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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5)05-028-6 春节红包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春节期间长辈将压岁钱用红纸包裹赠予晚辈，寓意红红火火、吉祥如意，这种庆祝节日的方式从古延续至今。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红包作为一种全新的庆祝方式登台亮相。在刚刚过去的羊年春节，一场“红包大战”席卷了整个中国，各式各样的电子红包铺天盖地，“摇、发、抢”成为今年春节的重要节日活动，人们戏称之为“手机上的春节”。 追溯电子红包的发展历程，它最早出现于银行业，后来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红包业务逐步受到各大商家的青睐，尤其是得到腾讯QQ、微信、支付宝、微博等网络平台的推波助澜后迅速进入公众视野，流行于最近两年的新春佳节。以微信红包为例，2014年，微信软件推出的电子红包业务一夜走红，在2015年羊年春节更是大显身手，其红包收发总量超过了主要竞争对手支付宝。据腾讯公司统计，羊年春节仅除夕夜当天微信、QQ累计收发红包16亿。①由此可见，电子红包业务在短短几年时间便得以迅猛发展。那么，这种全民抢红包是一种什么社会现象？其背后的运作逻辑和生成机理是什么？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人们应如何应对这种现象？本文拟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思考。 一、资本扩张：规训社会的原动力 提及“规训”二字，首先映入脑海的人物便是权力分析大师福柯。他利用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分析方法，系统地考察了人类权力的本质及其历史演变。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中，通过对惩罚制度的演化史分析，他指出人类社会如何从古代残酷暴虐的肉体惩罚逐渐过渡至“温柔的”、人性化的身体规训，全景敞视监狱的设计便是这种新型规训技术的完美体现，这种权力规训技术和规训机制渗透到学校、家庭、工厂、医院、军营、收容所等社会各个领域。“福柯将全景敞视监狱的运作机制和权力机制看作是一个生动的规训社会的缩影，也就是说，规训社会正是一个被放大的更趋完善的全景敞视监狱”。[1]显而易见，福柯是从权力演变的角度来对现代社会进行解剖，无处不在的权力技术规训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的产生由新的权力技术扩展而来，新的生产的、管理的、创造的权力代替了过去粗暴的、压迫的、杀戮的权力，这种新的权力技术充斥社会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之处”。[2]然而，福柯只注意到了权力元素，忽略了现代社会金钱对于人们的统治与规训。“福柯的‘规训’没有过多强调资本的逻辑，更多的是一种法律的、政治的统治形式，与生产资本无关的统治技术”。[3] 早于福柯将近一个世纪的另一位哲学家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角度解读了规训社会的本质。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工业革命的深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它成为调节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资本的增长和扩张逻辑成为规训社会的主要机制。“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体制，因为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市场并不受任何特定机构的调节。而且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扩张性的体制，其基本动力来源于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4]马克思所讲的异化，便是这种资本规训的方式之一。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工人被异化为一种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被自由买卖。同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同样被资本与金钱规制，“从私有财产和金钱支配了其自身的存在这一规律而言，资本家自身也受役于资本。工业家们只能是‘实干的、清醒的、朴素的(节俭的)’”。[5]与福柯所讲的无处不在的权力规训一般，资本的规训也同样覆盖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整体来看，整个社会都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扩张中，个体要在社会中生存，就必须参与到社会机器的运转中，为资本逻辑服务”。[6] 而这种市场(资本)逻辑统治社会肇始于19世纪，即波兰尼所谓的“大转型”时期。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一书中，波兰尼批判了经济自由主义者信奉的“市场神话”，他认为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7]。在19世纪之前，人类的经济生活是嵌入于社会之中并为社会所制约，坚持互惠、再分配及自给自足的家计原则，谋利并没有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是到了19世纪，“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8]，市场凌驾于社会，经济理性法则逐步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沦为商品。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建立并渗透到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各领域。“金钱至上”、“一切向钱看”成为人们的生活与生存法则。回归春节抢红包这一话题，表面上看起来它不过是一种新型的节庆方式，将传统的纸质红包变为电子红包。但对于电子红包背后的互联网巨头企业来说，数亿人抢红包是一次吸纳会员、广告营销、开拓市场和资本运作的绝佳机会。例如，可以获取上亿用户的银行卡信息，未被领取及提现的红包将会产生巨额沉淀资金，商家发放的优惠购物礼券会刺激消费等。正因为“有利可图”，大量商家纷纷加入红包大战，除了支付宝、微信和QQ，陌陌、微博、快的、优酷等品牌企业也纷纷加入了战局。红包大战的背后是大数据和互联网金融抢占移动支付市场、为未来的电子商务铺平道路，这是巨头企业们抢夺红包阵地的核心目标。 人们基本上不会在春节期间网购，红包并不能为商家带来直接收益，反而会使其暂时蒙受一定损失，因为一些商家会直接向用户派发现金红包，譬如羊年春节微信的5亿和支付宝的1.56亿现金红包。②但是，资本家们“目光长远”，抢红包虽然没有将春节变为购物节，但是却在为未来的购物做准备，将传统的纸质红包进行电子化、网络化的改造和包装，其本质在于倡导和训练一种新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即通过手机进行网络购物和移动支付。而选择在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发红包，利用这一重要的节日活动进行策划和宣传，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才会有“微信红包仅用2天绑定2亿张个人银行卡”③的商业奇迹。事实上，传统节日已经成为资本家们的“香饽饽”，除了近两年兴盛的春节电子红包，还有阿里的“双11”购物节也格外引人关注，经过商家们的精心策划与包装，单身者们的节日“名正言顺”地变成了狂购节。