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本质主义的逻辑基础与哲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逻辑论文,本质论文,哲学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分析哲学家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力图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使哲学科学化。以罗素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前期分析哲学家拒斥一切形而上学，所有导致本质主义的学说均被他们宣布为虚妄。但到了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70年代之后，为解决现代模态逻辑难题而创建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又称“克里普克语义学”），为本质主义在分析哲学中的复活提供了可能。“可及关系”与“可能世界”是该语义学的核心概念；克里普克以这些逻辑概念为工具，提出了影响重大的哲学理论。正如有人在谈及克里普克语义学的作用时指出的：模态语境中的同一性、可置换性和本质主义的持久争执要用它们来澄清；新的意义和指称理论也要由它们来奠基；先验性这样的认识论概念、必然性之类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分析性这样的语言哲学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要从它们引出重要见地。（马库斯，第99页）其中所体现的是逻辑学对于哲学的应用价值，克里普克的现代本质主义理论是逻辑应用的典型。
一、“可及关系”概念的提出
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概念采自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所谓“可能世界”存在于神的知性当中，“他（上帝）能够产生一切可能的东西，或不蕴涵矛盾的东西”。（莱布尼茨、克拉克，第89页）在伦理意义上，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在逻辑上，现实世界是可能世界中最一致的一个。与现实世界相比，可能世界都是有缺陷的，可以看作现实世界的不合格品。我们可以通过逻辑演算来确定现实世界，可能世界过渡到具体存在取决于仁慈和理性的上帝，“上帝受最高理性所使，在许多事物的序列或可能的世界中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同上，第64页）在莱布尼茨那里，“可能”被理解为“不蕴涵矛盾”，必然真理是指“跨所有可能世界的真理”，他就这样在模态词的解释与可能世界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克里普克接受了这一思想，并对其进行了实质性发展，从而为正规模态系统提供了严整的语义学，使模态逻辑的合法性摆脱了长期遭受质疑的窘境。
可能世界和可及关系概念首先都是作为逻辑语义学工具而出现的。克里普克定义了一种模型结构，即一个有序三元组的框架＜G，K，R＞，其中K是一个对象集，G是K的元素，R是定义在K的元素上的关系。直观上，K可看作可能世界的集合，G是现实世界，R是可及关系。由于现实世界也是一种可能世界，后来这个框架＜G，K，R＞就简化为＜K，R＞，通常写为＜W，R＞。世界w与w'具有可及关系（表示为wRw'），意味着在w中出现的情况在w'中可能出现。克里普克依据R的不同性质构造了不同正规模态系统的模型结构，如系统T的特征公理□A→A成立的充要条件是R具有自返性；由R的自返性得到系统T的模型结构，等等。“在语义解释方面，由于R的引入，对模态的解释也带来了多样性。关系R可以有各种性质，也是多样的。一些模态形式恰好对应于R的某一性质，因此这种语义学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可以处理许多模态系统的语义问题。由于关系R的重要，所以这一语义学又称为关系语义学”。（周北海，第109页）一个模型是由一个框架＜W，R＞和一个赋值V构成的有序三元组＜W，R，V＞。形式上，一个赋值V是一个从系统的原子公式和不同可能世界到真值的二元函项。直观上，模型可以为一系统的每一原子公式在每一可能世界中指派真值。给定一个模型，我们就可以判定一系统的任一非原子公式在任一可能世界的真值。其中，关于□A的真值的定义是：
直观上，A在可能世界w中是必然的，当且仅当A在所有w可及的世界w'中为真。这里所运用的就是前述莱布尼茨关于必然就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为真的思想，但由于此处有了明确的可及关系概念，该思想的运用就不能是任意的，而要加以限定：当我们对模态公式指派真值时，只需考虑那些与我们在其中对这些公式指派真值的可能世界具有可及关系的世界，而不用考虑其他可能世界。这是克里普克对莱布尼茨的一个实质性发展。
