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法律
美国治理赤字研究的哲学审视
李中一*
摘 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在全球性挑战面前，美国不但没有承担起一个本该承担的大国责任，反而以其强大的综合实力进行敲诈勒索并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不仅没能有效解决问题，同时失信于世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看，美国之所以陷入治理困境，制度层面上的内在矛盾不断显现，治国理念愈发忽视或脱离社会实践，违背了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正向联系，在单边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关键词 美国治理赤字 对抗性文化 单边主义道路 哲学审视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深刻变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压力不断增加，各类风险也正快速积聚，这给各国治理和国际关系带来重大挑战。“美国优先”绝不是特朗普的任性之举，是基于综合实力而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单边行动，是美国依据国内外形势变化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和保持优势地位的政策调整，是资本主义永恒不变的本质。在众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中，美国国内外治理赤字日益突出，给本国乃至世界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有许多人认为生病、手术后身体很虚，就买燕窝和冬虫夏草等保健品进行大补，但其实不然，营养学家对此表示，病人在身体恢复阶段各部分机能都没有步入正轨，过量服用补品反而不利于身体康复，还可能产生副作用。患者入院治疗，医生就会制定符合病人情况的饮食计划，合理地进行营养搭配，病人在恢复期间不能也没必要盲目进补，在有进补的计划之前，最好能请教医生，防止病上加“病”。
一、违反了矛盾规律，无法凝聚力量办大事
无论在什么领域，事物内部以及事物之间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共同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美国治理充满斗争性和对抗性，缺少向目标一致方向的转化以及协调一致解决矛盾的统一性。在新时代，美国治理模式越来越无法有效解决当下现实问题，虽然有治理上的焦虑，但是又不愿质疑其政治文化，最终愈发陷入治理之困。
(一)政党制度设计存在致命缺陷，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美国的政治分歧不仅限于党派之间，党内的分歧有时比两党之间的分歧还严重，相互阻挠议事，互不信任，以至于“A组的人认为，如果B组赢了，那就是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在三权分立的政治设计中，国会分裂会带来政府失能，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两党政治对抗多于合作。政府和国会都是站在各自视角、各方选民或利益集团的立场上采取强势的对抗态度，如果政府都无法正常有效运行，那么在医疗、税收、气候变化、枪支和国家安全等重大国家议题上，府院之争最终会使分歧更难弥合。围绕两党政治展开的选举活动进一步制造并加剧了党派纷争和社会对立，重大议题在国会无法通过、政府关门、执政团队意见无法有效统一，就更难步调协调一致……制衡也好，对抗也罢，但国家治理不是为了对抗而设计，制衡最终也是为了民生。解决不了具体问题，不能有效适应形势变化，再“完美的”制度设计最终也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也可以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社会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具有普世性的现实命题。美国严重的政治分歧源自制度设计存在致命缺陷，不管白宫主人是谁，不能集中力量干大事的麻烦永远存在。从议会政党制度设计来看，参议院的议员数量与各区人口无关，相对而言，每个州两名代表的组成就赋予了人口稀少州过大的影响力，虽然照顾到少数人的权益，但这又和一人一票的“多数决原则”相冲突，这一矛盾导致民意和政治相脱节。相对而言，虽然众议院更能体现民意和党派政治，议员更能接近民意，但是又因归属于各自的党派，在强调政治立场的议会斗争中，众议员个人的作用又有限，很难独立影响立法议程。议员个体与党派整体之间的矛盾往往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正确是以忽略或牺牲民众的具体权益为代价的。另外，美国的价值文化是强调个人主义的，尊重每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但是，如果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强调自己的利益，国家利益或其他群体的利益就很容易被绑架。
特朗普为了取得修筑美墨边境墙的经费，通过政府关门要挟不成，接着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方式绕过国会制定预算政策的权力，特朗普为了筹钱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做法史无前例，这不但挑战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也必将引发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思考。美国政党政治的逻辑是给对手制造麻烦、采取破坏性行动，而不是通过妥协和协商以有效解决问题。在美墨边境修墙问题上，代表共和党的总统认为边境存在危机，而民主党人否认在边境出现了紧急情况，并称越境人数处于40年来的最低水平，且不认同特朗普将移民和犯罪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民主党人)在一项声明中说：“众议院和参议院坚决地拒绝了总统非法的权力攫取，而总统还是选择继续公然违背宪法、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意志。”①特朗普不满国会终结紧急状态，为了修墙也首次行使否决权。虽然双方的政治博弈都以国家为名，但政治对抗无法有效解决治理难题。在2020年度财政预算申请中，特朗普大幅增加军事开支，这就必然导致要大幅削减有关教育、环保、强制性社会安全网(如医疗补助计划和联邦医疗保险)等国内民生项目的经费。