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琴[1]2000年在《西周诗史》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经》是时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尽管《史记》关於孔子删定《诗》文本的说法在诗经学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诗经》作品产生的时代、诗文本的形成历史等问题的探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诗经》作品的产生放在西周礼乐文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对有迹可寻的西周各王朝诗歌创作状况的考察，揭示西周时代至东周初年以《诗》为名的诗文本产生、形成的历史过程。 本文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章“绪论”，在回顾学术史之后，首先考察了先秦时代“歌”与“诗”的分立与合流’以及被称为“四诗”的“南”、“风”、“雅”、“颂”等名称的来源。进一步讨论了《毛诗序》的时代与作者问题，《毛诗序》因此成为本文为《诗经》作品断代的重要依据。同时也讨论了可以作为断代标准的“謚法”、“铭文”、“套语与词义”等问题。 第二章“西周早期的乐歌”，在概述周人开国历史、考辨周公制礼作乐的真实性之后，分武王、成王、康王三个阶段著重考察了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二十多首仪式乐歌。在康王“定乐歌”的活动中，这些仪式乐歌得到整理，出现了以《雅》、《颂》为名的乐歌文本。 第三章“西周中期的乐歌”，首先通过对礼器制度、职官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祭祖礼、射礼等制度、礼仪在西周中期以前的嬗变，证明自周初即已开始的“制礼作乐”，是经历了好几代人的努力，至西周中期的穆王时代才成熟和完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本章著重考察了创作或写定于穆王时代的十六首仪式乐歌。就诗文本的形成而言，在既有的以祭祖颂功为内容的作品之外，燕享乐歌作为一种新型的仪式乐歌种类进入了诗文本。康王时代产生的《雅》、《颂》文本，经过穆王时代的编辑与整理，在内容与篇幅两方面都进一步扩大。诗文本是为仪式的目的编定的，但它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却远非仪式目的所能涵盖。 第四章“西周后期的诗歌”，在西周后期王室衰落与宣王中兴的社会背景下，著重讨论了厉王变大雅、宣王中兴时期的仪式乐歌以及宣王后期的讽刺诗。所谓“正小雅”，即宣王重修礼乐时产生的仪式乐歌。除此之外，与《雅》、《颂》分立的、以诸侯国风为内容的、被称为《诗》的文本也在这一时代产生出来。尽管这次对诗文本的整理仍然是以仪式歌奏为目的而进行的，但是，由变风变雅进入仪式而带来的颂赞之歌与讽刺之诗的合流，使诗文本的性质与功能发生改变。由此开始，诗教逐渐从乐教中脱离出来而走上了以德教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第五章“两周之交的诗歌创作及周平王时代对诗的整理”，在廓清两周之际周二王并立的史实，并进一步深入地考察这一时期数量众多的怨刺之诗与平王东遥援的所屋生的臻式梁歌“二南” 的基本状沉之梭，本章亦就十三夙翁的峙代周题作了概略的描越，徙而焉豺输平王峙代瑟文本的辐定罔题寞定了基醛。蹈遇平王年踢的辐辑舆整理，以《薪》焉名的《夙》、《雅》合集已樱屋生，而《颂》仍然以扬立的形式流傅淤世。除此之外，《商颂》雕是殷商文化的遣存，但封它逛行改制的正考父邵是西周末年乃至柬周初年睛／。因此，我们把《商颂》也钠人此章睦行豺输。 第六章“桔翰和赣输”，概越全文要黜，鳃锭涛文本的形成史，成交待本文没 巴保存在《周易》卦交爵中的西周歌赣釉人豺输的根本原因。
程晓峰[2]2015年在《西周思想史论》文中认为西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殷周之际社会形态的变革,西周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生期,掀起了一个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这一时期,新的社会观念和基本命题不断出现,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以后的思维方式,以及讨论的基本哲学命题,都没有跳出西周时期各种观念和命题形成的藩篱。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特质,也在西周社会的激荡中成型、丰富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绵延了数千年。具体而言,西周思想,其核心命题就是“人”,并围绕“人”形成了以人文信仰为主要特征的观念体系。这样讲,并不是说之前或之后的时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命题不是“人”,而是说:相对于之前的时期,“人”在西周思想中十分明显地成为了一个主体性哲学范畴;相对于之后的时期,西周思想的人文特性,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理路。而西周思想观念体系的基本表现形态,就是礼乐文明。它汇聚了周人最先进的社会经验和理性认知,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又蕴含了积极的价值观念。礼乐文化的成熟,也标志着早期中国思想观念发展的重要转向,即从宗教到道德的转向,从宗教巫卜文化向人文信仰、伦理文化的转向。然而,用文化形态的转向来描述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应该止步于说清楚某一时期的思想和观念是什么,而应该进一步地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观念,也即思想观念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认识根源来讲,一方面,我们要重视西周思想发展过程中“理性”的作用。西周及其之前的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一直都不缺乏对“人”的关注。