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根源与战略后果——改善日本对华民意基础任重道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靖国神社论文,任重道远论文,日本论文,民意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日益呈现强硬姿态。安倍在延续前任政府对华防范、牵制政策的同时，其对华政策“对抗”色彩越发浓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领土争端降至冰点的情况下，安倍竟然不顾各方反对选择在执政一周年的象征性日子参拜靖国神社。安倍如此胆大妄为，固然是日本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各种民调显示，近年来日本社会“厌华”或“嫌华”情绪浓重，多数日本人“不喜欢”或“不信任”中国。这种情况恰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日本对华友好感情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更体现在两国民意基础上。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已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演化过程。
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特别是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友好与合作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不断朝良性方向发展，对华感情渐入佳境。在上世纪80年代，七成以上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认为中日关系“良好”。不仅如此，日本还视中国为“可以信赖”的国家。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过渡到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和感情也随之发生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国抱“亲近感”的人与不抱“亲近感”者的比例发生逆转之后，日本民众的对华友好感情持续下滑。当然，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和对中国的信任感也在不断降低。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使日本“联华御苏”的战略需求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中国威胁论”取代“苏联威胁论”。二是国际冷战体制瓦解导致日本“国内冷战”格局终结的影响。1993年，延续38年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与社会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体制崩溃，意味着日本政治生态的“总体保守化”。这使得以往那种基于意识形态而亲近中国、支持中国的人士明显减少。尤其是，曾活跃于学界和论坛的长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进步文化人”，被那些对华持消极立场的所谓“有识之士”所取代，致使日本对华舆论导向发生变化，从而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日本政界“世代交替”带来的影响。冷战后日本的中日关系承担主体由“战前世代”过渡到“战后世代”。“战后世代”由于生活体验和所受熏陶不同，对中国的赎罪意识淡薄，要求用现实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中日关系，在中日发生摩擦时不轻易让步和妥协。“战后世代”的立场和主张，逐步得到日本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四是冷战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本人焦虑不安，危机感上升，自信心受挫，民族主义抬头并指向中国。
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民意进一步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发展。小泉执政时期，顽固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局面。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华感情也进一步下滑。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处于分裂状态。而且，随着小泉执意破坏中日关系大局，日本国内对其批判之声高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许多日本人并非在历史问题上进行深刻反思和自我批评，而是将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日本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日教育，正是这种教育导致中国出现反日情绪和反日行动，进而破坏中日关系。这种观点在日本很有市场。持有该观点的人面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批评，往往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叫嚷“日本患上道歉疲劳症”，并指责中国“打历史牌”，抓住历史问题不放。
2006年，首届安倍政权诞生后，强调与中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逐步实现转圜。尤其是，2009年执政的民主党政权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并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主张，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好景不长。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和紧随其后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也对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和心理产生较大影响。
日本对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它变成现实时还是在日本形成了冲击波。日本甚至有人惊呼“经济战败”。日本认为中日经济结构自此将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中日关系格局也将从近代以来的“日强中弱”转向“中强日弱”。中日国力的逆转，令日本颇为不适，难以接受，并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之下，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必然进一步凸显出来。
事实上，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不仅非法抓扣中国渔船和船员，还试图用日本国内法处置该事件，并背弃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搁置共识。更有甚者，日本还将该事件起因归咎于中国，妄称是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政策的产物。与历史问题不同，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民众对本国政府的立场高度认同，并给予积极支持。而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则急剧恶化，对华好感度甚至不足两成，对中国更无信任感可言。撞船事件之后，领土海洋权益之争超越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日本民众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政府的积极支持姿态，被右翼势力和保守派政治家所利用。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石原慎太郎上演了“购岛闹剧”，野田政府悍然实施了“国有化”钓鱼岛政策。然而，当中国针锋相对采取强有力反制措施，以及中国国内出现反日示威游行之后，日本舆论从过去主要针对中国政府进行批评，开始转向包括一般民众在内的对整个中国的批评。在日本媒体的片面报道和大肆渲染之下，仿佛整个中国都在“反日”、“仇日”，日本对华民意受此影响进一步恶化。
展望未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继续采取对华强硬政策，防范、牵制将成为对华政策的一种常态，甚至会不时呈现“对抗”色彩。安倍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有其明显的政治意图。首先，通过对华示强，塑造强势领导人形象，赢得更多支持，稳固政权基础。其次，通过对华示强，制造来自中国的“外压”，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振兴经济提供动力。第三，通过对华示强，营造中日关系紧张和日本安全环境严峻气氛，为突破国内政治“禁区”，修宪扩军和行使集体自卫权铺路。第四，从国际上看，日本试图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转移国际社会视线，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服务。当然，安倍不断对华示强，胆敢顶风冒险参拜靖国神社，还有激怒中国民众、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叵测居心。
时下日本的对华舆论环境，有利于日本政府做出非理性的对华政策选择。反过来，日本政府非理性的对华政策选择，又加剧了日本对华舆论的恶化。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对华民意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之中。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日本政府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更需要日本形成良好的对华舆论氛围。两者相比较，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并不十分困难，而要改善已相当恶化的对华民意基础绝非易事。
实践证明，越是在中日关系困难时期，越需保持清醒头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挑衅，我们绝不能随之起舞，自乱阵脚，造成自伤。我们要练好“内功”，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在外交上积极开展对日斗争。当然，还要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改善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中日关系“斗而不破”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石。
日本是多元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既有右翼势力，也有左翼势力，还有中间势力；有反华派，也有亲华派，还有中间派。而且这些势力和派别，因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彼此之间还会发生分化和转化。因此，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要注重讲究方式、方法，要注意区分不同群体，切忌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团结大多数日本人，争取中间派，打击和孤立右翼反华势力。“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做好争取日本民心的工作。改善日本对华民意，要知难而进。这不仅是改善中日关系的现实需要，更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长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