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卓[1]2003年在《近代以来新疆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交通运输体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脉。而新疆缘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公路交通运输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脉。纵观新疆历史，道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对于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又受其影响，与它们相辅相成。自1926年迪塔公路——新疆第一条简易公路建成以来，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已历经了70余年的风风雨雨。但迄今为止，与之相关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工作尚处在待开拓阶段。现在在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整体战略之下，新疆是祖国亟待开发的热土，充满希望的宝地。新疆的现代化发展绝对离不开交通运输体系现代化的支持。因此，对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进行研究有着一定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历程，全文共分四章(含叁大历史时期)。 第一章是自新疆始议修公路至解放前夕(1949年9月)新疆的公路交通运输事业，此为第一大历史时期的情况。本章分五部分，前两部分分别介绍了公路建设事业和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第叁、四、五部分则先后分别介绍了对外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开辟，交运管理的初创及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对新疆社会、经济的作用、影响。阐述了解放前动荡的政治环境及衰竭的经济对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变化对新疆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第二章是解放初至改革开放前新疆的公路交通运输事业(1949年10月—1978年12月)，此为第二大历史时期的情况。本章分五部分，第一、第二部分对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事业和公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历程分别予以介绍。第叁、四部分则对此时期新疆对外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管理体制的变迁分别加以阐述。第五部分对此时期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对新疆社会、经济的重大作用加以总结。本章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公路交通的恢复及初步发展的过程以及随后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在困难中前进的过程。说明政治、经济因素在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同时又与之相互作用，对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叁章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门 979年一2000年人此为第叁大历史时期的情况。本章结构与第二章相同。这一章说明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国民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发展促使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建设步伐加快，从而步入了现代化建设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第四章是走向ZI世纪的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本章对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经验、教训做了总结。同时对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存在的问题加以说明。并对未来新疆公路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作了一番展望，叙述了一些有关看法。 因本人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李泽新[2]2006年在《叁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综合交通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叁峡工程整体人居环境建设中,库区综合交通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叁峡库区乃至更广大范围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和文化进步、城镇体系与城市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作用。论文选题力求紧扣叁峡库区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着眼于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相关实践积累基础上,结合导师所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地区流域开发与人居环境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50578164)、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叁峡库区城市建设的工程技术研究”(项目批准号:20030611022)工作,作为项目研究的骨干人员,论文选择对库区的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进行研究,从纵横两方面分析库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发展规律以及理论及其实践的技术方法:在纵向方面,总结叁峡地区交通建设的历史变迁及库区现代交通的发展态势,在横向方面,研究叁峡库区规模和性质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技术对策。在库区的区域交通研究方面,论文从叁峡周边地区、泛叁峡区域、叁峡库区叁个地域入手,对铁路、公路、水运、航空运输这四个具有常规交通规划与建设类型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提出结合流域经济开发、人居环境建设而引发的区域协作与多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思考与措施;在库区的城市交通研究方面,针对道路及交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叁峡库区及山地城市特点,对不同规模与形态的城市、城镇,从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两方面,结合移民迁建和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等技术内容,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规划与设计的技术性思考。论文研究内容分为:第一章为绪论,包括选题的依据、研究的目的与方法、支撑的学科体系等内容。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叁峡工程百万移民带来的库区城市迁建与交通工程系统建设是十分复杂的,论文介绍了国内其它流域水利工程移民迁建的基本情况,以及叁峡库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典型示范价值。第二章为叁峡库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与交通建设的关系研究,提出适应库区与山地环境的交通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从地形、地貌、山脉、水系等方面,总结叁峡库区城市与交通建设的地域特点;分析叁峡库区的资源条件、人口与城镇分布、移民迁建特征,提出库区交通体系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第叁章为叁峡地区交通建设的历史变迁研究,将交通建设成就融入叁峡地区历史文化范畴。包括叁峡地区古代的水陆交通与城市发展关系、桥梁建筑成就、街道空间格局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交通建设历史遗产保护对叁峡库区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
