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山东省为例
王晓飞，逯 进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青岛 266071)
摘要： 以2003～2016年山东17个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讨论了在人口结构与投资存在交互影响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人口结构与投资对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人口结构与投资通过协同机制相互影响，此交互作用对经济发展也产生正向影响，得益于此相互作用，随着投资的增加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加深，与之相似，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善投资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也逐渐增大。当投资(人口结构)跨越门槛值时，人口结构(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系数出现增大趋势。
关键词： 人口结构；投资； 经济发展；协同机制；门槛模型
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投资和劳动的双驱动，但此发展模式的根源在于长期所依赖的人口数量比较优势的延续，并由此进一步形成了对人口与投资的双依赖发展路径。一方面，就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现有研究认为人口规模的扩大[1]、人口素质的提高[2]以及城乡人口迁移[3]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老龄化会影响劳动力供给[4]，抚养负担的加重使财政压力增大[5]，不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在实体经济发达的山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6]。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过多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会阻碍经济增长[7]。自2000年以来，人口结构的转变，导致双驱动增长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在预期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的双重影响下，中国人口第三大省——山东的老龄化情况更为严重，2016年底，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13.15%。老龄化的加深，使社会的保障压力和养老压力增加，对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自2009年起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30%下降到2017年的4.2%。投资结构与人口结构的关系逐渐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一方面，人口增长能增加投资需求，进而促进投资和资本积累[8]；另一方面，抚养负担的加重会降低家庭储蓄率从而使利率增加、投资成本上升[9]。现有研究对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将三者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内讨论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并不多见，而具体到山东省市域的研究更为稀少。为此，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展开研究尝试，从投资的角度解析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引入协同效应分析，研究投资与人口结构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 研究设计
1.1 变量选取
为全面考察人口结构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投资指数与人口结构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在已有文献基础上，确定了三大系统的指标体系，见表1。经济发展、投资与人口结构的指标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限于篇幅，计算过程参考相应文献[10]。
表 1人口结构—投资-经济增长评价指标体系
为消除量纲、量级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本文对原始数据运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处理，将抚养比、老龄化和性别偏离度作为负向指标。
正向指标标准化
(1)
负向指标标准化
研究表明,MCS是暴雨的直接影响系统,梅雨锋对MCS的发生发展有组织作用(赵玉春,2011)。卫星TBB资料(图略)分析表明,整个暴雨过程有多个MCS活动,那么此次暴雨过程的MCS的活动和组织方式是怎样的?下面利用江苏和安徽地区13部多普勒雷达拼图进行分析,这里主要关注东部降水区在降水发展阶段MCS的组织特征。
(2)
2.3.1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人口结构、投资与经济发展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将投资与人口结构分别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通过广义矩估计法(GMM)克服方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模型1为以投资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以人口结构滞后期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投资和人口结构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变量间不存在内生性。
(3)
(4)
(5)
对基准模型进行回归，F 检验的P 值为0.0000，说明固定效应优于混合回归。LM检验的P 值为0.0000，说明随机效应优于混合回归，Hausman检验的P 值等于0.0070，说明固定效应明显优于随机效应。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本文将其他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列为控制变量。对外开放(lnopen)提供了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和资本积累的外生动力，为国内的经济发展释放了空间[11]，本文将进出口总额的单位通过每年度平均汇率转化为人民币，以进出口总额的对数值表示对外开放水平。政府(lngove)作为经济空间和市场领域的开辟者，能显著影响经济发展，合理的财政支出能刺激总需求并增加就业，为经济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用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表示政府干预力度[12]。消费(lnconsu)为生产提供了动力和目的。多年来中国的消费作为激励内需的主要动力，一直倍受关注，但内需不足一直困扰着宏观经济的发展，要不断完善消费体制机制，本文用居民人均消费金额表示消费水平。储蓄(lnchuxu)可以为经济增长和投资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的一个重要解释就在于中国所独具的超高储蓄率，本文用居民储蓄年末余额表示储蓄水平。科技发展(keyan)可以促使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减少生产成本，实现经济的集约增长，本文以科技行业从业人员占比表示科技发展水平。
1.2 模型构建
丁小强走进家门的时候，布雅兰正在浴室洗澡。响声惊动了布雅兰，浴室的玻璃门现出一条缝，布雅兰露出半张脸张望，见是男人丁小强，才放下提起的心说，回来也不说一声，鬼鬼崇崇地，这不是你的家？做贼似的。
CCD测量结果见表3。可见两组患者术后即刻CCD均较术前显著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然而两组末次随访CCD均较术后即刻比较略有增加，但两时间点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两组间CC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钩板组的CCD均小于复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投资系数显著为正，且高于人口结构，说明当前投资仍是促进本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自2003年达到51.8%的峰值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增速仅为10.5%，说明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处于弱化状态。一方面，国内金融环境的弱化对投资的增加有所抑制。另一方面，山东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近几年去产能和去库存给投资带来了下行压力。虽然当前山东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但投资结构在逐渐优化，第二产业为重的局面有所改善，越来越注重第三产业投资，依此趋势，随着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作用的发挥，社会投资活力将进一步激发，稳定有效的投资，利于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gdpit =β 0+β 1popuit +β 2inveit +β 3lnopenit +β 4lngoveit +β 5lnconsuit +β 6lnchuxuit +β 7keyanit +ε it