可见从逻辑观点看，可及关系与可能世界简单而抽象，即均作为某种能用来为任意模态命题确定惟一真值的对象或存在。对可能世界来说，“不论是什么，物理事态，数学集合，空间区域，时间上的时期、时刻等，只要满足这个条件，就都是一个可能世界。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把可能世界看成一些抽象的元素或参考点，相对于这样的参考点，每个命题都有确定的真值”。（同上，第120页）对于可及关系，逻辑上也要撇开其具体意义，将其看成是一种抽象对象。这种对象可以不加定义地引入，必要时也可从真值联系的角度出发通过定义得到：令w和w'是任意两个可能世界，只要它们满足下述条件，即对任意命题A，若□A在w中为真，则A在w'里就为真，即w中的所有必然命题在w'里都为真，不论w和w'有什么关系，都可以认为w可及w'。但与可能世界一样，可及关系的具体表现也是多样的，转变、发展、设想、看见等都可以作为可及关系，具体如w转变为w'，此时就有w可及w'。（同上，第120-121页）但是，只有逻辑上的意义绝不能获得哲学上的突破；克里普克于是深入挖掘和充分发挥可能世界与可及关系在哲学上的价值，从而为本质主义奠定了基础。
二、克里普克关于可能世界的哲学理解
可及关系既然是可能世界之间的关系，把握其哲学意义就应以把握可能世界的哲学理论为前提。
可能世界在哲学直观上通常被理解为具有某种实际意义的对象。可能世界是纯属我们的心智行动的产品，还是独立于我们的真实存在物？这被称为可能世界的本体论问题。可能世界还有其认识论问题，即跨界识别（transworld identification）与跨界同一（transworld identity）问题。直观上我们可通过考虑反事实语句来描述它们的存在：“要是不发生水门事件，尼克松会连任三届美国总统”。这种反事实谈论要有意义，就要求谈论者承认尼克松可以跨不同可能世界而存在，因为在现实世界他遭到了弹劾而在事实上未能连任；而只要该条件句的前件成立，在这个可能世界尼克松就会连任三届总统。尼克松因此成了一个“跨界”个体。于是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识别在不同的可能世界中的尼克松是同一个尼克松？我们能否找到什么标准，依据它就可以识别不同可能世界中的“不同”尼克松乃是同一个体？这就是跨界识别和跨界同一问题。
一般认为，在本体论问题上有三种理论：极端实在论、温和实在论和语言替代论。其中语言替代论只把可能世界看作处理命题及其真假关系的技术手段，所以比较而言，前两种理论更具哲学研究价值。极端实在论认为，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是实在的实体，在种类上没有差别，只是其中发生了不同的事情而已。在该理论代表人物看来，可能世界彼此孤立，属于不同可能世界的事物之间没有任何时空联系，而只有一种“仿本关系”。（Lewis，pp.110-128）该理论实际上继承了莱布尼茨关于可能世界的素朴理解，按照该理论，可能世界之间都不是可及的。
克里普克是温和实在论的代表，他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与莱布尼茨相去甚远。按照他的理解，可能世界不具备独立的本体论地位，“‘可能世界’是‘这个世界本可能呈现的（各种）方式’，或是这整个世界的状态或历史”。（Kripke，p.18）这里的“这个世界”是指现实世界。“只有现实世界这样一个实在的世界”这一点在克里普克那里是不难析出的，正因如此，他才断言：“可能世界是被规定的，而不是被高倍望远镜发现的”。（ibid,p.44）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申明：“我在本书中反对对这个概念的误用，即把可能世界看成遥远的行星，看成在另外一个空间里存在的、与我们周围的景物相似的东西，或者由此引出所谓‘跨界识别’的荒谬问题来。况且，如果有人想避免许多哲学家用‘世界’这样的词带来的‘世界忧虑’和某些哲学混乱的话，我推荐他使用‘这个世界的可能状态（或历史）’或‘非真实情形’这类说法，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他甚至应提醒自己，‘世界’这个词常常可以用‘……是可能的’这种模态说法所代替。”（ibid,p.15）
