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辩证思维看来，以知性思维为基础的科学方法分为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但二者均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局限。辩证方法从根本上克服了科学方法的知性缺陷，从而使哲学成为揭示事物客观内容的真理逻辑。黑格尔在其思辨哲学体系中确立了“既分析又综合”的辩证法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作为本体论的辩证法，但在方法论上却秉承了辩证法的方法论。唯物史观和《资本论》都是马克思成功运用辩证法方法论的“典范”。
关键词：思辨哲学；科学；知性思维；哲学建构；理论自觉
哲学自西方产生以来就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哲学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终于确立了它对于科学的绝对超越地位。在这一时期，哲学成为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知识学”“真理之学”以及“科学的科学”等等。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特别强调哲学对于科学的克服、批判和超越。从思维方式上说，科学是建立在知性思维基础之上的有限的、相对的知识，而哲学则是建立在理性辩证思维基础之上的无限的、绝对真理；从方法论上讲，科学只诉诸外在的、抽象的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而思辨哲学方法是在包含事物全体内容的绝对理念中把握其发展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和阶段的逻辑必然性，从而确立起了人类认知事物内容本身的哲学方法论，即辩证法的方法论。正如黑格尔所说：“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1〕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之上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他有意识地反对知性思维、拒斥抽象的科学方法，这当然是马克思哲学基于辩证法理论高度达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自觉，因此，马克思哲学具有超越科学的真理性质。诚然，长期以来，我们国内学界也一直从“真理”理解和解读马克思哲学，称马克思哲学为“科学的科学”。但在实际理解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将马克思哲学“泛科学化”的理论倾向，它不仅将马克思哲学混同为科学本身，而且认为只有“科学化”的马克思哲学才是真理。若如此理解的话，不仅会将马克思哲学从思辨理性的理论高度降低为知性的形而上学，而且哲学科学化的“旗号”必然会遮蔽马克思哲学的真理“原像”。反思其中原因，有两点原因极为重要。一是我们在学理上长期忽视反思于科学方法本身的知性局限性；二是我们对于哲学辩证方法如何超越科学方法的认识不足。因此，从方法论的“超越”视角才会更清晰地透视出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
一
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以来一直与数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作为本体的存在与“数”始终具有相同的本性，以至于哲学家在打造他们的形而上学时总是少不了“数学”的参与，数学般的超验性、普遍性和必然性也自然成了哲学追求的“模板”。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视“数”为世界的本原，并用数学的比例关系来说明宇宙万物的和谐性和统一性。柏拉图曾用几何学的“图形”来让人们理解其理念的“相”，“数”同时也是柏拉图理念世界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也将“数量”列为表达实体属性的逻辑范畴之中。到了近代，数学和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并发展为科学的两种标准知识形态，而大陆唯理论和英国经验论各自的哲学立场又与科学的两种知识形态密切相关。唯理论试图以数学为蓝本构成理性知识的形而上学，笛卡尔将数量和几何图形作为存在于“我思”之中普遍必然的先天观念，斯宾诺莎更是直接按照几何学的方式来建构其哲学体系，莱布尼茨也将形而上学和数学一样视为不违反矛盾律的必然性的知识；与之相似，经验论采取了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知识论立场，无论是洛克还是休谟，都强调知识的经验来源的可靠性和客观真实性，从培根起就特别重视科学式的观察、实验等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说，正是受到了科学的巨大影响和对于科学知识论的坚定信念，唯理论和经验论分别选择了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理论“参照”来建构各自的哲学形态，目的是让他们的哲学能够成为科学。然而近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事实并未如他们所愿，反而让哲学自身陷入无法自拔的“科学知识论危机”之中。严格说来，这场所谓的“危机”并未损伤到科学本身的尊严，人们依旧对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坚信不疑，但却让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形而上学名誉扫地。经验论者在经验的世界里永远无法找到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来源，而唯理论者同样在主体的“我思”中永远也无法给出其必然存在的客观性证明。