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特》主题问题刍议——兼与《外国文学简编（欧美卷）》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利亚特论文,简编论文,刍议论文,外国文学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7—0122—05
人们历来认为，《荷马史诗》不但是西方文学的起源，也是难以企及的高峰，不但是古典诗歌的滥觞，更是让人永远仰视的崇高范例。因而，在外国文学史教学中，理应对其特别重视。而对《荷马史诗》的解读，两千年来一直众说纷纭，这给教学和编写教材带来了许多困难。本文试图结合国内经典教材中的一种——《外国文学简编（欧美卷）》（第五版）[1]（以下简称《简编》）中对《伊里亚特》的解读，来探讨一下这部史诗的主题问题。之所以结合这部教材分析，除了因为这本教材在国内使用率较高、影响较大外，还因为，其中的观点，代表了国内在外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比较流行的观点。笔者深知，对《荷马史诗》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的意义，区区一篇小文是无法言尽的。因而，笔者将把解读，紧紧限定在“外国文学教学”这个语境下，希望对于外国文学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带来一些启发。
一
《伊利亚特》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对史诗内容的整体理解，因而是教学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此问题，《简编》是这样回答的：教材首先提到了“阿喀琉斯的愤怒”，荷马“以这一情节为主线安排材料……”。[2] 指出“阿喀琉斯的愤怒”是情节主线这一点很重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不同，后者以一个人物贯穿全诗的发展，前者则是以事件来引导一个个人物出场，所以阿喀琉斯不同于《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他不是《伊利亚特》的中心人物，“愤怒”只起到了“结构框架”的作用而已。教材中的表述是完全正确的。
教材接着说：“史诗注重歌颂了氏族领袖的英雄品质……一是杀敌制胜所需的勇敢和机智，二是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而这两点也正是主题所在。《伊利亚特》的中心思想在于：其一，“刻画了双方英雄的勇敢”，歌颂了英雄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其二，涉及了个人意识和集体利益关系的问题：
“通过阿喀琉斯愤怒的情节……显示了在氏族集体英雄身上开始萌芽的个人意识，这是不利于集体，需要加以谴责的东西。阿伽门农凭借个人权势，无理夺去阿喀琉斯的战俘，是使得希腊联军节节败退的根源，而阿喀琉斯不接受阿伽门农赔礼谢罪，继续拒绝参战，则又是希腊联军遭受更大伤亡的原因。因此，在诗人看来，阿伽门农的滥用权势和阿喀琉斯的任性自负，都是有害于氏族集体利益的。”[3]
说《伊利亚特》赞颂了双方的勇敢没有问题。问题是第二点，而笔者详析第二点后，又会深化对于第一点的认识，有助于对史诗的整体把握。
先来总结一下书中的观点：
1.《伊利亚特》“反映”了那个时代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2.狭隘地一味注重个人利益，导致阿伽门农犯错和阿喀琉斯拒绝参战，从而造成了“希腊联军的节节败退”，“遭受更大伤亡”；3.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后来都反省了自己，因而《伊利亚特》可以解读为英雄们从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回归的过程。笔者认为，教材中的以上观点值得商榷。
二
分析一部作品，应该回到这部作品产生的“时代精神”中去解读。尽管对黑格尔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时代精神（Zeitgeist）”概念，存在着长期的争议。例如，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理想与偶像》一书中就对此猛烈抨击。① 但是，抛开学理上的争论不谈，在我国现有的“以时代为线索，用思潮流派贯穿作家作品”的外国文学史教学体系之下，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更何况，在了解“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总结和归纳，有益于学生更清楚地理解，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继续思考的明确起点。