只是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认识纠葛在神秘主义的认识中,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理性认识,具备了廓清神秘主义影响的思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人”才能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如何认识人类自己,如何认识生命的价值,如何认识人与其生存世界的关系,才能成为西周思想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这个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理性”对文化形态的转向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促使了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西周思想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都包含了十分确定的“德性”追求。这一时期,原始宗教的影响逐渐被廓清,“德”的观念被着重提出,并成为西周思想的精神母题。“德”的主张,虽然是为了满足凝聚宗族血缘社会的需要,但客观上讲,它是以个体人格的完善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西周的思想文化,既蕴含了关注个体、完善个体的要求,又将落脚点放在了维持宗族社会秩序上,这是典型的、全面的“德性”追求。因此,西周思想文化的“人文信仰”特性,既与宗教信仰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分,其自身又有着深刻的“德性信仰”的内在理路。从社会根源来讲,在西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殷商时期众多族群之间“协商与权力均衡的关系”(李峰先生语)逐步得到了改变。在血缘网络和分封制度的基础上,西周建构起了由周王室和大小诸侯国组成的层级社会。华夏国家的基本格局,就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血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宗族血缘群体是西周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单元。西周王室准确把握住了这一社会属性,将宗法社会规范巧妙地转换成了国家管理制度。他们将“血缘”作为政治权力分配的一个总原则,建立起了尊卑有等、上下有别的政治秩序。由此,“亲亲”“尊尊”成为西周宗法社会的基本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西周社会强烈的血缘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人文”“伦理”特性。个体的血缘身份,是建构宗法社会的关键节点,因此西周思想就十分重视个体存在和人格完善。社会的血缘网络,是个人赖以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载体,因此西周思想就十分重视社会规范和伦理观念。西周思想将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有机地融汇在了礼乐社会的理想中,一系列价值观念也作为社会的内生需求而产生。而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西周思想文化,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蛮荒时代的无序状态,舒缓了神秘主义下的紧张心理,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向善的、谐和的人文价值追求。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确立、礼法秩序的有机架构、文化基因的整体成型,都在西周时期完成了它们的奠基礼。当然,正是因为和“血缘”的密切关系,西周的国家制度设计天生存在着弊端。尤其是将血缘身份作为权力分配的总原则,使西周社会在客观上缺乏一种根本的维持社会长久活力的激励机制。西周礼乐文明倡导的价值观念,在数百年的演进中,不再是完全的个体道德自觉,也不再是纯粹的社会内生需求,而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外在的政治宣示和制度约束。由此,西周思想文化在政治层面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只是,西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宗族血缘社会依旧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血缘因素顽强、连续的存在,民众社会相对自由的氛围,也使得西周思想中的价值观念,有了延续其生命力的载体。中华文明也因此成为东方社会“连续性”文明的代表。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从方法论上讲,西周思想在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中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是,这一时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和经典,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关注社会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去过度的解读某些所谓思想家或者有限材料中的思想。一个是西周时期各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从发展的角度讲都还不具备确定性,它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产生的时代。由此,我们不能因为儒学与西周思想的密切渊源,以及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去理想化地解读西周思想。
