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理白族的民族性物质和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族论文,大理论文,民族性论文,云南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当前研究中国人民族性实际上只指汉族而言，这是不全面的。除汉族外，尚有五十余种少数民族。故研究中国人民族性，应包括研究每个少数民族民族性。本文对云南大理白族的民族性进行研究，指出白族的民族性有三个方面特点：很少有攻击行为，有较多的和平态度；在生活中注意美的追求；多属于进取型，即具有勤劳本业并勇于拓殖的精神。白族民族性形成过程中，佛教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民族性 群体性格 物质 攻击性 进取型
一个民族由共同文化传统而形成的“群体性格”或“标准化的人格类型”，为该民族多数成员所共有。这在心理学和人类学上便称为“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①。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仅限于主体民族。当前讨论十分热烈的中国人性格问题②，无论是褒是贬，只能加于汉族身上。汉族以外，尚有五十余种少数民族③，他们的民族性与汉族的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
对中国诸少数民族的民族性一一加以研究，准确地描述其心理物质，并追溯其形成过程及根源，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心理学界一项新的课题。
笔者于六十年代初期曾在云南大理白族地区生活多年，现就自己多年的观察，并查阅白族历史，试对白族的民族性及其形成，作初步的分析，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大理白族民族性塑造过程中，虽曾受多种因素，（如自然环境，与其他文化和周围族群的关系）的影响，而历史上普遍信奉佛教为一项主要的因素。
佛教自八世纪传入大理，至九世纪而大盛。南诏末期和大理国君主们都信奉佛教，从佛门北子中“设科取士”④，并“用僧为相”⑤。元明时期各种佛教宗派相继传入，信奉者遍及民间，“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无老幼，手不释念珠”⑥。因此有诗云：“洱海与苍山，佛教之齐鲁”⑦，即将大理地区视为佛教中心。鸡足山更成为闻名遐迩的佛教圣地。直至清末大理回放起事之后，佛教始衰，至今大理白族信佛人数仍多，民间有“念经会”、“老妈妈会”等佛教徒组织，一年节庆活动中拜佛活动几乎占一半以上。
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九世纪，佛教为白族朝野上下所信奉达千年之久。人们朝夕沉浸其中，佛教教义及僧侣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自然在白族心理上留下深刻的印记。白族的民族性中与周围民族迥然有另的几项，细加考查，无一不与佛教有关。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
白族民族性的物质之一是攻击性(aggression)较弱，换言之即性格比较温和。史料记载周围地区民族“喜斗好杀”⑧“斗则交刃”⑨，甚至“骨内有隙，辄相仇杀”⑩一语不投，即拔刀相向”(11)；而对白族的表述则多用“人皆善良”、“杀心差少”（详后）之类词汇，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但在信奉佛教以前，白族先民亦与其他原始部落一样，“各据山川，不相统属”(12)，而且“喜相仇怨”(13)。在接受佛教以后，虽然与外族放时有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争，在内部仍有免有统治者权力之争。但比较起来，次数较少，且有内部斗争中时常采取比较缓和的形式。史载大理国二十二代国王中曾有七代“禅位为僧”，有些可能是大庆厌倦或避免政治斗争而自动弃位。即使对于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亦多采取“废之为僧”的办法，对他们不采取过分的行动。传说大理国建立之前的郑实嗣取代南诏国曾杀蒙氏家族八百人，算是一次残酷争夺权位斗争，而郑氏即位后便“铸佛一万尊”以赎罪(14)。至于在白族人民之间即使有纷斗冲突，很少使用武力，至现代犹是如此。在西南少数民族之中，白族这一性格非常突出。古人对此已有觉察，有关论述较多，现抄引数项如下。（元）李京《云南志略》白人条：
“诸种蛮夷，刚愎嗜杀，骨肉之间一言不合，则白刃相
，不知事神佛，若枭獍然。惟白人事佛惟谨故杀心差少。由是言之，佛法之设，其于异俗亦有自有益”。又原在昆明筇竹寺“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
“世祖破大理之明年，师始至中国，留二十五年。……国人号雄辩法师。
乌僰人说法□□□
严经、维摩诘经、□□□□，□以僰人（白人）之言，于是其书甚传，解者益众。六诏之俗，悍而如□，□于死亡，虽□□之威，不知畏也。自归我大
，合为一家，数十年间无战伐之祸。……孰使之然哉？维大雄氏之教(15)。……”