上述引文表明，在克里普克那里，一个可能世界就是惟一实在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反事实情形；我们是从现实世界出发，从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对象出发，通过描述或规定对象的一种反事实情形来建立关于可能世界的概念的。从逻辑的观点看，我们就特定对象有无特定属性（性质和关系）进行断言可以形成命题，命题所表征的就是关于该对象的事实或事态。关于现实对象的“事实情形”共同构成现实世界，而现实对象的现实属性增减变化的情形即为该对象的反事实情形，每一个这样的情形都是一个可能世界：“我们可以指着一个对象并问在它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我们不是以这些世界为起点（这些世界被假定为是真实的，但我们所能感知的不是它们的对象，而是它们的属性），然后就跨界识别的标准问题提问；相反，我们是以这些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拥有、而且我们能够加以识别的对象为出发点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问，某些事情对于这些对象来说是不是本来也可以为真。”（ibid,p.53）指向现实对象并设想在它身上会发生什么，鲜明地体现出克里普克所坚持的从物模态思想，这与其温和实在论立场是一致的；而坚持从物模态思想必然导致本质主义。
按照克里普克的理解，可能世界并不是有其自身独立存在方式的东西，我们应从惟一实存的现实世界出发去“设想”可能世界的存在。现实对象的特定属性的增减变化导致可能世界的产生，而这种增减变化是我们对现实对象进行设想的结果。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克里普克为什么会视“跨界识别”为荒谬问题了。因为所谈论的可能世界不过是现实世界特定个体的反事实情形，所讨论个体仍是现实世界原有的、作为设想之出发点的个体。“我们不需要费力去研究这样的问题：谁——由于尼克松性的什么样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在所谈的可能世界中与尼克松是同一的。因为我们已经假定了：第一，可能世界包括这个人，第二，这个人在可能世界中输掉了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施太格缪勒，第286页）照此理解，尼克松还是现实的那个个体人，但他输掉当年的选举是“可能的”。
但是问题随之出现：如果跨界识别是伪问题的话，跨界同一也就是一个伪问题了。跨界识别和跨界同一的关联无疑非常密切：讨论跨界同一应以承认跨界识别是真问题为前提，故如果跨界识别是一个伪问题，讨论跨界同一便会失去意义。（刘叶涛，第77页）然而克里普克同时又说道：“所谓本质属性的问题被认为是与‘跨可能世界的同一’问题等同的（实际上确是等同的）”（Kripke,p.42），如果跨界同一与本质属性问题等同，那么只要本质属性问题合法，跨界同一问题就是合法的，跨界识别也就是合法的了。这样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在克里普克那里，跨界识别是伪问题，因而跨界同一也就不是真问题；另一方面，克里普克又通过本质属性的讨论把跨界同一变回为真问题。这意味着，只要认可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就不能将跨界同一简单地当作伪问题而予以摒弃。在我们看来，跨界同一是一个伪问题，跨界识别却并非荒谬的问题，而是完全可以归结为本质属性问题。（参见刘叶涛，第77页）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克里普克本质主义的准确理解，而形成准确理解的关键步骤仍在于对可能世界概念的准确把握。我们应坚持从不具有独立本体论地位的可能世界出发，把现实世界看成实现了的可能世界，从而取消现实世界的特殊地位。（参见张家龙，2003年，第27-28页）我们认为，由此可进一步引申出“可能世界在逻辑上平权”这一重要思想，具体说就是：在逻辑上，现实世界是且只是可能世界之一，是其中一个实现了的可能世界；所有可能世界在逻辑上都是平权的，不应形成“现实世界本位”的观念；而把握平权说，需要细致把握两种可及关系，并基于此把握两类必然性。
三、两种可及关系与两类必然性
克里普克语义学用可能世界解释模态算子“必然”和“可能”，定义狭义模态命题的真值。因为模态命题表征的是各类模态事实或事态，克里普克语义学的哲学价值就在于能够合理地处理模态事实或事态。实际情况也确如克里普克名著之“命名与必然性”这一主题试图表明的，至少其名称理论与其关于必然性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把握其“必然性”的涵义是把握其本质主义乃至其所有逻辑哲学理论的要件；而要在哲学上澄清“必然性”的涵义，除了依据对“可能”世界的哲学理解和诠释，还需依据对可及关系的哲学理解：依此不但可以研讨逻辑必然性，而且可以研讨任一层次的现实必然性。
