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留心，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文化思潮正经历着一次不小的转折：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垂询或诘难更多地被置换为对文化现实的深切关注。这一视角的转换一方面标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鲜明实践特性，另一方面则预示着文化心灵由玄远回归现实的某种成熟——毕竟，面对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文化的现实难题。
一、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实质
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被一般地描述为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但这里的传统文化指称什么现代文化又指称什么，却是一个有待分梳的前提。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古代文化，却没有发觉传统文化既包含旧传统，也包含新传统，新传统常常更有效地左右着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值得一问的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受到空前的挑战，打倒“孔家店”之声此起彼伏。到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新的文化理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开始了对古代传统文化“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过程。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的社会面貌与思想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文化建设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彻底的改铸，建构起崭新的观念文化、行为文化体系，从而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就是说，建国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我国文化的“体”已经不再是古代传统文化而是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点不应有所怀疑。
但是，由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63 、137页。）这一是不够清醒，二是不够清楚， 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只能跟在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后面亦步亦趋。在苏联过份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下，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片面的理解，赋予马克思主义浓重的斗争色彩：“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1376页。）用这样一种偏颇的理解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其结果只能造就一种以“斗争”、“专政”、“革命”为特质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革命文化”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意味着：
（一）文化被整合进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从而失去独立的地位；
（二）意识形态斗争充当了文化演进的原动力；
（三）在方法论上，搞爆破、搞砸烂、搞大批判，用骂倒一切的方法推出新文化新观念；
（四）高度刚性，不允许任何不同的文化形态共存。
几十年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发生、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传统社会主义的强力作用与陶塑下完成的，所形成的文化形态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化，也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同时也不是现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而是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其最鲜明的特质是斗争与破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灵魂深处闹革命”。虽然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也曾经意识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文化不能再沿用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提出了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转型的问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八大的路线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到“文化大革命”时，在反传统的旗号下，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传统性反而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革命文化”的暴力性从深层上遮蔽了自由自觉文化意识的发生与发展。
历史学家黎澍曾经有一个重要思想：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条件（注：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载《历史研究》，1979（1）。）。其实，封建残余也好，古代传统文化也好，它们之所以阴魂不散，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们附着在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母体上。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与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某种内在的同构性，因而古代传统文化被整合进了社会主义的文化结构中。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背后，我们不难探查到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家国一体政治观念、重本抑末经济观念、以“礼”为绝对标准的价值观念的历史渊源。因此，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最重要课题，不是清算古代传统文化，而是彻底清算传统社会主义的种种文化观念，或者说，要消灭封建残余，首先必须清除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新传统，从根本上铲除封建残余的现代寓所。80年代以来，虽然“文化热”一热再热，但并没有获得过相应的实践性成果，原因就在于历次文化讨论中存在着一种方法论的偏向：古代传统文化被更多地纳入批判的视野，而对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造就的“革命文化”新传统却视而不见，因而始终未能真正触及现代文化建设的症结所在。改革开放20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相对于与现代化的冲突而言，“革命文化”的新传统比古代传统文化具有更为直接的消极作用。“如果对中国改革的问题进行认真诊断，就会发现中国的主要病症往往不是经济病，而是政治病和社会文化病”（注：单少杰：《中国改革的整体性视角》，载《哲学研究》，1994（11）。），原因即在这里。所以，对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反省与批判不仅是跨世纪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深入进行对古代传统文化反省与批判的需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文化的传统性不是古代传统，而是现代传统，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转型，不应笼统地认定为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而应更确切地指明是一次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换。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场文化转型的实质：这仍然是一次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化无从发生，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将再次沦为空想。
二、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具体形态