司贵云[3]2012年在《铁路与兰州城市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作为甘肃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兰州，是甘宁青地区的交通咽喉，历来都是甘宁青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经济交流中心。但鸦片战争后，在中国沿海沿江出现了一批开埠通商城市与港口。这些港口城市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以及外来因素的影响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基地和中心。而兰州相对于沿海沿江港口城市来说，交通运输条件差，地理位置闭塞，因而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开发。兰州发展日趋缓慢，并最终导致与其它沿海沿江港口城市的差距日益拉大。20世纪50年代，陇海铁路天兰段、兰新铁路、包兰铁路、兰青铁路相继建成通车，改变了甘肃的交通运输条件。作为四条铁路交汇点的兰州迅速崛起，并最终成为西北最大的铁路运输枢纽。由于铁路的通车，兰州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在短短的几年内，兰州迅速成长为西北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本文重点考察20世纪50年代铁路对兰州巨大的推动作用：铁路成为运输主导并使兰州成为西北最大的铁路枢纽；带动兰州城市人口的激增和服务业以及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兰州现代工业的腾飞；加速了兰州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市政建设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大量的地方志材料进行梳理，系统地阐述了铁路通车前后兰州的交通运输以及城市巨大的变化。并通过通车前后比较，使大家清楚地看到：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交通运输体系的骨干。铁路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兰州城市发展轨迹的论述，则为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一个城市的发展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
沙吾列·依玛哈孜[4]2016年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我国的支援边疆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的制定的政策措施,是中国共产党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执政的全盘谋划和策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推进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的治国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民族政策。因此,研究支援边疆政策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整个研究过程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治理论为指导,以多学科为角度,在边疆治理理论框架下,理清中国共产党的支援边疆政策模式,以及实施现状进行分析。并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区情出发,科学把握党在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的具体政策和实践,全面总结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取得的成就及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缘环境、历史积淀、经济发展、社会发育、文化心理、公共安全、周边安全等层面认识和理解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及针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互动规律,为进一步坚持与完善支援政策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主要从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入手,分析支援边疆政策依托的理论和现实依据;理清中国共产党支援工作及支援边疆政策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力图揭示并较系统地概括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特点及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论;综述支援边疆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发挥的作用、成效、成功的经验,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特殊的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这伟大创举在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中做出的贡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贡献。同时,总结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最后针对问题提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对策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六个章节: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研究的目的、意义进行全方面的论证。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政策目标体系及实施工具和援助政策依据。主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总体目标和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目标(分类目标)。分析概括了实现支持与援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目标的实施工具,即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采取的直接支援和间接支援所包含的不同政策措施。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与援助政策的根基进行认真剖析,以实事来进一步阐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边疆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并较充分论证制定政策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贫困因素、边境因素之现实依据。