所以说陷入这场“危机”的不是科学，而是当时的两派形而上学，这也让近代哲学家们从“哲学成为科学”的“迷梦”中醒来，开始反思建构属于哲学自身的方法论。这种结局似乎印证了罗素曾说过的一句话：“数学对于哲学的影响一直都是既深刻而又不幸的”〔2〕，近代的这场“知识论危机”让哲学家开始重新反思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反思的结果就是哲学当然不甘心于它仅仅是科学，而是要成为“科学的科学”“知识的知识”，哲学要在科学之上，为科学“何以可能”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和根据。因此，哲学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真理，是为科学知识寻求基础的“知识学”。于是，近代哲学进展到了“哲学真理”式的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德国哲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也恰恰是在这个时期真正地完成了对于科学的超越，黑格尔用辩证法最终将哲学提升到思辨形而上学的理论高度，辩证法不仅确立了哲学超越科学之上的真理性的理论权威，而且也明确提出了一种完全超越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属于哲学自身的方法论。从此，科学被贬为旧的、过时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和辩证法成了哲学以理性方式去把握真理的逻辑工具，哲学因此而将自身成就为“科学的科学”和“真理之学”。
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哲学业已完成的对科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与科学完全不同；二是要打造区别于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具体说来，康德要用先验哲学来着手解决近代知识论的危机，本身就包含着为科学寻求根据和为未来的形而上学提供“哲学方法”的双重理论任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要素论”为科学确立了主体的先验来源，而“先验方法论”则成为通向未来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基础。康德明确指出，新的形而上学方法虽然要达到数学方法般的确定性，但也不能完全照搬数学的方法，因为数学只研究纯粹的认识形式，而哲学则要面对认识的经验内容。数学在先验的直观中提供可以其普遍必然性的证明，而它一旦应用到去认识经验的内容时，就不免会陷入独断。“所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获得了我们在数学科学中称之为数学的确定性的那种无可置疑的确定性的方法，是否与我们在哲学中所用来寻求同一种必须被称之为独断的那种确定性的方法是一样的”〔3〕。同时，虽然未来的形而上学要对经验世界形成真理，但也绝非运用自然科学所遵循的经验方法，而是要运用理性的批判方法来寻求知识的先验根据，再按照知识的先验界限来确证知识的有效性，从而让先验哲学能够经得起怀疑论者的怀疑。不仅如此，康德还将科学方法中不可避免的“独断”和“怀疑”视为人类理性不成熟时的幼稚表现，“纯粹理性的事业的第一步标志着它的儿童时期，它是独断论的。上述的第二步则是怀疑论的”〔4〕，而未来的形而上学方法则意味着由于人类理性发展成熟而具有的理性判断力，也正是有了哲学的方法论，才让康德的先验哲学走向真正科学道路上的“未来科学”。康德之后，费希特和谢林也曾在哲学方法论上做过努力和尝试。费希特从“绝对自我”出发，运用概念推演的方法来建构其知识学体系，谢林则诉诸“理性直观”的方式来把握宇宙中的“绝对”。可以说，哲学发展到了黑格尔哲学时，人们才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充分地意识到科学方法论本身的理论困境。
2.2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各项指标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月经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血清β-hCG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水利工程管理工作量较大，容易出现管理不完善的问题。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推动乡镇地区经济发展，新时期进行乡镇水利工程管理时，管理人员需要根据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构建管理责任制。构建完善的管理队伍，对施工的各个部分进行管理，从而提高乡镇水利工程管理水平。
二
通常在哲学史上只有经历了思维方式的变革才会带来方法论上的革新，因为人类认知能力提升到了新的思维高度之上，原来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才会被充分地暴露出来，原有的方法论才会成为旧的、过时的思维工具而被摒弃。黑格尔哲学的巨大理论成就之一就表现在引发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即由知性提升到辩证理性的思维高度。在黑格尔看来，知性思维不仅指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而且也包括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人们运用知性思维来认知世界的方法分为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形成便是基于这两种方法论，而这两种方法却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是自然科学运用的研究方法，也是近代英国经验论的认知立场。具体来说，所谓分析方法就是人们在认识经验事物时，先将事物分割或还原为若干基本单位和部分，然后再以其中某个部分的特性为基础进行归纳，从而抽象出来具有同一性的概念作为事物的规定性。