林志明[3]2008年在《《诗经·雅颂》断代的三个体系性见解——《雅颂》断代研究综述》文中认为《诗三百》大体作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之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三百篇作更加确切的断代却是一个学术难题,其中《雅颂》145篇的时代问题更是聚讼纷纭。两千多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诗篇中的蛛丝马迹对这145篇的年代作了种种判断,这些研
张巧巧[4]2017年在《《诗经·雨无正》与两周之际的政治和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鉴于《诗经》记事的模糊性,以及“惟《雨无正》为难晓”的特殊性,历来关于《小雅·雨无正》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上博简《孔子诗论》及清华简《系年》的公布,为解决《雨无正》相关争议提供了新史料,前贤对此也有相关论述,但多散见于文章著述中,不曾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重新系统地解读和研究《雨无正》,发挥《雨无正》的史料价值显得尤为必要。首先,《雨无正》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及主旨都存在诸多争议,本文将自汉以降《雨无正》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新出文献,对各类观点逐一进行评述,得出:《雨无正》当作于两周之际携王与平王“二王并立”,即西周灭亡(前771)至携王二十一年被杀(前750)之间,并且当接近于“周亡王九年”(前762);篇名为隐喻法,“雨无正”就是“雨无当”,即雨下得不合适,以此来隐喻携王统治不当;作者为携王身边的近侍之臣,目睹携王政权的腐败统治,不禁痛心指责为非作乱的朝中佞臣。其次,上博简《孔子诗论》第八简有关《雨无正》的记载,体现了《诗论》作者浓厚的尊王思想。同时,将《诗论》与《毛诗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者在论诗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别;但《诗论》逐渐脱离春秋时期“断章取义”的用诗方法,开启了以“阐释作品主题为宗旨”的诗学研究,对《毛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本文以“诗史互证”为指导,充分利用《雨无正》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来论证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的史实,得出两周之际不仅存在“二王并立”现象,而且携王与平王并立时间为幽王去世(前771年)至携王二十一年被杀(前750)之间。最后,据《雨无正》所载,天灾严重、犬戎壮大及入侵是西周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周封建社会自身的衰落。此外,本文以《雨无正》为基本史料,结合同时期的作品,探讨两周之际的思想观念,如政治观、宗法观、天命观等,以期丰富两周之际的研究。
韩高年[5]2001年在《颂诗的起源与流变——三代诗歌主流的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早期诗歌经历了一个很漫长的口传时期，后来由于文字的广泛使用，才变成了以文本为主要存在形态的样式。在这个过程中，文字的广泛使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使中国诗歌的传播方式及其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探讨中国早期诗歌的口传时期是一个很有学术意义的课题，前人在这方面鲜有涉及。我认为中国早期诗歌的口传时期里，颂诗是其主要的样式。而早期诗歌的文化背景又是以原始宗教的变迁为其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因的。早期原始宗教文化，经历了史前巫术文化，夏商祭祀文化，和西周礼乐文化的类型演变。三种文化的深层，是特定的宗教思想，而其表层，则是一套程式化的仪式文化。仪式的核心就是“颂”——仪式叙述。仪式一般在明堂中进行，所以同明堂行政制度关系密切。颂诗正是这仪式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下，“仪式叙述”的内容及其中包含的宗教意识、观念，还有其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就以上三个文化类型来说，在巫术文化中，“仪式叙述”的内容主要是祝辞；在祭祀文化中，仪式叙述的内容主要是颂神歌和行政宪令；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礼乐歌辞。 本文分两部分共八章探讨颂诗的起源与流变问题。 第一部分包括前三章，主要是在回顾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颂诗为用于神圣仪式的、歌乐舞相配合的言语唱诵的结论。同时还梳理了颂诗产生和流变的仪式文化背景，指出歌乐舞一体的颂诗，作为早期诗歌主流，其传播方式为口头唱诵的事实，揭示出其口头诗学方面特征。并简要地描述了颂诗及颂诗的主体在夏、商、西周的演变过程，及它们在各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和第八章，分别以实证的方法辑考三代的颂诗文本，考察了夏、商、西周时期颂诗由萌芽到发展，最终走向成熟和分化的全过程。在夏代之前，有《葛天氏之乐》、《韶》等颂乐，夏代则有歌颂大禹治水功绩的《大夏》之颂，经我考察，《大夏》在乐舞上继承了《韶》，而其歌辞文本则在《尚书·禹贡》中。商代文化较夏更进一步，故商代之“名颂”《大濩》无论在乐舞方面，还是在歌辞方面都更趋精致。今传《商颂》五首（春秋时尚存十二首）即《大濩》在不同时期之文本。借助甲骨卜辞，还发现了商代颁布农时的“月令辞”，和商人明世系、教国子的“表谱刻辞”，它们也是在颂诗仪式上唱诵的内容之一。到了周代，祭祀文化式微，理性精神使人们不再想信鬼神，仪式文化高度礼制化，成为现实世界的种种统治规范。颂诗依附于不同的礼仪，逐步分化。颂诗不再象先前那样具有神圣和禁忌的特点，先前作为仪式主体的巫史的地位为贵族文人所代替，颂诗也逐渐与乐舞脱离，并吸取民歌的特点而演化为雅。而仪式叙述中的其它成分则分别演化为散文的历史、神圣的铭辞等新的文体。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两章中，还研究了颂诗所形成的诗学传统对战国诗歌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对屈原和荀子的影响。对屈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颂诗中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在《离骚》等作品中的复活，以及《九歌》、《天问》等作品对颂诗形式和内容的继承。对于荀子的创作而言，《成相辞》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颂诗的遗影，它实际上就是作为大传统的颂诗向小传统演变的活的“化石”。
