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十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十五年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未来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实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九五”到2010年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实现这一目标，其根本前提是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提高人民生活将是一句空话。但是，如果人口与经济同步增长，那么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也将落空。人口过多不仅影响分配，也影响人的素质提高，从而直接影响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因此，经济、人口、生活这三个方面是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关系。制定“九五”到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宏观上讲主要是处理好这三者关系。在三者关系中，我认为应以发展经济为核心，提高人的素质为手段，提高生活水平为目的。在发展经济方面，重点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上；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重点应大力提倡“科教兴国”，提高全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在提高人民生活方面，重点应放在提高低于平均水平的最低生活水平上，使三者形成一种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圈，从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
建国四十六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六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有了相当大的规模。从纵向历史的比较，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工业、农业总产值，以及这些方面的人均数都比建国初有了极大发展，尤其是一些资源性产品的产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但是，从横向与现代发达国家比较，仍有很大差距。差距不仅在总量上，尤其是人均占有量仍很少。
回顾四十多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尽管已取得巨大成绩，但在前三十年，主要靠抑制消费，增加积累，不断扩大投资规模的办法取得的。这种靠外延扩张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一个经过长期战乱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是十分必要的，它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很快就被误认为只要坚持这种增长方式，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于是，在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重投入轻产出、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问题，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事实表明，想用抑制消费扩大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再武装轻工业，从而实现国家工业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并没有得到预想的结果。由于人民消费需求不足，轻工业难以充分发展，重工业的出路也受到限制；由于对外封闭，重工业自身的技术装备水平也难以提高，于是在不断扩大投入的基础上，只能形成一个低水平的重工业自我循环体系。这种投入多、消耗高、产出少、效益低的增长方式，直到现在仍是国有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弊端。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说从改革开放时已开始，这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整个国民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仅仅是开始，转变的速度是缓慢的，从总体上讲仍然停留在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的外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上。据统计，1981——1994年，我国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约13倍，年均增长24.9%，而新增固定资产只增长9倍，年均增长20.1%。尤其是最近四、五年来，固定资产的投入以年均40%的速度在增长，而新增固定资产只年均增长26.1%。从经济结构看，1988年以来，出现以重工业打头的增长格局，但从其内部结构看，仍然是在扩大基建规模基础上向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偏斜。能源生产1993年比1980年增长68.9%，同期能源消耗更大，增长了79.2%；消耗超过生产10.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们的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上述情况，一方面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尽快转变，另一方面也表明对如何转变还是心中无数。因此，这些年的转变基本上处于自发无序状态。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与发展还不协调，或者说改革只停留在实现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变上，而尚未深入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如果把发展仅仅看成改革的自然结果，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发无序状态。这些年的情况正是这样。我们的重点在改革上，而发展是改革自发带来的结果。如农村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出现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战略是什么，应发展什么，限制什么，这些问题尽管议论不少，也把粮、棉、油放在了重要位置，但相应的对策措施仍不落实。因此，对改革后的广大农民来讲，基本上是什么有利发展什么。于是出现如下现象：一会儿羊毛大战、大会蚕茧大战、一会儿减粮种棉、一会儿减棉种粮；一会儿养猪大发展，一会儿大宰母猪，如此等等。在城市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况，一会儿彩电大战，一会儿冰箱大战，一会儿大搞房地产、大建宾馆别墅等等。这种生产力的解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损失、浪费也是惊人的。这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是单纯的体制一变就能解决的。
改革和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两个不可缺一的轮子。改革的目的为了发展，但决不是说只要加快改革步伐就会加快发展速度。从这些年的情况看，决不是不想加快改革的步伐，而正是发展模式没有及时转变限制了推进改革的速度。改革与发展既有互相促进作用，又有互相制约作用。这种制约表明改革与发展不能互相替代，发展还有它自身的规律。如，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靠资金和科技的投入，如果说这两者都可以引进的话，那么，从投入到产出还是靠本国广大劳动者去操作实施。如果广大劳动者的文化科技水平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引进的先进技术也不可能生产出理想的产品。这样的事例在这些年的发展中也不少见。因此，在处理改革与发展关系时，要避免我们过去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的问题，避免出现“改革一抓就灵”的毛病。要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将改革深入到发展中去，摸清发展自身的规律，然后相应地调整改革的对策措施，使改革适应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讲是指生产要素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和运行方式。它包括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选择，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如何运作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等内容，从而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社会财富。在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转变要顺应它的规律。社会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可能实现由低层次的增长方式转向高层次的增长方式。同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为地阻止其转变，必然影响经济发展。二是转变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转变增长方式实际上是要减少劳动力的投入，增加资本和科技的投入，而我国正好前者丰富，后者不足，因此，转变过快过急，涉及面过大，必然会带来大量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结论应该是我国增长方式需要尽快转变，但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它特定的含义，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什么都往里面装，而应自觉有序地逐步推进。为此需要提出今后十五年转变增长方式的战略，哪些产业、行业、企业要尽快转变，哪些可放在第二步、第三步，哪些还要充分发挥它吸纳劳动力的作用。然后提出相应的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对策措施，以保证转变的顺利推进。