第叁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与政策措施。主要梳理和阐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或历史阶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第二代、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及政策措施。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本章主要依托国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文件,并以此为支撑,对我国不同时期的支援边疆政策进行全面的概述和分析。即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持与援助政策经历了逐步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在建国初期主要是通过特殊帮扶政策,初步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条件,赢得了民心,疏通了民族关系,建立了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边疆地区落后状况,采取经济财政等方面特别照顾和倾斜政策,加强支持和援助力度,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为了缩小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省区的差距,继续加大中央支持和援助及对口支援相结合的政策,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巩固和加强了民族大团结,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政策实践的成效。本章主要结合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大量实际数据来阐明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实践中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边疆支援政策的实效性由于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环境、民族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和发展基础的薄弱性、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的复杂性等而受到的影响的因素进行客观分析。第六章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持与援助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这一部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持和援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制约因素,提出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的对策建议。即保持支援边疆政策的连续性;提升支援边疆政策的系统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科学性;加强支援边疆政策的可操作性;强化支援边疆政策的针对性;提高支援边疆政策的执行效果。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在改善边疆少数民族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上。支持和援助边疆地区正是提升边疆各族人民幸福指数、推动边疆地区发展和繁荣提出的重大措施之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要逐步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薄弱、民族宗教问题复杂、组织管理框架不理想、国际环境及周边环境复杂等种种制约因素,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总之,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梳理和数据分析,积极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按照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史”的发展脉络,依托政策、文件,认真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所采取的支持与援助政策,并更加细化每一个发展阶段的时间段划分和政策内容,厘清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连续的支援边疆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并阐明其对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带来的效应和存在的问题,为未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提供更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见解及意见。
邵彦涛[5]2014年在《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缘指的是与“中国中心”相对的边缘位置,边缘研究的意义在于,边缘的存在界定了中心的范围,描述边缘成为描述中心的一个方式。边缘不仅接受来自中心的权威限定,还可能反叛、甚至对抗这种权威。在一个国家内部,边缘的存在界定了国家的范围,边缘也构成了重新认识和发现国家的最好位置。国家介入边缘的过程,也即中心与边缘互动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广义的国家史。本文选取近代兰州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以1872-1949年为历史的截面,并将之放置在“中国”观念变迁和西北政局演变的宏观层面上,针对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现代市政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动力和市民心态等问题,进行了层层剖析。我们认为兰州作为一个边缘城市,与中国核心地区复杂难辨的城市结构相比,其政治性、军事性、民族性更为突出,于空间格局上更接近中国人理想的空间构成,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礼制的要求,更是“中国”式的；近代兰州市政现代化的进程表明,国家力量在场的强弱与兰州市政发展的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是以兰州为代表的边缘地区获得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边缘社会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国中心地带不一致的特征,这种不一致,体现的是边缘社会与国家中心地带相比在发展步骤上的不一致、发展程度上的悬殊和发展能力上的孱弱,同时也说明了边缘社会的发展强烈依赖于国家中心地带的“反哺”、接济和帮助。国家中心地带的这种“反哺”、接济和帮助无疑体现了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同时它也要求边缘社会在“国家建构”和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功能方面予以“回报”；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将西北地区纳入直接统治的政治冲动与兰州乃至西北地区要求获得发展的经济冲动之间存在许多不谋而合之处。尽管国家构建的政治动机为近代兰州城市地位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但是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却导致了近代兰州更为严重的边缘化。近代兰州在国内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并未因为抗战时期的发展而得到多大的改变,反而在西南地区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中更加相形见绌；在我国东西部区域差距逐渐扩大而兰州及西北地区严重边缘化之时,“兰州中心说”却开始出现并在抗战时期获得广泛认同。