针对这种毁灭性的行为，以南希·佩洛西为代表的民主党人认为这是一个包含“残忍和目光短浅的削减经费”的预算，“将拒绝接受这个有毒害作用的预算要求，它会掏空我们的国家实力，无法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马娅·麦吉尼亚斯说，美国的预算进程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笑话”。“我们的领导人给出的数字似乎常常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整个预算过程出了问题，这绝对不是管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方法。”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约翰·亚穆思说，总统的预算“再次为我们的国家提出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愿景，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会给一般人带来什么损失”。他还说：“考虑到我们今年面临的重要预算难关，将需要两党合作以及负责任的解决方案，总统的预算体现出他的失职。”②
(二)总统推特治国，煽动民粹主义，制造冲突、破坏信任，加剧治理失序
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国家公墓揭幕式的演说中表示希望打造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之权利。自由意味着包容，平等意味着开放，为了保证民主的少数同样拥有宪法所赋予的各种权利，保持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包容性发展，美国的先贤们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了这一点。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立法之父们的精心设计已经无法有效破解国家治理难题。在资本市场日益强大的美国，总体财富增加，然而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和上层精英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信任度低，无法就迫切问题达成一致，无法有效推动改革。在美国的就业、社区、团体、学校等各种环境中，基于种族、出生地、信仰、文化差异等社会身份而形成的隔离日益严重。在选举政治的制度安排下，基于这些差异的组织、利益集团、政治代表和选民遥相呼应，利用信息化社交手段，把财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扩大化并对立起来，煽动民粹主义，不断制造对立并使社会陷入分裂。在重大议题上，政治和社会最终无法形成有效的联合，整个国家也就难以团结起来共同解决问题。在选民分裂的背景下，以赢得选举为目标的美国两党政治，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有效缓和或化解贫富分化、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文化冲突、价值利益冲突等，而是迎合或利用这些冲突。冲突反过来加剧治理上的混乱，选民的分裂和对抗又强化了美国否决性政治的弊病，最终导致各个群体之间很难达成认同，国家治理效能也就越来越差。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后，利用个人推特，通过选举性语言情绪化地制造各种议题，进一步推动美国政治的极化现象，加深了美国内部以及美国与世界的裂痕，不确定性增加，治理低效或无效已经成为政治常态。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中下阶层选民越来越不信任传统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割裂问题也日益严重。在全球化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美国底层民众感觉到发展没有带来更多利益，贫富分化加剧导致认知对立、利益冲突导致阶层对立、制度缺陷又无法摆脱政治冲突，这一系列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社会撕裂，无法集中力量有效解决问题。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凝聚力问题、贫富分化等主要由国内治理失效带来的问题被特朗普归因于外部因素所导致，情绪化的推特展现的只是个人认知，不但不能有效凝聚国内共识，反而在制造对立上推波助澜，无助于增加信任、凝聚人心办大事。“建围墙”、制造矛盾、强化对立和分歧、寻找“替罪羔羊”、把不同群体与文化看作“敌人”、宣传仇恨或恐惧的思想等，这种隔离思维和对抗文化在应对问题上，只会不断激化矛盾，治理失序就会进一步带来一系列乱象。2019年3月15日，新西兰清真寺枪击事件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撕裂，它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又是多么的可怕。白人至上主义枪手在行凶前所发表的“宣言”中就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复兴白人身份及共同目标的表率”。这让外界再次批评特朗普对白人民粹人士的谴责不够强烈。美国多位民主党人指出，特朗普的反移民言论助长了极端主义。其中，已正式表态启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的陆天娜在推特上说，“这位总统一次又一次地拥抱并鼓励白人至上主义者——他非但没有谴责种族主义恐怖分子，反而为之掩护。这不正常，也让人无法接受。”③
(三)选举型治国理政模式越来越无法形成有效合力破解难题
美国治国理政采用的是经人民授权的选举型民主政治，总统和议员都是任期制，国家治理的重点和方向随着执政团队的变化而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关于国家议题的大政方针政策往往随着政党的轮换而不能延续，很难被长远规划；另一方面，国家议题受民意影响较大，国家治理重点和方向存在不确定性。然而，重要议题往往又需要时间去完成，政治和民众在选举之初、政策制定与执行中极易相互影响，民意的变化和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相互叠加，这对于选举型的治国理政而言，政府和民众很难持续形成有效合力破解国家难题。由于选民更看重个人或群体的眼前权益，而国家决策和治理则体现出整体性、滞后性、规划性以及稳定性。因此，议题的急迫性及重要性在国家与选民两个层面是有变化和差异的，中期选举又进一步给国家治理带来新的变数。面对问题，美国民众习惯于走上街头，通过举行不同规模的游行和聚会活动表达意见，要求采取必要措施或通过新的法案以解决具体事项。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抗型制度设计下的国家治理并不能快速有效的应对问题。