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民初论文,语义论文,国学论文,试析三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诚如陈寅恪所指出，“盖一时代之名词，有一时代之界说。其涵义之广狭，随政治社会之变迁而不同，往往巨大之纠纷讹谬，即因兹细故而起，此尤为治史学者所宜审慎也”（注：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5页。）。清季民初，“国学”、“国故”、“国故学”三词曾一度并行于世，给人们造成了相当混乱。因此，从它们各自缘起和产生语境入手，疏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国学”的由来与涵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又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太学相当，二者往往互训。
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语义则发生了不小的转变。究其来源，20世纪20年代即有论者推断其为舶来品。何炳松曾追寻“国学”二字“从何而来”，但“在中国书中总是查考不出他的来历”，于是他估计“大概是由西文中翻译出来的”，即“支那学(Sinology)”（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汪震、王正己也说：“国学这个观念，大约产自外国，英文为Sinology，意为中国的学问。日本有‘支那学’。”（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而曹聚仁在晚年回顾时，则更是详细阐释说：“‘国学’这一名词，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19世纪西学东渐以后，有些土大夫（精神上的遗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谓‘忠贞之士’）只怕‘国粹’给欧风美雨吹掉了，乃要紧紧地保存起来，称之为‘国学’（日本人称之为支那学，欧美人称之为汉学）。到了20世纪初期，他们就在那儿提倡‘国学’了。”（注：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由此看来，在此问题上，近代中国知识界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但这种追溯似仅是就“国学”这门学问的起源而言，并未对这一词汇本身如何得名的真实来历细加考辨。
颇有意思的是，在日本，“国学”的涵义也经历过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据竹内理三等编《日本历史辞典》载，日本古代的“国学”乃相对于中央的大学而言，指各国设置的郡司子弟学校，主要传授儒学和医学，在平安后期衰落（注：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两相参照，除级别稍异之外，中日两国这一概念的古代涵义十分接近，显系日本摄取自中国。不过，日本近代之“国学”一词则与此名同实异，它指的是江户时代兴起的一门学问，主要是对日本的古代典籍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其固有文化，弘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因其旨在与西学、汉学相区别，故以“国学”为名，又称和学、皇学或古学（注：桑兵：《国学研究与西学》，《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对于异域学界这一动向，较早的介绍者当是黄遵宪。1887年，他在《日本国志》中就指出日本“近世有倡为国学者”（注：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页。）。
目前所知，国人中最先将近代意义的“国学”一词用于中国者乃梁启超。1902年秋，他曾经以创办《国学报》的计划，商之于黄遵宪，并且商请黄氏“分任其事”（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如果说梁启超此番提及“国学”，还仅是作为一个正在酝酿的计划偶见于私人信函；那么，他在数月后所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则屡屡径直称之：“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136页。）或是作为回应，1903年2月，《新民丛报》刊登了《游学生与国学》一文，呼吁在会馆内设立“国学图书馆”，以满足留学生研究国学之需要（注：《游学生与国学》，《新民丛报》第26号，1903年2月26日。）。稍后，邓实也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学保存论》（注：邓实：《国学保存论》，《政艺通报》第3年第3号，1904年3月31日。），对“国学”一词做出了近代意义的阐释，并于1905年初在上海创立国学保存会，公开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注：邓实：《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年第1号，1906年2月13日。）。至于国学巨擘章太炎，更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
由此可见，诚如有的论者所观察，“‘国学’之名，始自何人，今已无考，然最早出现于光绪末年，可断言也”（注：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第3页。）。确实，从它见诸报端的频繁程度以及一系列相关团体的纷纷建立来看，到20世纪初，“国学”一词已基本实现了语义的转换，并被国人普遍接受和使用。
不过，因“‘国学’一名，前既无承”，纯属舶来转借，故“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注：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以至于“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注：闻宥：《国学概论》，胡韫玉（朴安）、陈乃乾编《国学》第1卷第3期，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版。）。陈独秀就断言“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注：陈独秀：《寸铁·国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517页。）。朱自清也严厉批评说：“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注：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曹聚仁则更是因此提出了“轰国学”的主张，他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如之何其可不轰耶？”（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2-93页。）此外，何炳松也号召大家“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他问道：“国学两个字的意义，我总觉得它广泛模糊，界限不清，……究竟‘国学’是什么？现在谁能下一个合理的定义？”（注：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
