盗扫荡无余。邪恶之徒须以严刑惩治，以毒攻毒，最为相宜。歹徒必须用监牢、铁索对付，如此才能改变他们的恶习。”（注：《福乐智慧》第719页。）
要实现王朝安定的局面，就“首先要使国家大治，百姓纯净，还须留心关注内忧外患。”“要用理法来治理百姓，让国中恶行烟消云散。”一个国家“如果不禁绝坏人坏事，国事便不能得到改善。”同时，在国中要提倡抑恶扬善，并予以正确地引导，“要抑制恶人，使其改恶从善，要尊敬善者，使其善性常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内部的团结，“穆斯林和穆斯林都是兄弟，莫侵犯兄弟，要保持亲近。”对将士和臣仆要使他们愉快，勿使他们为本职以外的其它事忙碌，使之忠于职守，以做到“对敌人是死神，对朋友是知己。”要结合伊斯兰教的教规将国家治理，还要“取缔掉内外一切酒店”以防止酗酒滋事引起纠纷或酒醉行凶，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宁。这些都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市场不可缺少的条件。
五、为了发展商品流通和繁荣市场，要打破封闭，敞开大门，实行对外开放。作者指出，为了满足王朝的所需就应该实行开放。因为“你的商队历经列国在世上漫游，到处搜寻绫罗绸缎、紫貂灰鼠。东罗马锦锻和印度丝绸， 也难以填满你无底的宝库。 ”（注：《福乐智慧》第697页。）所以，对“所有的商人都是这样，敞开大门，和他们交往。 对待他们该慷慨大方，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传扬。”因为“善待异乡人，满脸生辉，善待流浪汉，名满环宇。”要有一个开放的思想，形成开放的格局，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六、严明法度，以保证王朝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要搞好商品流通，使市场稳定而有序，这就要求“法制要完善，莫将它败坏”（注：《福乐智慧》第185页。）。要做到“凡事均应有礼法规程”， “如果不禁绝坏人坏事，国事便不能得到改善。”“法度和规程如果得到施行，邪恶和狡诈就会绝迹。”，但又必须注意到“莫制订酷法，莫与坏人为伍，莫纵容坏人，把坏人庇护。”（注：《福乐智慧》第744页。 ）以上关于建立和严格法度的思想，对于保证当时经济的正常运行，保证百姓经济生活的安定是非常必要的，其作用和意义更不可低估。
七、让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合理负担税赋，反对横征暴敛。作者提出，要严格征收税赋，以充实国库，但对纳税赋者要做到负担合理，一视同仁。随着当时的“丝绸之路”的经济往来，大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税赋收入早已成为当时王朝国库的主要财源和财政收入，纳赋手段也由实物发展到货币。据《吐番考古记》载，远在唐代的“一些出土文书中，还载有西州人交纳赋税的钱物数字”。（注：见《新疆简史》第一册，第129—130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及至喀拉汗王朝时期，肯定会更有发展，这是当时充实国库的重要来源。因此，作者在书中借用贤明之口极为明确地呈谏：应要求百姓“不得抗缴国库的赋税”，“要令其按时缴纳赋租”，一视同仁地以此作为所有属民应尽的三项义务之一。但是，也要求统治者必须先使自己的属民有条件安居乐业，各得其所，然后才能达到使属民按时缴纳赋税的目的。
同时，在征收赋税过程中，对纳税者要做到负担合理，还要量其力，保护其必要的生计，做到“莫使小康者负担富豪的赋役，那会使小康者败落，家道凋敝。莫使贫困者负担小康者的赋役，贫困者必因饥饿而死，断了根基。若关注贫困者，他们会成为小康，小康者得以养息，便能够致富。贫困者成小康，小康者会变富，国家便富足。”（注：《福乐智慧》第721页。）作者以上关于征收赋税，取得财政收入以充实国库， 让百姓合理负担，非常注重为财政收入“开源”的思想，显然是很可取的。这是与那种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的财政思想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
《福乐智慧》一书的写作和面世，是在11世纪中叶，而书中所体现和蕴含的各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作的阐发，与其同时代或其后的许多思想家相比，确实有进步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一，书中作者所阐发的关于发展商品流通和市场的认识和主张，与其同时代的中原汉族地区那些以“重本抑末”作为教条的思想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为在中原汉族地区，自西汉盐铁问题之争以后，“重本抑末”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无商不奸”可以说是当时统治者的共同看法，“重本抑末”亦即“重农抑商”成为长期推行的经济政策，其后即便有论商者，往往也只能曲意道真情，否则，就有可能被统治者定为以末业乱社稷之罪。这种“重本抑末”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抑制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也正是我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福乐智慧》中的重商之论和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商品流通的发展，市场的繁荣，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同时也会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瓦解作用，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进步。马克思曾经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72。）