林志明[6]2009年在《《诗经·雅颂》断代的三个体系性见解——《雅颂》断代研究综述》文中提出《诗三百》大体作于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之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三百篇作更加确切的断代却是一个学术难题,其中《雅颂》145篇的时代问题更是聚讼纷纭。两千多年来,有不少学者根据诗篇中的蛛丝马迹对这145篇的年代作了种种判断,这些研
张思[7]2016年在《西周幽王朝诗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周幽王朝不仅是西周历史上不可忽略的时期,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这一时期的诗歌目前可见以《雅》诗为主,《雅》诗的创作从开始就带着浓厚的政治属性。作为承载统治阶级精神的文体,《雅》诗的变化与政治的兴衰是密不可分的。在幽王时期特殊的政治、社会、精神环境下,《雅》诗无论从主题、风格还是语言、抒情主人公、作者等方面都不可避免的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与此同时,诗歌本身的发展因着独特的社会环境也有了新的走向。因此,对这一时期的诗歌进行研究是必要的。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诗序》《诗集传》等论著为参考,对这一时期的诗歌及其主题作了界定和说明,后文对诗歌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部分主要从社会变迁和“变雅”之兴入手,分析《雅》诗在这一时期的创作背景及其现状,从政治、自然、边境几个方面作为切入口来论述诗歌创作受到的影响。于此同时,回顾诗歌的正、变历程,分析和讨论“变雅”说的含义。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政治的兴亡与诗歌盛衰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了幽王时期特殊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大量政治讽刺诗歌。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国力衰退情况下《雅》诗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诗歌表现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温和委婉的颂美,而是痛快淋漓的直抒胸臆;第二是《雅》诗创作中作者群的社会阶层下移,贵族创作诗歌整体比例与前期相比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不再局限于上层贵族,出现了大量以平民为诗歌抒情主人公的作品和平民诗人。诗人的身份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不仅有卫武公和凡伯这样的诸侯、贵族,还出现了征夫、寺人这样地位较低者,甚至还有妇女。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在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社会精神体系下,《雅》诗的风诗化倾向。这一时期因政治的衰亡,《雅》主题发生了从赞美君王功绩到感伤自身遭遇的变迁,在这种诗歌主题发生变化的情形下,诗歌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先公先王而是作者自己。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诗歌在反映生活上更加全面,不仅有关于朝政的政治讽刺诗、抒发个人忧愤的咏怀诗,还有反映生活的抒情诗。诗歌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诗歌的形式也势必会发生变化。这一时期诗歌本身也有仪式感走向通俗化,具体表现为《雅》诗体制发生了变化,从前期的长篇大作变为断章小制,诗歌的语言在创作中走出套语模式,逐渐向抒发真情实感的口语化的语言转变。通过以上三部分的叙述,可以看出周幽王朝的诗歌创作在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诗歌的主题、风格、表达方式、抒情主人公、作者都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使诗歌从性质到形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美颂政治、承载统治阶层意识的工具,而是抒发真情实感、表现社会生活的载体。在这一时期诗歌开始回归本质。
刘烨[8]2016年在《顾颉刚《诗经》研究新探》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以来,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史学界独树一帜。除了在历史学方面有所成就,顾颉刚在《诗经》研究方面也有独立的见解。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利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观点分析《诗经》地理;利用民俗学的观点审视《诗经》中的乐歌与民俗;对《诗序》及《诗经》相关问题的阐释。本文主要就从以上三个方面对顾颉刚的《诗经》研究进行再发现,对其创新性进行肯定,对其过度阐释、怀疑的部分进行分析。本文不仅梳理了顾颉刚的《诗经》研究成果,而且出土文献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出发,客观评价了顾氏《诗经》学的成就与不足。