尽管如此，自清末发端，到民初风行，仍不断有人尝试对“国学”一词的内涵外延做出各种诠释。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广、狭两义。
狭义者，多有所别择。如邓实曰：“夫国学者，别乎君学而言之。”这便将“国学”与“君学”区分开来（注：邓实：《国学真论》，《国粹学报》第3年第2号，1907年4月2日。）。汪震、王正己则说：“国学为中国固有之学问，盖指我国欧学东来以前之学也。”（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这显然是将“国学”的下限界定在晚清甚至明代中叶西学东渐之前。此外，正如蔡尚思所概括，“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注：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当时的狭义诠释确实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侧重史学者如顾颉刚，便强调“国学”也就是历史，“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注：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至于注重国文者，则也不遑多让，纷纷迳称“国学者，国文学而已”（注：邵祖平：《国学导读》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与此同时，更多的学人和团体则是从广义的视角来理解“国学”。譬如，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所讲的主要是“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注：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民报》之“国学振起社广告”且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注：《国学振起社广告》，《民报》第8号，1906年10月8日。）授课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亦自我定位：“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注：《公布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页。）而清华《研究院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注：《研究院章程·缘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研究院主任吴宓还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注：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74页。），他后来更是阐明：“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注：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这些广义的界定，无疑大大扩充了“国学”的堂庑。
除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学研究机构之外，当时众多学人也持广义的看法。胡朴安便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注：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5页。）郑奠也以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注：郑奠：《国学研究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版，第3页。）蔡尚思则有感于诸多的狭义观点“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遂强调指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注：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版，第5页。）
总之，在近代中国，关于“国学”的定义，始终是见仁见智、难有定论，以至有论者指出“‘国学’其实并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而已”（注：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但总体上说，尤其是从近代“国学”一词在日本肇始的本义和梁启超的转借义来看，应当承认它最初得名正在于力图彰显本国固有学术、与外来文化相区别。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便屡以“国学”一词，与所谓“新学”、“外学”相对举。所以究其近代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即泛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一点是基本可以肯定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正式开办时就明确声明：“本学门设立宗旨，即在整理旧学。”（注：《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2日。）南京高师《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也表示：“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注：《北大出版之两种季刊与史学》，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1923年6月版。）
二、“国故”一词在近代的引申
与“国学”相似，“国故”一词同样也古已有之，而且它在近代也发生了颇大的语义变迁。不过，与近代“国学”涵义纯属舶来转借有所不同，近代的“国故”一词乃是道地国货，它在近代的语义转换，更多的是对传统涵义的引申和拓展。
在中国古代，“国故”一词意味着国家遭受的凶、丧、战争等重大变故。《礼记·文王世子》便说：“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清代学者孙希旦《礼记集解》也引刘敞曰：“有国故者，谓凶、札、师旅也。”到晚清，“国故”又有了一个新的涵义，即“朝掌（章）国故”，用来专指典章制度。如魏源便推崇龚自珍“以六书小学为人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掌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注：魏源：《定庵文录叙》，《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9页。），他同时还揭露科举制度禁锢天下之智慧，“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注：魏源：《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165页。），从而主张“欲综核名实，在士大夫舍楷书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注：魏源：《圣武记》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8页。）。