(6)
1.3 数据说明
本文的研究时序设定为2003～2016年，研究对象为山东省17个地级市(包括济南和青岛)。数据来源于历年《山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的年度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拟合法补齐。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运用消费价格指数将各年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换算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值。观察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各变量的均值大于标准差，说明不存在极端异常值。此外为保证数据的平滑性，本文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消费水平、储蓄水平取对数处理。
高中生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压力，所学的课程较多，因此，日常教学中无法兼顾太多的课外知识，大多都是在会考、高考前夕“临时抱佛脚”般看一些时事资料，有个大致印象而已。这样的教育功利性太强，与素质教育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为了考试而学习，这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只会导致学生的知识面狭窄，不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也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下面解析人口结构和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过程与机制。首先，揭示人口结构与投资之间存在影响的特征，如果能够明确解析这一特征，则可以很好的解析二者交互影响对经济增长的特征。从现实状态看，人口结构对投资影响可能存在的状态是，人口增长能增加投资需求，利于投资规模的增加，但人口老龄化和抚养负担的加重会加大财政压力，因而挤占投资资源。而投资对人口结构影响的可能状态是，投资规模的增加利于人才、技术和资本的积累与积聚，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产业的投资会快速增长，这将有助于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进而使得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为此本文引入协同效应分析，对此做出解析。如下设计从两种角度考察人口结构、投资对经济的影响：首先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人口结构与投资的交叉项，讨论人口结构(投资)变化时，投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会发生何种变化；其次通过引入面板门槛模型，讨论人口结构(投资)处于不同阶段时，投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表 2 2003～ 2016年山东省 17个市面板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2 实证分析
2.1 全样本回归
表 3全样本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的括号数值为t 值
其中，X nm 、Y nm 、Z nm 代表人口结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综合指数，W in 、W jn 、W kn 分别代表各地区的指标权重，I inm 、I jnm 、I knm 分别代表各地区各年度的标准化数值。
人口结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口结构的优化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将老龄化、抚养比和性别偏离度作为人口结构的负向指标，系数为正说明抚养比的上升、老龄化的加重和性别比的失衡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人口素质的提升、城乡结构的改善和人口规模的增加利于经济发展。当前虽然人口数量还在增加但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烟台和威海近两年甚至出现负增长。人口婚育率的下降也使老龄化趋势加重。值得庆幸的是，城市化水平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及性别比的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老龄化和抚养负担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也使山东省人口出生率有所上升，2016年山东出生率为17.89%，其中二孩出生占比高达63.30%，仍需注意的是，在生育堆积经过短期集中释放后，人口增长势能也将逐步减弱。
物流企业十分重视财务风险管控，风险管控主要是掌握企业决策的起点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要想做好掌握财务风险管控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必须掌握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项环节，并实施有效跟踪审核和科学决策，企业管理者从风险管控系统掌握信息后，有利于高效处理信息，有效控制资金流向，潜在的财务决策风险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和准确。
观察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的系数为正，意味着多年来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利于缓解本省投资减弱的局面，有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干预的系数为负，这说明政府过多干预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支出主要来源于税收，过多的财政支出意味着更高的税收，而高税收会扭曲市场的正常供求行为，并影响到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率。储蓄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过量的存款储蓄不利于经济增长，高储蓄反映出消费需求不足，市场缺乏活力，也意味着市场上的投资总量不足。科技的系数为正，其对经济影响的系数高于投资，说明科技创新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的发展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是经济集约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因素。
2.2 异质性分析
表 4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的括号数值为t 值
从山东省经济发展的格局看，山东的经济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经济集中于以青岛、济南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带，西南部、西北部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东部。为探究区域间的差异程度，本文将全省分为核心与外围两大区域(1) 核心区域以济南、青岛为发展中心，还包括烟台、威海、淄博、潍坊、日照、东营等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外围区域包括济宁、泰安、枣庄、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城市。 ，对两大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依据前述讨论，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其中Y 代表经济发展。本文重点讨论人口结构与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而将人口结构与投资设定为关键解释变量
