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艳[1]2013年在《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文中提出20世纪是中国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百年：1904年,晚清政府以日本实业教育制度为蓝本确立了实业教育制度,1913年的民国教育部沿袭了该制度；1922年“新学制”实行仿照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家一度梦想它能扩大职业教育的实施范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急剧的政治制度转变,引发职业教育制度走向苏联模式；“文革”十年,职业教育几乎被毁灭；20世纪八十年代,职业教育重新开始恢复,打开国门后的职业教育实践者面对欧美先进的科技文明,他们又一次启动学习的历程,德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模式都被介绍引入。每一次国家制度变革,引发教育制度变化,职业教育制度也随之改变。职业教育制度的每一次转变都彻底否定过去,但新的制度却未能如愿以偿,职业教育的命运在兴起与停滞之间循环往复。笔者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学制变革入手,以上海职业教育制度实施为主体,思考驱动职业教育制度数次重构的原因。20世纪中国职业教育的制度变革是一个努力探索职业教育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上海作为在中国近代迅速崛起的一个城市,其职业教育制度变迁基本遵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体现了区域服从中央的精神。通过对不同阶段影响制度变革的原因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影响上海职业教育的主导因素是是外力作用,尤其是政府行为；而在职业教育内部缺乏足以影响制度变革的力量。职业教育的发展总限于规模的变化,而其质量的提高举步维艰。如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上海特点的职教制度体系,仍是一个长期的努力过程。专业设置是实施职业教育的起始环节,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是职业教育实现培养目标和实施教学活动的基础工作。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是按照专业进行配备。如何设置专业是实施职业教育的核心问题。自1843年上海被开放后,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和它的经济结构变迁有着重要关联。20世纪,上海职业教育的专业发展存在着数次转向：20世纪上半叶,商业教育占主导；五六十年代,因上海城市功能转型,工科教育大发展；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走向改革开放,上海重新恢复多元化城市功能,第叁产业的专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受到政治制度变迁、城市功能转型、择业观变化以及校长的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也在调整,但由于专业设置缺乏科学性,其总滞后于经济发展,始终在“追赶”经济的步伐,而缺乏一定的前瞻性。职业教育课程是实现学校培养目标的主要载体,在学校教育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职业学校的类别很多,每类的具体分科更多。不同的类别与分科需要设定相应的课程,职业学校课程纷繁复杂在所难免。最初各校多根据自己需要,参考日本及欧美的成例,自行拟定。1934年,教育部开始规划各科课程标准。职业学校的课程从学校各自为政逐渐走向标准化、统一化。1953年,职业教育课程确立苏联的技术教育课程模式,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20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教育领域逐步重视课程理论。职业教育界也开始学习和模仿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学模式,又引发职业教育课程新变革。其在长期实践中纠结于针对性与普适性、升学目标与就业目标、理论内容与实践技能之间的矛盾。不管学制如何变迁,教学模式怎样转变,普通文化课与专业课、理论课与技能课之间比例是课程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永恒的难题。教师是影响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20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并逐渐壮大的发展过程。教师的来源渠道和培训形式问题一直是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两个基本问题。而师资培养制度的长期缺失,其运行机制远远滞后于职业教育发展,这是制约职业教育再发展的瓶颈。建立完善的职业师资养成制度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是变革与探索的百年,在移植西方先进职业教育经验的进程中,尽管遭遇到“水土不服”曾踯躅不前,但是有志于职业教育探索的先行者不断进行本土化实践。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又是构建与发展的百年,在引进西方职业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符合自身需要的职业教育制度,尽管遇到挫折会重构体系,但每一次构建都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发展。20世纪,上海的职业教育既要遵循中央法律法规,又要立足工商业大都会的经济特点,寻求部章规定与地方需要之间的变通,在实际运行中逐步形成地方特色。上海职业教育界在数次学制变革的引领下努力进行本土化探索,试图构建符合自身实际的职业教育制度,但至今尚未形成一条具有中国元素、上海特色的独特路径。
佚名[2]2005年在《2005中国杰出教育工作者风采》文中研究指明[阿不拉·买买提]阿不拉·买买提,新疆焉耆人,1958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新疆库尔勒市巴州卫生学校人体解剖学教研室高级讲师、教研室主任。致力于卫生职业教育。自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培养了上千名各族卫生专业人才,在新疆各地卫生医疗战线上发挥着各自的骨干力量。撰写的教学、科研论文《版画在解剖学、组织胚胎学教学应用》、《谈卫校解剖学教学中学习方法的重要性》、《新疆解剖学组织胚胎学教师情况调查》、《少数民族学生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浅
李广[3]2017年在《“医教结合”的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健康促进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学校卫生工作越来越重视教育与卫生的结合,并以此为基本策略,积极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卫生工作仅仅从卫生的立场展开,比较重视健康服务工作,因此在贯彻与实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理念的过程中,缺乏教育与卫生的实质性结合(即医教结合)行动与举措,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取得学校卫生工作、尤其是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显着效果。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缺乏“医教结合”的系统性设计和制度性保障,尤其是缺乏培育具有“医教结合”能力的卫生保健教师。本研究立足于我国学校卫生发展的现状,聚焦于新型卫生保健教师的专业化培养模式,运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以问卷、访谈和考察等手段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以解放后我国大陆第一个卫生教育专业的建设实践为基础,以该专业探索“医教结合”的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为分析对象,详细分析和论证了我国新时期卫生保健教师的培养理念、培养规格、课程体系和教学过程,整体上探索了一个满足学校卫生工作需求、符合学校卫生发展趋势的专门职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医教结合”是学校卫生专业人才培养的根本理念,应将医教结合理念贯穿到卫生保健教师专业化培养的全过程,即包括了“医教结合”的培养规格的界定、“医教结合”的课程体系的构建、“医教结合”的课程教学的实施等至关重要的方面。