如上所述，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转型的必要性，早在党的八大就有所认识，但始终未实质性地进入，这一转型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才最终获得突破性的进展，蔚为磅礴的气象，具体表现为：
（一）文化范式的彻底更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革命文化”，文化范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不仅造成从1958年至1978年的整整20年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不前，而且最终通过“文化大革命”而大革文化命，极大地破坏了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在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中，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与胆略，拨乱反正，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生产力”，果断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范式的根本转变，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转型的历史。
文化范式的更新对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型意义十分深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解咒，使文化摆脱了政治的魔圈获得了独立的个性与丰富性。首先，过去我们谈论文化，一般只提观念形态的文化，物质形态的文化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因此，文化的功能是单一的，即作为精神文化发挥着纯粹道德的评判作用，强调的是“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然而历史已经证明，没有物质文化的优先发展，没有深厚的物质文化的基础，精神文化只能是空中楼阁，片面强调精神文化的革命只能造成严重的精神危机，“文化大革命”中信仰危机、道德迷失的普遍化为此作了最好的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新范式，确认物质文化建设是精神文化建设的前提与基础，这既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力地推进了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其次，在旧范式的规范下，我们往往强调生产方式变革的意义，把文化转型与生产方式的变更等同起来，以为文化转型的发生一定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其实，文化转型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体性变革，不能孤立地将某一方面的变更看作是文化转型的完成，更不能将意识形态的变动误为文化转型的实现。在文化转型与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中，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1页。），所以，不是一般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文化转型。
（二）文化结构的现代转换。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尽管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在形式上是彼此独立的，但由于生产过程和管理组织过程由国家调节中心统一指挥，同时全社会实行均平的分配体制，这一方面造成社会分工的不发达，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经济利益的相关性和依赖性而处于彼此隔离状态，文化活动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统摄下难以独立完成整合社会人心的功能。因此，把社会各个个体整合起来形成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具有统一性、程序性的有机整体，只能借助于政治的强力。就是说，政治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文化、经济处于边缘。由于经济、文化、政治三大领域间缺乏必要的张力和弹性，整个社会呈现为高度刚性和脆弱性。恩格斯说：“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在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22页。）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历史，正好为恩格斯的论断做了注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一个政治高度锁合时代的终结，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引发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转型。在市场力量作用下，“个体之间的分工有了高度的发展，由此而造成了个体之间高度的相互依赖性，使得任何个体都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这样，分工本身就造成了一种把各个个体联结起来的纽带，一种使各个个体以及各个社会部分由于相互依赖而必然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社会力量，而无须主要地凭借政治的力量去进行社会整合。”“这就必然导致经济及文化活动显示出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上的独特性来，意味着经济活动不再为了保证社会程序而受制于政治活动。”（注：王南湜：《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具体关系》，载《哲学研究》，1994（6）。）当然，文化也不必再为了保证社会程序而受制于政治活动，从而获得了文化本体的建构。文化以独立的身份登上社会舞台，必然伴随着以自我主体意识为核心的文化自觉，而不再固守传统的群体本位以回应政治整合的需要，只有在这个时候，“为文化而文化”才成为可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凸现，文化创造才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被理解，从而展开一种本体意义上的文化追求。
（三）自我文化意识的确立。李鹏程同志认为，人的自我文化意识的嬗变是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被崭新化了”，这种崭新化就是文化转型。因此，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的重新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新的人性规定和人格形象，重新形成新的伦理准则和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形成人对物质事象世界以及文化实体结构世界的崭新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注：李鹏程：《论文化转型与人的自我意识》，载《哲学研究》，1994（6）。）。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以群体为本位的，如果说我们也有自我的话，那么中国人的自我是一种“依存的自我”，是“依存者”（梁漱溟语）。传统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态不仅没有改造这一文化传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一传统。自我文化意识的长期偏落，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处于一种无根状态，随着文化范式的根本更新和文化结构的现代转换，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及其实践的切实展开，客观上为自我文化意识的生成创造了条件。
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自主性经济要求发挥一切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而要求经济主体拓展一种个体主体性的文化意识，以实现经济体系与文化现状的整合。这一整合的秘密在于，市场力量导致个体分工的高度发展，这一方面造成人的专业化因而疏离，另一方面却又把人置于彼此全面的依存关系中。因为疏离，使人摆脱了群体的种种限制，摆脱了等级从属、人身依附；因为依存，成就了人的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这种既疏离又依存的关系，促进了独立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总和还要大的生产力，原因就在自由经济促进了个人人格的生成，推动了独立个人的自由活动。只是由于以维护私有财产为己任的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利于个人的自主独立，却从根本上限制了获得独立的个人走向全面发展、建立完整人格的进一步要求，因而最终仍然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触发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断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造就个体主体性文化意识，而且其消灭私有制、阶级和旧的社会分工的伟大理想与实践必将引导“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因此，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理顺了人的社会关系，培植了具有高尚人格的独立个人，是市场力量把人从群体至上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催发了个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与自觉。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自觉，人们将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达成社会的协调，并促进有个性的文化发展。进一步看，个体自我意识确立的意义不仅是认识论的，更重要的是价值论的，因为人的文化实践人的价值创造等活动，都要以个体自我意识为前提和依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自我文化意识的确立是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