对策还没有出来，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矛盾积累或新问题产生，人们就会再次走上街头；或者对策出来，另一群体觉得利益受损，也同样上街游行而表达相反诉求；选举带来执政团队的改变，原有政策还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就被选举上来的新政党废除……这一政治现象和矛盾在美国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历史的演进必然带来时代的变化，这也需要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西方的治理思想是建立在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上的，并不具有普适性，每种文明都是在其独特国情的基础上演化着。自由民主也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美国走单边主义道路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其在世界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相对下降，世界秩序更加多极化，不能再存在一个到处颐气指使的霸权国家。相互尊重是前提，共商和共建方能共赢。然而，美国却无视这种变化，仍然以单极霸权思维对世界各国文明指手画脚。特朗普将其强大的综合实力作为对付其他国家(包括其盟友)的政治武器，在“美国优先”的旗帜下，谁不顺从，谁就要受到惩罚。特朗普敲诈式的经济政策和极限施压策略已经给全球带来警示性的信号。在德国重点产业处在并非最佳阶段的时期，德国汽车“忽然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德国总理默克尔说，“那这会让我们感到吃惊”。
曾效力于5位总统和10位国务卿的外交官威廉·伯恩斯针对美国权力的使用和滥用的态度非常坦率，他认为，1991年美国站在权力的顶峰，在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怖袭击后尤其如此，当时报复的冲动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令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金钱代价。他在《内部渠道》中写道，“美国人常常禁不住认为，世界是围绕我们、我们的问题和我们的分析旋转的。正如我自己经历了一番艰难才领悟到的，其他人和其他社会都有自己的现实，这些现实对我们并不总是友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或纵容这些想法，但是了解他们是明智外交的起点。”
美国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尊重各国的治理探索和选择，放弃惟我独尊的价值思维和霸权行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多做贡献，否则只会在偏离人类发展的大道上渐行渐远。
因此，美国把自身的问题归结于中国、归结于盟友、归结于世界，唯独没有归结于自己。美国不认同世界的变化、不认同自身治理上的失败，隔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隔断自己与世界的联系，只是片面的、固执地认为自身利益受损，这是不符合因果关系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能只看到部分商品贸易逆差，也要看到其综合收益；不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利益，也要考虑相关国家的利益；不能静止的、片面地维护自己的霸权，也要看到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不能把问题归结于全球化，也要明白自己国内治理上存在的问题。固步自封、美国优先、狂妄自傲，斗争中最终损失的也就不只是别国利益，也包括自己的国家利益。
二、割裂了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能做到知行合一
(一)假借自由、民主和安全等理念，干涉他国内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处在国际秩序的顶端，也处于道德评价的最高点，凭借自身综合实力主导世界。美国已经习惯了在全球各项事务中享有的位置和特权，并通过霸权保持世界的不平衡状态，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主导的规则和秩序，进而干涉他国内政。然而时代变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的治理能力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赤字，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不甘心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仍以自由、民主、安全等理由或莫须有的名义发动战争、颜色革命、极限施压以及进行敲诈勒索。在2001年9月11日后，美国绕过联合国安理会以武力颠覆多国政权。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就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巴基斯坦等七个国家参与了战争、袭击和轰炸：华盛顿已经恢复针对个人、国家和社会的酷刑和暗杀。⑤特朗普执政以后，更是利用美国的综合优势，四面出击，极限施压，抛弃世界规则和道德价值，向全世界敲诈勒索。在和俄罗斯之间，新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正在上演，一方面，不断拉拢从原苏联独立出来的成员国加入北约，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另一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加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地缘政治博弈，进而破坏全球安全结构的稳定。对待中国，以贸易不平衡、科技安全、意识形态威胁等名义为中国的发展设置所有可能的障碍；对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叙利亚、伊朗、俄罗斯、朝鲜等国家实施日益严厉的经济制裁和战略围堵，并试图发动颜色革命进而颠覆他国政权。