2.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须坚持“叁位一体”的基本内容框架,即以学校健康服务、学校卫生管理和学校健康教育为主要任务框架,描述学校卫生保健教师的核心能力和职业规范,从而开发卫生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实施课程教学和进行职业素养教育。3.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突出教师终身发展理念。专业化培养需要以界定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身份、角色任务和职业能力为基础,以提升卫生保健教师的职业发展能力为关键行动,最终落脚到构建职前培养和在职培训相结合的职业发展通道、建立卫生保健教师的资格认证制度和职业评聘制度等。4.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应坚持职业素养培养核心。具体通过探索以“能力”为基础的卫生教育专业课程实施模式、以“技能”为基础的卫生教育专业的教学设计方案、基于能力学习的卫生教育专业教学方法改革、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践教学模式、课内课外一体的职业素养教育模式等等途径实现卫生保健教师职业素养培养。
方家峰[4]2011年在《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研究（1840-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教育现代化理论和现代系统理论为方法论基础,系统研究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早期发展历程,能够丰富和深化中国教育史学科以及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为当代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鸦片战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残酷的事实证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及其科技教育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及其教育,已经无法为封建王朝摆脱内外交逼的困境提供足够的物质、技术和人才支持。以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先驱者学习西方工业科技的探索和呐喊,圆明园无情的大火,以及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对新式武器威力的体验,共同构成了洋务派以军工制造为开端培养新式技术人才的推动力。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军用和民用工矿企业,使实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成为可能和必要。经过他们的抗争与努力,一批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培养高级工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学堂、学馆在古老的中国陆续建立起来。这些新式教育机构,是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源头和开端,也是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现代化的起点。由于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中,以及缺乏本土历史经验可资借鉴,起步阶段的中国高等工业教育具有诸多先进与落后、新与旧并存的特点。从甲午战败、维新运动兴起到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最终发展成型,并在数量和规模方面得到进一步扩展的重要时期。维新运动期间不仅发生了盛宣怀等人参用美国学制创设中国第一所正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这样的历史性事件,而且掀起了各地改革旧式书院、创设新式书院、广泛实施科技知识教育的风潮,并出现了创立近代学制系统的设想与计划。这些都为中国高等工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夯实了基础。此外,从鸦片战争开始出现的教会教育到这一时期也逐渐发展成熟,教会及传教士的教育和文化活动对晚清高等工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多方面重要影响。新政时期,清廷进行了步子更大的教育变革,对高等工业教育影响深远。尤其是“癸卯学制”的颁布实施,使高等工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在学制、层次、课程这些关键问题上从此有章可循,这是中国高等工业教育成型的标志和教育机构数量大增的原因。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建立,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也使高等工业教育更快地发展、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成为可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和相关技术人才的培养,强调教育发展与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过,由于缺少精通高等教育办学实践的专门人才,民国初年高等工业教育的改革主要表现为机构和人员称呼的变化,而层次结构、专业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则基本因袭了清末的做法。直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实施,才使高等工业教育完全摆脱了清末学制的影响。从总体上看,民国前期尽管长期存在经费匮乏这种严重的制约性因素,但高等工业教育仍然艰难向前发展。这一时期不仅在彻底实现制度现代化、壮大教育规模、提高教学质量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出现了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工科、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独立工科大学转变等值得关注的现象,从而奠定了中国高等工业教育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中外各种力量共同参与办学的基本格局。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具有以“西方化”为手段实现国际化、以传统文化和教育为本土化诉求的基本资源、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贯穿始终、社会影响多元化特性明显等总体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既留下了适时改革,逐步提高现代化水平;重视人文,培养全面发展的科技人才;严格要求,建设高水平学校与专业;学习先进,大胆利用外国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开设现实针对性强的学科专业等宝贵经验,也留下了因工业生产落后、社会动荡而使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和干扰,以及总体布局不合理加剧各地发展失衡、官本位管理严重影响教育效率效果、忽视创新导致未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等令人深思的教训。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是高等工业教育稳定发展的前提,提高社会生产工业化程度是高等工业教育发达的基础,合理布局是高等工业教育事业平衡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解放思想、不断改革则是提升高等工业教育质量的关键。
