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预科——新时期高中教育的定位及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新时期论文,高中论文,大学预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中教育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个教育层次，是一个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教育层次或阶段，它一方面能够影响义务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关系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建设。因此，高中教育的定位及其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层次。显然，由于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已经实现大众化，高中教育的实际功能和地位已经发生了现实的变化，并由此使高中教育从过去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而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大学预科的性质，高中教育的内容和管理与大学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而这样的变化也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为高考的进一步改革创新，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会，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高中教育的三种功能或形态
从理论上来说，高中教育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并且具有多重意义或性质，具有高度关联性的教育层次或阶段，因而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具有多种功能的教育层次或阶段。就中国的实际而言，高中教育的功能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高中教育是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一般而言，高中阶段的教育常常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所规定的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对社会成员一般要求的变化，以及年轻人对发展前途的不同追求，特别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对公民行为能力的要求，高中阶段的教育往往成为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进而满足社会对年轻一代的要求。这种形态或者功能的高中教育往往具有一种普通教育的特征，其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年轻人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
第二，高中教育是一种终结性的教育，成为义务教育到职业生涯的过渡和衔接阶段。作为一种终结性教育形态的高中教育，与作为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的高中教育是有所不同的。这种高中教育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它更多地是作为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过渡，作为学校教育与职业领域的衔接。这种形态的高中教育往往具有一种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或者是一种具有就业取向的普通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素质、能够胜任一定职业领域要求的工作人员。
第三，高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预备阶段。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的预备阶段的教育，这种形态的高中教育虽然也是一种以提供普通教育为主的教育，但与作为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的高中教育有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为接受高等教育所需要的教育，是以接受高等教育为目的的普通教育。
显然，在现实社会和教育系统中，高中教育的这三种功能或形态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平分秋色的。高中教育的这三种功能各自的比例往往是根据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教育发展的水平而有所变化和调整的。一般而言，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有以下两个变量：
第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是与其相应的劳动力市场对一般劳动力文化知识程度和水平的要求及其变化。这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或者影响了高中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形态。如果说，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劳动力市场对一般劳动力的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不高，那么，高中教育的功能或形态则主要是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或者是作为义务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过渡和衔接。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年轻人只要具备了高中教育的文化水平就能够适应社会的要求，而不需要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
第二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水平。这个变量是直接影响和制约高中教育功能或形态的主要因素。显然，如果高等教育能够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那么，受社会和教育的地位竞争规律影响，必然会直接影响高中教育的功能或形态，使高中教育更多地成为高等教育的预备。
因此，考察和分析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高中教育的功能或形态，必须认真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及其对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阶段。
高中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理由与根据
长期以来，社会和教育管理部门将高中教育划归在基础教育麾下，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多年以来，中国的高中教育主要是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更多地体现和注重了与义务教育的衔接和一致性。这种定位的理由与根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劳动力市场对一般劳动力文化知识水平的要求也主要停留在中等教育的水平。从整个经济发展和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的构成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和阶段。根据2005年的有关数据，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比重是12.6％，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47.5％，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39.9％。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只能属于工业化阶段，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还只能是工业化前期阶段的经济形态；这种形态的工业化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更多的只是一般的技术工人，而没有达到真正高科技和高文化素质的水平。另外，如果从劳动力的构成来分析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形态恐怕还只能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同样根据2005年的相关数据，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4.8％，几乎占到一半；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的比重则是23.8％，不到四分之一；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的比重则只有31.4％，甚至不及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显然，这样的经济形态与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素质与文化水平的要求是不可能高的。按照这种思路进行分析，中国的高中教育作为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或者是义务教育与职业生涯的衔接，更多地考虑与义务教育或者劳动力市场的衔接，是有道理的。
其二，高等教育的规模太小，完成高中教育的大多数学生没有能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而也使得高中教育更多地限制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国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精英教育的形态进行建设和发展的，因而对规模的控制往往成为这种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在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以前，高等教育的规模始终非常小，无论是整个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还是高等学校在校生的规模；不管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还是高等教育的录取率，都非常低。根据有关方面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高考入学率最高也就是6％，例如，1977年的高考录取率为4.8％，1978年为6.6％，1979年为6.1％。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可能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参加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也只能是凤毛麟角。这种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态以及对规模的控制，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在整个劳动力的素质和结构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和程度的劳动力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整个劳动力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化水平和程度的劳动力的比例还不足1％。由此可见，在20世纪末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高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预备或者输送生源的功能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而更多的只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是义务教育的延续和提升。
因此，中国的高中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定位在基础教育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在这种背景下，将高中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进行管理也是正当的。
高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预科的新定位
显然，以上这样两个理由与根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义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走向普及化，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至于对高中教育的传统定位形成了挑战，也使得高中教育正在呼唤和走向新的定位，越来越具有了高等教育或者大学预科的特点。
将高中教育定位于高等教育或者大学预科，这当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的影响，但更加直接的原因则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造成的，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逐渐走向普及化对高中教育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或者大学的扩招，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突破了精英高等教育对规模的限制，为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说，大学扩招以前高中毕业生上大学只能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今天的高中毕业生所担忧的已经不是能否上大学，而是能否上一所重点大学，能否进入一个理想的专业或院系学习。根据有关方面的权威统计，时至今日，全国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录取率已经超过70％。即使在一些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这个录取率也能够达到比较高的水平。可以认为，这种高考录取率的增长和变化，特别是在整个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高中毕业生中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及其变化。如果说在恢复高考后的几年中尚有部分十年“文革”期间毕业的青年参加高考，那么，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参加高考的基本上都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这种高考录取率的增长和变化绝不仅仅反映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同时也反映了高中教育功能的变化。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量变与质变之间关系的原理，这种高考录取率的增加和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教育质的变化。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高等教育在这种量变中的质变，即从精英高等教育转变为大众化高等教育，但是却忽视了这种量变对高中教育定位所带来的质变，即中国今天的高中教育已经发展和演变成为一种主要为高等教育输送生源的教育层次和形式，其主要功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准备或预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保留过去的名称，但它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大学的预科教育。
将高中教育的定位从作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转变为大学预科，并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层次定位的变化，更加重要的是将带来或者产生出一系列教育体制上新的变革，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突破口。一方面，这种新的定位能够为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加清晰准确的政策取向，形成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它能够进一步促进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由于高中教育转变为大学预科，实际上为高考改革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加充裕的时间，进而为深化高考改革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