这种方法包括经验论哲学将事物还原为观念和印象、物理学将事物还原为分子或原子、化学将事物还原为元素等等。但在辩证理性看来，任何事物都是以整体性方式存在着，而用分析方法将原本整体性的事物拆分为各个部分，拆分后不仅各个部分之间的统一的联系被取消了，而且部分与部分、部分与事物整体之间也成了彼此不相关的、孤立的存在。因此，分析方法存在的最大的弊端就是：我们原本认识事物是认识事物的整体，而分析方法则导向了认识事物中的个别或部分，这便造成了认识结果（分析方法只认识了部分）与认识原初目的（应该认识事物的整体本身）之间相背离，“这未免把事物弄颠倒了，会使得那要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认识作用陷于自身矛盾。”〔5〕因此，分析方法永远也达不到对于事物本身的真正认识，不能得到事物本身的客观真理，这也是我们在哲学教科书中经常批判的“以部分替代整体”“以偏概全”“只见树林，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原则。黑格尔用剥葱头的例子非常形象地指出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缺陷：“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经不在了。”〔6〕二是综合方法。综合方法是数学和近代唯理论所持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方法相反，综合方法是从一般的最普遍的原理概念出发，然后对于“一般”进行分类，最后得出定理。这种认识方法在形式与辩证理性的认识方法大体一致，即界说（普遍性）——分类（特殊性）——定理（个体性），但在内容上二者却相距甚远，科学永远无法达到辩证方法的“真理性”。首先，作为综合演绎的概念本身源于知性的抽象，是外在于事物本身的人为规定。因此，抽象概念的内容并不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当这些概念是依据观察者本人认识角度、立场以及出发点而得来时，同一个概念便在内容上带有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也会引发人们对于同一个概念是什么因彼此不同而充满歧义。在黑格尔看来，当一个知性概念涉及其所包含内容越丰富，其界定的分歧性就越大，只有到了概念不包含事物的任何内容而只是纯形式时，才可能结束人们之间的彼此争议，这便是以纯粹先验直观形式为对象的几何学概念。“因为几何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感性的然而又是抽象的空间的直观，所以它可以毫无阻碍地用抽象的理智在空间里建立某些简单的规定。因此有限认识的综合方法，唯有在几何学里才达到了它的完满性。”〔7〕然而问题是，若概念是包含事物本身客观内容的概念，那么，概念的内容只能是唯一的和必然的，不允许同一个概念有多个彼此不同的内容。哲学真正的工作是要认识事物的内容而非形式，因此，数学的方法并不适合哲学。其次，科学中对于概念的分类也是依据某个外在于事物本身的观点、原则和标准去分类，这种分类的方法同样是偶然的和武断式的，不具有与事物本身内容相一致的客观必然性。严格来说，对于概念的分类只能根据事物本身的全部客观内容来进行，因此概念的分类也只能有一种方式，那便是按照事物存在、运动和发展的真实过程来将概念区别为普遍性（事物的本质）、特殊性（本质在经验中的呈现）和个体性（包含内容的具体存在）。“一般来讲，真正的分类必须以概念为准则，而概念又包含三个环节，因此分类一般首先分为三部分。”〔8〕除此之外，均为缺少客观根据的武断，所以，科学的分类法就真正地认识事物而言其实并不“科学”。最后是科学给出的结论——定理。由于科学的概念和分类均与事物自身分离，这就导致建立在概念和分类基础之上定理本身也缺少必然性的证明，于是，数学中定理都来自于对于概念本身的分析，而分析的结论就成为其概念必然性的证明，但这无非是在概念的“分析判断”而在其自身之内做出的循环论证而已。于是，科学的综合方法各个环节均脱离了事物内容本身而必然走向武断和假设，“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9〕而真正的哲学证明必须由事物本身运动的客观内容来提供，因此，科学定理方法同样不适合于哲学方法。
显然，辩证方法是以事物内容本身的研究方法，是内在于事物内容的把握真理的方法。这样，造成科学研究方法缺陷的知性思维被超越，哲学的辩证研究方法将哲学提升为真理的科学，哲学因而取得了“科学的科学”的合法性。这一哲学方法论成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精髓而被马克思所继承下来，成为马克思哲学方法的“合理内核”。
正是由于科学方法依据的知性思维方式，因而无法替代人类去用哲学的方法来揭示事物本身的客观内容，哲学必须要建构起高于科学的哲学方法论，这也是基于思辨理性哲学的方法论需要，也是人类对于科学方法论的局限有了充分的理论自觉之后而重建哲学方法论的时代需要。无疑，黑格尔是这一方法论的最初奠基者。如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相似，黑格尔在《逻辑学》和《小逻辑》的结尾部分均提出了思辨哲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并不是对科学分析和综合方法简单地否定，而是在扬弃的基础之将它们包含在自身之内，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的内在统一。“哲学的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倒并不是说对这两个有限认识方法的仅仅平列并用，或单纯交换使用，而是说哲学方法扬弃了并包含了这两种方法。”〔10〕同时，黑格尔也称这种哲学方法为“内在的方式”和“绝对的方法”，意指科学方法的认识局限便是外在方法和相对方法。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方法本身是与事物本身的真实存在和自我发展的过程相一致，事物自身内容的自我展现即为方法。因此，方法内在于事物的内容之中，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是内在统一的。“绝对的方法不是像外在反思那样对待自身，而是从它的对象本身去采取规定的东西，因为这个方法本身就是对象的内在原则和灵魂。”