而最早在近代意义上使用“国故”一词者，当是章太炎。他早在1903年身陷西牢作《癸卯口中漫笔》时，即自命：“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8页。）在1907年8月《与孙仲容书》中，他又写道：“方今国故衰微，大雅不作，文武在人，实惟先生是赖。”（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7页。）如果说章氏以上所谓“国故”，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理解为“典章制度”，那么他在1910年所著《国故论衡》一书中，则明确地将语言（文字、音韵、训诂）、文学（文学界说、历代散文、诗赋）、诸子学等一并纳入，从而大大引申拓展了“国故”的传统涵义，基本勾勒出近代“国故”一词的涵盖范围。藉其声望，兼之振臂一呼，“国故”一词很快就被人们所广为接受。如钱玄同在1910年便有感于“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遂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标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注：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2页。）
然而，章氏虽提出“国故”一词，却语焉不详，因此往往为人任意比附。毛子水就质疑：“什么是国故呢？我们倘若把这个问题问起那些讲国故的人，所得的回答恐怕没有相同的。……国故这个名词，没有很清楚很一定的意义，就可从此知道了。”（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号。）曹聚仁也不由感叹道：“吾人一提及‘国故’，则庞杂纷沓之观念交集于前。若就各观念而一一考订之，则一切观念皆浮泛空虚，枵然无所有焉”，但他人“援用此‘名’，从未计及其实；其意盖以为‘国故’之名，尽人而喻之也”，于是“何为国故？初涉思于此问题，似应声而可解。及再三端详考虑，则解答之困难，随之以俱增进”。究其症结，他指出正在于“‘国故’，‘国学’，‘中学’，‘国粹’，‘国故学’等歧异名词，在近顷学术界已成一异文互训之惯例，笔之于著作，见之于制度，习焉相望，莫知其非也”（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
鉴于“以论理绳之，则‘国粹’一名，当别为解释，与他名相去甚远”（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因此“国故”与“国粹”还较易区别开来。傅斯年后来虽极力反对“国故”一词，指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但他在1919年的态度还较缓和，认为“国粹不成一个名词（请问国而且粹的有几？），实在不如国故妥协”（注：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第1卷第5号。）。他这一观点可能还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1921年7月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便说：“‘国故’的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如果讲是‘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杜春和等编《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此后，在1923年1月所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也再次重申：“‘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胡适又一次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注：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胡适演讲录》，第98页。）直至晚年，他还追忆：“‘国故’这一辞那时也引起了许多批评和反对。但是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名辞。最先使用这一名辞的却是那位有名望的国学大师章炳麟。他写了一本名著叫《国故论衡》。‘故’字的意思可以释为‘死亡’或‘过去’。”（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184页。）
胡适将“故”训为“过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看法。如曹聚仁就解释说：“‘国故’之‘国’，乃专指‘中国’而言，非泛称也。‘故’之义为‘旧’；以今语释之，则与‘过去’二字相当。”（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汪震、王正己也说：“‘国故’的意义是中国旧有的学问。”（注：汪震、王正己同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版，第1页。）至于毛子水，则更是十分明确指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
不过如此一来，则诚如曹聚仁所指出，“习常之目‘国故’，殆与畴昔所谓‘中学’、‘国学’者同其内包外延”（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既然“国故”泛指的也是中国旧有的学术文化，那么它与近代人们所普遍认为的“国学”岂不是没有分别？
其实，章太炎在近代的“国学”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情况下，另外又提出“国故”一词，无疑是别具其一番深意。综观章氏使用的“国故”一词，除具有着“国学”的内涵外延之外，还蕴含了一层“继绝存故”的言外之意。他在致吴承仕函中就说：“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今之诡言致用者，……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注：章太炎：《致吴承仕函》，启功等整理《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这里“国学”与“国故”二词不惟并称，涵义也各有所指。细加推敲，此处的“国学”一词，主要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层面上，指那些作为具体研究内容的传统文化；而“国故”一词，则更多的是在文化传承的意义层面上，意谓着作为中国文化根系所在的文化传统。前者是传统文化，后者是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着具体与抽象、静态与动态的分别。很明显，在章太炎的心目中，以“国故”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是过往的，但是依旧流转不绝，必须竭力予以维系。所以，他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方今国故衰微，……实惟先生是赖”等等，无不流露出这种强烈的忧患与拯救意识。