节日异化为商品，从前人们在节日消费，现在却变为“消费节日”，盯着电脑、手机，狂购本身并不必需的物品，这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节庆方式。节日本身的内涵在逐步式微，沦为资本家的狂欢盛宴。其背后的基本逻辑在于，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资本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需要将人们驯化为购物狂和消费机器。 二、技术创新：规训社会的助推手 无论是福柯的权力规训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规训，都离不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追根溯源，西方文艺复兴将人们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揭开了近代欧洲以科学、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序幕。18世纪的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促进了思维的解放和科学知识的增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都取得了显著成就，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工业革命应运而生，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将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感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自此，人类社会逐步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现代社会高度复杂，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新的行业与职业层出不穷；人口数量激增，同时人口流动的规模与速度不断加大加快。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各种各样现代化的监控与规制技术被发明出来，城市各个角落不断增加的摄像头即是明证。 福柯在对权力规训的论述中，详细地分析了知识与权力的连带关系，即权力利用知识进行规训，而知识通过权力得以发展，二者相互利用、相互促进。 “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0]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便是规训技术和手段得以充分应用的典型代表，福柯将其称为“权力的眼睛”。这种监狱设计充分利用了近代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它是建筑学与几何学的完美之作，对于时间和空间进行了精致的安排。同时，借助现代管理科学，例如调查、测量、检查、记录、审问、裁决等一系列技术手段，使整个规训机制变得经济、便捷、高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获得广泛的智力基础和意识形态支撑，新的知识领域、专业学科和专家体系被创造出来服务于规训体制，例如犯罪学、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法学、伦理学等学科得以发展起来，并有一支专业技术人员大军为其服务。 进入21世纪，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日新月异，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春节电子红包在短短两三年便迅速走红，背后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支撑。通过手机的发展史即可见一斑。世界上第一部手机问世于1973年，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进入中国，当时俗称“大哥大”。在随后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手机的发展便经历了2G、2.5G、3G，奔入4G时代。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萨里大学的科学家近日研发出了最新、最快的5G网络技术。每秒可传送约125GB的数据，只需1秒便可下载30部电影，比目前的4G技术快了6.5万倍。④在手机更新换代的过程中，其功能逐步拓展。最初的LG手机只能进行语音通信；到了2G增加了收发短信及简单上网功能；2.5G无线上网功能增强，可以下载图片、铃声等；进入3G、4G时代，数据传输速度大大加快，上网功能更加强大，手机拥有网页浏览、电话会议、电子商务、手机电视、手机网游等多种功能。从中可以看出，手机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使其逐步演变为“小型计算机”，几乎拥有与计算机相同的功能，其核心目标是使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连入互联网，一方面是上网的速度大大提升，另一方面是减少空间(地域)对上网的限制，这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们的时间和空间的精密安排。 对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分析是时间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这一问题同样受到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例如，吉登斯便从时空关系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前现代社会，时间和地点紧密相连、高度一体化，“‘什么时候’一般总是与‘什么地方’相联系”。[11]但是到了现代社会，随着机械钟的发明和推广，时间得以从空间中分离。时间分离促成了社会关系的“脱域(disembedding)”，货币和专家系统便是最显著的脱域机制。事实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社会行动的“脱域”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在网络社会，人们可以与千里之外的同伴聊天、购买异域他国的商品。移动网络技术和手机APP的发展，进一步摆脱了空间对人们社会行动的限制。以购物为例，传统社会中，人们需要在特定时间到特定地点购物，时间和地点都受到诸多限制；进入计算机和互联网时代，人们可以坐在电脑前购物，时间、地域的限制大大减少，但是使用电脑仍有一定不便⑤；到了移动网络时代，可以实现“全天候”、“全地域”上网，上班途中、用餐期间，触摸、点击手机屏幕即可完成一次购物。从“电脑族”到“手机族”、“低头族”的转变便可见一斑。 现代社会对时间、空间进行细致入微的设计与安排，在美国社会学家戴维·哈维看来，这是因为金钱、空间和时间都是重要的“社会力量资源”，而且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控制空间和时间在追求利润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此外，金钱可以被用来控制时间(我们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时间)和空间。反过来，控制时间和空间可以反过来变为对金钱的控制”，[12]“如果金钱不具有独立于时间和空间之外的任何意义，那么始终有可能的就是通过改变利用和确定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方式来追求利润”。[13]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在对时间和空间的规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移动网络技术可以对时空有效“压缩”。