三、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文化理想与价值尺度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文化理想是实现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合理建构。江泽民同志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段话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的内含，即既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充分体现创造与超越精神，就是说，所谓的“中国特色”，并不是固有的，也不是某一阶段的产物，而是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创造与超越的结果。虽然现代化不等于中国特色，但没有现代化就谈不上中国特色，因此，“中国特色”的根本旨趣是创造与超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只有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在科学反省传统社会主义文化中超越传统，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超越西化，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当下的问题是，“现代化”本身不是一个静态的座标，从以西方为师到以西方为鉴，在这一思想跨度中，“现代化”的内容已经有了实质的不同。我们一向以西方为参照开始酝酿自己的强国之梦，但那参照物本身却已发生了不小的变迁——正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西方人已不再关心工业化的逻辑与规范，却热衷于把工业化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揭示给我们看，这一变迁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刚刚把世界纳入自己视野的稚嫩东方文化心灵，还来不及辨识工业文明的实在精神，就不得不准备挺身接受来自后现代思潮的冲击。
这实在是一个尴尬的场景。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成果正反过来成为压迫他们自己的异己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却还徘徊在现代化的门槛外。这一历史性落差相当有效地消解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热望。先是严复、梁启超从主张“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为师”一变而为“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后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更有甚者，惑于尽善尽美的圈套，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出于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恐惧，正踏上一条试图跨越工业文明阶段直接进入后现代社会的探险之路，希望把“天人合一”的古代传统文化精神与后现代文化精神直接联姻对接，以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
作为前现代文明结晶的“天人合一”当真能拯救现代人于水火之中？这话语实在可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体悟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这里的“天”与“人”，是原始的未分化的自在的，因而“合一”其实是“同一”，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与人深刻分化对立后谋求的统一不可同日而语。对此，马克思早指出：“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自然世界的工业化虽然伴随着种种异化，但无论如何比自然经济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形态。
这样，我们便面临着一个文化转型的价值尺度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持什么样的价值尺度来选择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取向？是前现代文明结晶的文化传统？是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人本精神？还是后现代文明的解构精神？如果是前者，我们的传统宝库中不乏“天人合一”的利器，可是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曲折历程已经证明它无力支撑现代化的建构；如果是后者，虽然它对工业文明的种种不足作了批判与超越，但它同时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根本消解，而这是与一个民族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理想背道而驰的。由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型，其核心是促进现代性因素的生成与发育，要达这一目的，我们只能别无选择地以工业化为主导价值尺度，以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改铸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的非现代性因素。“我们衡量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与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尺度只能是一个，即是否有利于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形态。”（注：依俊卿：《论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模式重塑》，见《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42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最后，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以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作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根本价值尺度，并不意味着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彻底抛弃和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盘接纳。这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仍然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今”，指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是进行文化选择与创造的根本价值尺度，一切新旧传统都必须依这一尺度重新进行分解、选择、转化，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为中国特色，西方工业文明的种种逻辑与规范必须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才可能有效地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经创造性转化后的传统又可望回过头来既接纳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现代主体文化意识，又避免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等种种异化与弊端。现代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意味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超越，这是艰巨的，但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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