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之间：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拉美论文,民族主义论文,现实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相互渗透和文化相互汇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族的进程，伴随近代历史出现的民族主义观念被认为正在走向历史的终结。（注：参见马太·多冈：《欧洲民族主义衰落比较研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年第11卷第2期； 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J·卢梭：《世界政治中的变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然而，实际上，全球化的非平等性、世界贸易的非均衡化、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同步性和政治地位的差异性，又使民族主义成为民族与国家求存的庇护所，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不仅是争取独立与发展的政治见解，而且是通过动员群众来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运动”（注： C ·特勒：《欧洲革命：1492～1992》，牛津布莱克维尔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比其他力量更能推动民族进步和民族变革。因此，考察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有可能廓清其民族发展的运动轨迹。非洲与拉美同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前殖民地的共同命运和要求实现现代化的共同要求，使其民族主义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表现存在相通和相异。通过比较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的观念与实践，实际将反映两地区民族整体运动的历程和发展路径的不同指归之因果，将为正读非洲与拉美提供另一种视界。
一、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特征与实质
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是西欧民族主义传播并转化的结果。由于两者的社会结构及传统与西欧的不同，因此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有别于西欧所追求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而强调集体主义。它往往把融进民族里的价值观视为普遍高于个人价值，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民族主义以共同命运为指归的结果和短期内人为造成的情况。考察历史与现实，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征：
1.两者都没有市民阶级作为其承担者。独立前，非洲与拉美的发展水平一般处于前现代社会，故民族主义的产生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不相一致，没有一个阶级或集团有政治生活、传统与习惯，当仁不让地宣布本阶级利益就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西欧那种把反对绝对王权与民族自觉意识相结合的市民阶级在拉美与非洲并不存在。因此，唤起民族主义意识来完成民族独立与现代化的任务就落到了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身上，尤其是那些具有超凡气质的领导人身上。由于缺乏市民阶级作为支撑，民族主义往往具有超验的目标和不甚稳固的群众基础。它要创造的是一个既与过去相关联又避免直接联系的理想祖国与政治现实。（注：P·F·苏格等：《东欧民族主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9～10页。）
2.创立现代国家是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西方在非洲与拉美的统治与竞争，常使特定地域的行政疆界与文化边界不相吻合，一国之内存在多种历史身份、文化特征和语言、宗教的差别，在非洲尤其如此。在民族进程中，非洲、拉美的民族共同体深感“没有国家的民族等于没有历史”（注：G·W·F·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哲学的演讲》，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于是， 不同的阶级与利益集团获得广泛共识，把部族、集团意识转化为动员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宗教、不同语言和不同经济利益的人们，来抵御共同的外来敌人，以求改变共同命运。这一以民族国家为共同取向的诉求并非是盲目排外，而是旨在实现独立的民族性格和完成民族发展的现代性，是民族独立发展的第一步。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实践的目标指向和发生的广度，体现了这一特征的深延性。从历史与现实看，几乎所有非洲与拉美国家都投入到这一运动之中。