“兰州中心说”凸显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平等和公民平等的理念,却又反衬了兰州所处的边缘化地位并凸显了这一观念背后所深藏的反抗边缘化的意蕴。这一学说的内在紧张和不协调,也预示着要真正实现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倡导的无中心、平等的价值观,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国家构建所带来的边缘地位的提升与国家现代化所导致的愈益边缘化之间的冲突,不仅仅存在于近代兰州城市,而是能够代表整个边缘社会的基本特征。了解这一点,不仅是在整体上把握边缘社会的切入点,也是对国家与边缘之关系、推动边缘社会发展和实现区域平衡等问题进行全方位审视的一个重要入手。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和引导是边缘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因和基本动力,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边缘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发展方向。而边缘社会和边缘人群不仅主动参与了国族概念的建构和国家建构的进程,还在实践中形成了对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反馈和知识再生产。“主动的边缘人”不仅积极认同中央权威以获取自身发展的合理资源,还在强调和树立自身“中心”、“中国”属性的同时,不断要求去除“边缘”的标签,实现与内地国人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化。这也说明,在将边缘地区纳入“现代中国”政治版图的同时,还亟需完善二者之间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融合。
李玉林[6]2017年在《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西地处内陆地区,自古以来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到了近代,其城市发展整体落后于东部沿海城市以及开埠通商城市。民国初年,山西大多城市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城市格局——外有城墙,城内建筑风貌和街道分区也还是传统古代城市的形制,城市经济也发展较为落后。特别是在1917年后的阎锡山治晋期间,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维护其统治利益,不断扩军;经常与其他军阀混战。所以民国时期,山西城市难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去进行城市建设,而且城市大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只有太原、临汾、大同近代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铁路通到大同后,煤矿陆续在大同兴办起来,煤炭源源不断向外输出,大同迅速发展成为山西第二大城市。大同就是在这种破坏与重建的环境下展开城市建设。本文从城市史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为了更好地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阐述,本文还结合应用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理论。本文通过文献查阅、实地调查等方法对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进行研究。首章对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了简单说明,分析大同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古代早期大同城市发展历史沿革及传统封建城市的形成;明清以来大同传统城市格局的形成与城市建设;不同时期大同的行政区划变迁。虽然近代大同同山西大多城市一样,依然沿袭传统城市发展模式,但1914年京绥铁路通车到大同,开启了大同城市近代化之风,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退出大同之前。为了理清大同城市发展的脉络,本文第二章将这一时段分为两个时期——阎锡山统治时期和日本统治时期进行研究。为了便于分析大同城市发展的特点和特征,本文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与表格数据为依据对商业、工业、金融业这叁方面进行阐述。此段时间的基本特征为:前期大同的工商业齐头并进,商业最先兴起、最为繁华,进而带动工业发展,工商业共同发展催生了近代金融业的诞生。后期受日本殖民统治,大同经济结构发生很大转变,商业凋敝,重工业畸形发展,轻重工业比例失调。此外,本文还分别论述了这两个时期的城市公用事业,如通信方式、城市交通、城市供排水、电灯、新式公共建筑物等。通过分析可以得知:大同城市近代化起步较晚,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城市发展不协调。最后一章论述了影响大同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促进其城市发展的铁路和煤矿事业的发展等积极因素,也有阻碍其城市建设发展的战争因素等。
王烨[7]2013年在《中国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表征当今世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学术界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日渐深入。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因素的制约,我国边疆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边境城市作为边疆地区的行政单元之一,具有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息息相关。而且,由于边境城市自身地缘位置的特殊性,其发展还直接影响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因此,研究边境城市的发展历程及其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的边境城市为对象,依据城市化的基本理论,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原因、经济发展、区位条件、人口构成、自然资源等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特殊社情,从边疆地区地缘安全的战略视角,探求边境城市发展与边疆地区稳定的关系。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边境城市隶属边疆的地域范畴,是构建于边疆基础之上的地理区位概念,其形成与边疆地区的整体发展紧密相关。因此,本章以时间为线索,系统分析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北部边疆变迁脉络与城市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北部边疆领土问题的梳理以及对中央政府应对边疆危机措施的分析,揭示出从古代模糊可变的“边疆”到近代随着国家边界的确立而在两国相邻区域间出现相对固定的“边境”的演化。伴随着较为清晰的国家边界形成,边境城市随之兴起,进而发展成为边疆地区的核心。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叁章和第四章。第二章侧重从历史和现代两个阶段,研究北部边疆边境城市的总体发展特征。首先,通过分析内蒙古边境城市的形成起因与发展过程,揭示分处东、西部不同区域的边境城市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地缘位置等因素作用下的形成规律。东部地区主要在沙俄侵略的外力冲击下,围绕边防卡伦设置而形成军事据点型的边境城市；西部地区则是在蒙、汉、俄贸易交往的内在经济因素推动下,沿商路而兴起市场中心型的边境城市。