如前所示，在莱布尼茨那里，“可能”指的是无矛盾或不蕴涵矛盾，其中所谓矛盾指逻辑矛盾，即关于同一对象具有同时又不具有某一属性的断言。因之，其所谓可能世界是指逻辑上无矛盾的世界，可能即指逻辑上的可能；与这种逻辑可能相对应的必然也就是逻辑上的必然。但克里普克所谓可能世界作为现实对象的反事实情形，是被“规定”出来的，所作规定的出发点始终是现实对象，其所谓“可能”显然不只限定在逻辑意义上。基于可能世界与可及关系的可能世界语义学而突破莱布尼茨将可能囿于逻辑可能的局限，这是克里普克得出其现代本质主义及新型真理理论等重要结论的必要条件。可及关系的引入可以使这些模态概念得到某种新型处理：我们在考虑一命题在某一世界的必然性时，只需考虑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的可能的世界，而无需考虑对它来说的不可能的世界。
我们认为，直观上，我们可以把“可及关系”解释为“可设想关系”。所谓“所有与现实世界有可及关系的可能世界”，就是指现实对象的所有可设想的反事实情形。依据在何种意义上进行设想及设想的限度，可将可及关系区分为现实（广义物理）可及和逻辑可及，即在现实（广义物理）意义上可设想和逻辑上可设想；相应地将必然区分为现实（广义物理）必然和逻辑必然。显然，在这种意义上“可设想的”就等同于可能的，“不可设想的”就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实对象的事实情形的某种反事实情形是不可设想的，那个世界就不是现实世界的可及的世界。又因为“必然”被定义为“不可能不”，所以“必然”就意味着穷尽所有的可能（“可能”和“必然”须是同层次的，一个层次的“可能”对应同一层次的“必然”）。现实的必然指的是现实世界（广义物理）的必然，它穷尽了现实对象的所有现实可能性，是由现实（广义物理）可能性决定的；逻辑的必然是跨可能世界的必然，它穷尽了一事物在所有该事物存在的可能世界的所有逻辑可能性，是由逻辑可能性决定的。
无疑，现实世界是受现实（广义物理）规律支配的世界，因而现实（广义物理）可能性受限于现实（广义物理）规律。我们指向某一现实对象并设想在它身上发生的事，我们的设想不能是不受限的凭空设想，而是受到相关层次的现实（广义物理）规律的限定，不能进行与这种物理规律相矛盾的设想。现实（广义物理）可能性又可区分出不同层次，如狭义物理可能性、生物可能性。当我们在某个层次穷尽了所有可设想的，也即穷尽了该层次上所有的现实可能时，便可得到相应层面的规律，其所表征的就是该层次的现实必然性。比如，一命题P是（狭义）物理必然的，当且仅当P在所有可设想的遵守（狭义）物理规律的世界中为真。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从狭义物理角度设想车速超过光速；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可能性上不可能进入神话世界，因为我们不能从生物学角度设想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神。然而，逻辑上的可能涵盖了现实的不可能，在逻辑上的“设想”可以不受现实世界各种现实（广义物理）规律的局限。比如在逻辑上，我们可以设想现实的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个神，即亚里士多德成为神这个世界是现实世界逻辑可及的；同样，车速也可以超过光速，因为当我们跨现实对象的所有反事实情形进行考虑时，不存在任何现实（广义物理）规律的限定，从而不会由于违背相关的限定而产生逻辑矛盾。
基于上述，把握现实必然性与逻辑必然性之区分的关键，是正确看待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各反事实情形在逻辑上的关系，坚持可能世界在逻辑上平权。现实世界包含许多可能情形，其中每一种可能情形都是一个可能世界。这也就意味着：在逻辑上，现实世界只是可能世界之一，它不过是其中一个实现了的世界，所有可能世界在逻辑上都是平权的。从逻辑上，我们不能把现实世界置于任何特殊地位，现实世界本位观念会导致对逻辑必然性的错解。当然，研讨现实必然性必须以现实世界为本位。从区分两种必然性看待本质主义，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
上述区分中有一点需要强调指出，那就是：克里普克由以进行反事实设想的出发点始终是现实的具体对象。我们前文已经论证，克里普克所坚持的从物模态思想与其关于可能世界本体论的温和实在论立场是一致的，而由这一立场所决定，克里普克基于可能世界刻画的必然性，是形而上学（本体论）层面上的必然性。
四、可能世界视域下的现代本质主义学说
本质主义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哲学理论，集中在他的四谓词理论中。如果命题的谓词描述了主词所指事物的本质，这样的谓词就是定义，下定义的方法是属加种差。“本质特性被设定为与其他所有事物相关且又使一事物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东西；例如，能够获得知识的那种有死的动物就是人的本质特性。”（《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第440页）按照芭尔坎的理解，本质属性就是满足下列条件的这样一类性质：(1)一些对象具有，而另一些对象不具有；(2)具有它们的对象必然具有它们。（马库斯，第100页）于是，“能获得知识的那种有死的动物”就是人的本质属性。不过，亚氏本质主义是关于类事物的，属加种差方法只对类事物才适用；他并没有正面探究个体的本质，而个体本质正是当今学界集中研讨的问题。