而《简编》中上面的观点，显示了对希腊精神把握的偏差。
希腊人的精神特征是什么？笔者认为有两点，其一是理智主义，其二是现世精神。
最早提出“希腊精神”概念的美国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指出：“希腊人是最早的理智论者。在非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世界中，希腊人成为崇尚理性的首倡者”[4]。这种理智主义从希腊早期的宗教中就可以看出，“刻在德尔斐的神殿上的警言和希腊之外任何其他圣地的铭文都截然不同，其一是‘认识你自己’，其二是‘凡事勿过度’。”[5] 这两段箴言中蕴涵的人类的自省意识和节制精神，正是希腊理智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甚至在希腊文学中一再出现的“傲睨神明”（hubris）的母题，在其宗教思想背后，暗含的也是一种“自知”与“节制”的理智精神。②
我没有用“人本主义”，而是用“现世精神”来描述希腊人的人生态度，是因为前者提法上过于含混宽泛。与埃及、印度等东方文明不同，希腊人坚定地相信现世的价值，追求在现世中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的价值的充分实现。这种现世精神特别体现在希腊人对“德性”（areté）的追求上。德性在古希腊语中原意是“卓越”，指“那些卓越的公民在城邦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公民的美德和品质。”[6] 概括起来至少有三层意思：
1.德性体现出古希腊人的人生目标，“在自己天赋能力的许可下，尽力向完美靠近”，尽可能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而均衡的发展人的能力，“保持身心协调、和谐是人的义务”。[7]
2.自我完善体现在现世的荣誉和幸福上。所以希腊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热爱生活、享受创造和思考的快乐。
3.更重要的是，在德性中，包含着个人与共同体的一致性。在希腊人看来，自我实现的方式是积极地参与共同体的公共事务，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人格尊严。所以伯利克里曾有一句名言：“我们并不认为对政治（即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是一个只想着自己个人事务的人；我们只是说他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事情要做。”[8] 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人是城邦的动物。”并推论说，共同体是人能借以全面实现其精神、道德和理性的唯一场所。如果说在中国古代存在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的话，在古希腊人那里，“兼济天下”就是“独善其身”，投身于共同体的事务中，就是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人唯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己，才能获得德性，才能成其为人，这可以说是希腊精神的重要方面。
从这个角度看，课本中捻出的“个人意识”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是不符合希腊精神的。所谓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割裂和对立，甚至在希腊的古典时代也是不存在的。而那种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集体利益的“献身精神”，也会令希腊人感到费解。至少，在希腊文化中这种“献身精神”是不突出的。从日后《荷马史诗》的影响来看，希腊人也从未用某种个人献身于共同体的利益这种观念来教育子弟。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断裂和矛盾，最早是在希腊民主制度消亡之后，随着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庞大的帝国建立才逐渐形成的。古罗马的哲学主流是斯多噶主义，它一方面宣扬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宣扬个人的忍耐服从。这种哲学观与罗马文化自身的崇尚道德、军事和团结的传统相结合，才出现了个人对共同体的绝对服从。如果把维吉尔笔下的埃涅阿斯与《伊利亚特》中的众英雄相比较，就不难发现，那种将个人同共同体对立起来，个人屈从于集体，个人利益让位于集体利益的精神，恰恰体现在古罗马作家笔下的埃涅阿斯身上。这样看来，教材上观点，其实犯了“时代误植（anachronism）”的错误，错用罗马人的精神来分析《荷马史诗》的主题。
三
