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异位空间中的心灵顿悟——哈罗德#183;阿克顿的中国叙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阿克论文,异位论文,心灵论文,哈罗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2)06-0137-08
作为奥斯卡·王尔德和T.S.艾略特那一代文化英雄之后第二代英国现代主义作家群的一员，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是最独特的。出身于意大利贵族世家、受欧洲文明浸染的他在20世纪20年代周游世界各地，然后待在中国北京，一住便是7年。从1932年至1939年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并爱上了中国文化，往来于中西文化名流之间。阿克顿的好友劳斯(A.L.Rowse)称他为世界公民，“是世界上性情最好的人。真正拥有金子般的个性，平静而不受干扰”。(Chaney：65)格林(Martin Green)将他与康诺利(Cyril Connolly)、昆内尔(Peter Quennell)、沃(Evelyn Waugh)一同列为20世纪20至30年代牛津“唯美颓废主义”的代表人物。(Green：13)伍德(John A.Wood)称他“为本世纪的唯美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Chaney：25)更有美国汉学家白芝(Cyril Birch)高度评价阿克顿向西方译介的中国古典作品。“中国文学中凄美的爱情故事要归功于他[的翻译]，而《桃花扇》只是他从中国停留的岁月所带回的绚烂瑰宝之一。”(Chaney：44)阿克顿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1948)和小说《牡丹与马驹》(1941)再现了他唯美的文化愿望、复兴人类文明的梦想和关于东方中国的跨文化体验。
阿克顿这两部作品中唯美的、跨文化的现代主义叙事表现了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所描述的欧洲中心论和帝国殖民叙事完全不同的异文化观。萨义德认为东方是西方人“欲望、压抑、情感投注和预设”(8)的文化构想物，是西方为了确证自我的文化认同而建构的原始、野蛮、神秘的东方。丽莎·罗(Lisa Lowe)在《批评领域：法国和英国的东方主义》(1981)中批判了萨义德将殖民话语同质化的缺憾。她指出：“东方主义并不是单一发展的传统，而是复杂的异质并存……包涵复杂多端的指涉……通常产生于特定时间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xi)18世纪以来，英美书写东方异质文化的叙事因不同时期的文化、阶级、性别的差异而与东方主义冲突或协同，因此东方主义为复数的东方主义( Orientalisms)。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另类空间》中提出并在他的其他著作(如《疯癫与文明》)中贯穿异托邦(heterotopia)这一概念。异托邦指充斥着另类的空间。与乌托邦(utopia)式的社会想象空间不同，它是充满着危机、文盲、异类、奴役或者殖民等的空间。借鉴福柯的这一重要理论概念，丽莎·罗赋予东方主义话语以异质空间特性。她使用“异位空间”(heterotopicality)指涉多元地点的差异空间。“话语场中，阐述和再阐述来自不同的地点和场所、来自再现涉及的诸多关系如阶级、种族、国家、性别和性态等。这样一些阐述可能干预或者抵制东方主义构建，而其他的则有可能在重述它。”(15)显然，丽莎·罗旨在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碰撞、流动、对话的多元性、交叉性以及对抗性。