克里普克是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沿用亚氏定义，也将本质理解为“必然”具有的属性，但其论证及结论大相径庭。他就个体与自然种类的本质提出两种理论，一是个体的“起源的必然性原理”，二是自然种类的“内在结构的必然性原理”。（张家龙，1999年，第52页）在克里普克看来，个体的起源决定着个体的本质及其自身同一性。亚里士多德是由其父母的精子和卵子合成的受精卵发育生成的，这个受精卵就构成他的本质；一张桌子是由一块木头制成的，这块木头就是它的本质。自然种类的本质是该类全体成员共有的内在结构。若水的分子结构是
，就是水的本质。在克里普克看来，一事物只要有其本质，即使失掉其他属性也仍是该事物；但如果失去其本质，则即使其他属性仍然存在，也不再是该事物。设想亚里士多德幼年时家庭发生变故，没有做现在归于他名下的那些事情，而另一个人斯潘诺里斯虽不是来自亚里士多德父母的受精卵，但做了归于亚里士多德名下的所有事情；而即便如此，仍只能把前者识别为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种类，克里普克也举例说明：“不能只根据虎的外表给虎下定义，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不同的物种，它具有虎的全部外显特征，却有不同的内部结构。因此该物种不是虎这个种而是其他物种。”（Kripke,p.156）
两种本质主义的差异表现在：第一，克里普克只考虑了自然种类的本质，而属加种差的方法却是面向所有的类的。第二，关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与“内在结构”相比，“种差”作为同属之下不同种的“区别性特征”是不够精确的。当然，这与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相关。第三，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正面论述个体本质，但他也提出类事物的本质可用来表述该类事物的成员：“人的定义可以用来表述某个具体的人，因为某个具体的人既是人又是动物，而属的名称和定义都能够表述一个主体”。（《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第6页）但克里普克的下述看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会是不可思议的：《形而上学》的作者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属性，因为亚里士多德没写《形而上学》这种反事实情形是可以设想的。我们认为，之所以会有如此差异，正是缘于他们对“必然性”的不同理解和使用。
克里普克的必然是逻辑必然，所谓本质是跨可能世界的本质。对个体“起源的必然性原理”可作如下理解：首先，起源是决定个体之存在的条件，只有起源才能经得起逻辑必然性的检验，“设想”个体没有起源是不可思议的。起源只是规定了个体的存在，而不是规定其具体属性；对个体来说，存在先于本质。从这个角度讲，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其次，起源是保证个体自身同一性的条件：有同一起源的个体是同一的，除起源外，个体的自身同一性与任何具体属性都没有关系，它独一无二。从起源开始，个体包含无穷多发展可能性，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都不会改变其自身同一性。克里普克用模态逻辑的原理作了论证。设“B”为一张桌子的名称即固定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设“A”为实际制成这张桌子的那块木料的名称，再设“C”为另一块木料的名称。然后假设B是由A制成的，就像在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那样，另一张桌子D是同时用C做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B≠D；因此，即使D是从它自身中制造出来的，而且没有一张桌子是用A做出来的，D也不会是B。（Kripke,p.114,n.56）这里使用了从必然等同原理得出的必然不等同原理：在B系统中，由x=y→□x=y（如果两个体等同，它们就必然等同）得到┐□x=y→x≠y，即◇x≠y→x≠y，据B的导出规则可得x≠y→□x≠y（如果两个体不等同，那么它们就必然不等同）。
对于个体的逻辑必然性的这种刻画，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是无能为力的，其所能刻画的只是现实类事物的现实必然性。克里普克基于可能世界语义学及其哲学分析事物的本质，特别是个体的本质，将本质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为分析的形而上学开辟了一条崭新进路。
