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1]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伦理沟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际关系主体在经济、文化等主要领域面临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在伦理领域亦是如此。从伦理角度探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是“伦理与国际事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程。跨国公司作为新兴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不仅是全球化的主力和动力,同时也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矛盾和新进展的集中代表。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中也面临着伦理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外部整合、预先设计的既有的国际规范并不能完全指导跨国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层出不穷的具体冲突。“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本文分析的主要框架。跨国公司伦理冲突不仅仅局限在企业内部,还涉及其利益相关者。本文以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历为例,从跨国公司与四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雇员、合作者/竞争者、消费者、政府)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揭示跨国公司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伦理冲突、伦理沟通与伦理融合。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中,会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发生不同的伦理冲突,典型伦理问题有劳工标准差距、管理伦理冲突、垄断等限制性商业行为、产品诚信、文化敏感度差异、信息透明度差异、税收与转移定价、产权与技术转让以及贿赂等。按照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伦理是可以建构的。冲突的程度越少,融合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跨国公司的经营。跨国公司出于开展国际商务的需要,必须建构起一种兼具全球性与地方性特征的跨国公司伦理体系,也即实现全球伦理与地方伦理的融合。在建构和融合的过程中,沟通的作用至关重要。跨国公司的沟通是一种战略沟通、国际沟通和跨文化沟通,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跨国公司进行的有效沟通必须是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它应该包括经过细分的沟通对象、灵活多样的沟通手段以及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沟通内容。跨国公司的沟通机制不仅对西方跨国公司进入其他新兴市场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成长中的中国跨国公司“走出去”也有启示作用。
钱运春[2]2000年在《试论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文中认为战后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资本等要素的跨国流动来推动国际分工来推动经济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运用行政手段 ,从国际经济合作和发挥相互比较优势来推动宏观一体化 ,微、宏观两种动力在发展中既有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本文认为 ,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发展提升了区内比较优势、统一了区内游戏规则、深化了区内的市场 ,进而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导致了投资的创造和转移效应 ,并且促进了跨国公司在本区直接投资以绕开各种壁垒。在论证两者互动关系的基础上 ,又论证了两者的互动和进一步融合 ,认为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将推动世界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邱吉青[3]2015年在《国际社会视域中的女权主义研究》文中认为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不同文明之间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性别研究登不上国际政治研究的大雅之堂。从国际关系理论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与女性有关的议题被国际关系学界纳入“低级政治”范畴而处于边缘化状态。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成为新的国际关系议题,现实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许多新现象新问题缺乏解释力,越来越多的边缘化理论学说被解放出来,一时间,流派纷呈,百舸争流,对于日益多元化的国际社会政治现象进行新的解释,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也随之出现。女权主义既是一种实践又是一种理论:从实践角度而言,女权主义是一个为女性争取在社会各个方面权利以达到男女平等目标的过程,女权主义行动通常与妇女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历史上两次国际妇女运动浪潮以及妇女和平反战运动极大地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女权的崛起,并为女权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从理论角度而言,女权主义理论寻求以女性的视角甚至是超越性别的视角来解读国际政治和国际社会,它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在对主流理论进行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不同流派,并指导女权主义实践运动向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本文认为,女权主义在当代国际社会视域中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女权主义的目标已从争取男女绝对的结果平等发展到争取男女机会平等与过程平等,从争取生理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发展到争取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从追求女性自身地位提高发展到追求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当代国际社会呈现出了明显的发展变化趋势: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加深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在加强国际社会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蔓延,全球性问题的严峻现状呼唤世界各国加强沟通与合作,也需要全球公民社会的有效介入。在一个相互依赖却充满分歧、快速发展却危机四起、渴望合作却仍需沟通的国际社会中,女权主义的崛起成为大势所趋。女权主义是国际社会治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政坛上崛起的女性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的女性外交官和第一夫人、在联合国中不断加强的妇女工作机构和日臻完善的妇女保护公约、在全球公民社会中积极活跃的各类妇女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女高管等,构成了女权主义参与当代国际社会治理的主体。与全球治理的结构相对应,女权主义在国家、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叁个层面上影响着全球治理的成效。女权主义理论在指导女权主义实践的同时也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其不仅参与解构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而且还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等国际政治新兴学科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女权主义理论一直将“社会性别”这个社会学的概念作为解读国际政治的独特视角,并致力于使用社会学方法论来研究和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具体问题,传统女权主义最关心的是国际社会中的医疗、卫生、教育、慈善、环保等社会性事务,女性具有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等性别特质使其最适合在非政府组织、社会运动甚至是基层社区等社会性组织中发挥作用,女性最擅长运用沟通、妥协、斡旋、合作等社会化方式来化解矛盾与冲突,这些都为国际政治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创新提供了条件。总之,当今国际社会正在步入一个沟通理性日益彰显、国际权力柔性发展、国际合作多维展开、全球治理多元推进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女权主义重新崛起的新时代。无论是研究变化中的国际社会,还是研究国际女权的新崛起,都需要认真梳理和预判女权主义对于当代国际政治的意义。