迥然不同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同质、单一的再现模式，阿克顿的中国叙事是对欧洲与东方、英国与中国、现代与古典、欧洲文明危机与中国文化救赎之间的文化异位空间中的跨文化精神之旅的再现。这个文化异位空间中交织着阿克顿对古典中国的景仰与对欧洲现代文明的焦虑，充斥着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挑战和对抗。欧洲人在与中国本土文化遭遇的过程中，或麻木倨傲，或欺诈蒙骗，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新的精神动力，踏上不同的心灵之旅。在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异位空间中，阿克顿通过异域中国文化超越了王尔德式的唯美理想和艾略特对现代欧洲文明危机的批判，寻觅到了另一种鲜活且恒久的精神化动力。
一、胡同里的西方唯美者
阿克顿出生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显赫家族。父亲亚瑟·阿克顿(Arthur Acton，1873—1953)是艺术品收藏家。母亲霍顿斯·米歇尔(Hortense Mitechell，1871—1962)是美国芝加哥地位显赫的银行家子嗣。从小在弗洛伦斯山上有名的“佩特拉庄园”长大的他受到了良好的艺术熏陶和教育，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品位和精神追求。在牛津大学求学时他便成为主流文化的离经叛道者和唯美运动的追随者，曾用扩音器在阳台上向耶稣教堂旁过往的行人朗诵他自己的和T.S.艾略特的诗歌。离开牛津后他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的信仰迷失和政治狂热，倍感窒息。他走遍世界各地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寻求文明良方，最后对中国北京流连忘返，住在胡同里的四合院中，穿中式长袍，钻研中国学问，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唯美情怀和文化寄托。
阿克顿的自传《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用“唯美者”自诩，这一称号令人想到19世纪末以王尔德为首的那些装束怪异、“为艺术而艺术”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但是阿克顿这位唯美者却有着通往东方中国的性灵之旅所蕴含的中英文化间兼容并蓄、交互融合的深邃意蕴。“让我以唯美者的名义引吭高歌，因为我使用这个词的正确含义。”(Acton，1948：2)他把自己这类在华的欧洲人称作世界公民，“(我们)身上有团熊熊燃烧的火，应该把这个潜在的能量点燃。我们应该重新评价自己。我们有责任警醒同胞们正在迅速忘却的一件事，那就是真正的文化是普适的。”(Acton，1948：1)他呼吁欧洲人应以世界公民的胸怀拥抱和宣扬中国文化，针砭集权主义政治，慰藉欧洲战争的创伤。
回忆录中的唯美者阿克顿刻骨铭心地爱慕中国文化。到中国前他就读过亚瑟·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翟理思翻译的《庄子》和《聊斋》，以及理雅各对中国古典著作的译介。小说家和散文家萧乾在《往事三瞥》中这样回忆阿克顿：“1940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205)阿克顿自己也感叹中国文化对他脱胎换骨的改变。“突然他们把我看成中国人：我讲话的样子，走路的样子，我眼睛向上瞟。”(Acton，1948：380)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曾为阿克顿作了一幅罗汉打坐图画。她同时在画上写下自己对阿克顿的理解：“学贯西东，世号诗翁。亦耶亦佛，妙能汇通。是相非相，即心自通。五百添一，以待于公。”(Acton，1948：137)。
中国文化的古老与独特吸引着这位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唯美者。阿克顿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1932年他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我)不需亲吻这块圣土，因为它层峦起伏，似乎在亲吻我；填满我的口、眼和鼻……中国圣土一路欢送，伴我到北京……我感到无比平静……奇怪地感到家的安宁。”(Acton，1948：275)与现代化的伦敦不同，北京是“世界上唯一将千年古老的习俗和社会传统保存至20世纪的城市，巨大的城墙和铁皮大门……房舍和院落竖起高墙，朝南。帝王宫殿为维持宇宙平衡坐落在南北中轴上，朝南。”(Chaney：69)阿克顿徜徉在北京的古玩店铺中，流连于琉璃厂，收集古董、字画、书籍、墨、宣纸、印章等。