其次,分析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边境城市在自身区位特征与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东、西部不同区域的边境城市发挥涉外性经济优势,向口岸型边境城市发展的趋同特征,揭示出现代边境城市化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内在联系。第叁章与第四章分别选取满洲里与二连浩特两座城市,作为内蒙古东部与西部的边境城市代表,对其城市化过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分析满洲里与二连浩特的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城市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向和方式,揭示出两座城市分别由军事据点型城市和市场中心型城市发展成为对俄、蒙贸易为主的口岸型边境城市的基本特征。同时,从中总结出两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各自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相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第叁部分为第五章。侧重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与北部边疆地区地缘安全的关系。首先,提出蒙古族与俄罗斯族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叁蒙统一”、身份认同等跨界民族问题。其次,针对北部边疆各民族间因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而强化的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对抗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之间陷入零和博弈困境的现象,着重分析了边境城市经济发展作为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对边疆地区发展的巨大辐射和带动作用,以及在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中,边境城市对于“和谐周边”构建的重要意义。
张用建[8]2003年在《艰难的变迁：抗战前十年中国西部工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部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域，西部的发展历来都是中国整体发展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现代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但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的现代化，而西部的现代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工业的发展。抗战前十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近代西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此一时期西部工业的发展不仅对近代西部工业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而且也影响着抗战前十年中国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但这一点，恰恰又是目前近代中国工业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选择这一课题，不仅可以深化近代西部乃至近代中国工业史的研究，也可以深化近代西部乃至近代中国现代化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的发展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第一、交代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发展的历史背景。第二、介绍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发展基础，即勾勒1927年前西部工业的发展概况，为后续研究提供认识论的基础。第叁、阐述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关于西部工业发展的政策及时人关于西部工业发展的构思、设想。第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发展的重要史实进行爬梳、整理，按地区或部类加以论述，力图宏观呈现此一时期西部工业发展的实况。第五、对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将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发展放在时空的坐标上，从纵横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发展的水平和程度，并进而探讨其中的原因。 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的发展是在西部开发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的，并且它本身就是西部开发的重要环节。而西部开发之所以在此时期又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首先就在于时人对西部战略地位的确认，那就是:在日本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西部虽偏居一隅，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它也是有待开发的财富之区，富有发展的希望，可以成为中国日后长期抗战的根据地和复兴民族的基地。当然，西部开发的内容纷繁复杂，涉及方方面面，而且对于如何开发西部，时人亦是见仁见智，但不论那一种观点，都不能否认工业发展在整个西部开发中的中心地位。因而在抗战前十年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国人对工业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政策取向看，国民政府总体上是重视西部工业发展的，但其直接的投入又是有限的，主要在两点，一是为基本工业原料的开采做准备，对西部的石油、煤铁、铜矿等资源进行探勘;二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西部的交通建设。此外，抗战前十年对西部工业发展的关注和重视也可从当时制定的各种工业发展规划看出。这些计划，既有关于西南或西北地区的整体规划，也有关于各省重点工业的发展计划，还有各个行业或单个工厂的建厂计划。它们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叁点，一是发挥西部的资源优势，二是满足地方市场的需求，叁是为抗战作准备。一般而言，这些计划从可行性研究到具体内容再到经费的预算及筹措，均有所涉及，比较严谨而全面，大致反映了西部工业发展的基本要求。_虽然它们在战前往往并未完全实现，但作为战前国人为西部工业发展所作努力的一部分，理论的探讨是必须的，也是有意义的。 对于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的发展，还可丛工业化本身的进程去理解和分析。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西部所拥有的工业资源及其此前发展基础之上。从工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角度看，战前西部的某些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业和矿藏，都有一定的产量和藏量，在全国也居一定地位，西部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从工业的发展基础看，1927年前西部工业尽管水平还比较低下，但它无论在某些行业，还是在某些省份，仍在某种程度上为抗战前十年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说，抗战前十年是近代西部工业的继续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在国家取得了统一的历史背景下，西部虽然也曾一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军阀割据现象，但从总体上看，西部各省的工业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发展，工厂数量和创办资本额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长，生产设备、技术力量有所加强，工业化程度有所提高。