美国不但假借自由和民主等意识形态语话干涉他国内政，也以不公平和安全为由把大棒伸向了被视作伙伴或朋友的国家。在贸易和海外军费负担等问题上，也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采取了不分敌友、咄咄逼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办法上不是通过协商和重建双方信任，而是单边发动敲诈式勒索，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德国的汽车出口、中国的5G技术应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贸易出口、欧洲的农业出口、北约的军费分担等问题都成为美国对欧盟不开心的因素，美国在相关议题上进一步指责自己的盟友不该怎样以及应该怎样。跨大西洋关系中经常会出现确实的经济利益冲突，如果德国汽车“忽然成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对此，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示，“那这会让我们感到吃惊”。⑥如果特朗普兑现其威胁，真的对汽车进口加征高达25%的惩罚性关税，德国的汽车行业就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现在也正是德国重点产业处在并非最佳阶段的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汽车进口的威胁，这只是借口。特朗普“敲诈式”的经济政策标志着超级大国美国与德国以及欧洲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不仅是贸易的问题，更是价值观念和治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关口。欧盟亦不满美国的做法，欧洲议会认为脸书和谷歌等巨企大型网络搜寻和社交平台充斥侵权内容，扭曲和破坏业内生态。⑦而美国对这些巨企的处理，远比欧盟宽松，就算有竞争法，都不会主动作出调查，而是助长这些企业壮大，打败别国竞争对手。对美国来说，这些企业在世界各地凭其垄断地位不断发展壮大，不但创造巨额财富，成为美国经济引擎之一，而且发展成为全球网络社交平台标准的制订者，紧握网络世界的咽喉，造就其网络霸权地位。然而，美国还处处不忘提醒全世界警惕中国的5G技术，违反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
由10名具有食品感官经验的专业人员组成评估小组，以产品的色泽、香味、滋味和澄清度作为手工自制柠檬果醋的评估标准的指标(见表1)并参考有关国家标准，综合柠檬果醋的感官结果稍微纠正[6]。
(二)破坏全球规则，失信于天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主要引擎和规则主管，领导着经济、技术、商业、金融、军事和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一世界秩序的形成基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联合国、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建立，世界各国也不得不在这一秩序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机遇。然而，这种格局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而逐步受到冲击，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被自己破坏和分解。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美国在治理问题上更加迷失了方向，特朗普以零和思维“重新考量”那些他认为对美国不公和有损害的国际协议以让美国再次强大。通过不断搅局国际事务，不断质疑各个国际组织的价值并退出相关国际组织与协议，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联合国国际法院的部分管辖权、万国邮政联盟等，进而破坏和挑战国际治理秩序。美国作为全球贸易体系和安全秩序的缔造者，现在正向“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转变，损害着全球开放经济以及到处制造麻烦。一方面，不是从自身治理上找原因，而是归结于世界占了其便宜，认为自己缔造起来的贸易体系和安全秩序愈发对自己“不公平”，损害了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更为严重的是，在意识形态上摒弃该体系的核心原则，依靠自己的优势地位或霸权主义攻击自由化、全球规则、多边主义和安全秩序。美国不但对俄罗斯和中国强硬，也对自己的盟友强硬，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其实质就是通过破坏规则来维护其权威。
在经济文化科教不断融合、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美国为何更加“特立独行”，不断挑战、破坏稳定的国际关系？“特朗普主义”强调利益、实用至上，基本特点就是基于实力的“排他性、霸凌性和善变性”三位一体，只要对美国有利有用的即拿，无利无用的即弃，即便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普遍准则也毫无顾及。对美国来说，“特朗普主义”等同“重商主义”，啥都可以交易；而对世界来说，“特朗普主义”就是“美国优先”，靠实力说话。在特朗普看来，美国的国内法等于或高于国际法，美国利益高于他国利益，一切都是美国优先。如果双边、多边或国际组织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不一致，那他绝对不能容忍。美国贸易代表起草的一份报告阐述了白宫2019年的贸易议程。报告认为，多年来，世贸组织的法官“不公平”地处理了其他国家和美国的贸易争端，为了逼迫世贸组织改革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华盛顿要阻挠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该报告说：“美国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在这里制定，而不是在日内瓦制定。我们不允许世贸组织的上诉机构和争议解决系统来逼迫美国接受我们从未同意履行的各种义务的约束。”美国必须拥有“政策空间”来处理贸易问题。“这个政策空间必须包括有能力使用关税或其他形式的手段来说服其他国家认真考虑我们的关切。”⑧
客观而论，在全球治理与发展问题上，美国可以在合作与敌对、公平竞争与霸权主义中作出选择，关键在于“合作与敌对、公平竞争与霸权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合作与公平竞争是有共同规则和道义可循的，妥协中实现双赢；而敌对和霸权主义则可能带来灾难，恃强凌弱、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最终导致相互之间失去信任，都陷入麻烦。美国在规则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忽视世界的变化，拒绝变革，不但破坏了规则和合作，也损害了和国际机构、盟友以及其它国家间的信任，削弱了美国模式的吸引力。
(三)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奉行治理双重标准