徐步华[4]2012年在《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冷战终结的背景下,旨在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正义与民主的新一波跨国社会运动迅速勃兴。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呈现出运动范围的全球化、社会诉求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运动目标的去革命化等特征,因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主流不再是国际体系的颠覆者,而更多的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跨国社会运动的这种变化既是国际体系深刻变化的结果和具体表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国际体系的变革。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社会运动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所共同关注的课题。然而,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学科隔阂,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鉴于此,本文从全球治理的视角对冷战后的跨国社会运动进行研究,试图将二者之间的相关研究链接起来。作为一种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世界政治研究视角,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没有等级之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是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单元。这为分析包括跨国社会运动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因此,本文以全球治理为分析视角,将跨国社会运动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单元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并从互动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主权国家等主要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接着,在跨国减债、反大坝和禁止集束炸弹运动等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在塑造全球治理议题和提出政策倡议、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塑造全球治理的规范和制度、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变革等方面对全球治理的结构和进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不断地冲击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推动非国家行为体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促使国际格局朝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以及促进国际规范结构的重构而影响和推动着当代国际体系的演变。因此,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兴起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体系中单元层次的行为体由单一向多元转变的重要体现,而这种转变不仅对全球治理的进程与结构,而且对国际体系转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可能就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全球治理以及与现代国际体系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
姜国俊[5]2009年在《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了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在持续而高调地进行。前后相继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就有六次,行政改革在全方位改革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并逐步跃升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但是,在行政改革30余年取得不少积极进展的同时,学术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现实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要方面是相对滞后的,从应然的高标准来看,行政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取得了相对滞后的成果。引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1978年以来中国的行政改革成为了一个持续推动而又相对滞后的有限改革?这就直接涉及到行政改革的动力学问题,并由此成为本文研究的缘起和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问题。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离不开四个紧密关联的核心问题:谁改革?为何改革?如何改革?改革产生何种影响?分别涉及改革主体、改革动因、改革路径和改革效果四个方面,其中最首要的方面就是改革主体。只有牢牢把握改革主体的行为逻辑这条主线,才能清晰地解释行政改革的动力学。由此,本文将行政改革动力学分析的关键视角放到了作为当代中国唯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逻辑之上。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在革命党的思维惯性牵引和以党建国的建政逻辑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起党-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架构,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党-国相对自主化的调适性改革过程,但党-国一体化的总体架构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转型期中国特定的政党-国家政治架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执政党地位和全方位改革的主导者身份,也就决定了转型期中国行政改革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特征,因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行政改革特指为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结构,决定了中央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和最主要人格化代表,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总体设计者和主要推动者,充当了核心动力主体的角色;党的各级政党-政府官僚作为中央政治权威的政治代理人,是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次级决策者、局部设计者和主要执行者,充当了执行动力主体的角色。同时,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分别在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起着辅助动力主体、基础动力主体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主体,其行为无疑有特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只有从多元目标导引和多重条件约束的结合入手,才能完整深入地把握其推进行政改革的特定行为。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居于党-国科层体制的顶端,其自身利益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共容性,党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也主要通过中央政治权威的目标函数和条件约束体现出来。结合执政党的共性和中国共产党的个性,本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和“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以及其行为的初始条件约束、知识约束、博弈约束和意识形态约束。由此,本文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演进理解为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基于自身目标函数的渐进理性选择过程。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选择和改革经济体制,基于“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选择和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同时又都会不断受到“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的制约和校正。