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三沿”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出“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新格局，发展走势也正沿着沿海先富向以沿江沿边为特色标志的中西部富裕推进。这正是邓小平关于从沿海东部到沿江中部再到沿边大西部的“三沿”（注：“三沿”是指沿海、沿长江、沿内陆周边广大的大西部，即相应所指按地理位置划分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为突出其典型地理特色，故称三沿。沿海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份；沿江（含沿京哈和京广铁路干线）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9个省份及四川省的一部分；沿边西部地区包括四川省的一部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等省份。）区域经济非均衡梯度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思想指导实践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正处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期，我们对这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最好的纪念，莫过于重温和探讨他关于中国经济纵向上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横向上具体配套地层开为“三沿”即沿海→沿江→沿边的区域经济非均衡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思想体系及其实施方略，是如何有机统一制定并付诸实践的。
（一）“三沿”梯度推进战略是“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的具体展开
所谓“三沿”梯度推进战略，是指从我国经济技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来看，客观上存在着沿海东部、沿长江（含沿京哈、京广铁路干线）中部、沿边内陆大西部三级梯度差，国家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步骤中，要充分利用梯度差的经济势能，按沿海—沿江—沿边的顺序安排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区域分配，以先发带后发，后发赶先发，不断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三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提出和构建的“三沿”梯度推进式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三步走”发展战略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的具体展开。
1、“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施中国区域经济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型。邓小平同志始终着眼于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着眼于我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战略地位的提高，大声疾呼：“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1]（第358页）“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的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2]。对于当代中国，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系到发展的快慢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重大问题。“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1]（第270页）。尽快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由均衡发展战略向“三沿”非均衡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转型，为全面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中国东、中、西“三沿”区域经济非均衡梯度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要义是“分阶段有重点地适度倾斜与可持续协调发展相结合”。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在地区间的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实行适度的地区倾斜与必要的区域补偿相结合；二是在各地区的产业发展上，实行适度的地区专业化与必要的多样化相结合；三是在各种经济活动的分布上，实行适度的地理集中和必要的地理分散相结合。从根本上来说，先富带后富、快富促慢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先沿海后内陆，从非均衡走向可持续全面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以及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本质内涵。它是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通过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为解决我国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问题而设计和制定的。
从整体上说，近代西方工业文明首先进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并使之得以迅速发展起来成为经济重心。东部沿海地区与发展缓慢、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了并长期存在着巨大差距。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地区差距悬殊；二是区域构成复杂，影响深远；三是生产力布局东中西部错位。鉴于此，建国后，党和政府便着手考虑缩小区域差距，以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他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4]（第374页）但由于急于求成和国防“三线”建设等因素，自1953年至1978年我国整体上实施了“向内地倾斜，均衡布局”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邓小平冷静深刻地反思了这段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之后指出，实践已经证明，不顾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的客观差异，人为地推行区域均衡发展，不论其愿望多好，也是行不通的。搞绝对平均主义和同步发展，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又不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只是一种空想，“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1]（第155页）。进而，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先富”思想，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利的支持。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第152页）邓小平上述的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从指导思想的确立到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全面地实现了从实施“向内地倾斜”的均衡发展战略到“沿海倾斜，先沿海后内陆，推进中西部开发”的“三沿”区域经济非均衡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型。
2、“地区差距”与“现代化目标”：“三沿”推进战略是“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立足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的基本国情实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共同富裕，是如何把具体实施中国中观上的“三沿”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与宏观上的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机结合的呢？
首先，在宏观上，邓小平高瞻远瞩、独具匠心地提出和制定了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1987年4月，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邓小平系统提出并全面阐述了我国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第226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构想正式确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并分步付诸实施，正逐步得以预期实现。
其次，在中观区域经济上，邓小平力举实施面向现代化目标，正视地区差距，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先沿海东部、再沿江中部、后沿边大西部的“大三沿”非均衡梯度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这与“三步走”宏观战略相配套：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以全面实施“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的宏观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应地在中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配套实施上，重点落实到“向沿海东部倾斜”，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使之“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以“带动中西部的开发”。这一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比较快地增加了国家经济实力，保证第一步目标的预期实现。其结果是提前三年于1987年实现比1980年翻了一番的目标，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面对沿海东部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进而东西差距拉得更大的现实，1990年邓小平指出：“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1]（第354页）在邓小平这一系列思想特别是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重点实施了以继续加速发展沿海东部，并推进中西部沿江、沿边的全面开放和开发，同时加强中西部的扶贫攻坚和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以三峡工程开发建设为契机，加大了长江“黄金水道”主轴经济带的开放开发建设。以“三沿”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进程为例，1980年至1992年上半年，对外开放的重点在沿海地区。从1992年开始，对外开放逐步向沿长江主轴经济带和内陆沿边大西部地区推进，最终得以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的地区差距，得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最终真正保证提前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