3.非洲、拉美民族主义一方面强调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想吸收西方民族主义的各种形态。殖民统治扭曲了非洲、拉美各民族的自尊与自信，造成日益严重的“不舒服”。作为一种结果，民族意识的觉醒天然地包含对本民族传统与历史的重视。历史上，西方生产方式的移入不是为了促进非洲与拉美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积极调整，而是完全服从殖民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的原则与制度不能取得民族主义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形态会本能地打上民族的烙印。（注：如非洲的纳赛尔主义、乌贾马学说和拉美的庇隆主义、拉丁主义、大陆民族主义等。）这些均可笼统地概之为非洲性与拉美性，即“严格地符合非洲特点”（注：转引自张甍：《略谈非洲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载《西亚非洲》1985年第5期，第18页。）和“对内强化民族特性感，对外强调独立性”（注：A ·莱丁：《遥远的邻居：墨西哥人的肖像》，诺普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页。）。但是，非洲、拉美民族主义毕竟脱胎于西方，民族运动领导人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或军人，其观念与原则也是在西方的思想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工业文明显现的巨大诱惑力使非洲、拉美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如霍顿、圣马丁、波利瓦尔等人对西方民主带有某种神圣的热望。在后来发展中，西方的经济体制和政党制度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非洲、拉美的国家建设。尽管西方制度在非洲、拉美的实践不是非常成功，但在经济与政治层面效仿西方模式无可质疑。从阿根廷到科特迪瓦，从加纳到墨西哥，西方民主在这些国家都具有实际意义。当然也应看到，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与民主存在相通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主义。
非洲、拉美民族主义除具上述共性外，还有各自的特殊性：
（1）拉美民族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本土主义”思想。 土生白人——克里奥人的社会地位虽高于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但在殖民地行政当局只能担任中下级职位；天主教与半岛人占有大量土地与矿山，克里奥人经济上处于劣势，使克里奥人与半岛人的矛盾加深。与此同时，18世纪的启蒙思想从欧洲传入美洲大陆，自由与权利思想在克里奥人中传播并得到认同，西欧与北美民族国家的形成作为拉美的样板诱发了19世纪初的独立战争。由于克里奥人只反对半岛人而非西欧，因而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被引入拉美非常自然，这种“殖民地民族主义”有别于非洲民族主义，也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萌发于19世纪非洲沦为西方殖民地时，早期的西非知识分子霍顿、海福德等人的思想主要是反对“欧洲影响造成的伤风败俗”和“国民性格的进一步侵蚀”，（注：袁辉：《加纳》，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以及争取自治的思想。较为成熟的非洲民族主义是在海外非洲人影响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起“返回非洲运动”和“泛非运动”，培养了一大批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动员了非洲诸民族投入到反对西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这使非洲民族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西方色彩，并具有集体意识。
（2 ）拉美民族主义的物质依据具有共同的语言——西班牙语（巴西例外）和共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和属于种族学意义上的混血种人，因而差异性不突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整合，才形成各自较独特的民族性，即以国名命名的所谓阿根廷人、智利人、巴西人、乌拉圭人等。出现这一变化的动因是旧经济结构的不同和天主教文化影响强弱的不同。非洲民族主义所依托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族邦、宗教、语言、历史和习俗的差异使任何一族的思想与目标都不能成为其行政区划内全体族群意识的代表。因此，在团结和动员群众上，必须超越阶级、阶层和族群利益，在新的界面达成全体意识的共识。在民族运动初期，各种族、族群都能做到这一点。但在目标达成后，往往出现利益共享与利益冲突的背离，导致政治和军事的“再部落化”，使非洲长期陷入战争与冲突的困境。
（3）民粹主义一直是拉美民族主义的主题。 拉美特有的“考迪略”们把国家作为竞技场，一方面投靠美国，另一方面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这使拉美民族主义始终具有双重使命：权力斗争也就是反对外来势力的斗争；反对外来势力的斗争也就是权力斗争。故拉美民族主义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从庇隆主义的“经济独立、政治主权和社会正义”到教会民族主义要求建立“人民的教会”，再到军人民族主义实行的社会改革和维护民族权益的主张，拉美民族主义明确了民族主义的路径指向，即寻求现代化和社会正义，缩小贫富差距和人民参政。非洲民族主义的特色是部族主义，以部族为中心的黑人文化基于维护共同的自尊与独立，在一定阶段能超越部落利益，携手共同抵御外来敌人，此时部族主义成为民族主义的同义语。可是，在走出摆脱殖民统治的初始状态后，民族主义的进步意义就逐渐消蚀，狭隘的部落忠诚替代了更广泛的国家忠诚。为此，独立初期，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为求得“全民一致性”，普遍采用一党制，企图以民族意识代替部落意识。但非洲多元异质的社会结构由于缺乏统一的历史支撑，收效不大。况且，反部族主义的目标以部族主义的手段来实现，（注：如乌干达的阿明、几内亚的塞古·杜尔、肯尼亚的莫伊。）这样全民意识的诓正反而成为部族对立和冲突的酵母。此外，非洲的多党制强化了部族主义，它导致部族的纵向断裂。因此，无论一党还是多党制，无论执政或在野的利益与部族集团在行事上或多或少带有部族主义的逻辑。如即使部族关系处理较好的喀麦隆，也存在较深的部族主义痕迹。