美国可以任何借口监听任何人、任何国家，却毫无证据地指责别国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在全球以莫须有的安全风险围堵华为，在特朗普“通俄门”调查上却不惜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虽无证据却仍然指责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大选……美国2007年启动的“棱镜计划”，侵犯的国家和人群之广、程度之深，令世界错愕。对美国而言，在治理问题上不择手段是被允许的。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通过新书《美国陷阱》披露美国利用《反海外腐败法》打击美企竞争对手的内幕。该书描述了美国进行全球经济战争的新形式——用司法武器实施全球经济战。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使得美国法官可以“监禁任何人，无论其国籍，只要这个人涉嫌贿赂外国公务人员，而后者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同美国境内有联系”。那么，什么是“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呢？美国说了算。因此，为了维护本国企业利益，美国可以随意利用其“治外法权”，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在全世界执法，可以逮捕任何人，可以制裁任何个人、企业或国家。但是，美国绝不可能执行自己不认同的别国的规则或国际规则，这就导致了不一样的实用主义标准。在美国政商关系中，企业、利益集团在立法、决策和政治过程中嵌入程度极深，利益集团通过政治和游说机制达到其目标，围绕在政客身边的各个企业代表和游说者可以通过捐款“合法的”影响或掌控权力。利益集团向总统和议员选举活动捐款，也向国会、州和地方政党各种委员会提供捐款，其数额不受法律限制。因为，限制金钱政治侵犯到了“言论自由”。美国司法部与通用电气联手操作收购法国一个重要战略性企业阿尔斯通，并要求其向美国人转让了对法国能源利益至关重要的专业技术，然而，美国却指责别国所谓的“要求美企强制转让技术”不合理，美国的双重标准是什么？“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执政者为什么没有对美国的这种敲诈勒索用更坚决的态度去反对……”⑨
⑥[德]亨德里克·蒙斯贝格：《特朗普，敲诈勒索者，德媒：“敲诈式”贸易政策重创美德关系》[N]，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2月23日文章，《参考消息》，2019年3月7日，第10版。
已经退出人权理事会，自身人权纪录劣迹斑斑的国家，却年复一年对其他国家人权状况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当美国大义凛然批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考虑所有选项颠覆委内瑞拉政权，在中国南海主权问题上搞所谓自由航行……其是否反思过在沙特记者卡舒吉领事馆内遇害案上的立场，是否考虑过把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冷以及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享有主权等一系列中东问题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19年度人权报告的序言中指出，美国的政策是：如果对美国利益有利，那么不论其人权状况如何，美国都会与之保持接触。这种说法遭到了人权组织的批评。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3月13日报道，国际特赦组织称，蓬佩奥论述的政策“令人震惊”，“美国国务院对全球人权状况的官方评估，与特朗普政府拒绝把它当成对外政策的重点，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令人愤慨。”该组织在声明中指出：“这种说法发出的信号是：美国不介意人权问题，并且会原谅或忘记哪怕是最残暴的侵犯人权行为。”来自非政府“人权第一”组织的罗布·贝尔申斯基遗憾地表示，该报告以及蓬佩奥的讲话“凸显了在涉及支持和保护人权时特朗普政府的两种标准、两种措施”。⑩美国的言行除了招致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反感，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上的道德影响力。
三、违背了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特点，顽固推行单边主义
(一)隔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大认知偏离事实
美国的问题主要是美国造成的，绝不能把一国的问题仅归结于世界的发展问题，这违背事物联系的客观性。曾经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的美国政府正退回到保守主义，不但不从自身发展赤字中寻找原因并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归结于世界，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事物发展规律的。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全球化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受益于全球产业价值链条。当时美国在离岸外包浪潮中，国内很多工厂被关闭，制造业向外迁移，享受发展中国家低价劳动力红利，在资本、品牌、软件、业务流程、环境等有形以及无形资产中获益颇丰。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也是一把“双刃剑”，美国的制造业受到资本外溢的影响，传统的工业制造区和蓝领工人在发展中未能相对充分的获益，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美国制造业工人把这种结构分工归结为全球化并要求制造业回归以获取就业岗位，选举政治必然会回应这种诉求，不过这一认知判断已经不合时宜。一方面，美国民众在全球化价值链条中享受了并继续享受着物美价廉的产品；另一方面，世界制造业正在朝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基于高技术的方向发展。相对而言，低价劳动力因素的重要性下降，基础设施、劳动力技能、科研创新等因素就显得更加重要。而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过度扩张，以反恐和传播所谓普世价值观为名到处发动战争、搞颜色革命等，忽视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问题，为当前的国内治理困局埋下了隐患。