当然，仅仅从“希腊精神”角度指出教材上的缺陷是不够的，还应结合作品，对书中的观点做出具体分析。下面仍然从“愤怒”开始说起。第一个问题是：阿喀琉斯为什么愤怒？
教材中的回答——因为“个人意识”——显然不令人满意。因为这里的“个人的”有可能会被理解为“egoistic”，这显然小看了阿喀琉斯。
从表面上看，阿喀琉斯的愤怒是因为阿伽门农抢走了他心爱的女奴布里塞伊斯。而实际上，这里涉及的是希腊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荣誉”（timē）。有学者曾经深刻地指出：“荷马笔下的英雄之所以打仗，并非出于后来的中世纪的骑士的动机，而是为了保持各自的地位和猎取荣誉——荣誉是个抽象的概念，但可以用物质财富来量化。”[9] 女奴是“荣誉”的化身，而“荣誉”则事关“德性”，它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尊严得以维护的根本。甚至可以说，人之为人就在于“用物质财富来量化”的荣誉。本来阿喀琉斯来为共同体打仗，为的是追求“卓越”、追求“德性”，但现在女奴被抢、荣誉被剥夺、自我实现的目的无法达到，甚至被不当人看，（用阿喀琉斯的话说：“把我当作一个不受人尊重的流浪汉”），那么，我还在这儿干什么？这是阿喀琉斯愤怒地离开战场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许多学者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如英国著名的古典学者、希腊悲剧专家基托（H.D.F.Kitto）就曾明白地说明：
“造就英雄业绩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而是对他自己的责任。他追求我们译作Virtue，而在希腊文中叫做areté的东西。而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所争的也不仅仅是一位姑娘，而是‘战利品’，即为公众所承认的areté；它贯穿于希腊人的生活之中。”[10]
这段话在指出阿喀琉斯愤怒的原因的同时，也说明了：英雄业绩不是“舍己为人”，不是为民族牺牲个人，而是成就自己，追求德性。在为共同体的斗争中，争取荣誉，实现自身价值。在希腊，个人意识和共同体的利益之间是一致的。而教材上说，阿喀琉斯的为“个人利益”而愤怒，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第二个问题是，消解愤怒的过程，是从个人利益向集体利益回归的过程吗？
阿喀琉斯的愤怒为的是维护个人的尊严，但同时也损害了一个东西，即，节制和理性（阿伽门农也是如此）。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神对人的惩戒莫不是因为节制和理性的丧失。失去理性和节制会导致个人、家族甚至整个城邦的灾难。从尼俄柏、俄狄浦斯到阿伽门农，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也是如此，因而给身边的朋友和共同体带了灾难。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后来显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和解后，阿喀琉斯说：“愿不睦能从神界和人间永远消失，还有愤怒，它使聪明的人陷入了暴戾。”[11] 而阿伽门农则说：
阿开奥斯人常常向我诉说那件事情，
一再责备我，但那件事不能唯我负疚。
是宙斯、摩伊拉和奔行于黑暗中的埃里尼斯，
他们在那天大会上给我的思想灌进了
可怕的迷乱，使我抢夺阿基琉斯的战利品。
——19：85—89，P504
可见，“阿喀琉斯的愤怒”损害的东西不是书上所说的集体利益，而是人的理性和节制。愤怒的消解的过程，与其说是从个人利益回归到集体利益的过程，不如说是从愤怒回归到平静的过程，从非理性回归到理性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何以全诗在一片庄严和平静的气氛中戛然而止。（“他们是这样为驯马的赫克托耳举行葬礼”）
第三个问题是：节节败退和大量伤亡是谁造成的？
教材上的回答是，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的个人主义是根源。这个回答忽视了《伊利亚特》中众神的作用。与《奥德赛》不同，众神在《伊利亚特》中的作用是十分深刻的。《伊利亚特》中最先愤怒的不是阿喀琉斯，而是阿波罗。而神真正介入战争则是在阿喀琉斯的母亲忒提斯恳求宙斯“使阿开奥斯人尊重我的儿子，给予他应得的赔偿”，而宙斯答应了她的请求之后。③ 《伊利亚特》一开头就说明战争实现了“宙斯的意愿”，而宙斯的意愿是什么呢？读过作品可以看到，宙斯的意愿是使双方势均力敌、保持平衡，大量死人。而这才是造成希腊人节节败退，大量伤亡的根本原因。
“克洛诺斯之子从伊达山顶俯瞰战场，
使战斗保持均衡，双方互有杀戮。”
——11：336—337
“……把一根强烈敌视
和激烈厮杀的绳索拉紧，那绳索拉不断，
也解不开，却折断了无数将士强健的腿腱。”
大量的死伤，不但是对人的不理智、不节制的惩罚，也唯有大量伤亡，使战争进行下去，才能更多地增加阿喀琉斯的荣誉，“给予他应得的赔偿”。
“宙斯有心让特洛亚人和赫克托耳获胜，
