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批判与学术研究的双重变奏——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国故论文,变奏论文,学术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胡适对国学的态度，是个较大的课题，本文则把胡适对国学的态度之研究限制在1920年代末以前，即重点在整理国故运动时期。
胡适一生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变化，对国学的态度也是如此。早在1915年在美学习时，胡适在“知识”上是肯定国学的，他说：“我所遇欧洲学生，无论其为德人、法人、俄人、巴而干诸国人，皆深知其国之历史政治，通晓其国之文学。其为学生而懵然于其祖国之文明历史政治者，独有二国之学生耳，中国与美国是已……吾国之学子，有几人能道李杜之诗、左迁之史、韩柳欧苏之文乎？可耻也已。”①这里提到的政治且不论，在胡适当时的意识里，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是可耻的。胡适当时虽然年轻，但此种说法，已接近于此前即20世纪初流行的邓实、黄节等的“国”—“学”之论，即一国必有其学，一国之人必珍视其国之学。当然，此时的胡适似乎还达不到邓实等人的国学爱国论的程度，他也没有用到“国学”的概念，但显然在知识的了解和探求方面，胡适对作为知识的国学之研求是肯定的。他所说的“其国之历史”、“其国之文学”，就是邓实等所谓“其国之学”的国学。②
其实这样的经验在胡适并非第一次。早在1911年夏胡适在美国参加一研讨会后，在日记里就记下当时一位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生说的话：“君等近日有大患，即无人研求旧学是也。”这使当时的胡适颇感震撼。更令胡适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学者对朱子之学有所了解，而“大称朱子之功”，以致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余闻之，如芒在背焉。”(第27卷，第150页)这显示出胡适当时深感对本国学术知识不加研求的羞愧。虽然胡适没有记录这位美国学者对“大患”的具体说明，但这里也可看出，至少在知识上，胡适对“研求旧学”是肯定的。所以，有学者说胡适早年一直是想昌明国学，这不是没有根据的。③
随着胡适思想的逐步发展，这种在知识研求意义上对国学的肯定，渐渐发展为“学术”的概念，而同时与之相对，他也明确地建立起“思想”的概念。1916年他在见到马君武以后写的日记，已经区分了“学术”与“思想”，他说：“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第28卷，第383页)照这个区分，对其国之历史文化的知识，是属于学术；而对于其国历史文化之看法，则属于思想。在这则日记中显示出“思想、文学”的眼光，在胡适思想中已经变得更加重要了。
这一“学术”与“思想”分化的意识，是胡适此后对国学态度呈现矛盾的根源之一。
在学术上，对中国文化之研究，胡适渐渐重视起来。这不仅因为他的博士论文便是对先秦名学的整理，而且《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使得他暴得大名，也使得他必然要从专业学术的立场正视中国学研究的世界地位与整体发展。特别是在他回国之后，世界汉学的研究成果带给他的冲击必然使得他对中国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与前景，有更为深切的认识和理解。
1917年7月，胡适在由美归国的途中写下日记，对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关于“中国学”的论文深加赞赏：“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第28卷，第582页)而且胡适对桑原文中的“整理”观念，亦认为“极当”。桑原这篇在《新青年》上转载的文章，提出对中国古籍，应先以科学方法整理之，再以科学方法研究之，这一说法对当时的胡适应有深刻之印象，也为他后来倡导“整理国故”准备了基础。由此推之，桑原的文章对当时其他中国学者也应有广泛的影响，虽然当时中国的学者很少对桑原的文章表示直接推崇。
桑原的文章之所以给胡适深刻印象，不仅在于他提出的以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古籍，而且在于该文介绍了欧美中国学的研究成绩，颇令胡适眼界大开，胡适在日记里写下：“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四百米突，一为定中国一世为三十一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一大发明也。”(第28卷，第582页)表现出他对当时外国的中国学成绩发自内心的赞赏，这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学术的追求和认识。
1921年10月5日胡适日记见载：“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送我两本《东洋学报》(十一、十二)，中有饭岛忠夫一篇长文……此君从历法上考见《左传》为刘歆之伪作，甚有研究之价值。”(第29卷，第478页)几个月后，胡适又在日记中记录：“日本人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文稿影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第29卷，第478页)越多地了解世界国学研究的成绩，胡适应该越能了解国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在世界学术界的意义、前途，以及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与世界的差距。由于对日本中国学研究成绩的逐步了解，1921年8月，胡适在日记中甚至表示：“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日本史学的成绩最佳”(第29卷，第726页)。在这些表达下面，可以看到胡适作为一个中国学术研究者所感到的压力。事实上，国学研究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对照下所显现出来的窘况，是当时中国学者相当普遍的感受。