3、“三沿”梯度推进战略是邓小平实施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全新视角。第一，邓小平整体设计制定和分步重点实施的“三沿”区域经济梯度推进式协调发展战略，是一个抢时间、争速度、求发展的战略。邓小平早在1980年指出：“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这就紧迫地要求我们要争取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来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1]（第25页）为此，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上，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沿海经济特区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于1990年3月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明确指出：“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第355页）他在1991年启动浦东开发时又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1]（第366页）由此可见，邓小平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实施我国沿江经济腹地主轴线中部隆起推进式开放开发协调发展战略，就是抢时间、争速度、求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这一战略在实践中取得非常成功，领引着“第二个翻番”的“第二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二，邓小平“三沿”梯度推进式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高度强调各区域在开放条件下实现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邓小平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了不切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第64～65页）他的对外开放思想就是要求我国各地区之间要互相开放，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沿海东部、沿江腹地中部与沿边大西部，城市与乡村，以及各行各业务企业之间，都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按照扬长避短、形式多样、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大力促进横向联系，从而促进区域间的开放和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各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内在地要求我国的开放发展必须实行非均衡开放发展与协调发展的有机结合。因此，邓小平指出：第一步，“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1]（第277～278页）。第二步，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第278页）。这就是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三沿”非均衡全面协调发展战略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两个顾全大局”的战略思想，这两个大局也就要求区域经济发展必须实现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中国区域经济“三沿”梯度推进式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把握“一个大原则”，即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制定“一个大政策”，即允许和鼓励先富，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协调好“两个大局”，即先沿海后沿江沿边内地的战略部署；解决好“一个大问题”，即发达的沿海东部地区如何帮助内陆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迎头赶上，实现全面协调发展。
（二）“沿海倾斜”与“大门户开放”是邓小平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从增长极突破的新构想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没有形成带动力极强的经济增长极，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邓小平认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从“均衡”西进战略转向非均衡发展的“东进”，形成沿海增长极的大门户开放发展战略。
1、邓小平从区域经济增长极突破实现战略转型。邓小平认为，沿海东部地区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具有很强的集聚力和辐射力，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实行战略转型，首先得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突破，实施“沿海倾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让沿海“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真正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为此，在“七五”时期，政府就十分明确地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详细制定了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非均衡梯度推进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实施了一系列向沿海东部倾斜的政策措施：一是对外开放政策向沿海东部倾斜。从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经济特区开始，到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和确定沿海经济开放区，形成了面积32万平方千米，人口1.6亿的广大沿海开放地带，这被看作是这一时期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上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二是优惠政策向沿海东部倾斜。国家在财政、税收、信贷、金融、价格、工资等方面对沿海实行倾斜政策。三是国家的投资重点也开始逐步向沿海东部倾斜。从1981年到1995年，沿海东部地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由45.91%上升到54.27%[5]。四是体制改革向沿海东部倾斜。
很显然，邓小平从区域经济增长极突破而实施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的战略转型的理论与实践无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效：造就了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加快了沿海东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之得以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力量，尤其是使东部沿海开放地带和工业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带动了中西部内陆经济的开发和发展。
2、邓小平从改革开放试验区增长核突破走外向型经济之路。如果说邓小平实施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转型是从区域增长极的沿海东部来突破的话，那么，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和开放政策的出台都是从区域经济增长极中的增长核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来突破的。邓小平说：“为了改革开放的实践能够成功，我们所开发建设的“深圳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个经验嘛。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1]（第130页）“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1]（第133页），走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在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首先，就开发设立各类对外开放区域的建设来说，先后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1)开辟经济特区；(2)开放沿海城市；(3)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4)划定沿海经济开放区；(5)开放开发上海浦东新区；(6)设立保税区；(7)设立沿边开放城市和边境经济合作区；(8)开放省会城市；(9)开放沿江城市；(10)开发设立11个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这些对外开放开发合作区域绝大部分分布在沿海东部，开放最大的那些区域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东部。其次，国家给予了沿海东部六类对外开放区域以相应各种优惠性财税政策。如给经济特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四种减征税率的优惠政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三资企业可以在四个方面享受到所得税税率减征的优惠政策及其相关货物进出口的优惠政策。再次，作为对外开放的大门户大窗口的开放区，国家给予了外资直接投入、金融服务、对外贸易等方面优惠政策。
3、邓小平从“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突破，实行大门户大开放政策创造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1]（第51页）这两者是有机联系统一为一体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首先是从沿海前沿省份广东、福建的开放城市试点推开的。因此，“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第52页）。遵照邓小平的这一指示，首先开放的14个试点城市都在沿海东部省份。第一批批准设立的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有26个集中在沿海东部地区，随着沿海开放城市的增加和发展，推动着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以“八五”时期为例，该时期沿海新兴工业5个省份（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是全国市区GDP份额上升最多最快的区域（注：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1和1996年，《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有关部分计算。）。