而技术创新又离不开资本的支撑，企业大量的创新研发投入便可体现这点。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与技术同样是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连带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福柯的权力规训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规训，都以对时间和空间“精打细算”的规划作为切入点，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社会活动的时间以及空间的限制。通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以及对手机技术发展演变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现代社会规训得以实现的“左膀右臂”和“助推手”。 三、“反向运动”：规训时代的社会保护 前文论述了现代社会资本规训的基本逻辑以及科学技术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该去如何评价资本的不断扩张和入侵这一现象，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这些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思考。回归电子红包这一主题，春节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象征着团圆、喜庆、幸福、温暖和亲情，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社会功能，它可以有效协调家庭关系、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认同。“春节新年在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与传承中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历史文化传统。春节负载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聚合，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14]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节日被电子红包和手机所征服，只剩下红包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本应丰富多彩的节日变得单一化、标准化。且电子红包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比如有人被钓鱼网站诈骗、与家人闹矛盾、抢红包导致手指僵硬等。而这种节庆方式对于家庭关系、亲情伦理和道德规范的破坏尤为值得注意。对于漂泊异乡的游子，尤其是在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群体来说，常年背井离乡、异地工作，平时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极少。那么，春节这本来用于陪伴亲人的宝贵时间如果被电子红包所占用，是否意味着金钱“变相地”购买了人们的时间，乃至于亲情……“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和你在一起，你却在抢红包”，这句戏谑之言道出了人们的不解与无奈，对于长辈们来说尤为如此。 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中指出，在当今社会，几乎每样东西都“待价而沽”，极端的例子包括代孕服务、雇佣兵、花钱移民等。这充分体现了“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15]人们从拥有一种市场经济(having a market economy)最终划入了一个市场社会(being a market society)，[16]市场原则和规律型塑着一切社会关系。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伦理价值遭到市场和金钱的排挤与消解，人们逐步沦为金钱的“奴隶”。面对这种现状，人们必须要重新思考市场的边界、规范与道德，确定金钱能购买以及不能购买什么。卢曼的系统论思想认为，现代社会分化为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不同的功能系统，各个系统有自己明确的边界和运行机制，为社会整体的运行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各个系统虽然相互依赖，但是却不能相互干涉。“各个系统互相支援、服务，并互相依赖，但却是严格独立运行和独立操作的……如果各个社会系统交织混杂在一起，弄不清各自的运作界限和边界范围，各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互相侵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金融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无法遏制的现象”。[17]从这个角度而言，电子红包的泛滥便可以被认定为市场对于文化领域、生活领域的侵蚀。春节的文化内涵是团圆、亲情、休闲与娱乐，而电子红包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娱乐功能，但本质而言，它是带有强烈商业色彩的市场营销活动，将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变得“千篇一律”，人们被手机紧紧捆缚，春节原有的文化社会功能被扭曲和异化。 那么，对于市场向社会领域的入侵、资本对社会关系的规制，人们该采取何种手段来进行抵制，进而保护社会固有的文化内涵、道德规范呢？在权力规训的分析中，虽然福柯指出这种规训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他并不认为权力规训是铁板一块、自由的空间已经完全丧失。相反，权力规制与权力抵抗是相生相伴的关系，权力无处不在，抵抗也无处不在，二者是规训关系中不可或缺的两面。同样，面对资本向社会领域的全面渗透，前文提及的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也提出了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引发的社会力量的抗争，即市场经济与社会自我保护的“双重运动”，“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18]波兰尼认为，在这场抵抗运动中，虽然工人阶级是保护运动的主体，但社会中的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 在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这样的反向运动？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观点。邓正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认为中国既没有可以抵制市场的社会保护运动，也没有可以对该问题进行辩论的公共领域，“中国有社会吗？中国能形成这样一种自生自发的保护运动来抵制市场吗？没有……在中国，我们既没有社会的力量、自生自发的力量、结构性的力量，同样我们没有公共讨论——认真严肃的公共讨论”。[19]王绍光则认为“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20]通过与波兰尼“双向运动”概念的比对可以发现，这种观点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于市场的干预而非社会自发的保护运动。