为此我们认为，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政策。明确哪些产业是带动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产业，然后根据它制定相应的结构调整政策。其次，适应增长方式的转变改革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经济增长的主体，但我国工业中仅国有企业就有十多万个，其情况千差万别，适应增长方式转变的企业改革应排个序列，有先有后，择其主要的大中型企业先行一步，真正实行政企分开，赋予从产权到生产经营到收益分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权。第三，计划、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应给这些企业相应的支持和扶持。自然这种扶持应按市场原则进行，而不能重复过去只讲投入，不讲产出，不计效益的作法。总之，只要有一个明确的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规划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我国增长方式的转变必将会从自发无序走上自觉有序地推进。
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能否较快地转变，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键看这十五年能否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人口增长过快，人民生活难以很快提高，提高文化知识和科技水平的目标更难实现，这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出现恶性循环。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正确处理好人口增长与人的素质的关系，只有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提高人的素质；同时，只有提高了人的素质，控制人口增长才能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因此，应把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的素质放在与转变增长方式加速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规划和落实，甚至应看得更重要一些。在这里，要防止重经济轻社会的问题。
我国早在50年代就提出要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1973年将人口增长指标正式纳入国家计划。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我国宪法之中。在这方面，应该说取得了显著成绩，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改革前平均增长20‰，下降到改革后年均增长14‰，下降了6个千分点，即少增加1亿多人。尽管如此，但人的素质提高不快。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在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8%，而文盲半文盲却占16.9%，即约1亿多人，在工业从业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只占4.6‰，在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口更少，只占0.36‰。这种状况1990年后并没有根本改变。它表明，长期以来我们在人口问题上侧重于数量控制，而忽视了素质的提高。
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的人口观念，提高人的素质。当然对数量的控制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如果传统的人口观念没有更新，或者没有相应的更有效措施，人口出生率就有回升的可能。改革以来各地出现的超生“游击队”和“袋袋户口”就是明显的事例。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比改革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是下降的，但在80年代，也即人生活刚刚开始改善时，人口实际增长率要高于70年代后期。如197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12‰，但1981、1982年分别上升到14.55‰和15.68‰，1987年达到16.61‰，直到1991年年均在12‰以上。如以1978年的增长率为基数，这些年多增加了2500多万人。我国人民生活还将不断提高，如果传统的生育观不能转变，人的素质不提高，很难说不会再度出现这种情况。单纯的行政办法仍然是被动的，采取类似超生罚款等硬性控制措施，实际上已起不到多大作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使控制人口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必须在转变传统生育观念、提高人口素质上下功夫，同时要注意引导消费。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要引导广大群众扩大文化消费，进行智力投资，而不是用在生育投资上。
大兴“科教兴国”之风是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之后又一伟大的战略决策。我国人民的政治素质是高的，但在文化科技方面的素质相对较低，而经济建设主要靠文化知识、科技水平。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愈来愈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取代劳动和资本而上升到首要位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由外延粗放型为主转向内涵集约型为主，主要依靠科技。我们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要依靠科技。而科技是以教育为基础的，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就不可能掌握现代高科技。在这方面，只靠引进是远远不够的，从长远大计着眼，必须建立在我国全民文化科技素质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科教兴国”应作为我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来规划和实施。
第一，目前，当务之急是提高在业人员的文化和科技水平。为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更新知识，提高在业人员业务水平，应尽快建立在业人员业务培训制度、新就业人员上岗培训制度和任职资格考试制度，同时要大力推广成人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半文盲，使我国就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尽快接近。
