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阻碍创造性人才培养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才培养论文,创造性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08)08-0001-06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家和社会对于提升青少年创新精神、造就大批创造性人才的要求更加强烈和紧迫，这成为推动21世纪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然而，当谈到创造力培养和创造性人才培育的时候，社会舆论包括部分学术界同仁时常会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少一种尊重和支持创新的创造性基因，并从而使得整个民族创造力在国际比较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既是一种比较片面、简单的认识，也是一种比较危险和有害的观点。如果任由这种观点无批判地传播，就可能会误导读者对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创造性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产生完全错误的认识，并进而在培养中华民族创造力和创造性人才方面得出悲观的结论：不彻底改变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彻底转变我们的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就不能培养和提升广大青少年的创造力，不能造就大批创造性人才。本文拟就文化与创造力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创造性因素进行概要论述。
一、文化与创造力
“文化”的定义成百上千。从哲学角度来说，“文化”是与“自然”相对而言的，是人工的产物而非自然的馈赠。自然慷慨地给予了人类许多的必需之物，但是却不能给予人类一点点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与确证，是最愚笨的人类区别于最聪明的动物的标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科学顾问欧文·拉兹洛(Ervin Laszlo)在《多种文化的星球》一书中所说，“文化是一个历史进程：人类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创造物。就像语言和宗教或法律和艺术一样，科学、技术和经济基本上是文化现象，由社会在它们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影响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文化是人类为了不断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有社会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和技术的价值的精华”。[1]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上根本找不出一种缺少创造性基因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并富于创造力的；所有的民族，都是富于创新精神并善于根据自然和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创新的民族。这是我们关于文化与创造力关系的一个总看法和基本立场。
所有的文化都是基于并富于创造力的，创造力也是以人类已经积累的文化为土壤的。离开了人类已经积累的丰厚文化，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一个天才，恐怕都做不出任何创造性的行为来。从概念内涵上说，创造力就是主体——个人或组织——以独特新颖、不同常规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可能是科学研究中的问题，也可能是社会管理中的问题，或者是艺术实践中的问题。不管是哪一个领域的问题，不同领域的人们要想以独特新颖、不同常规的方式去解决，不深入地了解该问题既往的历史以及前人或他人已经采取的解决策略，不全面地了解解决该问题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或所许可的社会空间，肯定是办不到的。达尔文晚年在谈到自己的科学发现时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的成功，不管它有多大，是取决于种种复杂的思想品质和条件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热爱科学；在长期思考任何问题方面，有无限的耐心；在观察和收集事实资料方面，勤奋努力；还有相当好的创造发明本领和合理的想法。”[2]达尔文所说的这些思想品质和条件，对科学的热爱也好，思考的耐心也好，或者是合理的想法也好，无不是他从少年时代就努力学习、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结果。离开了他的前辈包括他的同时代人在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领域所取得的理智进步，达尔文肯定什么也发现不了，更不用说提出著名的物种起源学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体的创造力是人类已经积累的某方面文化财富在个体身上的增值；一个时代的创造力则是既往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在这个时代的增值。因此，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创造力的获得、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继承人类已经积累的文化财富是密不可分的。对于那些动辄轻视文化传统(思想传统、知识传统、制度传统等等)的人，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够在面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在某方面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要想从总体上概括它的基本特征确实有些困难，难免会犯厚此薄彼、挂一漏万的毛病。这是任何一位论者在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时首先要自觉意识到的。因此，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学术界有多种多样的看法也就可以理解，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相互交织，互为补充和映照。
当前，学术界包括教育学界多数人赞成把儒家文化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以儒家学说的基本主张来描述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如梁漱溟先生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伦理本位”“以道德代宗教”“缺乏集团生活”“无阶级”“无革命”“早熟”等一些特征；张岱年先生则侧重从“刚健自强”“厚德载物”“以德育代宗教”等方面阐释中国传统文化；任大援先生则着重讲了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等一些方面。顾明远先生在《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一书中则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天人协调”“自强不息”“贵和尚中”“矢志爱国”“敬老爱幼”“诚信待人”“勤劳节俭”“慎独自爱”等八个方面，并认为“这些方面长期影响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教育传统。”[3]因此，不了解这些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很难理解中国的教育传统和现实。