事实上，电子红包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红满天下”和第一大节的“沦陷”更多折射出人们对市场侵蚀缺乏抵抗力，资本家们一个简单的游戏软件和“块儿八毛”就抢占了节日的风头。那么，在缺乏对市场的抵制运动以及公共讨论的现实背景下，是否只能依赖政府对市场进行调节，还是可以通过建设、培育社会力量自发抵制市场的入侵，这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并加以系统研究。 四、结语与思考 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与发展促进了现代性的建立，人类摆脱了前现代社会的重重桎梏，获得巨大解放。然而，现代性终归是一把“双刃剑”，曾经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因素反过来成为现代社会的枷锁，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韦伯的“铁的牢笼”、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规训机制应运而生，无所不在的规训网络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生存图式。总结起来，即：权力和资本便是规训现代社会的重要手段和载体。哈贝马斯便是从这一角度来阐述“生活世界殖民化”，“现代的主要系统可以从市场和国家机关两个层面来理解。市场是指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是透过金钱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世界。国家机关则是指透过科层式的行政架构所产生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换言之，金钱和权力是两个现代社会制约人的行为的主要媒介”。[21]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并不仅仅局限于哈贝马斯所讲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而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关系中，没有中心、没有主体、没有边界。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资本增长的逻辑凌驾于一切社会领域，人们感受最深刻的是金钱对于社会关系、道德规范的消解和异化。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流行和普及，商家们利用传统节日大做文章，无孔不入的宣传广告、琳琅满目的新式商品、别出心裁的营销策划驱动着人们的购买欲望。中秋节、七夕节、光棍节、妇女节、圣诞节等日益商品化，而春节电子红包的泛滥可以被看做这种商业模式的巅峰。笔者认为，作为中国第一大节、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的“沦陷”，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社会事件”，它体现了市场经济向社会领域的全面侵入，同时也反映出资本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规训。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创新，尤其是手机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成为这种商业模式得以成功以及资本规训得以实现的不可或缺的技术因素。通过提高手机的智能化水平和移动数据的传输速度，手机的功能日益趋同于计算机，进而摆脱时间和地域对于网络的限制，无限拉近个体与互联网、个体与商品之间的距离，实现“随时随地上网、随时随地购物”的目标。而春节“电子红包满天飞”便是在训练人们适应这种“移动”购物的新型生活方式。 那么，在市场和资本统治一切、规训一切的时代，如何“保卫社会”便成为现代社会的重大议题。据前文所述，中国缺乏自发的社会力量来抵制市场的强势入侵。追根溯源，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属于“总体性社会”，国家(政府)包揽包办一切经济与社会事务，市场与社会严重发育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业等各类经济组织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但是社会组织发育迟缓，导致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相差悬殊，二者没有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分格局中，首先，市场以“经济理性”为主导准则，其核心目标在于最大限度追求物质经济利益最大化，它不仅不会自发的保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而且会使其扭曲和异化。其次，社会的自我保护力量过于弱小，难以抵制市场的入侵、坚守自我的价值阵地。所以，面对这种“强市场弱社会”的格局，“保卫社会”的重任只能由政府来承担。 具体而言，政府可以采取“锄强扶弱”的策略，从规制市场与建设社会两方面着手来保护社会。一方面，针对市场的越界行为，政府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此类行为进行约束，如一些重要的社会领域，严禁资本的渗透或者有限制地让资本流入，明确市场与社会的边界，确保社会领域不被随意侵犯；另一方面，针对社会力量的薄弱，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推动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社会对应的实体便是社会组织⑥，所以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和目标便是社会组织建设。政府应通过降低准入门槛、简化注册程序、给予资金和业务支持、购买公益服务等措施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在中央的号召下，各地针对社会组织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止到2015年，我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达60多万家。⑦社会组织应有效利用这一良好契机，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积极开展社会活动，提高自身影响力，进而逐步获得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来应对市场和资本的入侵。 [收稿日期]2015-05-13 注释： ①http://tech.qq.com/a/20150225/035170.htm。 ②http://finance.chinanews.com/it/2015/02-10/7049929.shtml。 ③http://sh.qq.com/a/20150225/009047.htm。 ④http://news.sina.com.cn/w/2015-03-01/150031554796.shtml。 ⑤虽然笔记本电脑相对台式电脑可以自由携带，但与手机相比，体形较大，使用起来仍有不便。 ⑥一般而言，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分格局中，国家对应的是各级政府组织，市场对应的是企业等各类营利性组织，社会对应的社会组织是非政府(NGO)、非营利性的(NPO)，包括公益性组织、慈善组织、文娱组织、各类自组织等。 ⑦民政部官方网站：http://files2.mca.gov.cn/cws/201504/20150429113520825.htm。标签：现代社会论文; 中国节日论文; 春节红包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节日营销论文; 移动互联网论文; 福柯论文; 经济学论文; 春节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