〔11〕具体说来，思辨哲学方法论包括认识的开端和过程两个环节。首先，辩证方法以包含事物全部内容的全体性来作为认识事物的出发点，黑格尔称这种方法为“开端”。在辩证思维看来，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以自身内容为根据的有机体意义上的存在，其全部内容的完整呈现过程要通过内在规定的肯定环节、外化于经验对象的否定环节以及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等三个环节来完成，是事物自我运动、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能动过程，其中各个环节在全体的内容中呈现为必然性，并为全体内容的真理性提供了前提，因此，辩证方法中的任何事物都会呈现为环节必然性和全部真理性的统一。于是，当我们通过事物的自我发展过程来发现包含于事物的全部规定时，这就是辩证的分析方法；而当我们将事物的发展视为其自我展现时，则事物就成了自我将其自身的内容展现为各个必然性环节的全部过程，这又是事物自身内容的综合演绎，这便是辩证的综合方法。正如黑格尔自己所描述的那样：“绝对的认识方法完全单独地在其开始的普遍的东西里，找到它的以后的规定，这个方法就是概念的绝对客观性，是这个客观性的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方法便是分析的。——但当它的对象被直接规定为单纯的、普遍的东西，通过对象在其直接性和普遍性中所具有规定性而显露自身为一个他物时，这个方法又同样是综合的。”〔12〕其次，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辩证方法，黑格尔称之为“进展”。当我们将事物自身的发展过程视为其内容通过各个环节来实现时，“环节”便成为对“内容”的说明和诠释，这相当于一个知性的分析判断，宾词的内容全部包含在主词之内。因此，这种方法就是思辨理性的分析判断。同时，事物的内容在经验的对象性环节中实现出来，是包含了客观现实于自身之中，这又相当于知性的综合判断，但已超越了知性而达到了思辨的综合判断。所以说，事物的进展过程相当知性逻辑上的“判断”，但在方法论上与“开端”一样，既是分析的、又同时是综合的。
三
“真理”从产生起一直受到西方二元论哲学结构的制约，古希腊本体论哲学中，理性向形上的“超验世界”追求真理，在中世纪真理成了上帝的“真谛”，近代哲学思存二分使得真理被定义为“主客观的相一致”，但康德将“客观”区别为现象和物自身之后，“主客观”就严格被限制在主观形式和经验质料之间同一性关系，主观认识与事物本身（物自体）相一致的“真理”成了不可能，在现象界科学成了唯一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知性和科学的方法取得了方法论权威的崇高地位，而理性的认知方法则被贬为“理性的僭越”而成为形而上学无法达到的理想。当哲学由黑格尔提升到思辨哲学的高度，证明事物本身的客观内容真理性便成了哲学的任务。思辨哲学是以辩证理性为工具，揭示事物本身主客观内容的一致性，真正地实现了认识上的主客观相符合，从此，哲学成为人类打开真理之门的“钥匙”，思辨哲学成为人类把握宇宙真理的“智慧之学”。正如我国黑格尔研究专家杨祖陶教授指出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法）的统一，是这四者之统一为一门崭新的哲学学科（黑格尔称为“逻辑科学”），它是哲学的一切实在的或具体的学科的逻辑基础、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或者说，它负有向一切其他的哲学学科提供最一般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原则的使命。”〔13〕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物，是黑格尔辩证思维方式的直接继承者，马克思也正是运用了思辨的哲学研究方法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实践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唯物史观，将人类历史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理论奠定在哲学真理的基石之上。
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过马克思对于人类做出的两个伟大的理论贡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一个是人类解放的逻辑，另一个则是资本批判的逻辑，这“两个逻辑”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全部理论的核心内容，而其研究方法恰恰是马克思对于哲学辩证方法的正确运用。其一，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马克思站在辩证思维方法论的理论高度，将人类历史视为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在生产实践中的自由和解放就是包含在人类历史中的全部内容和历史目的，历史内容的必然性规定不是如自然规律一样，是先天“既定的”或“前置的”而是人类通过生产活动而在自身中而建立起来的，即作为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历史的内容规定呈现于外便表现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的发展过程，人类社会形态演化为从原始社会向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各个环节之间的依次过渡和更替，从而全部人类历史就成了作为具体社会形态的各个必然环节和作为全体人类自由解放的统一。于是，表现马克思历史观的辩证法同样既是辩证的分析方法，也是辩证的综合方法。