根据这些前辈大家们的论述，遵循儒家主干说的主张，加上自己学习传统文化的粗浅体会，我把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理解为“天人合一”(本体论)、“人性本善”(人性论)、“民惟邦本”(政治论)、“居仁由义”(人生论)、“知耻自省”(良心论)、“贵中尚和”(方法论)、“自强维新”(发展论)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有的继承了上面各位前辈大家们的主张，像“天人合一”“贵中尚和”等。有的则与他们的概括在精神上相通，如“知耻自省”的提法与顾明远先生所说的“慎独自爱”其实是一致的，一个人只有做到了知耻，并不断地自我反省，才能够达到慎独的境界，并具备自爱的品质。“自强维新”的提法与张岱年先生“刚健自强”的提法以及他有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维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的则是新提出来的，像“人性本善”“民惟邦本”“居仁由义”等，需要稍微加以分析论证。
“人性本善”能否作为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恐怕有人有不同意见。因为在儒家内部，关于人性论也有不同的主张。众所周知的是，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董仲舒、韩愈、王阳明、朱熹等人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要把人性善作为儒家人性论的代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的特征呢？主要原因有四点：第一，在历代儒家内部，接受性善说的还是主流、是多数；第二，就不同人性主张对社会和历史生活的影响来说，性善说最为有力；第三，就性善说和性恶说的论证来说，性善说的论证在逻辑上最为严密，窃以为今天仍然有效；第四，就中外传统文化中人性论的比较来说，性善说最具中国特色。基督教讲“原罪”(性恶)，佛教也认为人生来是“痛苦”的，儒家则强调性善。正是基于这四点考虑，我认为它可以作为儒家包括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的理论主张和价值基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语出《尚书·五子之歌》，在现代政治哲学中被简称为“民本”，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国家和民众关系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政治价值观。《尚书·泰誓》中还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中的这些主张，可以看成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或体现。《左传·襄公十四年》中也使用了这种论证逻辑：“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荀子·大略》中也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孟子则更加直接地表达为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111。可能有人反对把“民惟邦本”作为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理由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从来都是“君惟邦本”的家天下，“民惟邦本”不过是皇帝及其官僚机构统治百姓的借口或粉饰而已。怎么样看待这种政治思想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两者之中哪一个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文化传统？关于这个问题，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有精辟论述，他说：“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也。”[5]从历史上看，尽管秦朝之后历朝历代在政治上一直都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但是“民惟邦本”的思想也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反映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现实中来并顽强地发挥影响现实的能力。历史学家们和普通百姓都经常用民心之向背来解释封建王朝之更迭。正如梁启超先生上面所言，“民惟邦本”所体现的民本主义精神“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鉴于此，同时考虑到“文化”一词的应然向度，本文将其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加以认识。
“居仁由义”语出《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为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4]107在孟子看来，一个称得上“士”的人，所言所行都应该践行孔子提倡的仁爱精神，体现道义的要求，并将此作为自己终身的志向(“尚志”)。在孟子时代，居仁由义还主要是对“士”——一种有别于公卿大夫、农工商贾等特殊社会群体的要求，孟子之后，居仁由义就逐渐为广泛的社会阶层所接受，成为指导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价值原则。与之相反，“不仁不义”之徒则为历代所唾弃，虽匪盗之人也不能容忍。到了唐代，著名的古文运动发起人韩愈则奋不顾俗流，尊儒排佛，在《原道》中强调“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把居仁由义的生活诠释为有道的生活，把仁与义认同为“道”本身，并在著名的《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命题，把传“道”作为教师或教育的第一要务。凭借教育的力量，居仁由义的人生观得以代代相传，提供了中国人生活的基本伦理原则。[6]
三、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因素
