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论十大关系》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十大论文,经济社会论文,持续发展论文,正确处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作了名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可以说，这是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的初步概括和总结。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40个年头之后，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7年之后的今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以下简称《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总结了我国的新经验，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基本方针和原则。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46年来，我党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比较《论十大关系》和《若干重大关系》之异同，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改革开放条件下新形势的理解，而且有助于对我党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针、原则之发展的理性承识，从而更加自觉地按中央要求，正确处理好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重大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实现“九五”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即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10年时间，到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和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铺平道路。
一、在相同关系方面两者的一致性和后者的新发展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涉及范围不同，所要反映的基本路线有所区别，两篇重要讲话所论各项关系的不同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若要探究我党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和原则方面的发展，从两篇重要讲话的相同点入手，进行考察和比较，就能看得更清晰，也是研究我党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和原则方面发展的重要方法。
第一，产业关系问题。《论十大关系》强调“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认为在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的同时，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提出在以重工业为投资重点的同时，“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达到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需要，和更快地增加资金积累，从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总之，是以重工业发展为重点的。
《若干重大关系》则是在又经过4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17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之后，强调了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逐步形成同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问题，为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情况，提出“今后必须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处理产业关系的原则。从这一理论的发展中可以看到，50年代中国产业结构，或多或少还有“战时产业结构”的痕迹。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我国经济已进入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轨道。
第二，区域发展关系问题。《论十大关系》中的“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基于“我国的工业过于集中在沿海”的不合理状况，提出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原则，强调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但又要把“新的工业大部分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这种区域发展原则的确立，出于两个目的，第一是为备战，第二才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若干重大关系》中的“第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关系”则是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目标的。面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和“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在承认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正确的措施解决地区差别问题，而且看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要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一是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二是中央给予支持鼓励；三是东部沿海地区在继续发展和发挥其在改革与发展中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三管齐下，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相比之下，《若干重大关系》在新形势提出的原则更具全面性和积极意义。
第三，分配关系问题。《论十大关系》在“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论述的重点是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提出在收入分配方面，“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即“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提出工厂要扩大企业的权力，给企业一些利益和在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其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需要逐步改进，工资也要有所提高，且要“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农村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对于农民，“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总之是要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减小工人之间、农民之间的差别。
《若干重大关系》在“第八，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中，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国家所得的比重过低；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把国家、企业、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处理分配关系的方针和原则，强调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处理积累和分配关系方面提出：要进行现代化建设，国家必须有一定积累，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国家积累要有所增加，企业也要有一定积累，以扩大再生产，增强发展后劲。即强调了国家和企业的积累应适当增加问题，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在承认社会成员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在所难免的同时，强调防止个人收入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的重要性。提出维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的原则。总之，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相对增加国家企业积累，调控个人收入差距过大，以达到共同富裕，这显然是对《论十大关系》中分配关系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第四，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论十大关系》在“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的原则，“提倡中央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强调在中央的领导下，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县、区的积极性，而不能框得太死。各地方之间要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的原则。
《若干重大关系》的“第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标题与《论十大关系》相同，总体原则也基本相同，即指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重大意义，针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行权力下放而出现的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不力等现象，提出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中央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权力的统一，使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及事权，财权、决策权，做到权力和责任相统一，并力求规范化和法制化，强调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地方要顾全大局的重要性，并重申只有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都发挥好，才能使国民经济生机勃勃和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思想。
总之，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论十大关系》和《若干重大关系》所提原则和方针是高度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针对当时中央计划经济下统得过死而更强调了如何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一侧面；而后者则针对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央方针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而更强调了保证中央权威和发挥两个积极性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义。
第五，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论十大关系》中叫“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而在《若干重大关系》中，叫“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只是前后次序的不同。《论十大关系》强调了国防建设军事现代化的必要性，指出要加强国防就要多搞经济建设，两者的关系是“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若干重大关系》同样坚持这个原则，指出，“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建设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并反映时代特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原则。
由此可见，在处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关系方面，我国始终坚持着统一的原则，即使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二、《若干重大关系》新提出的重大关系及特点
江泽民同志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与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相比，新提出6种重大关系问题，即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这些重大关系问题的提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即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指导下，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或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其核心仍然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只有如此处理三者的关系，才能做到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我国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中实现发展和改革。这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得出的原则性结论。这个原则性结论是得来不易的，所以尤要珍惜。
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关系的原则，也是在改革开放1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中得到的。我们在前一段曾吃过只重速度，不重效益的亏。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效益的高速度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有害的。改革发展的目的是在追求真正的效益，因此，今后15年的发展建设要改变以前的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的发展格局，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建设的第二、第三步目标。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关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人口增长过快，基数过大，就会造成“分母效应”。即虽然综合实力增加，但人均国民收入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却难以提高，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目标是不相符合的。因此，人口一定要控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原材料基础，浪费资源，经济发展就没有后劲。环境是人们生活的综合空间，严重破坏环境如同慢性自杀。因此，要切实地保护资源和环境，不吃祖宗饭，不断子孙路，不走浪费资源以求急功近利地发展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这是涉及我国的未来能否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我们只有自觉按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原则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才是有民族自觉性的表现。
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原则的提出，不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17年之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之经验的总结。西方国家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出现困惑和严重问题之后，实行凯恩斯主义，但由此造成的“滞胀”等严重问题，至今仍无力解决。我国要想避免这种教训，就必须使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既要发展市场体系，又要用宏观调控避免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滞后性带来的弊端，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的关系原则的提出，是有中国特色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我国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只有这样，我国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因此，是否坚持这种处理经济关系的原则，是关系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能否同步进行，是考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标准。 我党历来重视处理两者的关系， 早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86年9月，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我们反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式的空洞的教条的“精神”，也反对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严格说来，如果失去精神文明，只有丰富的物质，只能叫物质享受，不能叫“物质文明”，这样的社会，不是合格的人类社会。真正的“物质文明”是不可能在一个没有“精神文明”的国度里被创造出来的。只有建立在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才真正具有发展人类文明的意义。因此，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正是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实质性意义之所在。
总之，江泽民同志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的十二大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对40年前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重大发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现，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原则，是对我党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因此，只有按江泽民同志在上述讲话中提出的原则正确处理这些重大关系，才能确保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