（4）为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尊严， 拉美与非洲把共同体意识与民族的对外政策相结合，为民族主义注入新的内容。这使两者的统一运动不偏离民族多样性的发展方向，又使民族获得新的活力。但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拉美的共同体意识在注重共同体排他性的同时，更多地兼具平等、非歧视和包容性的特点，因此具有开放意识。在拉美建立的一系列共同体谱系中，条约和章规能充分阐释这一开放意识。（注：如里约集团“超级最惠国待遇”的自动适应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拉美共同体的开放性。）由于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和政治的非稳定状态，造成非洲共同体意识不强。在已建立的共同体中，也较难接受全球化经济下的竞争考验。非洲试图建立某种开放机制，但商业机会的不均、贸易的等级差异和义务承担的不均衡，使相关民族国家在此问题上不敢走得太快，因此在泛非主义下的区域联合始终为进程与目标不符所困扰。
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与特征决定了其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观念与实践的综合表现，是非洲、拉美民族在生存与发展进程中，借助于民族意识，制约于经济水平，去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和文化诉求的思想、原则和运动。目标指向是创立民族国家，归宿仍然是民族发展的一般原则，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实现本民族的价值。
二、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形式和思想工具
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不仅取决于其社会存在的本质，而且取决于其他许多特殊的环境与因素。民族的传统、利益、使命与民族诉求的未来结合，使民族主义包含着巨大的发展根基和明确的行动目标。国家地位的获得并不是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全部，它还包括独立之后的国家建设，“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由于取得民族独立而结束，独立不过是新的和更加错综复杂的斗争的序幕”（注：唐大盾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不同历史、不同民族性格和不同发展路径，致使民族主义形式丰富多样。如塞古·杜尔主义、乌贾马主义、部族主义、泛非主义、泛拉美主义、军人民族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拉丁主义等等。尽管它们名称各异，但依据其内容和固有的特征，可概之为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三种形式，它们构成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工具。
1.政治民族主义。非洲、拉美民族主义是作为反对民族奴役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社会意识形态出现的。因此，政治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创立民族国家和反对任何有损民族独立与尊严的压力与行为。从拉美看，早在19世纪，它就借助欧洲的政治理念，以武装斗争的手段打败西班牙，完成创立国家的任务。这场“保守的运动”（注：霍华德·魏沃德等：《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威斯特夫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虽没有完成“自由与权利”的任务，却促成了新生的民族意识的产生。独立之初，美国企图以“门罗主义”把拉美圈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拉美针锋相对地举起“泛拉美主义”的旗帜，主张团结一致反对美国控制以维护民族利益。“睦邻政策”在一定时期曾削减了拉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求完全独立的愿望在战后促成以反美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浪潮，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与美国霸权主义发生过冲突，如古巴、智利、阿根廷、巴西、巴拿马等等。在反美政治斗争中，拉美从单纯与美特殊关系过渡为多元化的外交政策，结果增进了与西欧、东欧、亚非国家的关系，提高了拉美本身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在反美的同时，拉美开展了反亲美独裁的斗争，争取民主的浪潮是拉美政治民族主义另一主要内容，无论是智利阿连德的民主政府，还是秘鲁贝拉斯科军人政府，甚至教会民族主义都反映出“人民解放”的立场。
非洲由于认识到殖民地人民的处境是遭受殖民者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结果，因此“渴望有建立美好制度的权利”（注：霍华德·魏沃德等：《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威斯特夫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殖民政策，争取自由与独立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的政治指向。非洲从3个独立国发展到今天的51个， 深刻反映了这一民族主义实践的深度和广度，其曲折的历程和多样的手段既表现了非洲民族主义必须实现的坚定目标，又反映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多条道路。独立后，非洲民族主义表现为“反对新殖民主义”口号的提出。殖民者让它控制下的非洲民族在形式上独立，而在实际上却支配其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劝说”非洲国家实行以西方议会制为蓝本的多党制，从而导致反政府势力的嚣张和部族主义、地方主义的权力斗争。所以独立后的非洲国家主张打碎殖民时期的国家机器，建立符合非洲特点的新政治体制，这使非洲政治民族主义成为厌恶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从非洲半数以上的民族国家奉行社会主义原则，到实际走资本主义道路却冠之以社会主义政治概念，都反映出非洲民族主义反殖反帝的特色。非洲政治民族主义的集体意识表现为泛非主义。迫于历史与现实，单个非洲国家不足以摆脱殖民统治的后果，因而“自由非洲的存在——依赖于政治上的联合”（注：唐大盾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这使“非洲民族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民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如果同时不是泛非主义的话，那么它是无意义的，逆时代潮流的，是危险的”（注：唐大盾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只有通过联合，非洲民族国家才会保有独立及其成果，避免部族主义陷阱。因此，“非洲合众国”并非只是恩克鲁玛的臆想，它曾得到一批著名非洲领袖的支持，如卡翁达、塞古·杜尔等。