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创造力，具有多种激发人们创造力形成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和不断发挥作用，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地推陈出新、绵延不绝，形成一个又一个在世界上领先的发明或发现。反过来，中国过去在世界上一个又一个领先的发明或发现，又确证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巨大创造力。正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所说：“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或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确实一般而言，它们比欧洲类似的或引进的发明与发现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换的标准方法，是最早的钟表擒纵装置，还是可锻铸铁犁铧，是地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还是皮肤——内脏反射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7]4遗憾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落后挨打，在许多人那里，传统文化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替罪羊，屡遭诟病，更谈不上正确认识它所蕴含的丰富创造性因素了。(这一点，就连R·坦普尔也感到遗憾和不解：“我们发现，我们周围许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的真正来源是中国。我们有些最伟大的成就，原来根本并不是成就，而只不过是借用。……认识到这些是很令人鼓舞的。我们对此极缺乏认识这一事实，或许是人类存在以来历史愚昧的最突出事例之一。为什么我们会无视如此重大而明显的真理呢？主要原因确实是中国人自己的忽视”[7]8。)
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创造性因素首先表现在它是一种鼓励创新、追求创新并勇于创新的文化。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是一个坚强不屈、不断发展的民族。”[8]人们可以从学理和经验事实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征。从学理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强调天人合一的，强调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这种统一有不同的表现，各家各派也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不管是哪家哪派，它们都承认天道与人道既有“常”(规律)的一面，也有“易”(变动)的一面。《易传》中则直接把“易”看成是“常”，是万事万物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所谓“富有之为大业，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谓易”“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张岱年认为，后世学者，如孔孟、老庄、贾谊、张载、程朱、王阳明、戴震等人，“都承认变化是实在的，一切物质都是变化的，宇宙是一个如川的大流。西洋及印度的哲学家，有认为变动是虚幻者，在中国似乎没有”[9]。这种学理上对“易”的本体论层面上的认识，应用到社会生活和知识领域当中，则会直接导致对“维新”“革新”或“创新”的要求。因为惟有不断地自强维新、革故鼎新或勇于创新，才能反映并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生活的要求。商汤的盘铭上说“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与此相关联，在中国文化史上，无论是在知识领域，还是在广泛社会生活领域，确实写满着自强维新、革故鼎新或勇于创新的故事，有的人为此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创造性的成果，引导着中国文化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更丰富的时代。
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另一种创造性因素在于其独特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贵中尚和。什么样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才有利于创新？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那种片面的思维方式才能够把问题推向极端，才能够打破常规，做出与众不同或不同寻常的事情。与之相反，那种注重关系的整体思维则不利于创新。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片面的思维是否易于导致新的发现？这是不一定的。在通常的情况下，片面的思维只能导致对事物片面的理解，而片面的理解并不等于创新。如果那样的话，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科学的惯常思维方式，因为形而上学就习惯于片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大量的科学事实说明，真正的创造应该是博采各家之长的结果，是对已有的方案进行批判性检验的结果，是多样综合的结果，而不是盲目地自我崇拜、对一切简单否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贵中尚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健康的创新文化，它有助于人们既尊重前人或他人的成果，又注重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和方案。这才是真正的创新，是推陈出新，是温故知新，是革故鼎新，是综合创新，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的文化猎奇。同时，贵中尚和的思维方式还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自由开放的品格。这种品格，也是文化创新的关键。纵观人类文化的历史，文化创新的鼎盛时期，都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激荡的时期。没有多样文化的存在和相互交流，就没有文化创新。正如《国语·郑语》中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起来，使其取得平衡，就能产生新事物，也即“和实生物”。而如果把相同的事物放在一起，就只能是量的增加而不会产生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事物的发展就停止了。这种情形已被人类历史上几次创造力高峰的形成所证实。西方的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科学革命时期，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唐宋时期以及清末民初，之所以创造纷呈，就在于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冲击着原有的文化秩序，迫使其不断地发生变革。