刘茂祥[5]2017年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然而对普职沟通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十分缺乏,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研究亟待引起关注。基于我国国情,选取客观存在的两类学校——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作为研究对象,是为了促进“人人出彩”以及人的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才培养立交桥建构的根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旨在探讨一种促进普通高中与中职校彼此通联、相通的力量。这种力量推进两类学校之间的沟通,形成高中阶段整体的、新的有机构造体,促进沟通要素形成有序运行的动力系统与行动路径。其创新点就在于理清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框架中“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机理,将落脚点放在探讨普通高中与中职校这两类具有规模发展与类型发展特点的学校间相互关系上,对于不同类型人才(包括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早期识别与培育均有价值,有利于推进未来人才供给侧结构化改革。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立足于教育学关于“人的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两种教育类型发展”的观点,借助协同学、整体性治理与多元智能理论作为分析基础。通过对部分院士、专家、教育行政人员、教师、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士的问卷与访谈调研,以上海市四所示范性普通高中与叁所中职示范校的师生对两类学校沟通认识及行动为例,借助叙事研究、行动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探讨两类学校沟通动力机制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与动力系统,思考动力机制运行的支配序参数“高中阶段学生核心素养”与“人才培养立交桥”、沟通要素能量以及沟通要素组合而成的沟通行动路径。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动力机制的生成,有利于夯实普职沟通与人才成长立交桥的根基,促进不同类型(学术型、工程型、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早期识别与培育。两类学校沟通的动力机制创设,有利于促进中高端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与普通专门或特色高中的建构,其运行因地因时制宜。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动力机制运行,应注重渗透“并行中促融通与融通中显并行”的思想,实现“普职比大体相当”的坚守与超越,在12年贯通学制改革中做足普职沟通大文章。此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对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多侧重质性研究,从实践中提炼而来,但真正要运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与实验证明。
左彦鹏[6]2016年在《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文中认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师资队伍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步入内涵式发展阶段,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是关涉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关键因素,关系到高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质量。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名不副实",制约高职院校发展、影响高职教育内涵提升,严重制约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影响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影响我国人才竞争力的提升。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为对象,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理论为指导,选取广东、山东、江苏、辽宁、天津等省市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为对象,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开展调查和访谈。研究采用的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的"双师型"教师个人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主体,是被调查对象对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认识与建议,共40个问题。访谈对象是来自高职院校商务英语、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电子、艺术设计等专业的"双师型"教师。访谈提纲包括17个问题。本文共分五章。导论。本章首先着重阐述了选题的依据:国家将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作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师资队伍建设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环节;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是师资队伍建设的核心因素;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名不副实"。进而作者阐明了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通过本研究解决高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通过系统研究来阐释和拓展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然后作者对国内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将我国研究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研究历程分为叁个阶段:孕育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并总结了我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特点;进而提出了关于我国高职"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接着阐述了本研究的内容、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以及方法、思路与进度。第一章从高职培养目标、教育教学特点、培养对象的特点、课程特点等方面界定其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的特殊性,确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并且在阐释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特征基础上,依据各类教育法律法规、政府的政策文件,构建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理论模型,理论模型主要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结构及其内涵,主要有高尚的"专业道德"、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专业知识",娴熟的"专业能力",高质量的"专业服务"。第二章,本研究运用实证研究法,即以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理论模型为指导,编制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研究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现状,通过对一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实证研究,真实地显现目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道德弱化;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理念不够先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能力不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服务质量不高。