而中国共产党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共同决定了行政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沿着上述思路,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以后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轨和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为实现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逐步启动和持续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并从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四个主要动力主体的“上下互动”视角,对适应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滞后根源、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推进梗阻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分别论述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市场化动力学和民主化动力学。其中,适应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适应性”特征的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指称1978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带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转型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而对行政体制进行的具有“先导性”价值的改革。本文这两个概念主要是基于动力学意义上的区分,而不是基于内容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虽然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在内容上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区分,但这种内容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二者的具体内容不免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而于1978年后逐步启动和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日益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逻辑,指出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行政改革,无论是适应性行政改革还是先导性行政改革,总体上都具有应对全球化竞争压力的显着的“压力性”特征,由此可以称之为压力性行政改革,并从发达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文化学术交流者等国际行动者和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决策智囊与公共学者、人民群众和政党-政府官僚等国内行动者的“内外互动”视角,对压力性行政改革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就是具体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全球化动力学。压力性行政改革是本文为了便于表述全球化竞争的外部压力转化为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内部动力而界定的一个概念,其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概念区分同样是动力学意义上的,若就内容而言,实际上涵盖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全部内容。本文进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而着力于不断巩固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政治逻辑,指出行政改革是转型期中国共产党重构和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重要命题乃至关键环节之一,强调执政逻辑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主线。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的核心经济目标、“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目标、“民族复兴”的核心国家目标和“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之间既存在一种相互支撑的耦合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冲突关系,但从根本上说,其他目标统一于和服从于“长期执政”的中轴目标。与此相应,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持续推动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化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全球化导向的对外开放和相应的行政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通过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明水准和民族复兴的实现程度来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不断延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一方面提供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持续动力,另一方面又划定了党推进行政改革的基本限度。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本文从宏观动因与具体行动者两个层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图景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系统分析。一方面,市场化、民主化与全球化的叁重变奏,集中地给中国共产党执掌下的政府自身从结构设置、职能履行和行为方式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可谓是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宏观动力学图景;另一方面,党的中央政治权威与其他国内行动者的“上下结合”互动以及国内行动者与国际行动者的“内外结合”互动,可谓构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微观动力学图景。贯穿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动力学主线,无疑是作为关键行动者和核心动力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治权威谋求长期执政的政治逻辑。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首先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多元目标导引特别是执政逻辑驱驰下,基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融入全球化的渐进理性设计而强力推动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强制性制VII度变迁很大程度上只是反映了中央政治权威的主观愿望,至于制度变迁的客观结果,还取决于其他各方行动者基于自身的意愿和利益所采取的相应行动和由此发生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同时,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连续性互动中,包括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内的国内各方行动者的行为逻辑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各方国际行动者的推动和影响。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正是在这种市场化、民主化和全球化叁元契合、国内外行动者“上下结合”与“内外结合”两相互动的过程中得以发生和演进的。需要强调的是,在对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中,本文实际上用很大的笔墨从各方具体行动者的视角,从认知、利益和体制叁个层面分析了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滞后机理。关键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党-政府官僚在转型期中国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中扮演着执行动力主体和主要阻碍力量的双重角色。政党-政府官僚在行政改革的动力大系统中处于“上下夹击”的中间位置,在行政改革中所持的立场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随官僚的类型或个体差异以及特定阶段行政改革的特定内容对于特定官僚利益的影响变化而变化。政党-政府官僚作为政治代理人,既具有与中央政治权威的部分共容性利益,也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且随着官僚层级的降低,其自身利益与党的长期执政利益乃至国家全局利益之间的共容性利益也相应减少。特别是,随着行政改革的基本阶段从“放权让利”演进到“制度创新”,基本主题从结构调整演进到职能转变与行为规范,从总体上说,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的既得不当权力日益受限、既得不当利益日益受损,其行政改革的阻碍角色日益凸显。现实政治实践中,既有不少政党-政府官僚基于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规制、晋升锦标赛的政治激励机制、财政联邦化的经济激励机制和自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有众多政党-政府官僚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和政治晋升博弈中采取了大量的与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方向相悖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了行政改革的主要阻碍力量。