吴怀东[9]2018年在《《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文中认为《本事诗》是唐末出现的一部普通笔记小说集,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因其中最早出现杜甫"诗史"说而引人注目。孟启所谓"诗史",是指杜诗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书写及叙事性、纪实性,此观念之产生实与中唐政治革新运动背景下《春秋》学的勃兴,史学大盛以及文、史互动等思想与学术活动存在密切关联。中唐元、白尽管没有使用"史"这一概念,但是,他们挖掘并肯定的杜诗之呈现安史之乱背景下社会政治现实,无疑也属于"史"的范畴。元、白的政治立场虽与孟启不同,指向现实叙事却是一致的,显然元、白与孟启实基于共同之政治与文化背景。宋人《新唐书·杜甫传》以"时事"诠释《本事诗》"诗史"概念,嫁接了元稹、白居易的诗学思想,从此,"诗史"除了保留叙事性、纪实性这一基本内涵外,还具有伦理思想甚至政治之内涵,由叙个人之事转为叙时代之史,与特定的诗歌运动和诗歌类型"新题乐府"发生关联,并指向"三吏""三别"这类诗歌,恢复了古老的思想与诗学传统,这也奠定了此后乃至今天有关"诗史"的基本认识。
葛立斌[10]2013年在《战国《诗》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战国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为理论基础,以传统文献与新出土文献的双重结合为史料依据,在战国历史变迁、儒学变迁的大背景下,从《诗》在战国的地位、战国《诗》学的地域特征、战国儒家学派的《诗》学思想以及与战国《诗》学传承的某些相关问题等多角度对战国《诗》学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本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本章以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为历史背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诗》在战国的政治与学术地位：即战国各侯国统治阶层用《诗》、非儒家学派的《诗》学态度以及儒学分化下的《诗》学发展。在战国时期,《诗》遭遇了诸侯黜《诗》、非儒家学派质疑、批判乃至否定《诗》、儒学分化而导致的《诗》学分流的复杂情状。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切并未使《诗》学研究走入低谷,儒学的分化复杂了《诗》的存在状态,却也同样丰富了《诗》的内涵。正因如此,战国出现了如曾子、子思、孟子、荀子以及诸多已无法确考的《诗》学传承者和研究者,使得战国《诗》学出现了以“性情论”为主的内化研究理路和以“政教论”为主的外化探求,出现了《孔子诗论》这样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诗》学专著。《诗》在战国,仍然具有长足性的发展,在中国儒学史和《诗》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战国《诗》学的分布传播与地域特色。战国时期,儒学分布与传播的核心地域为鲁、齐、魏、楚四地。在传统礼乐文化的影响下,鲁地儒学和《诗》学出现了以“孝”、“五行“、“人性”、“性情”、“仁政”论《诗》的内化性发展；在“兼容并蓄”的风气下,齐地儒学和《诗》学出现了与“百家之学”互融、渗透与创新的态势；在“法制”、“古学”相融之风的浸染下,以魏为核心的三晋《诗》学出现了以史释《诗》、《诗》学融“法”的趋势；在重“情”尚“美”的文化气息下,楚地《诗》学出现了重抒情、重个体、重审美的思想倾向。战国儒学与《诗》学突出的地域色彩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独特景象。第三章：儒学分化带来了《诗》学的分流,这使得儒学各派对《诗》义有了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战国《诗》学出现了以“性情论”为主的“内化性”发展和以“政教论”为主的“外化性”探求。前者以子思学派、《孔子诗论》为主要代表,他们高举“性”、“情”,从儒学与《诗》学的“内化”角度探讨《诗》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意义。后者以曾子、孟子、荀子为代表,他们以“政教”为标的,凸显《诗》中的“孝治”、“仁治”与“礼治”思想,从“外化”角度寻求《诗》的政治内涵。战国儒家各派对《诗》学主旨、《诗》学研究理论、《诗》学阐释原则、《诗》所体现的人格精神,乃至对个体《诗》篇的解读,都有不同的倾向与体现。第四章本章主要探讨了战国《诗》学传承的三个个案问题。一、以出土文献为基础探讨战国的《诗》本流传；二、对动态结集下的《孝经》进行《诗》学思想的考察；三、讨论“焚书”对《诗》学产生的深刻影响。本章力图让读者对战国《诗》学的某些问题有一些具体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西周诗史[D]. 马银琴. 扬州大学. 2000
[2]. 西周思想史论[D]. 程晓峰. 湖南大学. 2015
[3]. 《诗经·雅颂》断代的三个体系性见解——《雅颂》断代研究综述[C]. 林志明. 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六辑）——第八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刊之一. 2008
[4]. 《诗经·雨无正》与两周之际的政治和社会[D]. 张巧巧. 曲阜师范大学. 2017
[5]. 颂诗的起源与流变——三代诗歌主流的逻辑推演与实证研究[D]. 韩高年. 西北师范大学. 2001
[6]. 《诗经·雅颂》断代的三个体系性见解——《雅颂》断代研究综述[J]. 林志明. 诗经研究丛刊. 2009
[7]. 西周幽王朝诗歌研究[D]. 张思. 西北师范大学. 2016
[8]. 顾颉刚《诗经》研究新探[D]. 刘烨. 黑龙江大学. 2016
[9]. 《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J]. 吴怀东. 文史哲. 2018
[10]. 战国《诗》学研究[D]. 葛立斌.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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