第叁章主要探究了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低下的原因。根据第二章的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讨论了国家政策、制度、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自身等方面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度阐释。包括: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缺失;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不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前培养存在明显不足;高职院校自身原因;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个人原因,等等。第四章,在第叁章原因分析基础上,主要论述了提升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的策略。本研究提出了如下策略:构建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双师型"教师专业标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专业发展制度;完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职前培养制度;校企合作培养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不断谋求自我更新与提升。
谷峪[7]2006年在《日本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技术教育》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的经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跨越式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同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集约化的目标。当前我国就业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大的变化,社会劳动力就业需要加强技能培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培养更多的高级技工。在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因此,必须完善国民教育体系,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把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放在同等的重要位置。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与实践上,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我们不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我国的职业教育,还必须借鉴外国的经验包括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切有益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其职业教育事业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可以说职业技术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它的发展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对战后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执行的政策、取得的效果和经验教训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其在日本社会转型期所发挥的作用、基本特点和一般规律,对改革与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很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 本论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教育整体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总结了日本在战后为了全面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高度重视职业技术教育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形成了今天的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比较完整的职业教育网,有学校、企业和社会几大类的职业技术教育。其职业技术教育结构,有职前教育,在职教育,转业教育,水平有高有低,时间有长有短,灵活多样,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既适应了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需求,又为不同年龄、性别、学历的人提供了多种升学、培训、转业和提高的机会。
顾永惠[8]2012年在《高等职业学校旅游管理专业英语课程设置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该行业需要从业人员既懂旅游业务知识，又具备较强的英语表达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而事实上这样的人才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匮乏。五年制高职校作为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摇篮，必须重视培养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英语实际使用能力。本文从五年制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英语课程的实际出发，依照高职课程设置的有关理论，通过分析和研究，探索出课程改革的思路与方法，使旅游专业的英语教学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使之成为旅游业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一门工具型课程。本文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包括研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第二章为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阐述国内外高职课程设置的研究情况；第叁章为理论基础，阐述高职课程设置的相关理论；第四章为五年制高职校旅游管理专业英语课程设置的相关因素，并以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旅游管理专业为例，分析了该专业的办学条件、课程设置思路以及人才需求的特点等；第五章为五年制高职旅游管理专业英语课程设置现状与原因分析，探讨了该专业不同年级英语教学特点，课程设置情况与原因分析；第六章为五年制高职校旅游管理专业英语课程设置改革的建议与对策；第七章为结论。