1922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表《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其中说“近来日本的史学早已超过崔述以经证史的方法，而进入完全科学的时代了”(第19卷，第158页)。这里所说的日本史学，还不是整个的日本史学界，不包括日本学者对日本史、朝鲜史的研究，乃专指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当然，胡适也了解，“其实日本人史学上的大进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学术的影响”(第29卷，第725页)。总之，当时世界范围的中国学研究，不仅不同于清代学者的考证学研究，也不同于晚清章太炎等的国学研究，而是采用从欧洲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历史语言文化加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欧洲、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为国人的国学研究确立了新的价值和意义，尤令得胡适这样的中国学者钦慕和赞佩，并激发了胡适等沿此方向发展国学研究的志愿，即让中国的国学研究走向“完全科学的时代”。
当时世界汉学所激起的中国学者的学术反应，不仅是全面推进国学研究的“科学”化，而且在部分一流的学者心中产生了夺取中国学研究的“中心”的道德感。所谓道德感是指，中国学研究的中心不在中国，这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是一个耻辱，而不仅仅是学术争先的雄心而已。
现在来看胡适起草的《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1923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国学季刊》创刊，胡适任主任编辑，国学门同人委托他撰写了“发刊宣言”，以说明国学门研究国故的方法和原则。“发刊宣言”说：“国学在我们的心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此说法应来自毛子水，毛在1919年《新潮》1卷5号《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中说：“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故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就“国学”语词的历史来说，胡适的说法当然不对，并不是先有了国故学一词，后来才省称为国学。但胡适此说，也显示出对“国学”概念的一种使用，这就是，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我们早就指出过，国学一词在近代有两种基本的使用，一是就学问的对象而言，即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一是就学问体系而言，即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系统。胡适这里用的国学概念便是后者。后来顾颉刚也认为，所谓国学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也是以国学为一种研究的系统。
在“发刊宣言”中胡适强调：“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近时西洋学者如Karlgren(高本汉，引者注)、Baron von Steal-Holstein(钢和泰，引者注)，用梵文原本来对照韩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上的许多困难问题”(第2卷，第7—15页)。以上这些论述表达了胡适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学术研究者对国学(研究)的认识。作为一个在美国著名大学经过博士阶段学习毕业的学者，作为一个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知名学者，胡适当然了解学者对学术的追求和理想，换成我们今天的语言，在国学上做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绩，这是胡适作为学者的个人的内在理想，也是胡适对中国学术界发展的期待。
早在1914年蔡元培已感叹欧洲汉学之成就：“中国之地质，吾人未之绘测也，而德人李希和为之。中国之宗教，吾人未之博考也，而荷兰人格罗为之。中国之古物，吾人未能有系统之研究，而法人沙望、英人劳斐为之。中国之美术史，吾人未之试为也，而英人布绥尔爱铿、法人白罗克、德人孟德堡为之……庖人不治庖，尸祝越俎而代之，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④
1922年胡适也呼吁：“我们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思想、宗教、美术、政治、法制、经济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整理，这个无尽宝藏正在等候我们去开掘。我们不可错过这种好机会，我们不可不认清我们‘最易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力方向。”(第20卷，第107页)胡适的学生顾颉刚在《国学门周刊》1926年始刊词中说：“国学方面的材料是极丰富的……现在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作。”认为国学的材料无比丰富，只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到处都是新的发现。但是顾氏的眼光多是受了启蒙思想束缚的眼光，仅以疑古为眼光，其学术不能不带有浓重的启蒙色彩(启蒙史学)。