这一时期西部工业的发展，为抗战时期西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日后的抗战积蓄了一些力量。不过，西部工业的发展在不同的行业又有不同的表现。大略言之，电气事业在这一时期发展比较迅速、效果较为明显，缥丝丝织业及夏布业是最不景气的行业，其他诸业，如棉纺织业，毛织业、火柴业、钢铁机械业及其他化学工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矿业似乎并未有多大的进步。 当然，我们所谓的西部工业是发展的，是从纵向的角度、针对西部工业自身的历史进程而言的，而从横向的角度，与同时期其他地区工业的发展以及中国工业发展的整体状况而言，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的发展水平和程度又不可高估:一、抗战前西部历年所设工厂不仅规模狭小，而且分布极不平衡;二、抗战前十年西部工业的发展并没有改善近代西部工业的行业结构和区域分布结构，而且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发展的差距仍
黎仕明[9]2004年在《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甘宁青叁省区在历史上由于自然条件优越以及当时中国政治中心偏居西北的有利形势等原因，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获得了较大发展，“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历在目：不绝于途的商旅使团，熙来攘往的繁华都市，如有“河西四郡”之称的武威、张掖、敦煌、酒泉。而唐宋以降，随着政治中心的东移和经济中心南移及自身自然条件日益恶化，甘宁青叁省区辉煌不再；与东南地区相比，发展明显滞后了。 近代，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甘宁青叁省区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也迈开了早期现代化的缓慢步伐。随着现代经济(包括现代农牧业、工商业、交通通讯等)的出现与初步发展，20世纪前半期甘宁青叁省区城市也相应得到一定的发展：城市职能由过去单一政治军事中心向多种职能转换，城市经济文化功能得到加强。尽管叁省区城市出现了早期现代化的趋势，但城市数量少、规模偏小，城市发展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农业、工业、交通以及第叁产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促使甘宁青叁省区城市也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职能日趋完善、空间布局渐趋合理。从整体来看，由于国家政策的影响，城市的发展以改革开放为界点表现出前缓慢后迅猛的特征。甘宁青叁省区中等城市在此时期得已形成并得到相应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发展特点；同时又面临着诸如环境恶化、城市增长乏力、技术劳动力资源缺乏等一系列的发展难题。 世纪之交，我们要抓住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促进甘宁青叁省区的发展。我们要通过甘宁青叁省区中等城市的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并通过城市这个“增长极”的辐射与带动作用，推动甘宁青叁省区全面、协调发展。通过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断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 关键词:20世纪甘宁青叁省区区域中等城市发展
陈春生[10]2009年在《资源空间配置与农村交通运输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基于资源空间配置视角研究了农村交通运输发展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农村交通运输发展思想。论文首先分析了交通运输的产出要素性质和资源配置功能。其逻辑框架是把交通运输看成是一个系统，交通运输的产出要素性质是其物理功能即“空间位移”社会经济化的结果，而其资源配置功能是产出要素作用集合为系统功能的结果。揭示了“运输”是交易行为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的属性，并把它作为认识其作用的一个理论视角。采用了从贸易与比较收益的视角来认识交通运输产出性质的方法，并概括了交通运输的产出要素作用。从空间与市场型态演化两个方面分析了市场与交通运输在资源配置上的关系，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与状况直接决定着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与时效、产业深度与效率，决定着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能力，并提出了运输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动脉系统的观点。在农业资源配置理论上，对舒尔茨农业要素配置模式的划分进行了补充，根据要素均衡和要素配置的实现方式把它分为专业化产业区、传统农业和过渡型农业叁大类，并分析了交通运输在不同要素配置模式中的作用。在两个阶段的“城乡一体化”的观点和基于系统论的城乡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交通运输统筹发展思想。研究了价值型运输需求分析方法，包括：一、重新定义了运输需求的概念；二、证明了对于消费性运输需求量，无论是传统的运输需求模还是LES或ELES模型，用于交通运输消费等行业性需求分析或预测都存在不足，主要是指标的实物化和多因素造成的函数关系的不稳定性，认为应采用“收入——消费——运输消费需求”的分析路径，通过设置交通运输消费倾向，并引入持久预期收入和生命周期等理论模型可克服这些缺陷，建立了居民交通运输消费需求模型；叁、对服务性生产运输需求，提出了利用投入——产出表和运输费用系数的测算方法。同时论文还取得了两项应用性成果：一是借助交通运输消费倾向对我国居民交通运输消费市场进行了区域划分；二是证明了交通运输消费倾向与第叁产业发展程度存在着显着的相关性，因此积极支持落后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缩小地区差距的一种有效方法。同时，基于农户行为模式和农业均衡分析了农村交通运输发展问题。提出一种评价公路投资的收入流量评价方法——资本-附加值比率。即根据已经形成新增产出能力的投资额与收入流量的增加值的实际比值，与均衡时比值相比较来判断投资效率状况。并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提出系统的农村交通运输发展思想。
参考文献：
[1]. 近代以来新疆公路交通运输发展研究[D]. 刘卓. 新疆大学. 2003
[2]. 叁峡库区人居环境建设综合交通体系研究[D]. 李泽新. 重庆大学. 2006
[3]. 铁路与兰州城市发展研究[D]. 司贵云. 西北师范大学. 2012
[4].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支援边疆政策与实践研究[D]. 沙吾列·依玛哈孜. 吉林大学. 2016
[5]. 国家与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D]. 邵彦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6]. 民国时期大同城市发展研究（1914-1945）[D]. 李玉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17
[7]. 中国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发展研究[D]. 王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8]. 艰难的变迁：抗战前十年中国西部工业发展研究[D]. 张用建. 四川大学. 2003
[9]. 20世纪甘宁青中等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D]. 黎仕明. 四川大学. 2004
[10]. 资源空间配置与农村交通运输发展研究[D]. 陈春生. 长安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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