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理性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观论文,理性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价值观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为创新青年价值观教育，需要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进行理性审视。
一、注重坚持“一元”导向，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的层次性
建国以来，尽管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青年价值观教育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内容也随之进行了相应调整。但是，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导向上，我们一直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动摇。这“三个主义”也是的至今日价值观教育的主旋律，我们也一直希望能把青年的思想统一到这一“主旋律”上来。但是，在改革开放前，我们的价值观教育还能比较容易地把青年的思想统一到这一主旋律上来，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多样化价值观的存在已是客观事实的今天，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已经不能轻易地实现这一目标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强化了青年的平等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放意识。而这些意识的增强，必然弱化其整体意识，而是从各自的目的和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看法，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给价值观教育带来了许多困难。
事实上，当前弘扬价值观教育主旋律，实际是要处理青年价值取向多元化与社会一元性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处理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使青年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既符合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又符合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原则和思想。我们应当清楚，价值观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从大的方面而言，它包括物质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人的价值观。具体讲，它包括经济价值观、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生活价值观等等。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同，思想道德觉悟不同，人们在经济、政治、道德、职业、生活上的价值观也参差不齐。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加之受西方各种价值观的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面对这种社会现实和多元的价值取向，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必须体现出层次性。既要把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同一般的经济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生活价值观区别开来，同时，还要注意把社会少数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价值观同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价值观区别开来。在过去很长时间的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并未太多注意区分这两个层次，往往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一刀切”的办法；或把一些青年的经济、生活的价值观，如追求正当的物质利益，上升到政治价值观的高度，斥责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者用少数先进分子的共产主义价值观要求所有青年。这些做法都不能使价值观教育达到预期的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让青年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又使之经过自己的选择，确立符合社会价值的观念，并且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去，形成自己总的定向和个性。这就是说，价值观教育要给青年以社会的价值导向，在这一前提下，允许青年有多种选择，根据个人的层次水平不同，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
二、注重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青年的个性发展
青年价值观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形成的，是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文化观念等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有利于我们从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把握青年的思想、道德、心理特点，也有利于培养青年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社会、为国家奉献的精神。从我国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来看，我们一直强调结合社会发展实际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也随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安排。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适应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任务要求，党和国家提出中学德育目标是：“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其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良品质”。到60年代，根据当时形势，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学生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逐步对学生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意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反动思想的侵蚀，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我们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一代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价值观教育任务。正是由于我们的价值观教育紧密结合了社会发展实际，才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紧密结合社会发展实际进行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青年的个性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前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来看，强调比较多的是教会青年如何用阶级观点去判别事物的好与坏，给他们灌输较多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甚至是畸形的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结果使“人们不仅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意识，而且也不具备多元意识形态和文化精神统治或支配下的起码的选择能力和评价意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必运用创造思维，而只需运用重复性思维按照特定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维框架和行为模式来思考和行动就行。”[1]（P259-260）正所谓“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领袖的价值观决定青年的价值观，青年的价值观是领袖价值观的简单翻版。这样虽然实现了青年价值观与国家总体价值观的高度一致，也培养了青年一代坚定的政治信仰。但是，这是以青年的独立性和自主选择受到限制、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受到压抑为代价的。这时的政策追求的是以高度一致为特征的单一价值目标，它所强调的是青年对单位、集体、国家的归属意识和依赖情结，个人几乎没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生活方式的权力，青年的主体意识被消解殆尽，他们只能跟着政策、跟着政治运动、跟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盲目地向前飞跑，变成了一个个徒有躯体、没有思想的“政治动物”。