其实梁启超早就提出：“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⑤其实这与晚清国粹派的立论不同，是一种从学术立场出发的看法，正是在这样的立场上，胡适也明确指出：“要想能够有一种能与世界学术上比较一下，惟有国学。”⑥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立场，胡适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的重要推动者，他对清华师生说：“中国办大学，国学是最主要的”，“办研究院，亦当以国学为优先”。⑦都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到了1930年代初，在反悔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之后，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仍无法控制他对欧洲汉学成绩的赞叹：“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J.G.Anderson)发见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Pere Licent)发见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见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第3卷，第143页)
照上述胡适的学术观念，胡适以及192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学者，本应该义无反顾地在国学研究方面奋起努力，并推动国学研究的深入展开，以追赶世界中国学研究为目标，做出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胡适也确实表达了这样的愿望，这是学术家的胡适。1923年至1924年，胡适也确有一段时间对投身整理国故比较积极。
然而，作为思想启蒙者的胡适，由于其文化观带有反传统的色彩，而且其反传统的音调在1920年代后半期愈发强化，使得其学术发展的观念，其对国学的态度，受到了激进启蒙意识的严重束缚。
1918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创办《新潮》杂志，力求“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请胡适担任顾问。《新潮》与《新青年》一致，都是以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为其主旨。而傅斯年的同班同学张煊、罗常培等，则“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于1919年1月成立《国故》月刊社，标明“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主张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路向。
《国故》与《新潮》的文化观不同，对国学的态度便不同，由是在发刊之初，二者便发生了观念的冲撞。二者之争，起于1919年5月，毛子水在《新潮》发表了《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对《国故》的办刊旨趣提出了尖锐批评，傅斯年还为此撰写了一段编者附识。当月，《国故》社编辑张煊也随即写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回应毛子水的批评。10月，毛子水在《新潮》上又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一文，并同时附录了胡适8月16日致毛子水的《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
毛子水的文化观其实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胡适的文化观。1919年8月16日，胡适就整理国故问题作答毛子水函，他虽然大体赞成毛的意见，但也提出一些批评，他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中说：“你的主张也有一点太偏了的地方，如说‘我们把国故整理起来，世界的学术界亦许得着一点益处，不过一定是没有多大的……世界所有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况且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第1卷，第418页)
应当说，毛子水的观点为新文化运动主流启蒙派的意见，批判传统，主张欧化，从这样的思想立场来看，国学的研究当然没有什么意义。胡适信里表达的批评毛子水的意见，恰恰不是在文化观上强调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意见，不是启蒙主义的思想立场，而是在学术观上立论，秉承学术平等的观念，不赞成贬低国学研究的价值，主张推动科学的国学研究。这正是反映了胡适作为人文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意见，表明这时他的学术认知没有完全屈从于其启蒙思想。应该说，反对功利主义的学术观，胡适的这种主张是正确的。胡适此信影响颇广，特别是“发现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的说法，在后来更受传扬。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认识与心理含有内在的紧张。1919年12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提法，“现在要问：‘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持什么态度呢？’