在辩证的分析方法看来，我们通过对于生产实践历史发展的各个社会形态环节的考察，从而去发现其内在的人类现实解放的逻辑法则，从而揭示出历史内容的真理；在辩证的综合看来，人类历史就是人类通过生产实践、经由各种社会形态的自我更替、而最终完成自身解放历史运动过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既是被人类辩证理性所把握的主观真理，也是根置于历史自身之中的客观真理，主客观在真理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超越知性思维和科学方法的历史观，而将历史观打造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相反，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形成历史观，那么，历史观要么成为分解为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简单堆积，要么被综合为任意一种概念的非法演绎。而这种科学或知性史观恰恰是马克思所要坚决反对的，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14〕其次，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运用辩证方法研究资本现象，并从资本的产生、运动和发展的全部过程来揭示被隐藏其中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实质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发展的结果会导致人类劳动异化的最高程度，无产阶级的无限壮大、无限贫困与财富无限被集中于极少数资本家手中，这时变革生产关系的人的自由解放才会成为现实，资本逻辑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进程最终会过渡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逻辑。所以说，马克思对于资本批判的方法不是当时流行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基于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方法基础之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此，美国学者M·马奈利指出：“没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真研究与理解，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资本论》。”〔15〕事实上，当时也有对于马克思在研究方法的指责，如在第二版的“跋”中所指出的：季别尔教授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莫·布洛克却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才明确地回应了其《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既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分析方法，也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演绎法，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研究资本的辩证方法，一方面在于通过对于资本的各种发展形式的观察，发现其中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之中的内在联系，从而视资本为商品现象所包含的内容规定性，这是辩证的分析方法；另一方面当我们将资本的运动发展视为其自身包含的人的生产关系的自我呈现过程，这便是资本自我演绎人的异化关系的展开逻辑，这便是辩证的综合方法。马克思的表达更为明确：“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6〕因此，马克思正是运用了哲学的辩证研究方法洞悉了隐藏在资本逻辑背后的本质内容，才使得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至今天，无论如何改良其社会制度，但却根本无法克服和摆脱资本逻辑的操控，这也充分证明了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内容，是马克思通过辩证方法而取得的对资本逻辑批判的真理性。
选取2017年1—12月在我院产科行分娩的220例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孕产妇作为瘢痕组,年龄22~37岁,平均年龄为(29.1±3.1)岁,孕周38~42周,平均孕周(39.8±0.5)周;同时选取同期行分娩的220例初次分娩孕产妇作为初产组,年龄21~39岁,平均年龄为(28.8±3.3)岁,孕周39~42周,平均孕周时长为(39.6±0.8)周。不同组孕产妇一般资料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几点结论：一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存在着承继和改造关系，主要体现在马克思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从概念、绝对精神出发，反对从精神外化出现实事物的“无中生有”的神秘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造物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7〕但用辩证思维方式和用辩证研究方法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内容这一点上，马克思和黑格尔则是一致的，并且他们将哲学置于科学之上、视哲学的辩证方法为把握真理的理论态度是一致的。因此，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才是马克思承继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二是，我们在哲学教科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理解为全体和部分的关系，即“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只是在规定了哲学的研究范围较科学更广、研究对象更全体而已，而没有涉及研究方法论上哲学对于科学的超越，更没有对科学方法本身的理论局限有充分的理论自觉，结论导致我们仍然将马克思哲学等同于科学本身，甚至按照科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这并非提升了马克思哲学，而是将马克思哲学降低到科学或知性的理论水平之上。