2.经济民族主义。非洲、拉美民族主义不仅包含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整合的实践，而且包括经济发展及其目标。因为“经济上受奴役但政治上获得自由的人民终究会失去所有的自由，而经济上获得自由的人则可以继续赢得政治上的独立”（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文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页。）。所以， 对于控制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新殖民行为，非洲与拉美表现出极大的警觉和抗拒。大萧条的后果使拉美“将注意力转向民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即经济民族主义或发展民族主义”（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文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石油作为拉美经济民族主义的代表，是许多拉美人渴望控制资源的象征。（注：E·B·伯恩斯：《简明拉丁美洲史》，中文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30 年代波利维亚和墨西哥的石油国有化对拉美民族主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工业化进程得益于这种反美反殖的民族主义。20世纪50～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从跨国公司手中收回了自然资源的控制权，并严格限制外国投资，致使在矿业、石油、农业、制造业等部门，民族产业的比例扩大甚至居主导地位。“进口替代”政策也是这一思想影响的结果。此外，联合国为保障独立国的经济主权所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拉美经济民族主义的意志。
非洲自独立后就要求摆脱西方资本的控制，争取经济独立。由于认识到“没有一个健全的平衡和自主的经济，‘独立’这个概念只是一句空话”（注：陈公元等编：《非洲风云人物》，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现代经济的经济力量——是非洲人民繁荣昌盛的唯一基础”（注：S·W ·罗西奥等编：《非洲政治思想读物》， 伦敦1975年版，第328页。）， 非洲国家普遍实行非洲化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与措施。一方面，出于对旧殖民体制的全面反拨，大多数非洲独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控制生产、分配和销售，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和强制性的公共参与，并进行经营管理人员的“非洲化”替代。另一方面，逐渐改变单一产品的经济结构，建立自主的民族经济。这些政策使非洲国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自主，一些国家还基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如科特迪瓦。尽管动荡与战乱导致非洲较难实施稳定、持续的经济政策，但独立自主、持续发展的经济一直是非洲民族国家的目标，经济调整与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对非洲而言，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只是手段，经济独立与发展才是目的。
3.文化民族主义。作为对西方所谓的“种族优越、文化优越和制度优越”的回应，非洲、拉美倾向于以传统和集体天性的文化观念来强调自己现代民族身份的承继性和合法性。高举传统旗帜并非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一意识规定着非洲、拉美民族精神的取向。在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方面，拉美民族主义强调从民间、从印第安文化中振兴民族文化。在他们看来，拉美有伊比里亚文明和南美自然风光长期融合而成的深厚文化土壤，故能创造出最具创造性的文化。拉美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梳理及提升，并不是为了囿于其中，而是为了发现民族进步的规律，即怎样充分发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更高级的文化。拉美早期文化民族主义追求新文明、新道德，反对过分颂扬欧美工业化，肯定民族精神。如爱丽尔主义、创造自由论、宇宙种族论等反映出拉美对文化与进步的反思。但它存在着精英文化的倾向，民族主义者们的努力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因此，战后拉美民族主义者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把注意力转向社会文化，提倡和推动教育改革，普遍宣传民族的独特价值观和特色。于是，桑巴舞、探戈等不但成为民族社会生活重要内容，而且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非洲独立前的社会结构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非洲民族主义大量受非洲传统文化的影响，文化民族主义对非洲具有特殊意义。桑戈尔提出“黑人传统精神”，恩克鲁玛强调“非洲个性”，蒙博托以“真实性”抛弃一切“进口的意识形态”等等，反映出非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意向，即彻底铲除殖民影响，突出非洲民族特点，实现民族的精神独立，弘扬民族文化。非洲民族主义用西方文化所没有的分析、批评眼光，试图在文化上为其政治、经济发展寻找一条出路。非洲民族主义强调自身特色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蚀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为非洲民族进程带来积极影响，并奠定了“健康与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5卷，第261页。）。