虽有上述成就，但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的如下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克里普克没有讨论作为社会种类的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包括劳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实践等在内的社会关系结构，与自然种类的分子结构等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克里普克忽略了个人的社会性起源，混淆了个人的本质与一张桌子的本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本质绝不会只是如克里普克所说的由她的父母所生，而是由处于当时英国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父母所生，并在英国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
第三，从可能世界的视角看，逻辑必然性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关心现实事物的现实必然性如何确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由个体内部存在的对立统一结构所决定，任一个体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认识相应地也不断发展变化。那么，在事物不断形成的各种属性中，哪一个或哪一些是事物“必然”具有的？回答该问题需诉诸认知主体的社会实践，相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现实可能性，由认知主体的社会实践目标来确定。例如，一个玻璃杯有多种现实可能性，起源于造玻璃的材料，可以压纸，可以用来喝水等等。类本质的确定相对容易，但也要诉诸社会实践。内在结构固然可以构成类事物的共有属性，从而统摄该类事物，但认知主体在各自实践中未必都了解或关心事物的内在结构。换言之，内在结构并非一类事物的仅有属性。类事物也包含多种发展可能性，认知主体不一定非要通过内在结构才能认识该类事物。比如普通人在认识水的时候，并不需要像化学家那样使用原子结构作为水的区别性特征；即便同是化学家，他们也可能关心水的不同层次的结构。然而，克里普克并未对现实必然性的这些方面给予充分关注。
第四，在克里普克看来，自然种类的情况与个体是相同的：对自然种类来说，其内在结构也能够经受逻辑必然性的检验，保证该类的自身同一。然而，自然种类是否可以如内在结构原理那般进行刻画是另当别论的，除非个体与自然种类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差异，但其间的差异是无法回避的。
可见，对于个体，我们完全能够有意义地讨论跨可能世界的本质，即要涉及现实世界的非真实情形。但自然种类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涉及可能世界与可及关系时，我们从先已存在的对象出发，考虑对象身上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每一情形构成一个可能世界。对个体当然可以这样做。比如设想一张特定的桌子是由冰做成的。当我们将个体的现实属性逐一排除时，就可回溯到它的起源。然而对于自然种类来说，没有特征性质对相关个体的在先统摄，就不可能有相应类的存在。换言之，类事物的本质是先于其存在的。一旦将自然种类的特征性质逐一排除，剩下的最多就只有具备自身同一性的个体了，因为任何种类都不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超级个体，或者说，并非是可以独立于其所属成员之外的某种实体，它的存在显然取决于构成它的那些个体的存在”（陈维纲，第73页）。若像对待个体那样，在确定一自然种类的存在后，反过来又设想该类属性的增减变化，可能会导致逻辑矛盾。可见，对于自然种类的本质，不能像对于个体的本质那样，用逻辑必然性来确定。
为了用可能世界来准确刻画现实必然性，就要以现实世界为出发点，以可能世界为参考系，比如对一个自然种类水，我们提出以下办法：x在任一可能世界中是水，当且仅当x与现实世界中被称为水的东西有相同的液体关系。在现实世界中，水是，这就排除了水在一个可能世界
中不具有这种可能性，还排除了在这个可能世界中表面像水、但不具有的物质是水这种可能性。通过排除这两种可能性，就使我们对水是有了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