在北京大学，他结识了梁宗岱、杨周翰、袁家骅、朱光潜等学者，与卞之琳、李广田、陈世骧等青年学生。与他们交往中阿克顿体会到寓居北京的欧洲人狭隘的种族偏见。“我不理解那些来中国却标榜自己对中国不屑了解的冷漠游客。毫无疑问他们有精明的眼睛，但是这只依赖个人的视野，很少会不带种族偏见……”(Acton，1948：275)在北大的教学中，他发现中国学生的语言领悟力和语言传达的诗意超过了牛津剑桥的纨绔子弟，“他们在说和写我们的语言，虽然有外国口音：我和他们之间有层纱，但它是透明的。通常，纱帘能拉开，我能与他们进行深度交流。”(Acton，1948：347)面对日本侵略的威胁，中国人表现出的乐观精神令他折服，若不是日本战火在中国内陆硝烟四起，他不会无奈返回欧洲。
唯美者阿克顿不仅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全身心地融入北京的生活，而且还积极向西方译介中国古典文学和新时期的现代诗歌。他与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陈世骧合作选编、翻译了《现代中国诗选》。这是中国新诗的第一个英译本，1936年由伦敦的达克沃斯出版公司出版。他阅读明朝冯梦龙的作品，与李宜燮合译了冯梦龙的白话小说《警世恒言》中的四个故事。他将这四个故事合编成《如胶似漆》，1941年由金鸡出版社出版。他还节译了汤显祖的《牡丹亭》，与陈世骧合译了《桃花扇》。英国保守党议员兰伯顿(Antony Lambton)伯爵对此不无感慨地说：
很难置信这些精美的翻译出自一个英国人之手，当然只有像阿克顿先生那样吸收了中国人的性情和想象力的人，才能写出来……很少有人能……把中国艺术作品翻译成英文，而不丧失异域文明的精髓和微妙，这项业绩就如其人一样超凡脱俗。(Chaney：36)
阿克顿怀着对欧洲人的失望、对欧洲文明的幻灭感旅居中国。古老中国的灿烂文化强烈地吸引着这位唯美者，为他提供了心灵的安宁和慰藉。中国，特别是北京，对胸怀唯美理想的阿克顿而言是“别处，是梦想之地，在那里可以摆脱自我的负担，是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场所，是可以畅游的地方，是家园”。(Bris：161)
二、博物馆化的中国形象
阿克顿的小说《牡丹与马驹》里的中国主要呈现出东方主义视角中的博物馆样态，对中国的博物馆化渗透了整部小说。正如20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中国问题》(1922)一书中所言：“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很容易将中国误解为像意大利和希腊一样，是一个文物博物馆……对于欧洲旅行者来说，他们对中国感兴趣的是喜欢每一样特别的、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东西。”(169)其实欧洲人对域外文化和本土人的博物馆化是一种微妙、有效的跨文化策略。其目的是为了观赏，将文化他者变成象征某物的客体，蕴含着特定的知识形式。正如莱恩(Richard J.Lane)在评价鲍德里亚时所讲：“本土主体和艺术品与本土文化语境分离，被展览这种方式破坏。”(46)将中国博物馆化，是将东方文化客体化或东方化的一种方式。
首先，小说题目《牡丹与马驹》隐含的文化意象向西方读者再现的是异位空间中唯美的古典中国。牡丹是中国本土培育的花卉，隐喻色彩鲜艳瑰丽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主人公菲利普·菲劳尔(Philip Flower)的姓氏意译为“花”。“花”与“牡丹”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化寄托着唯美诉求和艺术想象。在小说中的《金鱼》(“Goldfish”)这一章里，阿克顿借主人公菲利普之眼向读者描摹了一幅北京中央公园充斥着牡丹与中国女性的美景。街上虽然有士兵信步徜徉，有穿着运动校服、丰满漂亮的女学生，但“幸运的是街道上这样着装的人只占少数……那些仍穿着传统服装的女子令街道更加绚丽多彩，就像纤纤杨柳”。(Acton，1941：68)公园中，年老的士绅围在牡丹花旁，仔细鉴赏牡丹花瓣。这种描述似乎还不够古朴，因此菲利普借牡丹花倾诉：“‘花中之王’开始抿嘴展露笑容，花瓣打开，不久就会绽放异彩。”(Acton，1941：68)旗袍女子、牡丹、老士绅、妻妾等交互辉映，构成一幅东方主义视野中传统韵味浓厚的古典中国生活画面。