⑤[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失败了，接下来会是什么？》[N]，西班牙《起义报》，2019年3月10日，《参考消息》，2019年3月12日，第11版。
移民问题、奥巴马医保、枪支问题、发展问题、华尔街问题等无不演绎着这一充满矛盾的国家治理难题。人民选总统和议员，选的不是执政经验和执政能力，而是变化，被选举人的政策、理念和口号也只是回应选民诉求，能否经受实践的检验，这本身就是问题。不同群体为了各自的短期目标或利益，采取的不是同舟共济或相互协调来构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而是选择了对立，这种选举民主下的对立必然在政治上呈现出对抗。特朗普在选举的时候提出要修边境墙以应对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和贩毒等违法分子，执政后为了下一个选举必然要对选举承诺作出行动。然而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只是国民的一部分，特朗普当选总统是靠“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制度，虽然该制度体现了对少数的尊重和关心，但违背了重大议题多数决的原则，让得到普选票较少而选举人票稍多的人当选为总统，不仅忽视了占多数人的民意，实际上也限制了选民对国是的参与权和选择权。这种选举型治国理政模式不仅破坏了美国民主的初衷，还带来了国家治理危机。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对公权力不信任文化，美国的法律体系向公民提供了可以用来阻挠政府项目的无数个否决点。因此，任何比粉刷校舍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不得不通过多年的评估和法庭诉讼争出个结果，要么花钱收买反对者，要么双管齐下。美国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成本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得多。右派喜欢指责工会；“左派”喜欢指责要价过高的顾问。但他们都在争论症状而不是症结。④这就导致选举型民主议而不决、相互指责、缺乏互信，极难达成共识而不能全力以赴做事，最终陷入治理困境。这种制度设计源自18世纪时的问题，已经不适应21世纪的变化。随着美国民众政治立场的分化，大多数州的政治立场也已基本固定下来，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稳定的“票仓”。政治模式的固化必然导致治理行为的程序化，为了赢得最后的胜利，每位总统候选人都特别注重对“摇摆州”的争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或多或少地忽略其他州选民的诉求，国家治理就很难团结起来。因此，选举制度设计已从开始就注定了结果，有意或不可避免的分化必然带不来整体的和谐利益。
(二)坚持美国优先，放弃大国担当，走保护主义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正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四大挑战，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气候变化、地区安全、网络安全、难民危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恐怖主义仍然猖獗……在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前，各国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在全球发展的十字路口，美国不顾世界力量的阶段性变化，为维护国际关系中的霸权地位和美国利益，顽固坚持“美国优先”。在对外政策上，美国不但遏制新兴经济体发展，也与盟友讨价还价，为世界发展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和破坏性。在大国关系方面，美国明确以中俄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全方位掀起大国竞争，加剧对抗的局面。对待欧盟、日韩等盟友，在驻军军费分摊、双边贸易等问题上不断加大索取筹码，加速双方关系的调整，必然对各自国内和国际局势带来重大影响。在国际贸易领域，多边规则正被“美国优先”的双边关系所毒化，美国凭借其先发优势和综合实力不断要挟其他国家，正日益威胁着世界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虽然绝大数国家坚持多边主义，但各国国情不同，面临的治理问题和发展问题不同，基于自身利益和考量，不同程度地受制于美国。美国在自身综合实力和其他经济体实力对比发生相对变化的情况下，在某一领域一旦认为其不能再保持主导地位，就开始越来越多地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军事、舆论和安全等议题制造麻烦。
在全球经济发展趋缓的情况下，积累的问题使矛盾更加凸显，世界面临的最大风险是缺乏信任和合作。如果把发展问题意识形态化，必然在经济、文化、政治、安全等方面加剧紧张关系，波及世界治理的各个方面，那么损失的就不只是局部，当然也包括美国。埃塞航空坠机事件以来，全世界观察者们一直关注着华盛顿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美国监管机构和特朗普政府对波音737 MAX飞机作出的混乱反应，用美国《华盛顿邮报》所表达的观点来说，围绕这一事件，全球对航空安全的质疑正演变为对美国领导力的拷问。各国的批评人士都指责“美国的反应不当，说好听点是内部决策不一致，往坏了说就是为了国内的商业利益”。美国对此次事件的应对过程降低了其作为全球飞机标准领跑者的可信度，这不仅让人联想到国际社会对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在十年前华尔街崩溃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就已经开始出现的。“对波音737 MAX的反应可能会成为美国霸权的拐点。”加拿大学者斯蒂芬·赛德曼(Stephen Saideman)在推特上写道，“中国对MAX飞机说‘不’，美国联邦航空局说‘别担心’，然后欧盟关闭了领空。美国的领导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美国不信任世界并建围墙把自己包裹起来，那么世界又如何信任美国？盖洛普全球管理合伙人克利夫顿说：“现在美国在海外的形象不好，其认可度是以往三位总统任期期间最低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无法在全球争取到朋友。”民调公司盖洛普在2019年3月到12月展开的调查综合了来自133个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中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全球领导地位的看法。调查显示，美国(31%)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导地位落后于中国(34%)，与俄罗斯(30%)基本持平，德国(39%)则名列榜首。该调查报告指出，美国的低支持率显示，“国际社会在特朗普执政第一年对美国能否兑现承诺的怀疑如今已根深蒂固”。