三、注重研究、照顾青年的特点，但存在对青年评价简单化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说过：“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2]（P108）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无数的事实表明了新中国的青年是敢于向前看的，是生气勃勃的，是对社会主义抱有无限热情的，是有强烈的上进心的。”[2]（P128）这两段话同时说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青年思想的最一般的几个特点：一是思想积极，追求上进；二是思想活跃，充满生气；三是思想开阔，热爱学习；四是思想解放，毫不保守。这四大特点构成了整个青年队伍的主流。事实证明，在正确把握青年特点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观教育，能够取得好的效果。比如，在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指出，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2]（P96-98）之后，在1953年10月，党中央《关于加强党对青年团的领导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指出：各级党委要充分发挥青年团的助手作用，必须针对青年的特点。在学习中，应重视对青年的教育和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善于引导青年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策，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各种业务知识，使之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在工作方面，要鼓励青年钻研新事物，支持他们的创造性。引导他们把追求新事物的高尚理想与实事求是的作风结合起来，身心健康地进行学习和勤奋地劳动。所有这些，必须照顾青年长身体的特点，充分满足他们在休息、娱乐、文化活动各方面的要求。[3]（P304）毛泽东同志的谈话和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各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明确指出了青年的工作目标和方向。这使青年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是，价值观教育要切实做到照顾青年的特点，就必须对青年及其价值观有一个正确评价。即在对青年进行价值观教育时，必须紧紧把握住青年及其价值观的特点，全面地认识青年。但从我国青年价值观教育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情况看，我们对青年的评价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我们仅仅用诸如“最有希望的一代”、“思考的一代”、“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跨掉的一代”等等来概括青年的全貌，未能具体分析。“不做具体分析的一概而论，既没有量的分析，也不可能作出准确的定性分析，结论只能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片面性，绝对化，都将由此发生。”[4]（P96）因此，应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坚持具体分析，避免简单化的倾向，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青年及其价值观，不能只用一个标准来评价青年及其价值观，否则，就可能得出社会在发展进步，而青年却在倒退的结论。
四、注重坚持相关理论知识的灌输，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能力的培养
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必要的灌输是成功价值观教育的前提。因为任何个体的价值观念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各种思考、判断以及选择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它必须以人类的文化、知识的积淀为前提。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导教育对象认识到世界上的事物价值的有无和大小，并根据一定主体的利益和需要作出价值选择、进行价值创造或价值实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认识和把握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要素、结构、属性和特征等等，在此基础上，才会有对事物价值的理解、认同，才会进一步作出价值选择并采取相应的行为。从我国价值观教育的实践来看，我们比较强调教育主体的目的性，强调教育客体（受教育者）的接受和遵从，强调教育功能的协调统一性。当然，这种形式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国情，尤其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国民的文化基础与素质以及社会发展的初步目标是基本适应的，也确实取得过显著成效。但在面对改革开放后千变万化的社会，对传统的灌输方法不仅没有进行相应的改革与完善，反而演变为“教条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
这种僵化的教育方式最大的缺点就是忽视了对能力，尤其是对青年价值认知能力和价值自觉能力的培养。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价值观教育依靠简单的灌输还能维持其有效性的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网络的大众化，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大量充斥青年头脑，教育者单纯地向受教育者灌输和传授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已不可能。价值观教育的任务应是培养青年对各种思潮和价值观的分析和辨别能力以及从中择善而从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培养青年的价值认知能力和价值自觉能力。价值认知能力，主要包括辩证的思维方式、判断力、选择力、理解力和自我反思力。其中，辩证的思维方式是指看待问题时要一分为二、多方面地分析，要承认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判断力是指要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大量的流通信息，要能够超越传媒提供的简化和歪曲的看法；选择力是指面对多种价值取向以及各种思想观点，作出自己的选择，并按照自己已经确立的价值观，自主行动；理解力是指情感的同化，是与他人共同生活的基本能力；自我反思力是指对自我的认识，并提升自我价值观水平的基本能力。这里的价值自觉能力，是指青年通过自觉努力，不断将代表生活进步趋向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并能在价值实践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自律性与创造性。为此，在价值观教育内容上，应当把价值评价标准的灌输与价值评价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把加强价值导向的外部影响力与培养青年的自我修持力结合起来、把激发青年探究价值理论的兴趣与培养青年的价值实践能力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青年对价值观的理性认识和增强对价值观的情感体验，进而达到对价值观自我强化与自我勘误的目的，形成较强的价值自觉能力。
五、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教育作用，但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