将中国博物馆化还体现在“马驹”所隐喻的猎奇与占有这种文化心理。北京时兴赛马活动，可追溯到19世纪末期，它是列强入侵中国的产物。最早有纪录的赛马日是1876年北京西便门外的跑马场举行的一英里赛马，赛马场是各国使馆的社交场所。小说中这群欧洲人将北京视为他们肆意消遣、娱乐的场所。当新婚的英国绅士塞德里克(Cedric)在七个中国女孩簇拥下出现在赛马场，顾雷(Captain Gulley)和特朗普尔夫妇(the Trumpers)惊叹道：“上帝保佑，他若不带着牡丹会令我们愉快些。”(Acton，1941：124)这里的牡丹是对中国女孩的调侃称呼，中国女子成了欧洲男人排遣孤寂和乏味生活的玩物。牡丹与古典中国、赛马与中国女子交相辉映，编织出又一幅古典中国与现代欧洲、殖民与被殖民交互穿插的异位空间图景。
另外，小说中的欧洲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北京博物馆化。可以说北京为他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成为各种欲望交织和释放的对象。马斯科特太太(Mrs.Mascot)视北京为充满无限娱乐、获取名利、倒卖中国古董的好地方。“你在这里就像每日三餐，会品味到中世纪的氛围，与此同时享受着20世纪带给你的舒适。从家门走进胡同，你感觉到世界的变幻。”(Acton，1941：229)她设想在中国的生活是色彩斑斓的，这里充满了趣闻轶事、原始的情趣和意想不到的机会。“我在中国，龙的故乡。太神奇了!虽然我是北京老客，但我仍设法从中获得快乐。”(Acton，1941：7)马斯科特太太的快乐是充满了文化占有欲的快乐。北京城无处不在的异国情调丰富了她的生活，增添了她的自我满足感。她将低价收购来的古董和玉器高价倒卖给其他西方游客，借以满足自己的占有欲。小说中的《玉》(“Jade”)这一章就戏剧地刻画了她利欲熏心的嘴脸。她以惯用伎俩从中国商贩手中买进玉项链，又转手高价卖给从欧洲来的王室贵族。王室贵族同样以欺骗手段将玉石项链弄断，隐藏了项链上的部分珠子。一条中国玉石项链几易其手，欧洲骗子和体面的贵族之间的尔虞我诈表露无遗。
与市侩庸俗的马斯科特太太不同，菲利普视北京为精神家园，充溢着不可言说的“道”。菲利普在喧嚣的现代都市伦敦倍感孤独，被可怕的人性冷漠包围着。到了北京他才感到激情的复苏。北京胡同的宁静和井然秩序令他体会到生命的愉悦。北京为他提供了一块远离千疮百孔欧洲的栖居地，他似乎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情真意切地讲：“中国治愈了我的所有疾患。在战争期间，我的生活犹如沙漠。北京令它开花，就像那牡丹。”(Acton，1941：121)菲利普盲目追逐清朝遗风，荒谬地错将清王朝视为古典中国的缩影。他的每样东西包括仆人和狗都有满族血统，洋人们称他为“满洲怪痴”。他领养中国艺伶杨宝琴。开始时他厌恶杨宝琴的师傅安老板。但当听说安老板是满族人时，他马上改变了态度，称自己为满洲王朝和种族的忠实追随者。他看安老板的目光也变了。“他的外表看起来不再令人反感：菲利普已经开始带着有色眼镜看他。他注意到他的一双不同寻常的手，蓄着长长的、文雅的指甲。”(Acton，1941：111)更为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杨宝琴的姥姥有一双羚羊蹄子般的小脚时，“他喜欢她的样子，虽然她没有满族血统，令人有些遗憾……她很可能忠实于满洲王朝，至少她身上没有可恶的革命劲头。”(Acton，1941：199)
马斯克特太太和菲利浦所代表的人物带着对帝都魅力和异国神韵的憧憬，将北京博物馆化。在小说家阿克顿看来，他们是在华欧洲人的典型代表。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为使人物可信，我只能将他们变得柔和……尽管如此，我还是因为过于夸饰而受到评论者谴责。”(Acton，1948：379)这里不难看出欧洲读者和评论界对小说再现的在华欧洲人的贪婪和奢华的不安，而各种欲望驱使和掩盖下的是对异域中国的文化和物质不同程度地侵占和挪用。