增强捷足的阿基琉斯的光荣的声誉，
又不使阿开奥斯军队毁灭在伊利昂城下，
只满足忒提斯和她倔强的儿子的心愿。”
在《伊利亚特》中，众神对于人是冷酷的。而英雄们在神的操控下痛苦绝望的哀鸣：
“父宙斯啊，给阿开奥斯人拨开这迷雾，
让晴空呈现，让我们的双眼能够看见。
如果你想杀死我们，也请在阳光下。”
——17：645—647，埃阿斯在浓重的迷雾中战斗
同时也没有放弃抗争，阿尔戈斯王狄奥墨德斯不怕报应，刺伤爱神和战神就体现了人的抗争精神，而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在知道自己不幸命运的情况下，仍然忘我战斗，则是最强烈的抗争方式。
而众神，或宙斯是主宰战争的根本性因素吗？不是。在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中，还存在着命运（moira），它有时被人格化为命运三女神（Moirai），而在《荷马史诗》中则以一种“抽象的自然力”、一种“定数”的形式出现。众神也要听从命运的安排，他们可以预知命运，但却无法改变命运。第8卷宙斯出场用一个命运的天平预知战局发展，宙斯无法救出他最心爱的儿子萨尔佩冬，都说明了命运是高于众神的存在，连众神也要服从它，在希腊多神论宗教体系中，不存在类似基督教“上帝”那样的最高的创世神。
如此看来，参与战争进程的有三重因素：
1.命运：至高无上的力量，神也要屈从于它，对人间万事有总体上的安排，但给神和人留下能动性的空间；
2.神：不死者。人的操控者，维护交战双方的势均力敌，战争的胶着状态，死伤更多的人。冷酷无情。但只能预知、而无法改变命运的安排；
3.人：有死者。在战争中承受苦难，但有与神相抗争的勇气。在战争中建功立业、实现自我。
特洛伊战争正是在这三重因素的互动之间展开的。应该指出，认识和理解这三重因素，是解读《伊利亚特》的基础和关键。但遗憾的是，教材中只看到了人这一重因素，并将人的问题落实到了个人意识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造成了解读过程中的方向性错误，也失去了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和分析作品的基础。
那么教材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呢？下面的一段话透露了端倪：“《荷马史诗》广泛地反映出希腊社会从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当时希腊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对我们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教材的出发点是简单化的社会反映论。其逻辑是：史诗反映的是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代，原始社会强调集体利益，奴隶制社会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出现了“个人意识”，于是有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可以想见，仅凭这种简单化的“反映论”文学观来解读《荷马史诗》这样内涵丰富的经典，该会多么贫弱乏力。正是同样原因，使教材在编写“希腊神话”的这部分内容时，无视神话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只得出了“神话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反映了……”，“说明了古希腊人丰富美丽的幻想”之类的空洞浮泛的结论。
在这种思路引导下，教材开始分析荷马史诗的历史局限，提出了两个站不住脚的结论：“首先，史诗形成的时代还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当时的人还无法正确理解客观事物的法则，因而把人的行为及其成败归结为神的意志。”“其次，史诗带有明显的贵族阶级观点。”
说史诗将人的行为和成败归结为神的意志，显然把《荷马史诗》中复杂深刻的神人关系做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更何况，它忽视了“命运”这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命运是理解希腊的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想非常关键的元素。它也是希腊思想与其他古代文化，及其后的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的特征之一。荷马史诗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征。可以引述一位思想家的论述来佐证。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