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第三种创造性因素就是其正确的价值原则，它们为创造性行为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不是一种纯粹的智力行为，而是基于对创造对象价值的深刻认识，是一种价值指引的行为。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有创造性成就的人，他/她必须具有正确的价值目标，并在创造过程中遵循正确的价值原则。这是理解人类所有创造性行为的重要视角。回顾人类文化的历史，审视那些了不起的创造性贡献，人们不难发现，激励、支撑和引领无数创造性行为的决不是什么个人的蝇头小利，而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对社会责任的体认和对人类福祉的关切。中国传统文化一贯强调的“民惟邦本”“居仁由义”“知耻自省”等一些特点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知识态度，都可以为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提供正确的价值原则。“民惟邦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就能够激励有志之士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新中国建国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创造性成就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居仁由义”“知耻自省”的原则尽管是一般的人生哲学，但是应用到科学研究或丰富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却依然可以对人们的创造性行为产生价值约束作用，能够帮助人们预防和杜绝创造性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弄虚作假、坑蒙拐骗以及其他违反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的事情发生。韩愈说的“文以载道”，老一辈学者所倡导的“板凳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都表达了文章撰写和科学研究过程中的价值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却没有正确的价值原则，那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进一步说，不以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指导，人们就不可能克服创造过程当中的种种困难，最后作出实际的创造性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独立自主的人格，强调怀疑精神。这两者都构成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品质。独立自主的人格是创新人才最重要的人格特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都反对过度的人生依附，强调形成一种自主的人格。在这方面，孟子等人有着系统的论述，把“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大丈夫气概作为理想人格来追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孟子三句话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美人不能动”一句。历史上，有许多的仁人志士为了保持这种独立的人格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格类型根本是依附性的而不是独立性的，因而责备传统文化。怎么样来看待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依附性的人格类型不是传统文化的主张，而是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或者说，依附性并非是中国人的人格特征，而是封建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关系的产物。在依附性的社会关系背后，中国人在自己的历史生活中依然完好地保持着一份清醒的、独立自主的判断力。像孔子这样的人，尽管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也不是把君臣、父子关系绝对化、等级化，一切强调发乎情、止于礼、晓以大义。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么伦理关系中的另一方就可以大胆地突破原有的关系模式，甚至干脆采用暴力的手段制服、推翻另一方。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人的主体性和自主人格的主张主要地不是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和讨论的，而是从政治角度来认识和讨论的，把自主性的人格理想和依附性的人格现实混淆起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且迄今为止仍在流传，没有能够得到系统的质疑和修正。怀疑精神是创造的源泉之一，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表面来看，似乎这种怀疑精神并不是非常显著，常见的倒是“述而不作”的遵从传统与权威。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非常富有怀疑精神的。以孔子在传统文化史上定于一尊的地位，无论是在死后不久，还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问孔”“刺孔”“难孔”“打倒孔家店”的呼声还是延续不绝的，孔子的思想不断地受到历代学者和普通百姓的质疑、批判与重构。比起孔子来，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则长期处于权威地位，直到现代哲学的诞生。所以，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缺乏批判精神、死寂一潭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重要的是，这种充满批判精神的文化习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和小农经济时代没有其政治和经济基础，没有能够得到发扬光大，更没有成为鼓励人们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强大动力。而今天，过去的政治障碍与经济约束都已经不复存在，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应该是培育创新人才、大力提高民族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还有许多与创造力培育有关的宝贵品质，如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刻苦勤奋的学习文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知识态度、“知行合一”的价值取向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论述。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创造基因，只不过由于种种的原因没有能够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明代以后的社会里得到很好的表达机会。中国传统文化是创新人才培育和中华民族创造力提升的丰富资源，而不是阻碍创造力培养的罪魁祸首。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标签：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创造力论文; 国学论文; 创新论文; 天人合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