三、文化异位空间中的心灵顿悟
如果说《牡丹与马驹》中形形色色的欧洲人不同程度上将中国东方化，那么小说中的主人公菲利普作为现代主义时期的欧洲文人，却同时也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精神救赎和心灵顿悟。这无疑表现了唯美者、诗人阿克顿以中国古典文化拯救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愿望。因此我们可以说《牡丹与马驹》以虚构叙事的方式，比《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更深刻、细腻地再现了现代主义唯美者阿克顿在中西文化异位空间中的心路历程和文明救赎情怀。这转而与小说中各色欧洲人对中国的博物馆化心理欲望形成正反矛盾相存(ambivalence)的关系。菲利普厌倦了沙龙中在华欧洲人之间重利薄情的虚伪狡诈，仿佛看到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掠夺倾轧。他被中国古典文化艺术的平和、内敛、厚重和典雅深深地吸引。胡同、儒家经典、满清王朝、京剧为菲利普的中国情愫赋予了可感知的实在性，滋养着他空虚寂寥的内心。换言之，在现代中国的大背景下追逐古典中国的遗风古韵构成了文化异位空间中菲利普也是作者阿克顿以东方拯救西方、古典文化拯救文明危机、艺术拯救现实的唯美诉求。
菲利普在中国文化中寻求拯救，首先体现在对传统京剧以及领养艺伶杨宝琴为义子上。当他在戏院里欣赏舞台上胭脂粉面、装扮各异的京剧演员，倾听那余音袅袅的唱腔时，他感到京戏有道神奇的光晕，令他异化的心灵感到轻松愉悦。他“无法记住曲调……仿佛英语双韵体诗歌，令人无法捕捉。有时他幻想自己抓住了曲调的‘悬尾’；然而正当他开始欣赏和能够弄懂时，歌声戛然而止……他重陷茫然不安。”(Acton，1941：83)于是男扮女装的艺伶杨宝琴在他眼中成了超然凌飞于现代中国之上的艺术中国的永恒象征。“他吸引我的想象力，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不要问我原因：我自己几乎难以解释!可能因为他是活生生的中国象征，而我爱上了中国。”(Acton，1941：121)菲利普想通过杨宝琴走入京剧的世界，寄托自己在西方文化中无法找到的宁静和救赎。在融入古典中国的欲望驱使下，他将杨宝琴完全浪漫审美化。
与菲利普一样陷入现代忧郁症的另一个人物是加拿大籍雕塑家艾维拉。如果说菲利普努力在中国文化艺术中寻求精神救赎的话，那么艾维拉寄怀北京的古朴与庄严，希望借以滋润她空虚寂寥的心灵和日益枯竭的艺术灵感。她在中国传统遗风中寻求异国情调的滋养，在中式装饰的庭院中开办沙龙。可是迷失颓废的现代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都令她失望。她与中国现代女青年杜宜的交往可见一斑。在法国巴黎邂逅杜宜后，她开始喜欢这个东方女子，“讲一口流利的巴黎腔法语——语音优美，熟知保罗·瓦雷里和思想闲谈的时髦趋势。”(Acton，1941：20)在法国的两年接触中，艾维拉被杜宜独特的东方异域女性气质深深打动，把她视作“遥远亚洲移植过来的一朵美丽之花”，称她是“宝塔女神”，但令艾维拉失望的是，她无法进入杜宜的内心世界。“当他们关系变得相当熟的时候，艾维拉感到这位外表瘦弱的年轻朋友的内心有一个难以穿透的黑曜石般的坚硬之处。”(Acton，1941：20)在中国的再次邂逅重新燃起艾维拉揭开这个东方女性之谜的欲望。当杜宜在包办婚姻、父权家长制的束缚中挣扎、寻求自我独立之时，艾维拉将另一位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冯崇汉介绍给杜宜。“带着罕有的满足感，艾维拉将他们介绍给对方，这对聪明、姣好、现代的汉族孩子。”(Acton，1941：26)受法国启蒙思想和欧洲文化熏染的杜宜对现代中国充满期待，然而以她父亲和冯崇汉母亲为代表的传统遗风陋俗却令她无法适应。“我回到中国后，人性中感情的一面已经死去了，我感到自己不再是过去的自己。我甚至不愿触摸事物：仿佛感觉到外界某个人在为我触摸。”(Acton，1941：179)最终杜宜在艾维拉的中式庭院后院中上吊自杀。艾维拉在中国寻求灵感的梦想随之彻底破灭。如果中西、新旧思想裂变的混沌吞没了杜宜的话，那么对中国的想象与中国现实之间巨大的反差使艾维拉更深地陷入迷乱之中。