核心区域人口结构与投资结构均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外围区域则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在全省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外围区域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素质提高相对缓慢，性别比失衡的问题也更为严重；同时二孩政策的放开所产生短期高出生率加重了少儿抚养负担，老龄化和抚养负担加重对人口结构所造成的负面冲击始终未得到有效缓冲，人口结构的失调问题突显。此外，比较投资变量的系数可以发现，核心区域投资的系数为0.3834高于外围区域的0.2141，这说明在人口结构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强。
2.3 稳健性检验
综合指数的测算公式
2.3.2排除极端值影响 山东省各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投资结构最大值为0.968而最小值仅为0.001，济南、青岛、烟台的人口结构和投资均远高于其他城市，而莱芜、菏泽人口结构失衡较为严重，投资水平相对降低。将这些样本纳入统一的框架分析，无疑会使结构协调区域的回归结果受到影响，为排除异常样本点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均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回归结果如表5模型3，可知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人口结构和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仅系数值出现轻微变化。
近年，受全球气候变化、大规模城镇化运动以及“热岛效应”的影响，我国城市发生突发性灾害天气的频次显著增多。短历时局部强降雨致灾性很高，但其预测预报难度较大，给城市防洪带来很大挑战。许多城市水文、气象站网还不能及时准确地预报降雨强度和范围。城市范围不断扩大，大量地面硬化减少了渗水地面和植被，降雨大部分形成地表径流，改变了城市洪水形态。且城市地面大多比较平顺，雨后汇流快，雨水快速聚集，使得城市洪涝灾害预警更加困难。市政设施积水监测站点覆盖不全，难以及时掌握城市洪涝发生、发展状况，不利于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2.3.3分位数回归 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影响人口结构与投资对经济的作用，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进行分位数回归，以揭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投资和人口结构对经济影响的变化趋势，模型4表示25%的分位点，模型5表示50%的分位点，模型6表示75%的分位点，结果显示，人口结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值呈现下降的趋势，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系数一直显著为正且呈现增加的趋势，表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5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的括号数值为t 值
3 交互作用解析
3.1 协同效应
第二，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的推行。大数据时代催生了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它作为新的财务管理模式旨在简化或取消各分公司的财务部门，解决企业财务职能建设中投入过于重叠的现象和效率过低的问题。降低人员成本是大数据为企业带来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比如巨大的税务风险及税务机会成本。
为减少共线性带来的误差，本文将人口结构与投资去中心化后相乘，构建如下协同模型
gdpit=γ0+γ1popuit+γ2inveit+γ3popuinveit+
γ4lnopenit+γ5lngoveit+γ6lnconsuit+γ7lnchuxuit+γ8keyanit+εit
(7)
回归结果如表6。在交互项的影响下，人口结构和投资的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仍旧显著为正，结果与前文分析相同。两者协同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善，投资对经济的边际正效应会增加。随着投资的增加，人口结构对经济的边际正效应处于递增状态。边际效应的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
资源需求情况分析：各施工过程开展所需的人数都为3人，即各专业施工队遵循施工工艺顺序依次投入作业，并在不同施工工段上平行施工。流水施工可以充分利用工作面，使施工生产均衡，有序，不间断地进行，从而降低成本，缩短工期，提高经济效益。
表 6协同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的括号数值为t值
图 1边际效应的变动趋势图
(a) 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趋势; (b) 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趋势
3.2 门槛效应
为进一步了解人口结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否会受到投资(人口结构)分阶段影响，讨论人口结构(投资)处于不同阶段时，投资(人口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生何种变化，为此构建门槛模型
(8)
其中，q it 是门槛变量，γ 是门槛值，I (q it 
γ )，表示门槛变量小于门槛值的样本空间。通过F 统计量和Bootstrap下的P 值判断门槛值的个数和最优门槛值，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发现将投资和人口结构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单重门槛检验的F 值和P 值都非常显著，而人口结构作为门槛变量时双重门槛检验F 值和P 值都不显著。因此，本文选用单重门槛模型，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人口结构与投资的门槛值分别为0.5703和0.3197，相应的置信区间如图2所示。
回归结果表明，由门槛变量投资结构划分的两阶段中，当投资跨越0.3197这一门槛值时，人口结构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且有所增加，由门槛前的0.1537增加为门槛后的0.2804，此系数值的明显增加进一步说明了当投资增加时，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正向影响有所增加。这可做如下理解：一般而言人口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抚养负担加重，老龄化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成本减缓经济增长，抚养负担主要通过降低消费需求和社会保障支出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投资结构的改善可以提高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减缓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带来的成本压力，投资于老年相关产业，使得老年人口的潜在消费需求有所激发。这样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从现实来看，当前山东省投资规模的提升存在一定困难，但投资结构尚存在很大优化空间，据此可以缓解当前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表 7门槛效果及估计值检验
注： **、***分别表示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临界值与p 值均采取Bootstrap法模拟1000次得到
在由人口结构门槛变量划分的两阶段中，当人口结构跨越0.5703这个门槛值后，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增大，由0.2441增加为0.3803，即当人口结构改善时，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也随之增加。原因是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主要体现在需求端，人口的增加和城乡人口迁移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投资需求。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得储蓄率高居不下，老人倾向于靠其财富的收益生活，人们越老就越害怕支付大量医疗保健账单，因而他们就越不愿消费，老年人会不断增加储蓄以满足意外的需求，较高的储蓄率为投资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金来源。有投资需求的支撑和现实得投资来源，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利于资本效应的发挥，将使得投资回报率有所增加，人才制衡着山东省行业的发展，随着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合理的产业结构加之投资的引导，更利于实现新旧动能转变。