侯志红[9]2008年在《评析《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2001年-2005年）》文中提出目前,我国公开出版的教育期刊有一千多种。教育期刊上有很多信息,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新的研究动态,有新的猜想、设想,也有新的理论见解。教育期刊所携带教育信息资料能比较及时地反映某些教育思想观点、教育科研成果以及教育改革和发展动态。这些教育期刊在促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方面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媒体和措施无法代替的。研究教育期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可以体现国家、地区的教育发展;其次,可以体现学科教学观念、教学方法的发展;再次,可以侧面反映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最后,教育期刊研究有利于教师素质的提高。《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是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类核心期刊。自1978年创刊以来,该刊秉承“理论引领,实践指导”的办刊宗旨,为我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深入了解《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刊物本身,进一步了解刊物内容——中小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分析中小学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尽所能对《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刊物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研究的实践意义是为期刊的编辑对期刊的更好发展进行系统规划提供参考;了解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现状和发展趋势。论文研究的特色为:从一本基础教育外语类期刊为切入点,透视我国的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以体现本研究的准确性与客观性;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获取,以体现本研究资料的可靠性与丰富性。论文的第一章为引论,介绍了选题的缘起。第二章从期刊的栏目设置、稿件来源、文章作者、参考文献和稿件研究方法五方面对期刊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第叁章以《小学英语》栏目为例,对期刊的特色栏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2001—2005年“小学英语”栏目呈现出以下特点:1)讨论话题丰富;2)关注群体渐多;3)文献意识增强;4)理论研究极少;5)关注自身偏少;6)地域发展失衡。并从期刊的发展透视出小学英语教学在课程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育技术和研究趋势的发展。基于以上研究,笔者对于期刊栏目体现出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中小学衔接的问题、农村小学英语开设的问题、英语启蒙教学的问题和创设理想英语学习环境的问题。在第四章里,笔者尝试对《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匡瑛[10]2005年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变革为研究对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运动波及各个国家和地区,高职教育占据了高教的半边天,从其60、70年代发展至今,更是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革。本文就试图研究这段时期世界高职发展和变革的基本历程和特点,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期把握高职发展的基本走向。并以此为基础,着重我国高职目前的热点问题从国际和历史的维度进行比较研究。 本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是绪言。主要交代了论文选题的缘由、研究范围与限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及概念界定。并对已有研究做了梳理和归纳,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比较教育学视野中的高职;一是对我国高职现实问题的研究。通过梳理发现其中有些欠缺和空白需要填补,也成为本论文思路拓展的空间和努力的方向。本章是全文写作的基础。 第二章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历史研究。主要对高职发展的历史路径做了较为简单的回顾,分为二战前和二战后两时段,着重对二战后高职各个时期的发展轨迹及特点、原因做了阐述。从历史的维度,总结出高职发展的若干规律与趋势,大致如下:1)高职所服务的目标经历了社会——经济——社会和教育——经济和教育的调整,然后过渡到叁种目标同时兼顾;2)高职的产生最初并不是主要由于经济原因,而更多的则是教育内部和社会的需要,其学制的上延更是教育内部的因素所致;3)其精英化倾向有深刻历史原因;4)高职的学校本位和工作本位的摇摆有其历史根源;5)多样化是高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叁章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国别研究。主要对美、澳、德、英、日和中国台湾6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及地区高职的基本发展脉络、特点及趋势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以重大政策及重要事件变化为线索。这为后文的国际研究提供了比较的依据。 美国以开放、便捷和灵活的社区学院为核心的高职,扮演了一种普及公民教育的角色,它在新世纪面临着如质量问题、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冲击等挑战;澳大利亚以TAFE为核心的高职体系,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国家资格框架所搭建的“立交桥”为基础,以能力为本,与市场的紧密结合的多元办学赢得了世界的掌声,但目前它还面临着“谁为TAFE买单”的困惑,在新的时代特征的驱动下TAFE的课程也面临着重大的改革;德国以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学院为主体的高职,以其培养出的高技能和切合企业、行业需求的高质量人才而闻名于世,它在教育上的分权与自治及一以贯之的法律保障,加上对教师的高标准及对实践能力的强调塑造了其高质量的高职教育,但它也面临着统一后高失业率的问题,以及新时代对能力要求和专业设置的新变化;英国的高职以课程为主线、证书体系为特征,其特点是衔接贯通的教育体系、规范的资格标准及其实施、对关键能力特别重视,它面临着重心从学校到工作的转移、各类教育的融合,且受终身教育理念的驱动,让更多的人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包括高职教育;日本以由高等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和专门学校共同组成的合理的高职结构而名
参考文献：
[1]. 变革下的本土化进程[D]. 王红艳.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2]. 2005中国杰出教育工作者风采[C]. 佚名. 第四届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和2005中国教育热点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005
[3]. “医教结合”的学校卫生保健教师培养模式研究[D]. 李广.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4]. 中国近代高等工业教育研究（1840-1927）[D]. 方家峰. 河北大学. 2011
[5]. 普通高中与中职校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D]. 刘茂祥.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6].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专业素质研究[D]. 左彦鹏. 辽宁师范大学. 2016
[7]. 日本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技术教育[D]. 谷峪.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8]. 高等职业学校旅游管理专业英语课程设置的研究[D]. 顾永惠. 上海师范大学. 2012
[9]. 评析《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2001年-2005年）[D]. 侯志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10].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之比较研究[D]. 匡瑛.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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