从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历史来看，先进典型对青年正确价值观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作用。从焦裕禄、雷锋、王进喜到张海迪、张华再到孔繁森、徐虎、李素丽等等，这些先进典型对于教育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了重要作用。要充分发挥这些先进典型的榜样效应、示范效应，就要搞好舆论宣传工作。而在舆论宣传工作方面，我们有值得吸取的经验，也有不足。值得吸取的经验就是在宣传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的时候，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注意挖掘和提升先进言行背后的价值观内涵，使之上升为一种精神，从而发挥这种精神在青年价值观教育中的积极作用。以60年代学雷锋运动为例，当时的舆论宣传工作，就是通过《雷锋日记》，向广大青年展现了雷锋伟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公私观、生死观、苦乐观和荣辱观，并在学习雷锋中，要求人们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对照雷锋成长的道路，进行讨论，从而使学习深入人心，收到了明显效果。而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应当搞好制度化建设，使学习先进的活动能够深入持久，防止出现“雷锋同志三月来，四月走”的现象。在青年价值观教育中发挥先进典型的教育作用，既要有正面的宣传和教育，又要有制度约束，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价值观的养成不能单靠教育。教育属于软约束，制度则构成了硬约束。教育引导人们自觉去做，而制度则约束人们必须去做。制度化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教育作用的保证。
六、注重引导青年参加社会实践，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青年主体性的发挥
让青年广泛地参加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既可以使青年不断增加对社会的了解，从而认识自我，找到个人与社会的结合点，逐步实现社会化，又可以学到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准则，增强劳动观念，掌握劳动技能，锻炼意志品质，提高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促进青年价值观的形成。比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后，广大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到工厂、矿山、农村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形式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对于培养广大青年的劳动观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了积极作用。近几年广大青年参加的“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假期考察及调研活动等社会实践活动也对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引导青年参加社会实践过程中应注意发挥青年的主体性。因为从以往的一些实践活动看，不仅从时间、地点、内容、方式、经费到人选，都是由教育者事先联系好、组织好的，而且在具体实施阶段，往往是教育者唱主角，青年只是按教育者的安排和要求被动地去开展实践。这种从头包到脚的实践活动就是所谓“保姆式”实践活动。青年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失去了主体地位，失去了主动性，他们的才华和优势发挥不出来，也体验不到创造的快乐，更谈不上培养实际操作与应变能力，这就使实践教育流于形式。改变这种状况的关键是把青年放在主体地位上，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兴趣、特长，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展示自己，培养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精神。在活动方式上应采取组织与自发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以及点面结合等多种方式；在实践形式、课题、项目和方案的确定上，在实践手段、工具的选择上都要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过程中，也要充分发挥青年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开发和拓展青年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潜能，培养青年的独立思维能力，让青年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发展。
七、注重学校、社会和家庭的配合，但未能切实形成教育合力
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阶段，可塑性很大，容易接受正面的影响和教育，也容易受到不良倾向的干扰。这就是说青年的价值观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主客观条件和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为了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需要对他们进行各种内容和各种形式的综合教育。这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要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或工厂、部队、机关等）教育相互配合，形成方向一致的教育合力。诚然，在青年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注重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结合，一直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1957年初，毛泽东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共青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5]（P780）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6]（P105-106）。1987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强调“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各级党政组织要“切实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并协调各有关方面，共同做好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93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全社会都要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形成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同学校教育密切结合的局面”。1994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再次明确强调“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要主动同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密切合作，使三方面的教育互为补充，形成合力”。1995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三者形成方向一致的教育合力方面却做得不够，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一方面，学校脱离社会现实，强制性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概念式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和基本规范，告诉学生“应该如何”；而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却不断以事实，多半是消极的事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学校的“应然”教育和社会的“实然”教育之间存在严重冲突，而学生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在家庭教育中也存在问题，家长们关心更多的是孩子的“成才”而不是“成人”，重视的是孩子的成绩而不是价值观。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各自有其产生的基础，各自有其地位、作用和特点，不可能互相替代或互相支配，只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青年产生影响。但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事实上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家庭教育实质上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是通过家庭来进行罢了。而学校教育必须同社会的需要相一致，学校教育离不开社会教育的支配和配合，否则，学校教育就会失去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实际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连成了一个“教育环”或“教育网”。只有思想统一，目标一致，要求相同，才能形成较大的教育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