但章太炎的这种苦心孤诣和弦外之音，未必能被新派人士理解与接受。如傅斯年后来就批评说：“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至于其他新派人物即使认可“国故”一词，可是在他们身上，章氏那种对“国故”的忧患与拯救意识已不复存在，相反却填充进了更多的批判精神。他们持论的根本立足点便是不仅将“故”释为“过去”，而且还等同于“死亡”。胡适虽然直到晚年才吐露此意、为“故”正式附加了“死亡”的释义，但他早年或许已有此念、只是尚存顾忌而未发。相形之下，一些受他影响的新派分子则远比他激进。毛子水1919年就指出“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然而正如病人的死尸可以成为“病理学上的好材料”，“我们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有其用处；因此，在他看来，“研究国故，好像解剖尸体”（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2卷第1号。）。钱玄同也认为：“研究中国的学术等于解剖尸体。”（注：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他还辨析说：“过去的已经僵死腐烂的中国旧文化，可以称它为‘国故’（有人称为‘国学’，很有语病）。”（注：钱玄同：《汉字革命与国故》，《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显而易见，新派人士与章太炎对“国故”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不过尽管如此，“国故”与“国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则是双方都认同的。或许也正因此，傅斯年曾观察到：“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注：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转引自罗志田：《民国趋新学者区分国学与国故学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4期。）。
三、“国故学”的肇端
如果说“国学”与“国故”二词，一属外来转借、一属古义引申；那么，“国故学”则是近代国人的新造名词。
第一次揭橥“国故学”概念的是毛子水。在1919年4月撰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中，他就提出：“古人的学术思想，是国故；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应该叫做‘国故学’：他自己并不是国故，他的材料是国故。”（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这一概念及其界定很快地便被胡适所认可。他不仅随即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函中加以运用，而且还在后来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对此重新做了一番诠释，他解释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
毛子水、胡适此论甫出，立即在当时知识界激起了很大反响。一方面，大多论者肯定了二人所提出的“国故学”这一概念，尤其对他们关于“国故”与“国故学”关系的解说表示赞同。吴文祺即指出：“整理国故这种学门（疑为‘问’之误——引者按），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注：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35页、第41页。）而曹聚仁也指出：“‘国故’与‘国故学’，非同物而异名也，亦非可简称‘国故学’为‘国故’也。‘国故’乃研究之对象，‘国故学’则研究此对象之科学也”（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他并且还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例，批评其“仅能止于‘有组织’，未可谓其有系统也”，由此来论证“吾国前此仅有‘国故’未有‘国故学’”（注：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0页、第60页、第59页、第60页、第61页、第63页、第61页、第64页、第60页、第68页、第53页。）。很显然，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张大了“国故学”一词的影响。
与此同时，吴、曹二氏也对胡适所谓“省称”的说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吴文祺就针砭说：“近人往往把国故学省称为国学，于是便引起了许多可笑的误会。……所以我们正名定义，应当称为‘国故学’，不应当称为‘国学’。”（注：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41页。）曹聚仁也并批评胡适将“国故学”省称为“国学”，“斯言妄也，胡氏之说，殆迁就俗称而为之曲解耳，抑知‘国故’二字之重心在‘故’，……去‘故’而留‘国’，则如呼‘西瓜’之为‘西’、‘太阳’之为‘太’，闻者必茫然不知所云。故愚以为国故学，必当称为‘国故学’，决无可省之理”（注：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0-91页。）。
另一方面，还有论者则根本反对“国故学”一词。作为《国故学讨论集》一书编者，许啸天即曾明确表示：“中国莫说没有一种有统系的学问，可怜，连那学问的名词也还不能成立！如今外面闹的什么国故学、国学、国粹学，这种不合逻辑的名词，还是等于没有名词。 ……我们中国的有国故学三字发见，正是宣告我们中国学术界程度的浅薄，知识的破产，而是一个毫无学问的国家。”（注：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5-6页。）他还指斥：“‘国故学’三个字，是一个极不彻底极无界限极浪漫极浑乱的假定名词”。不过，他接着也承认：“我实在是羞死了，气死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说了几句过激的话。按到实在，这‘国故学’三个字，还算是近来比较的头脑清晰的人所发明的；有的称‘国学’，有的称‘旧学’，有的称‘国粹学’。”（注：许啸天：《国故学讨论集·新序》，《国故学讨论集》上册，第3页。）与许氏的冲动相比而言，马瀛的斟酌则较具理性，他指出：“顾‘国故学’之‘故’字，限于文献，未能将固有学术包举无遗，微嫌含义窄狭，故不如迳称之曰‘国学’为较宜。”（注：马瀛：《国学概论》，上海大华书局，1934年版，绪论第3页。）
然而，相较于胡适显赫的学界地位及其所掌握的话语霸权，这些不同的意见毕竟显得相当微弱。于是在20年代知识界，“国故学”一词仍然基本如胡适所诠释与演绎，纳入了“整理国故运动”的轨道并风行一时。
通过以上疏理可以看出，在清季民初，“国学”、“国故”、“国故学”三词之间，既有不同涵义，却又相互关联。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国学”、“国故”均指中国过去旧有的学术文化，只是“国故”一词相对带有更多的感情色彩；而“国故学”指的则是“整理国故”的学问，同时也往往被省称为“国学”。这也就是说，近代所习称的“国学”，有时是作为“国故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有时则意味着“国故学”本身。明乎此，庶几能为恰当阐释“整理国故运动”预先做些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