因此，只有在方法论上认识到马克思对于科学的超越，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的真理性。三是，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如分析哲学认为辩证法所揭示的客观内容具有不可实证的神秘性，辩证逻辑的命题不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而无法判断其思想的“真值”，其结论也是自然科学业已揭示完毕的“重言式”。然而这种批判本身的方法就是科学式的，是以科学方法作为标准来衡量辩证思维和辩证法的正确性。而事实上，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充分地意识到了科学和形式逻辑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认知局限，才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提升的辩证理性的理论高度。如此看来，任何方式的以知性来批判理性、以科学的方式来否定马克思辩证法和哲学的真理性的做法均不具有合法性，其反对的也正是马克思乃至我们今天所批判的。
参考文献
〔1〕〔5〕〔6〕〔7〕〔8〕〔9〕〔10〕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29、415、415、419、417、47、427.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5.
〔3〕〔4〕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53、584.
〔11〕〔12〕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36-537、537.
〔13〕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85.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526.
〔15〕M·马奈利.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自由概念〔J〕.敬石，译.哲学译丛，1981(3)：24.
〔16〕〔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22.
The Theoretical Source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Dialectical Methodology:The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Method Based on Philosophical Dialectics
SHU Guifeng FU Yue（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From the view of dialectical thinking,the scientific method based on intellectual thinking can be divided into analytical method and comprehensive method,but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own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that cannot be overcome.Dialectical method fundamentally overcomes the intellectual defect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makes philosophy become the logic of truth to reveal the objective content of things.In hi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system,Hagel establishes th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of dialectics which is both analytical and comprehensive.Marx opposes Hagel's Dialectics of ontology,but he adheres to dialectics in methodology.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apital are the models of Marx's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Key Words:dialectical philosophy;science;intellectual thinking;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19）02-0031-07
收稿日期：2018-10-10 修改日期：2019-01-10
作者简介：叔贵峰，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
符 越，女，辽宁盘锦人，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演进逻辑研究”（18YZA720010）。
【责任编辑 潘照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