按照邓小平大门户大开放战略思想的要求，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这样多层次地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推进城市开放，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视角、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新格局。邓小平1984年就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第78页），“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和长久不变的。……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第70页）。“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到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1]（第79页）。1987年，邓小平又强调，我们的“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1]（第224页）。
没有对内开放，就调动不了人的积极性。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1]（第237页），“对内搞活就是对内开放”[1]（第98页）。可见，我国开放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开放是全方位的，覆盖全社会的，这种以增加对外开放城市为突破口的大门户大开放政策的实施，推动着全国经济20多年来以年均8%以上的高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奇迹。
（三）“沿江开发”与“承东启西”是邓小平推进区域经济腹地开发实施主轴发展战略的大举措
在邓小平关于中国区域经济“三沿”梯度推进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视野中，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其区域发展重点在于经济增长极的开发建设，那么，接下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其区域发展重点，则就依次推进到了二级梯度沿江中部大腹地（注：“沿江中部大腹地”是广义的“大沿江”概念，含京哈、京广线的整个中国中部，同上所述省份。）的开放和开发，实施我国中部沿长江黄金水道横贯其中、承东启西、纵合南北的沿江（注：“沿江”此处为狭义的沿江，专指长江流域范围的中部区域，主要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一部分。）主轴经济带大开发发展战略。
1990年3月，邓小平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就“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1]（第355页）。“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要把“整个长江流域”像过去我们“搞四个经济特区”一样，作为“中国区域经济腹地”“承东启西”的“沿江主轴经济带”开放开发出来，建设好，使之加快发展，不辱时代使命[1]（第376页）。在邓小平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的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我国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1992年7月，国务院作出决定开放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5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给予其享受开放城市的政策待遇。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决定结合浦东的开放开发，正式实施沿江开放开发战略：“以上海浦东开放开发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如果说，中国是一条巨龙，那么整个沿长江流域主轴经济开发带就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脊梁；如果说沿长江主轴经济开发带是一条中国经济腾飞的巨龙的话，那么，邓小平看准、力举并指导的上海浦东开发，就是舞起的龙头，三峡工程的立项施工建设则是腾空的龙身，中央新批准的重庆直辖市的区划和建设，则是摆摇起的龙尾漫卷起沿边内陆西部大开发的雄风。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曾自责感叹地说：“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来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1]（第376页）可见，小平同志是高度重视这二级梯度推进的沿江主轴开发战略制定与实施的重要战略地位和意义的。由此看来，沿江主轴经济带作为长江经济走廊和二级梯度推进，是全国除沿海开发地区以外的经济密度最大的区域，它拥有我国最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是21世纪前期我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强的地区，因而实施二级梯度推进的沿江主轴经济腹地的综合开发战略，对于我国经济第二、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进军沿边西部大开发，实现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沿边后发协同战略是邓小平对区域经济梯度推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明确提出，“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1]（第374页）。这对沿边大西部作为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聚居地区来说，加快其与沿海东部的协同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第364页）。所以，沿海条件较好的地区，要充分利用高外向度的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并支持沿边大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发展，沿边大西部地区也要立足自身自然生态资源富集的实际，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实现与沿海东部发达地区的非均衡协同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种沿边大西部后发协同发展战略是对区域经济梯度推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1、区域经济梯度推进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沿边大西部地区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一直作为“三线”建设地区，经济技术基础非常落后，为此，邓小平反思道：“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1]（第126～127页）。“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1]（第25页）。改革开放后，随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化，沿边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区域经济梯度差呈现明显增大的特征，明确指出：“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个大问题。”[1]（第364页）对此，邓小平认为途径有四：一是采取税收的办法，“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第374页）。二是直接对口支持，即“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1]（第264页）。三是“以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1]（第374页）。四是“搞经济协作，这个路子是对的”[1]（第25页）。这些科学方法，实质上是区域梯度推进理论的中国化创新运用，指明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必须要遵循以下规律：区域经济要实现非均衡协调发展，沿海地区可以率先发展，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后，在确保先进地区继续发展的同时，中央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鼓励先进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沿边等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沿边等落后地区必须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吸收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先进管理经验、产业技术和政策环境，充分发挥沿边的后发优势，推动沿边等落后地区的振兴发展，从而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由此可见，鼓励发达地区带动沿边大西部地区的发展，充分发挥沿边的后发优势，实现沿边后发振兴战略是邓小平对我国区域经济梯度推进理论的创新运用。
2、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三沿”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精髓。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内涵进行高度概括的内容之一。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第373页）邓小平同志的共同富裕思想贯穿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它就是沿海先发支持沿边大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后发，沿边大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后发协同沿海的先发，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要服从“两个大局”的协调发展思想，他还指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第374页）实践证明，邓小平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全国各个区域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同步发展的模式只能是共同贫困；改革开放之初先发展落后地区也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也为我国实践所证明。建国以后，我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内地的发展上，但收效不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沿海等基础和开放条件较好的区域，情况就不同了，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发展起来了，也带动了内地的发展。这种优先发展核心区域，通过核心区域的技术、产业辐射带动边缘区域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其目的就是实现各区域的联动发展，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就是邓小平同志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精髓和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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