又（明）张紞“荡山寺记”碑（1390年立）：
“西南夷为类虽杂，知文教者唯白焉，其俗嗜佛而尚释。段氏有国，用僧为相，或已任而更出家，故大理佛教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初，因几其地多浮图，人皆善良，故有征元战，其僰宇缁流，悉获安堵。”又原在晋宁县的（明）张紞《具足禅院记》碑：
“西南诸种，……独僰人事佛，余种皆不之信。盖其气习（指性格）使然，
无足怪者。……人修缮刹宇，寻袭师宗，事佛惟谨(16)。”又（明）谢肇淛《滇略）卷四：
叶榆（今大理）……自唐宋以来，崇奉释教，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人寺礼佛饭僧。俗日：‘信三宝家，永为和合’。……豪属乡绅财物不以治第，施贫而尽，畀炎檀林梵宇之费。至于土家，桀骜为命，一遇缁流，无不顶礼，合资如流。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载把白族较少使用暴力归因于信奉佛教，古人这一看法证实了我们今天的观察。
过去心理学家多将某些心理物质的形成从遗传、儿童养育方式（如排泄习惯、教育态度和方式）或性的压抑等方面进行解释(17)。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宗教对个人或群体性格的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例如，流行猎头习俗习俗的民族必有较强的攻击性，是由于他们的原始宗教教信仰，即认为获得头颅才能得到神灵保佑，获得丰收或其他好运道。而信奉佛教民族，一般说来比较倾向和平。是因为佛教教义内容之一即是反对暴力、崇尚和平，他们相们轻开杀戒则将种下罪孽。这就是为什么原来“桀骜”成性的人也逐渐感化之故。
二
白族群体性格中，另一物质是对美的兴趣和追求，主要表现在讲究房屋的舒适、幽雅，并喜欢布置和美化居住环境。而周围地区其他民族除了偶尔讲求服饰之美外，还没有体验到生活其他方面美的感受。不用说那些“迁徙不常”或“岩居穴处”的民族，即使是已有房屋，亦不过“用木板覆之”(18)，或以圆木“纵横相架”(19)。屋内则平日不加打扫，“楼下煤薰黑逾黝漆，……粪秽业积”(20)。
大理白族房屋多为砖木结构，或以石砌成。一般每幢有三间双层楼房为正屋，两厢为厨房、畜厩等，四周有转墙，形成院落。入门有一照壁，门上檐角高翘，配以雕刻，形成颇有物色的门楼。无论是房屋门窗、门楼和照壁，多绘壁画或镶有大理石。尤其令人赞赏的是白族住宅庭院内多植花木，室内多有盆景，有“大理三百户，户户养花”之谚。甚至农民亦建有自己的“后花园”，内花卉四时盛开，或筑有假山，或引泉水为池，并安放大理石制成的桌凳。
白族讲求居处的清幽、美观乃受佛教影响。佛教徙强调寡欲，但并不拒绝享受大自然之美，相反，欣赏天然美景、布置居住环境是他们人生乐趣，为他们所努力追求的。大理号称有“大寺八百、小寺三千”(21)寺庙建筑十分华丽(22)，且多建于山水奇绝，风景秀丽之处。如著名的感通寺（荡山寺）“林木葱蓓，幽雅回绝”(23)；鸡足山则是“其间幽洞、危崖、奇峰、怪石、曲涧、清泉”(24)；石宝山则“其间峰峦奇变，洞壑幽远，以及泉石之灵秀，深林古木之葱郁秀美，盖不可以言语穷也”(25)。
像寺庙这新样清幽的环境，整洁的居处，奇美的景色，是静修必不可少的条件，被认为有助于消除一切尘世俗念，自然成为一切信徙向往之处。（元）郭松年《大理行记》：
“凡诸寺宇皆得道者居之。……其得道者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居洒扫清洁，云烟静境，花木禅房，水虢虢循堂厨，至其处者，使人名利之心俱尽。又（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
寺观……恬淡清习，肃然寂然之境，有以消人势力之心。故达人高士涉世
既倦，往往有托而逃慝。”出家既非人人可以做到，象士大夫那样读书禅寺或入寺小住(26)亦非一般人民能力所及；但可把自己家族布置得象寺庙一样清幽、整洁、广栽花木(27)，精心建造房屋，甚至家内设佛堂，使在家亦可静修，且享受静谧之乐和自然之美。有些人的“后花园”布置成苍山洱海景色，有宝塔、有禅寺(28)，便反映他们内心向往追求。渐而久之，蔚为一种社会风尚，虽不信佛的人亦均讲究居处的安适。
三
白族人民多属进取型，具有勤劳本业并勇于拓殖的性格。这一点与云南很多民族“不事产业”(29)，或农业外“别无生计”(30)，有很大的不同。
在大理周围某些地区，由于人们“不善于治生，河干山麓可耕之土地，多而垦，蔬圃果木之利不兴”(31)，至今仍缺少改变；而在大理地区，很少看到土地荒而不耕的现象，甚至山石空隙处亦可尽量种植作物或栽种树木。在缺少耕地地区，人们便经营其他产业，或从事贸易，或从事石工、木工和特殊工艺（大理石、染印等）。其中尤以木工最为著名。剑川木匠善于木雕，并能主持复杂的木结构建筑的设计，其足迹遍及“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川等省”(32)。
如上所述，白族既不以洒醉饭饱为满足，而讲求居处的舒适，亦需要一定经济力量，要关于治生。他们学习的正是当地僧侣的拓殖精神。佛家虽视财产为身外之物，但主张自食其力。特别是古代初到云南的僧侣，与在内地传教的僧侣不同，他们面临的多是荒无人烟的山区要，能在此立足，即使身在募化来的金钱也是无用的，全得自己动手，解决居住、吃饭和饮水问题。如（清）释文果“洱海丛谈”：
“鸡足山……大刹七十二，‘兰若’无算，每寺僧众千数百不等，皆刀耕