(三)不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惟我独尊
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认为自由民主制会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在费朗西斯·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在人类的治理模式上走向顶峰，西方民主不可战胜。这也是美国挥之不去的情结，不尊重自己不认同的文明，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惟我独尊。然而，20世纪末以来，传统民主国家(当然包括美国)治理效率低下，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分裂动荡等挑战也达到了一个顶点。“颜色革命”导致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乌克兰等国长期陷入战乱和动荡，英国脱欧陷入困局而迟迟无法脱身，“黄背心运动”只是法国政府治理失败的一个缩影，难民问题凸显民粹主义在德国以及欧洲的崛起并对西方国家治理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即使美国，传统的两党政治和选举制度愈发显现其“病态”，对抗和低效无法有效解决治理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通过规划精准解决一个个问题，有效的治理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广泛繁荣，不但综合国力上升并提高了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也为世界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赢得了国家和人民尊严。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削弱并挑战了美国的民主体制和治理模式，也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⑨[法]夏尔·热居：《经济战，美帝国的强硬招数》[N]，法国《费加罗报》2019年3月1日报道，《参考消息》，2019年3月14日，第10版。
虽然高校突发事件属于偶然性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件，但是其并不是事前毫无征兆，只是学校对于这些征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进而引发严重的突发事件。如果高校自身具有较为完善的预防机制，能够提前意识到出现的征兆，然后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那么就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进行预防。
在科技快速发展以及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人们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人们的价值取向应该更加包容、更加具有共同体意识。共同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活动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基础，否认共同利益和忽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以及差异性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各种文明都要对世界的变化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共商、共建、共赢的策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反刍动物。主要发生于犊牛和羔羊，表现为食欲下降、运动失调、不能站立、严重腹泻、脱水。因脑灰质软化（大脑皮质坏死）主要表现神经症状如易兴奋、痉挛、四肢抽搐呈惊厥状、倒地后牙关紧闭、眼球震颤、角弓反张。严重者强直性痉挛，在12～72 h昏迷死亡。
在使用微课完成了相关的教学任务之后，教师就要有意识地将微课进行升华和深化，帮助学生巩固学习的各种数学知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增强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特别是引导学生复习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复习的内容比较多，学生复习的时间也比较短。再加上学生的学习基础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如果通过传统的方式引导学生复习，比如“题海战术”，让学生去机械式地重复训练各种数学题，而有的学生已经熟练掌握相关知识，还要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训练。而没有熟练掌握相关知识的学生，反而会感觉问题很难，看见这么多的问题，反而会产生强烈的畏难心理。这样的复习方式不仅会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复习的效果也是事倍功半，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注 释：
①《特朗普为修墙首次行使否决权》[N]，路透社华盛顿2019年3月15日电，《参考消息》，2019年3月17日，第3版。
②《削减民生项目 增加修墙支出 特朗普预算申请被批“残忍”“可笑”》[N]，美国《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9年3月11日报道，《参考消息》，2019年3月13日，第3版。
③《民主党批特朗普纵容“白人至上”》[N]，法新社华盛顿2019年3月17日电，《参考消息》，2019年3月19日，第3版。
一般认为，高校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任务。但三者绝非同等重要，相互分离，而是有主有次，彼此联系。就三者的主次地位而言，教学居首要地位。就三者的内在联系来看，教学是中心。
④《为什么美国永远不会有高铁 以加州正在筹建的旧金山——洛杉矶高铁为例》，《解释阻扰美国建设高铁的四大原因》[EB/OL]，引用《华盛顿邮报》报道， http://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190324-942702.