我的答案是：‘也是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因为前人读古书，除极少数学者以外，大都是以讹传讹的谬说，——如太极图、爻辰、先天图、卦气之类，——故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如骂杨朱、墨翟为禽兽，却尊孔丘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第1卷，第697—699页)。照这里的讲法，中国文化的学术思想即国学，是乱七八糟、胡说谬解、武断迷信，但仍然需要进行研究，以还其本来的真面目，因为其真面目在过去千百年已经被埋没了。可见，从1919年起，胡适对国学的态度就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什么价值，一方面又认为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固然，一个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不必预先肯定中国文化的价值，但若认为中国文化根本没有价值，便很难支撑学者长期深入的研究动力。
此后，在蔡元培主持下，成立北大国学研究所，整理国故的工作逐渐展开，受此影响，社会上对国学的认知有所变化，整理国故渐成为一流行的口号。当然，在胡适内心的比重里，他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批判的，但在这个时期，这种批判的态度并没有使他完全贬斥国学的研究。
在这种时代气氛变化的冲击下，陈独秀等人提高了对“整理国故”的警惕。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前锋》上发表《寸铁·国学》，其中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陈独秀批评胡适倡导对乱七八糟的胡说谬解进行研究，认为这是在大粪里找香水。其实，胡适并不是要到在他看来是乱七八糟的国学里找精华，他是主张用历史的方法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来龙去脉整理清楚；但陈独秀把国学看成粪秽的文化观，和胡适是基本一致的。所以，可以这样说，陈独秀是在提醒胡适，应该把他们共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观贯彻到底，特别是贯彻到对待国故的态度上。
应当说“启蒙”与“学术”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新文化运动或新文学运动，其主旨是打倒传统，呼吁欧化，来一场文化的革命；在这样的立场来看，国学被视为垃圾，是必须破除的旧文化。而从学术立场来看，国学至少含有丰富的资料，用新的方法整理国故，形成新的国学，是中国的学术可以立身于世界的最可行的路径，国学的研究将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直接增长点。这两种看法本来不一定冲突，如胡适提倡整理国故，跟他倡导新文学运动本来并不矛盾，但在当时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新派的人把两者对立起来，好像整理国故就是反对“德先生”和“赛先生”。说到底，新文学的文化观倾向于排斥一切和国故有关的事物，成为彻底的反传统的文化派。
傅斯年本来是对此有分析的：“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若是本着大国故主义行下去，——一切以古义为断，——在社会上有非常的危险。”⑧就是说，就本来的界限说，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文学运动是文学运动，整理国故作为学术研究，并不是要把国学变成一个文化运动。但傅斯年显然也表示警惕，警惕整理国故变为文化运动，妨碍了新文学运动。对整理国故的这种紧张，是新派学人相当普遍的思维方式。其实，当时的整理国故并不是要把国故当作思想的资源，取代新文学运动，而是以整理国故本身为一学术活动，发展现代的中国学术，但这仍不能见容于新派学者。于是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内在地出现了不合理的紧张，即启蒙思想和国学学术之间的紧张。
因此，新文学运动的学者们，认为整理国故是新文学运动的反动，而加以批评和阻遏。⑨王伯祥说：“现在研究文学的人，往往把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看作两件绝不相涉的事情，并且甚至于看作不能并立的仇敌。其实这是绝大的冤屈！其实他们俩在实际上还是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真价，尽有相互取证、相互助益的地方。”⑩
1925年，胡适回应陈独秀说：“挤香水的话是仲甫的误解，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11)胡适说的的确是事实，他本来不是要保存国粹，只是要整理事实，但整理国故口号的被批评，使得胡适感到不少的压力，特别是，批评者和他自己所持的启蒙文化观本来是一致的，而他并没有背叛自己的文化观。因此，他必须重申和强调自己的文化立场。1926年胡适表示“深深忏悔关于研究国故”，认为自己对此事“大约总得负一点点责任，所以不得不忏悔”。他说：“我们所提倡的整理国故，重在整理两个字。国故是过去的文物，是历史，是文化史。整理是用无成见的态度、精密的科学方法，去寻求那以往的文化变迁沿革的条例线索，去组成局部的或全部的中国文化史。不论国粹国渣，都是国故，我们不存什么卫道的态度，也不想从国故里求得什么天经地义来供我们安身立命。北大研究所的态度可以代表这副精神，决不会是误解成保存国粹，发扬国光。”(12)
自然，研究国学并不一定要以从国学中求得天经地义为前提，但一味地反传统精神显然是不能支持国学研究的。如陈平原所指出，这正是强调反叛传统的五四新文化人的尴尬之处：为了与复古派划清界限，不便理直气壮地发掘并表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13)
1926年10月，胡适在《国学门月刊》上甚至说：“我们应该了解两点，第一，国学是条死路，治国故只是整理往史陈迹，且莫以为这中间有无限瑰宝。第二，这种死路，要从生路走起。那不能在生路上走的人决不能来走，也不配来走。生路就是一切科学，尤其是科学的方法。”虽然胡适并没有否定整理国故，但以国故为“死路”，这种说法已很难支持整理国故的继续开展，这里所显现的胡适，不再是学术家的胡适，而是启蒙家的胡适了。