第二，关于商品的流通及市场之论中，已萌发出早期的市场经济的某些思想。当然，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晚期。通观当今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并没有统一的模式，而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往往有其不同的特点。但在各种各样的市场经济中，往往又共同具有如下诸特征：即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同时，均要求和实行以法制为保证，亦即市场经济实质上又是法制经济，否则，将成为无序的、混乱的经济社会。（注：关于市场经济特征的论述，详见张克武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建设》，第8—13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在此只作简述。 ）书中作者所提出的要重视商品生产者的作用，并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商品生产者，这实际上就是指出要尊重商品生产者的自主权。因为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不仅生产要尊重其自主权，而且交换亦必须尊重其自主权，必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同时，优素甫提出，对商品生产者“要公正”，“要对庶民施行公正法度，不容一人对一人施行暴力。”而且要“满足其所求，取你之所需”。这实际上是强调了商品生产者的平等性，在商业活动中必须实行公平交易，平等竞争，彼此都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等价交换，买卖公平，不得凭借暴力巧取豪夺，也不得凭借权力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对此，要以一定的法度作为保证。同时，要求与各地的经济往来和商业活动，要“敞开大门，和他们交往”。这些均表明作者具有开放性的思想，并且强调要“施行公正法度”，保证“所有道路安全无阻”，“要将盗贼匪徒悉数清除”等等，这些都是实行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书中所阐发的观点，已萌发出早期的符合于市场经济要求的一些思想。从世界范围来看，最早全面论述和提出市场经济理论的，是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和发展者亚当·斯密，而优素甫在早于他7个世纪的11世纪， 其经济思想中就已涉及到后来的市场经济的某些方面，我认为，优素甫不愧为早期萌发了某些市场经济思想的伟大先驱者之一。
第三，作者关于稳定币值的思想，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亦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繁荣，以及安定百姓的经济生活。这一思想是具有人民性的。作者提出“要保持银子纯度”，“不能让银子成色降低”，这实际上是提出保持币值的稳定，不能让货币贬值。而货币不贬值，就意味着能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进而使市场得到稳定。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民众经济生活的安定，从而保持社会的安定，使整个王朝得到稳定和经济繁荣，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思想。即使在今天，这一思想也同样是正确的。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出现金融危机，货币严重贬值，其带来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优素甫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同样具有教益。
第四，要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市场，就必须对外实行开放，对内要严明法度，清除盗贼匪患，保持所有道路安全无阻，这些也是发展和繁荣经济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只有对外实行开放，才能增进和发展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分工和协作，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才能进行技术和信息交流，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获得比较利益；同时，开阔人们的视野，提高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严明法度，则是给人们的行为以一个共同的规范，为对外开放提供良好的条件。
第五，关于合理收缴税赋，不能实行横征暴敛的思想，有利于藏富于民，搞活财政。优素甫认为，统治者治理百姓，应该尽力使他们富裕，要“靠人民富裕，来保卫自己”。只有“人民富裕”才能“国家大治”。若百姓贫困，饥寒交迫，就不可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本身就会构成对统治者的威胁。同时，民穷也决不可能达到国富，因为“敛财需要人民富足”。正因为这样，从政治上来看，要巩固统治地位，使国家安康，必须懂得藏富于民；从经济上来看，要使国库殷实，实现国富，也离不开藏富于民。
《福乐智慧》虽然是一部以诗歌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但它的内容所涉及的面非常广阔，内中所蕴含的许多思想，包括其中的经济思想，对今天亦有积极的意义。它对于我国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1998-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