“荷马诗歌中所能发现与真正宗教感情有关的，并不是奥林匹克的神祇们，而是连宙斯也要服从的‘运命’、‘必然’与‘定数’这些冥冥的存在。运命对于整个希腊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影响，而且这也许就是科学之所以能得出对于自然律的信仰的渊源之一。”[12]
再来引述一位希腊文化专家的意见：
“存在着一种比神祇更强大的力量，神不是无所不能的，这种幻影般的力量被称为ananke（不可避免者）或Moria”（均分者）。这个关于一种万能而非人的力量的观念包含了宗教和科学两方面的胚芽。”[13]
两段话都明白地表达了两个见解，其一，荷马史诗中的“命运”是希腊思想中有特色的重要内容；其二，不能简单地把希腊多神教体系中的“命运观”等同于宿命论和迷信。命运观恰恰为后来科学发展奠定了观念基础。
而说荷马史诗带有贵族阶级的观点，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书中以普通士兵忒尔西忒斯为例来支持观点似乎比较勉强。对忒尔西忒斯的同样分析，笔者只在前苏联的著作中见过，可以我大胆推测，这种说法是前苏联文学史的观点的遗存。问题倒不在于是谁的依存，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伊利亚特》中以表现神和英雄为主，带有贵族阶级的观点，那么在《奥德赛》中，描写了大量的普通人形象，并把牧猪奴、老保姆等下层人民塑造成比贵族青年更智慧、更善良的正面角色，就很难说是贵族阶级的观点了。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简编》中关于《伊利亚特》的分析，由于陷入了简单化的“文学反映论”的模式，而因循了一条错误的思路，得出了一系列简单化、似是而非的错误结论。《简编》对《伊利亚特》的解读是失败的，也不利于在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入地理解荷马史诗和希腊精神。
笔者个人对于《伊利亚特》主题的结论是：伊利亚特表现的是战争和命运两重主题。
荷马笔下的战争，是人在其中为共同体奋斗，争取“荣誉”，追求“卓越／德性”，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赢得个人尊严、获得自我完善的过程。荷马史诗悬置了倾向性，歌颂了双方英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雄心和实现自我的勇气。也呈现和感喟人的非理性可能造成的灾难。荷马史诗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的命运思想，反映出了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但人在命运和神面前并非无所作为，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迎候命运的挑战，建功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故事说明，对于人这个“有死者”来说，命运与死亡不只具有消极的意义，相反，正是命运与死亡让人获得了崇高与永恒。
总之，战争主题讴歌了英雄主义，命运主题体现了悲剧精神。而在希腊文化中，英雄主义和悲剧精神是一体两面的：为了人的荣誉与尊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英雄主义；生命的价值要用生命的丧失来确认，突显了生存的悖论性质，这是悲剧。以上的分析也说明，理解希腊精神中的理性和德性观念，梳理《伊利亚特》中命运、神（不死者）、人（有死者）的三重关系是解读《伊利亚特》的钥匙，也是编写课本时绝不可忽视的核心因素。
有人可能以“一切解读都是误读”为理由来反对笔者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第一，作为教材，应该考虑到启发学生开创性和发散性的思维。但是，教学与科研毕竟不同，科研要求活泼的方法和创造性的思路，教学则要求可靠和稳妥的观点，对作品的分析应该采纳更为可信，更为扎实的解读；第二，误读有“有效误读”和“无效误读”，“合理阐释”和“过度阐释”。根据上面的分析，书中的观点显然是过度阐释和无效的误读。
四
近些年来，随着新的文学观念的引入和国别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外国文学史领域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高潮，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如，王佐良和何其莘先生主持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杨慧林、黄晋凯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王焕生的《古罗马文学史》等等。这些教材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也为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人大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无疑也是其中经过了多次修订的精品教材之一，它在编写体制、文学观念、新材料的运用、思考题的设置和阅读书目的遴选等方面都有着独到之处。