到了1927年，当清华国学院的国学研究方兴未艾之时，胡适却写了《整理国故与打鬼》，其中说：“清醒白醒的胡适之却为什么要钻到烂纸堆里去‘白费劲儿’？……只为了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只为了我自己相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第3卷，第146页)这最明显地显示出胡适的学术观已完全屈从于其文化观，整理国故的正当性，不再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高端成就，不是谋求为真理而真理，不是整理事实，而成了“捉妖”和“打鬼”，整理国故是为了抓出中国文化的毛病，甚至于，整理中国文化，是为了打倒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文化观的引导之下，国人的国学研究如何能奋起追求中国学术的兴盛？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仍宣称：“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到了1930年代中期，胡适在《信心与反省》中进一步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第4卷，第503、667页)此时的胡适不仅已经放弃了从前他批评毛子水时主张的意见，而且在他眼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只有落后和罪孽，他对固有的历史文化已经没有任何信心了。
在胡适的身上，存在着“启蒙”与“学术”的内在分裂，而最终是启蒙压倒了学术。李泽厚曾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题指出，五四运动前后的发展，最后“救亡压倒启蒙”。(14)借用这个表达，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胡适的观念里，启蒙与学术交叠变奏，最后“启蒙压倒学术”，这从国学最后被胡适定性为“死路”这一点，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整理国故运动在全国虽然引出了不少好的试验、好的结果，但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人胡适，却终于受限于其启蒙的文化观，而归结到对整理国故的忏悔，这不仅使得他在国学研究方面无法展开拳脚、提高境界，也连带影响到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国学研究未能达致理想的境界。(15)
与之相比，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可以说也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产物，但清华国学院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宓在文化观上与胡适不同。他们在精神上没有那种启蒙与学术的内在分裂、内在紧张，国学之研究对他们没有任何文化心理上的羁绊，而可以义无反顾地追求国学研究的卓越境界。更广一点看，1920年代国故研究最高水平的学者(包括罗振玉、柯劭忞、陈垣)，他们的文化观都不是激进的启蒙文化观，而多属文化保守主义，他们的文化观不仅没有导致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排拒，更没有影响他们对新的国学研究方法的采用，而正是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得到了当时世界汉学大师的高度评价。(16)这是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
注释：
①《留学日记》，《胡适全集》第2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以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及页码。
②邓实的思想可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0—104页。
③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346页。
④蔡元培：《学风发刊词》，《蔡元培文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9页。
⑤引自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⑥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见《国故学讨论集》(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22页。
⑦《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⑧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263页。
⑨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第316页。
⑩王伯祥：《国故的地位》，《小说月报》1923年14卷1号。
(11)《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12)《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卷1号，1926年10月。
(13)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15)李孝悌论胡适与整理国故亦指出其限制，参见氏著：《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台北)《时货月刊(复刊)》1985年15卷第5—6期，第52—80页。
(16)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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