表 8单重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在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解释变量的括号数值为t 值
图 2人口结构与投资的门槛值相应的置信区间
(a) inve单一门槛LR图; (b) popu单一门槛LR图
4 结论
基于山东省2003～2016年17个市的面板数据，将投资与人口结构纳入统一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从人口的角度理解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从全省范围来看，人口结构和投资均有利于经济发展，与之相反的是外围区域的人口结构系数为负，外围区域的人口结构失调较为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与投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的交互项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这说明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善，投资对经济的边际正效应增加，与之相对应，随着投资的增加，人口结构对经济的边际正效应也处于递增状态。投资跨越0.3197这个门槛值时，人口结构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且有所增加，而当人口结构跨越0.5703这个门槛值时，投资的系数呈现增大趋势。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应充分利用人口结构与投资交互项的正向影响，针对当前的人口结构变化调整投资结构，在老龄化加深和抚养负担加重的背景下应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以减弱人口结构负面因素对经济的冲击。此外，当前中国老年市场开发的不够完全，鉴于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的存在，政府应在政策上予以引导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老年相关产业。第二，重视外围区域间人口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核心区域的引领示范作用，注重提高外围区域的城市化内涵，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改善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老龄化严重的城市可适当延缓退休年龄，转移发展重点以培植外围区域的创新发展能力，减少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第三，注重投资效率的改善，完善投资途径和分配格局。在金融收紧的背景下，投资结构规模的增加较为困难，但投资结构的调整仍存在上升空间，在保证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应注重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缓解当前人口结构和投资规模弱化的局面，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参考文献
[1] Coale A J, Hoover E M. Econom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J]. Journal of Radioanalytical & Nuclear Chemistry, 2015, 54(4):1-12.
[2] Maitra B.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Singapore[J]. Global Business Review, 2016, 17(2): 425-437.
[3] Krey V, O'Neill B C, Ruijven B V, et al. Urban and rural energy us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Asia[J]. Energy Economics, 2012, 34(2):S272-S283.
[4] Choi K H, Shin S. Population ag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ocial transmission of human capital: An analysis with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 50(2):138-147.
[5] Lim T. Population aging in Korea: Macroeconomic impacts and financing national healthinsurance[J]. Korean Economic Review, 2016, 32(2):355-382.
[6] 黄少安.新旧动能转换与山东经济发展[J].山东社会科学,2017(9):101-108.
[7] Haque M E, Kneller R. Why does Public Investment Fail to Raise Economic Growth? The Role of Corruption[J]. Manchester School, 2015, 83(6):623-651.
[8] 汪伟. 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2017(1):67-96.
[9] 陆旸, 蔡昉.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 世界经济, 2014(1):3-29.
[10] 王晓飞,逯进.山东省人口结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解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8(6):14-20.
[11] 张良悦, 刘东. “一带一路”与中国经济发展[J]. 经济学家, 2015(11):51-58.
[12] 卓乘风, 邓峰. 人口老龄化、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J]. 人口与经济, 2018(1):48-60.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 Take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ANG Xiao-Fei，LU Jin
(School of Economics，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 :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7 ci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from 2003 to 2016,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there was interaction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y. And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synergistic mechanisms. This interaction also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anks to this interaction, as the investment increas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the economy was further deepened. As 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improv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vestment on the economy was also increasing.
Keywords ：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vestment；economic development；synergy mechanism； threshold model
中图分类号： O2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 1006-1037(2019)03-0077-08
doi ：10.3969/j.issn.1006-1037.2019.08.13
收稿日期： 2019- 04- 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号：18BJL117)资助；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17CJJJ35)资助。
通讯作者： 逯进，男，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人口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