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作为非洲、拉美民族求存的主要思想工具，在排除民族压迫和自由发展上，为民族自身趟出了道路。作为观念的现实体现，它在民族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的诉求以及民族文化振兴上的作用是互换的。早期阶段，民族文化成为政治目的的手段；后期阶段，政治权力转化为实现经济目标和承继传统的条件，许多民族因此而完成前现代的超越，跨入现代民族的行列。但另方面，一些国家不足或过分利用这一武器使本民族落入“再殖民”的回落和孤立处境。如何正确、交错使用这一思想工具，是摆在非洲、拉美民族面前的一个实际课题。
三、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现状与前景
在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下，80年代非洲与拉美被称作“失去的十年”。许多国家长期摆脱不掉腐败的困境，政府号召人民忠诚，而领导人却把国家权力私有，甚至出卖国家利益。动荡、政变、战争充斥于民族之间，国有化和私有制轮回恶化了经济环境，且始终无法摆脱西方金融体系的控制。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口号，而不是强调现代化与发展。在非洲，民族主义对于反民族奴役与压迫存在实际意义，对于内部社会的整合则缺少现实意义。拉美强调以高度保护民族企业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发展模式，支撑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也因此削弱了民族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面对困境，非洲与拉美民族主义发生了向务实主义转变的趋势。拉美出现以新自由主义与新结构主义为特征的经济改革，非洲出现以多党制为原则的“制度论派”，这对非洲、拉美民族主义的构成与表现带来新的影响。
拉美新一代领导人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较易接受自由市场经济观念，他们在对国家干预和进口替代政策深刻反思后，推动了经济变革。在以出口导向为指导的政策下，实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放松对外国资本的限制等等。在私有化中，关键部门的民族产业重新落入外国资本之手，这些产业中有些甚至是民族尊严的象征，如石油。在阿根廷、秘鲁，外资几乎可以进入所有部门。此外，拉美对“美洲事业倡议”和西半球自由贸易区采取了积极态度，墨西哥直接参加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世纪60～70年代在拉美盛行的依附论的经济民族主义观念，在90年代不得不修正其“脱钩”理论。面对变化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困境，拉美更多地倾向于融入国际社会，传统民族主义在逐渐削减。同时，非洲民族主义也表现出其民族性与西方妥协的倾向。80年代以来，非洲现代化的失败，“冷战”结束导致非洲战略地位下降，迫使非洲加快区域一体化和“非洲团结”的进程，并普遍接受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以政治多元为特征的多党民主，结果非洲出现重新恢复与前宗主国深层联系的回潮，呈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指向，从而显露出非洲传统民族主义的偏离。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主与发展的要求，民族主义所呈现的隐性一面；另一方面，非洲、拉美民族主义并未失去它原在的动力。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个发展的问题，非洲、拉美在全球发展中往往没有获得预期的比较利益，因此民族主义情绪与表现仍很强烈。一方面，导致非洲、拉美民族主义产生的传统因素并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新的刺激因子又引发出新的矛盾。从非洲看，在“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影响下，伊斯兰复兴运动冲击着非洲的阿拉伯国家，成为相关国家主要的不定因素，如苏丹、阿尔及利亚、埃及等。部族矛盾再次激化并导致国家间冲突，如卢旺达、布隆迪的种族冲突不但使国内发展处于停滞甚至倒退，还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地区扩张主义抬头，如非洲大湖地区再次成为世界热点不仅仅是部族矛盾和民族跨界居住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相关民族和国家的扩张主义有关。据现实表现，非洲民族主义在90年代仍具显性特征。拉美民族主义显性特征主要反映在以反美为特征的民族抗拒。在对待古巴问题上，拉美与美国立场的不一致体现了其政治民族主义的种种表现，智利与巴西独立的经济发展之路也反映出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情结。基于现实，非洲、拉美民族主义将继续在显性与隐性两个方向发展。从趋势上看，非洲民族须待民族主义的持续整合才会步入现代性的殿堂。在今后较长时间内，民族主义仍会在非洲呈上升趋势，但基于形势，激烈的民族主义会受到制约。拉美由于其所建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也由于其文化的共同因素，人们似乎看到拉美民族汇通的征兆，民族主义在拉美可能会呈下行发展，但它不会消失，将以温和的形式长期存在。
标签：政治论文; 非洲大陆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拉美国家论文; 民族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独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