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本经典教材的修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西方大学有些教材要历经十余版，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基本完善。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以认真严肃、甚至近乎苛刻的态度，为这本经典教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利于今后的进一步修订。
另外，随着“重写文学史”高潮的到来，理应在外国文学史教材的写法上积极地进行理论探索和反思。在这方面，王佐良先生为《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所做的前言，就是一个优秀的范例。在高校普遍“重科研、轻教学”的氛围下，更不应让这方面的思考和总结成为“死角”。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曾说20世纪是“文学批评的世纪”。这个世纪中，各种文学观念相互碰撞，各种文学批评方法“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在一门又一门“后”学”、“后后学”不断引入国门，为国人津津乐道之时，未来十余年的中国文学理论，必然迎来一个反思、沉淀、筛选、淘汰的时代。面对这种状况，在编写外国文学史课本时，似乎应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慎重负责地采纳和运用文学观念。本文的分析也意在指示某种方向：与其另起炉灶，或急于在文学观念上“突破”，或削足适履地在文学史中塞入对作品“新潮时髦”的解读，不如扎扎实实地、回到文本本身，在认真解读作品、领会作品“时代精神”的基础上，修正外国文学史前辈们以严谨的态度给我们留下的丰富成果，完善现有的外国文学史教材和教学体系。在《埃涅阿斯纪》的译序中，杨周翰先生曾借用维吉尔自己的话，说维吉尔作诗“就像雌熊舔仔，把它们慢慢地舔出一个模样来。”今天编写外国文学史教材，不也应该本着同样的精神，在老一代学者成就的基础上，慢慢地把一部经典教材“舔出一个模样来”吗？
［收稿日期］2007—05一01
注释：
① 这种抨击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对某些时代的文化史的时代划分和具体研究，例如，文艺复兴。贡布里希：“文艺复兴：时期还是运动”，见贡布里希著，李本正等译，《文艺复兴》，中国美学学院出版社，2000年，马丽娜·贝罗泽斯卡亚著，刘新义译：《反思文艺复兴》，第7—48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
② 当然，这种理智精神无法涵盖希腊精神全部，希腊文明中仍存在着非理性的因素，如对狄奥尼索斯崇拜，尼采正是从中发现了另一种希腊精神——“悲剧精神”，从而批判了以文克尔曼、歌德为代表的一味强调希腊文明中“静穆”、“理性”特征的倾向。甚至罗素在《西方哲学史》谈到“希腊文明的兴起”时中也突出了这种“热情的、宗教的、神秘的”非理性精神的重要性。见《西方哲学史》第46页。但我们从接受史的角度说，至少在对于后世影响上，希腊的理性精神是主流。
③ 各卷中神介入战争的重要情况整理如下：
第2卷，宙斯托梦希腊人，一旦出兵，必然胜利。阿伽门农信以为真。接着宙斯派伊里斯通知特洛亚人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第3卷，帕里斯和墨涅拉厄斯决斗。帕里斯失败后，被阿佛洛狄忒救走。
第4卷，众神会议，商量“我们是再挑起凶恶的战斗和可怕的喧嚣，还是使双方的军队彼此友好相处？”雅典娜教唆弓箭手潘达罗斯射伤墨涅拉厄斯，重新挑起战争。
第5卷，众神直接参战。
第8卷，宙斯发布禁令，禁止天神帮助任何一方。“违者打入塔耳塔洛斯”宙斯发现特洛亚人太强（赫克托耳），转而支持希腊人。
第11卷，帕特罗克洛斯参战，希腊背水一战，宙斯派争吵女神帮助希腊人。
第20卷，宙斯解禁禁令，各自帮助一方。
第22卷，赫克托耳之死。雅典娜幻化成兄弟，诱使他最后勇敢地战死。
④ M.H.鲍特文尼克等编著，黄鸿森等译．神话辞典[M].283.“忒耳西忒斯”词条，商务印书馆，1985。另见H.A.库恩．秋枫等译．古希腊传说和神话[M].北京：三联书店，2002:287（注释）。
标签：伊利亚特论文; 阿喀琉斯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希腊化时期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阿伽门农论文; 古典学论文; 荷马史诗论文; 希腊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