第二，努力增加科教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教投入不仅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全社会投资增长，而且呈下降趋势。如教育基建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由1985年的7.3%下降到1993年的4.4%，同期科学研究方面的基建投资占整个投资的比也由1.9%下降到1%。教育、研究与发展方面的经费支出占GN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印度。这不利落实“科教兴国”的战略，今后十五年至少应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在这方面，除了国家要调整投资结构，增加投资外，还应引导企业和居民进行投资。主要是引导企业把生产与科研、教育结合起来，以提高生产的科技水平，加快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引导居民扩大文化消费和智力投资的条件已具备，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到1994年底已突破2万亿元。在居民消费中，攀比吃喝往往很多，而攀比智力投入的很少见。这需要政策引导，把生活积蓄引导到科教投入中去，把攀比吃喝水准引导到受教育、掌握现代科技水准上去，使之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与国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表明，这些年推行的“希望工程”，对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三，尽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直接关系到为实现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培养人才的大事。我国目前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还很低。据国家教委预测，我国到1996年仅完成义务教育普及率40——50%，到2000年才可达到80%。应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的高度来认识，即使少上几个基建项目，也要把普教工作搞上去，加快提高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步伐。
第四，进一步改革教学内容。教学内容要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要求，适应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这些年来虽然有了不少改革，但内容重复、脱离实际的情况还较严重地存在。我国中小学生将来能升入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将直接参加社会工作，但现在不少农村学生毕业后不爱种地，也不会种地，城市学生毕业后不会做工。要从事相应工作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很大浪费。因此中小学教学中应增加工农业等方面的实践知识教育。政治课教学主要应加强爱国主义和道德品质教育，减少那些理论性过强的课程。
三、防止收入差距过大，提高最低生活水平
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的素质，其物质基础是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之时，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的素质就等于纸上谈兵。在提高生活水平问题上，值得强调注意的并不是平均水平，而是低于平均水平的最低水平。
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国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是以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的。因此，人民收入、实际消费水平是衡量改革发展状况和实现战略目标的最根本指标。在改革中，我们打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体制，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后，我国用了不到十年时间解决了温饱问题，完成了第一个战略目标，并向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迈进。
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就是要拉开收入差距，但也不是说差距越大越好，社会主义要求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能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贫富两极分化。这是收入分配问题上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还是只调动少数人积极性的问题。但是，差距多大才算合理，这是一个复杂的、值的探索的问题。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收入和消费都存在着很大差别，因此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对此需要另作专题研究。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一方面实现了生活与生产同步增长的好形势；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愈拉愈大的趋势。尽管现在还不能说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但其发展趋势不能不引起关注。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确是一种拉大的趋势，这是有目共睹的。从人均GDP看，1993年全国人均为2926元，最高是上海，为11700元，最低是贵州，为1034元，高低相差10.3倍，而1990年时，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省之间只差6.3倍，仅三年时间差距扩大了4倍。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来看，1994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3502.31元，最高的广东省为6377.10元，最低的内蒙为2503.75元，高低相差1.5倍。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看，全国平均为1220.98元，最高的上海为3436.61元，最低的甘肃为723.73元，高低相差3.7倍。从上述情况看，就全国30个省市的城镇居民之间和农村居民之间，差距并不算大。但是，如果把农村居民的最低纯收入与城镇居民的最高收入相比，就相差78倍，这还仅指正常的可以统计范围内的差距。如果把现实生活中无法统计的那些滥发奖金与补贴、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化公为私等因素都计算在内，与农村还有收入不到500元的7000万贫困户相比，与城市因企业停工停产、开工不足只发很少生活费，甚至生活费也发不出的工人相比，差距是惊人的，这不能不引起足够重视。
收入分配是社会的稳定器，社会稳定又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现在世界各国都重视这个问题。现在衡量收入和生活水平高低，人们都使用人均数，这有利于国际间进行比较，但它往往掩盖了一国内部实际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反映不出内部的高低悬殊。特别是象我们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这样的大国。如我国宣布改革头十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这是从全国人均数讲的。事实上我们在1993年提出一个“八七”扶贫计划，即当时农村还有8000万贫困户，要用七年时间使之脱贫。因此我们认为，在收入分配上仅用人均数是不够的，要重视平均数以下的低收入水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主要不是限制合理的高收入，而是提高最低收入水平，搞好低收入的社会保障事业。时刻关注这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尽快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因为高收入者毕竟是少数，而低收入者总是一大批，而且是基本群众。事实上，提高低收入要比限制高收入艰难得多，因此我们的目标应该瞄准最低水平，提高最低水平，这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
根据上述认识，今后十五年内在地区发展战略上，应在不放松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将发展重点转向中西部地区，有计划有目的地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在城乡关系上，应不放松现有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将重点转向农村城市化建设；在工农关系上，应在不放松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地区、城乡、工农之间的差距，实现全国上下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和提高最低收入水平，三者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并且都存在着互相牵制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从宏观上讲，既不能用进一步提高积累的办法来加速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能用进一步增加消费的办法来提高人的素质和最低收入水平，而应在正常合理的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下搞好协调。因为这些年来，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一方面既有投资膨胀，又有需求膨胀的问题，另一方面既有文化科技素质提高不快的问题，也有相当数量贫困户的问题。通过抑制前者，就能解决后者的许多问题。因此，通过正确的决策规划，相应制定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和引导措施，是能将这三者关系处理好、协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