火种为食。”徐霞客“滇游日记”中对僧侣们如何艰苦地开山建寺，有详细的记载。大理地区荒山的开辟、水利的兴修，多得力于伴侣的拓殖(33)。神话传说中牟伽陀祖师排水开辟鹤庆坝子(34)，菩萨降龙平息洱海水患，都应以古代僧侣兴修水利为历史背影的；而神僧于种稻能“系留”太阳以按时栽秧的故事(35)，则是古代僧侣开辟水田的反映。
这种拓殖精神，由僧而俗，久而久之，便在白族人民之中成为一种较普遍的人格类型。今日大理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所以能为云南之冠，不能说与这种拓殖精神无关系。
以上仅是论述大理白族性塑造过程中所受佛教的影响，至于其它的影响自应别作分析。又历史上全面信奉佛教亦曾给白族社会带来若干消极因素。如拜佛频繁，仪式隆重，必得耗费大量金钱和时间(36)，等等。由于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亦未涉及。
以上对白族民族性中几项物质的分析，多取材于历史记载及自己粗略的观察，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看，是很不够的。今后如有条件，我准备就上述诸问题再到白族之中作心理测量，用以印证或修正以上这些看法。
注释：
①此词或译为“国民性”。然而只要一个因家内存在两个以上民族，便无统一的“国民性”。似译为“民族性”为妥。
②当前这方面论述颇多。据我看来，若要对中国人性格及中国古代文化真正有透辟了解者，仍要推林语堂三十年代以英文写成的“吾土吾民”一书。国内现在流行的中译本已改名为“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淅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此指当前已得到国家承认的民族而言。此外，还有若干种自我认同为单一的民族单位者，至今尚未得承认。
④（元）郭松年《大理行记》。
⑤（明）张紞⑥〈荡山寺记〉，载《（景泰）云南图经》卷五。
⑥（元）李京《云南志略》白人条。
⑦此为清代吴梅村诗句，转引自袁嘉毂〈滇南释教论〉，载《卧雪堂文集》卷二十二。
⑧《（万历）云南通志》卷三鹤庆府。
⑨（明）高奣⑧映《问愚录》。
⑩《（康熙）大理府志》卷十，《（雍正）云龙府志》卷五同。
(11)《（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
(12)（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七。
(13)《新唐书·南蛮传》。
(14)参见胡蔚本《南诏野史》及《僰古通记浅述》。
(15)《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十三。
(16)《新纂云南通志·宗教考》一。
(17)参见基辛(R.M.Keesing)《当代文化人类学》第十一章，于嘉云、张恭启译，巨流图书公司，1986年。巴诺(V.Barnuuw)《心理人类学》第二、十章，黎明公司，1987年。
(18)《乾隆）丽江府志略》卷上。
(19)《（正德）云南通志》卷十一，丽江府，《（景泰）云南图经》卷四蒗蕖州。
(20)（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三。
(21)（明）杨黼〈山花碑〉：“伽兰殿阁三千堂，兰若宫室八百谷（个）”据《僰古通记浅述》：大寺胃之“兰若”，小寺谓之“伽蓝”。
(22)（明）谢肇淛《滇略》卷四“点苍、鸡足大项之间，缁徙云集，搭桂兰若，金碧映相望”。（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崇圣寺）三塔峙立，金碧生辉，……望之如崑阆状。”
(23)《（景泰）云南图经》卷十三“寺观”。
(24)释大错〈鸡足山指掌图经〉，载范承勋《鸡足山志》。又徐霞客《滇游日记》对鸡足山的景色，有尤为生动具体的描军。
(25)释大错《题石宝山图》，载《石宝山小志》。
(26)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读书僧寺之风习条、士大夫禅悦及出家条。
(27)大理白族喜欢种植花木有悠久的传统。上引〈山花碑〉云：“大夫在处栽松柏，君子种梅竹”。
(28)王四代〈白族农家的园林〉，《民族文化》1983年2期。
(29)《（景泰）云南图经》卷四北胜州。
(30)《乾隆）永北州志》卷二十五蒗蕖州土所属夷人。
(31)（清）余庆远《维西闻见录》。
(32)（清）张泓《滇南新语》夜市条。
(33)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僧侣拓殖之本领条。
(34)张了〈鹤与鹤庆〉，《民族文化》1981年4期。
(35)以上见徐喜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大理之密教神话，中华书局，1963年。
(36)《（景泰）云南图经》卷一：“僰人朔望则裹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二月八日为‘印佛会’，相率罄其资从事，虽废万钱，莫之惜者。”
《（正德）云南通志》卷六：“僰人……谷最重佛。每年二月八日为‘赛佛会’。佛车纸塔，填塞道路，男女纵观，亲戚相贺，七日方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