与艾维拉类似，菲利普深陷古典中国遗韵与中国现实的两难选择中。领养杨宝琴是菲利普通向中国文化传统之路，体味儒文化的“家”的归属与重温儒家礼仪的熏陶。他让杨宝琴和姥姥住在自己家里，试图享受中国传统家庭的天伦之乐。他不再害怕死亡，因为从此以后他有在坟前献祭的后嗣了。然而杨宝琴对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的羡慕则消解了菲利普眼中笼罩着京剧艺术的圣光。杨宝琴应邀第一次拜访菲利普时，菲利普幻想杨宝琴会令他的生活和房屋充满中国家庭生活的生机。可他等到的是穿着崭新夹克、方格高尔夫球裤的杨宝琴。一身西式打扮的杨宝琴的举动更令他目瞪口呆。“杨走进房间，没有鞠躬，相反他抓住菲利普的手，一个劲地摇起来。他的头发梳理整齐，面孔的轮廓被角质框架眼镜遮去了大部分。”(Acton，1941：97)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崇尚现代西方的杨宝琴身穿西式礼服，情不自禁地表演起《贵妃醉酒》中的唱段。这既令菲利普沉醉在唱腔带给他的唐朝古韵中，又使他感叹从唐朝转到现代机械时代是如此之快。
崇尚现代西方的杨宝琴令菲利普的文化救赎之路艰辛而困难重重。领养杨宝琴如愿以偿后，菲利普与古典中国的认同受到更直接的冲击。他为宝琴礼聘了私塾教师，并选定了良辰吉日行拜师礼。他给宝琴准备好深红色的丝绸长袍，苹果绿锦缎的无袖马夹。但宝琴拒绝穿长袍马褂。菲利普只好自己穿上为宝琴准备的衣装，“庄严地点燃蜡烛和香，烧纸钱，在孔子圣像前行三鞠躬之礼”。(Acton，1941：200)拜师一幕成了一场闹剧，而身着中式服装的菲利普似乎成了一名不伦不类的丑角。
在菲利普的文化体验中，古典中国与现代中国、欧洲与东方、现代欧洲文明危机与中国古典文化精神之间的矛盾张力在小说的结尾部分通过菲利普获得心灵顿悟而化解。化解文化矛盾乃至战胜人性邪恶和战争的精神源泉不是京剧昭示的唯美中国、儒家文化隐含的礼仪中国或满清王朝代表的优雅中国，而是儒、道和释通融圆转的精神涅槃。在杨宝琴的老师邓良勤的身上他看到了希望。“这个年老的学者特有一种宁静，一直令菲利普好奇，想探个究竟。他的微笑宽容、慈善而又漠然……在邓先生微笑的背后，他想象他必定弄清了一个哲学的美妙真谛，他嫉妒他的超脱宁静。”(Acton，1941：307)北京上空日本轰炸机在嗡嗡盘旋，西方人聚集在领事馆寻求庇护。菲利普则在北京胡同的四合院住宅中，在邓先生的启发下，研习佛家《金刚经》，在佛教中找到了战胜自我、重塑自我的真谛。菲利普像虔诚的修行僧那样每天吃素、沉思、祷告，研读《金刚经》。他口中默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Acton，1941：310)他再也听不到北京城上空飞机的盘旋声，也忘记了北京城外正进行着残酷的战争。他成了一个真正的隐士，找到了在邓良勤身上的令他羡慕的超脱的宁静，在喧嚣的尘世和异域宗教中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
阿克顿这样描述自己离开中国之后的心灵感受：“自从我1939年回到欧洲，西风一直狠狠地吹着我，我开始感到寒意。而在北京，冬天的气温轻易就降至零度以下，可我却从没感到过寒意，因为中国人的天赋令我温暖。在这里我找不到任何能替代的。”(Acton，1948：1)其实何止是中国人的天赋令他感到温暖!他在中国的整个体验同样使他感到温暖，因为独特的文化之旅是终生烛照他心灵世界的顿悟，更是通向中国的、欧洲的也是人类崇高卓绝的精神启示的旅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唯美者的回忆录》和《牡丹与马驹》以一实一虚、亦真亦幻的表现形式再现了东方中国作用于西方文化主体的精神历程。中国文化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洗礼使阿克顿超越了王尔德和艾略特，因为他不再自闭于唯美主义的象牙塔而颓废，也不再沉溺于现代欧洲文明的苦难和创伤而消沉。正如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科学与文明》中言：“中国文明具有异域文明全部的超凡之美……”(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