特朗普上台后，在国家利益的界定上从国外转向国内并进行战略收缩，虽然认识到制造业日益空心化正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在经济领域企图让资本回归美国本土。然而，美国应该面对的现实是，时代在前进，问题正在发生变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不能再以其过去或应有的方式运转。”
从发展和市场的角度看，全球消费、制造和服务市场正在改变。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不但生产商品，也消费商品和服务，并正走向结构调整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从消费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不再单一运往发达经济体，贸易结构日益多元的同时，也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需求的地理分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1995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消费中占比不足20%。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近40%，到2030年有望超过50%，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制造业上，美国和许多国家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信息技术、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等方面的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商品贸易的两三倍，总的服务贸易顺差更是十年前的两倍。
另外，美国实际上是相对其经济规模而言进口最少的发达经济体。2017年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5%。日本是唯一接近这一数字(18%)的发达经济体，就连中国的进口也超过了美国(19%)。特朗普曾在竞选期间说：“全球化让金融精英变得非常富有。但它让我们的数百万工人陷入贫困和心痛。”左翼的伯尼·桑德斯宣称：“全球经济不是为我们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服务的。这是一种由经济精英制定的有利于经济精英的经济模式。”大量研究表明，技术变革和国内政策等其他因素对不平等加剧的影响大于全球化。相比之下，10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中有8个在欧洲，它们的收入分配则更加公平。
现浇混凝土与预制混凝土之间的摩擦系数取0.7，承台内部配置普通钢筋未在图中标明，节段墩柱内配置普通竖筋、箍筋.部分墩柱配置耗能钢筋.耗能钢筋长度为200 mm，距离墩柱边缘30 mm，耗能钢筋通过现浇与预制节段桥墩连接.
⑦《美网企变网霸 欧盟重手遏制》[EB/OL]，《星岛日报》，http://www.crntt.com/crn-webapp/touch/detail.jsp coluid=7&docid=105383988.
⑧《特朗普政府报告声称：美贸易政策不受世贸组织左右》[N]，路透社华盛顿2019年3月1日电，《参考消息》，2019年3月4日，第4版。
②外源性融资渠道狭窄。中小企业多采用债务融资方式。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管理体制仍比较严格，这种管制对金融机构主体资格做出了严格限制，并对各种业务准入实行审核批准制度，这些制度一定程度上抵挡了金融风险，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挡住了大量资金进入融资领域限制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正常发展，其后果就是资本供给不足、融资渠道单一。
⑩《人权组织痛批美人权报告 称其完全服务于美国利益“令人愤慨”》[N]，《参考消息》，2019年3月15日，第3版。
[美]内德·特姆科：《亚当·斯密所说的“同情”这只“隐形之手”》[N]，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9年2月14日文章，《参考消息》，2019年2月16日，第6版。
[美]苏珊·伦德：《对关税的愤怒掩盖了全球贸易模式的变化》[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9年2月26日文章，《参考消息》，2019年3日1日，第10版。
[美] 史蒂文·A·奥尔特曼：《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N]，美国《华盛顿邮报》2019年1月25日文章，《参考消息》，2019年2月12日，第10版。
口语交际能力的提升，是需要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学习才可以有效达到目标。在平时，学生的口语交际不够理想，很大一方面是由于学生没有掌握一套良好的口语交际方法，不知道从何“说”起。为此，教师就需要让学生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可以尽快的在英语学习中发挥口语交际带来的优势。
《美媒：被质疑的不止波音，还有美国领导力》[EB/OL]，美国《华盛顿邮报》3月14日文章，https://news.ifeng.com/c/7l7h0ANcJ9B.
区域内古火山构造保存完整，喷发旋回清晰，主要有庙岭—上秋盘火山和小章沟火山构造，区内金矿床(点)围绕火山构造具有成群成带分布的显著特点，对本区金矿床的产出、分布具有控制作用。槐树坪金矿即位于小章沟火山构造的东北部边缘，并受其控制(图2)。
《调查：美国全球领导地位落后于中国》[N]，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9年3月3日报道，《参考消息》，2019年3月4日，第14版。
[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英]莱昂内尔·巴伯：《美国的外交政策从胜利走向自大》[N]，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9年3月5日文章，《参考消息》，2019年3月18日，第13版。
取得重大勘探发现尤其是前沿领域的勘探突破是每个石油公司追求的目标，但勘探天然伴随着风险，而国际大石油公司大都实行规避风险的严格资本支出原则。在此种情形下，国际大石油公司采取自身寻求油气发现，以及在已有油气发现的前沿领域寻求早期快速切入相结合的方式。这可以看作做是大石油公司在高风险前沿领域平衡效益与风险的策略。大部分国际大石油公司采取这种策略，只有埃尼采取进攻策略，追求在前沿领域通过自己勘探实现油气发现。
*[作者简介] 李中一，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广州校区)基础部政法教研室副教授。
中国图书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741(2019)04-0041-09
〔责任编辑：石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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