为了不使行政改革停滞不前和流于形式进而影响到党的执政全局,党的中央政治权威在层级委任体制的总体框架内采取了多种手段,力图有效地激励和约束各级政党.政府官僚、确保行政改革的战略贯彻,其中政绩考核和权力监控是两个最基本的制度化手段。但是,由于现行政绩考核体制和权力监控体制“自上而下”运作的体制性困境,不仅政党-政府官僚追求政绩最大化的不少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基本方向,而且官僚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蔓延也未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因而政府职能的实质性转变仍然困难重重,适应性行政改革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实际成效仍然不容乐观。由此引申出作为本文结束语的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诺斯悖论”及其克服问题。本文的一个政治前提和研究假设是,党的中央政治权威本身是超越了统治者自利性的、以立党兴国和执政为民为己任的政治企业家,从而把“诺斯悖论”的克服问题简化为一个官僚控制的问题。从适应性行政改革的滞后根源和先导性行政改革的推进梗阻来看,如果缺乏横向层面的其他政治权力主体对政府官僚的有效控制,如果缺乏公民“自下而上”的对政府官僚的有效监督,单凭党的中央政治权威的“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单向监控,难以有效地激励和监控政党-政府官僚真实的行政行为,从而难以有效地推动中国行政组织体系即狭义政府从结构、职能到行为方式的实质性变革。因此,即便从官僚控制的简化视角来看,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到位,仍然有赖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张杰[6]2004年在《试论中国知识产业经济》文中指出当今，全球的经济态势主要表现为经济日益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对各国国民经济影响的日益深入。这一特点也正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全球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很有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在我国的发展条件、方向、对策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从而抓住机遇，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着眼于中国的知识经济和知识产业的发展，紧跟前沿、深入剖析、阐明观点、提出建议，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试论中国知识产业经济》以上述背景为依据，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数据资料，着眼于知识产业经济，逐层深入的分析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知识产业经济等理论并阐述了我国知识产业经济的现状、发展水平、阶段和前景；然后以首都北京为例，提出了首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最后，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我国知识产业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发展思路。 这篇论文进行思考的着眼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层层深入地梳理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和知识产业经济的相关理论，第一次明晰了知识经济、知识产业和知识产业经济叁者各自的概念内涵以及叁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业经济的概念。 第二，以上述相关理论和概念的界定为基础，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分析了我国知识产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发展水平和存在的问题，并从产业结构的视角，给出了具体对策。
王在亮[7]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大缓和、大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逐渐取得了自身综合国力的持续性快速提升。在这种发展进程中，区域合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国内外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缺少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研究。面对这种研究弱点，本文期望在对区域合作一般理论进行抽象总结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渊源、西方理论借鉴以及理论演进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论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充分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思考，主要是对中国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体系设定以及手段选择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刻剖析，希望能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和实践发展有所帮助。本文围绕着引言和五章正文展开分析：引言，是论文的导入部分，主要阐述研究问题的提出、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等多方面，对论文整体进行一个总体概述。第一章，着重对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进行分析，主要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起点、衍生概念、影响要素以及主要内容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其中，区域合作的理论起点是区域、合作以及区域合作，区域合作的衍生概念包括区域化、区域性、区域主义、区域间主义，区域合作的影响要素主要包括全球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文化因素、国家利益、重大事件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合作的基本内容主要分为区域经济合作、区域政治合作、区域安全合作以及区域文化合作。第二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渊源进行分析，主要对马克思的世界交往理论、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区域合作的主要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并总结出它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的基本启示。第叁章，对西方国际社会上那些相对成熟的、具有很强认可度和现实执行力的区域合作理论进行系统总结，并对那些能够对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产生借鉴意义的一些理论进行归纳，主要包括欧洲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理论和美国视角下的区域合作理论两个部分。第四章，从历史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的理论演进过程进行梳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主要观点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区域合作总体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区域合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区域合作理论则是对前二者的进一步完善，叁者之间环环相扣，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全面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体系。第五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对面向未来的中国区域合作理论体系进行前瞻性思考，主要包括中国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设定以及手段选择四个方面，希望建构一个符合中国自身发展实际的、能够指导中国未来区域合作实践的区域合作理论体系。
甘锋[8]2007年在《全球治理视野中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单元,以全球治理理论和信息理论为基础,运用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从微观层次研究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及其如何发挥作用,以期从宏观层次上说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对当代国际关系实践和理论的影响以及全球治理的价值和发展趋势。目前,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构尚处于争论之中,概而言之,对全球治理的理解有肯定和否定两派之分。本文通过对这两派理论观点的争论要点的比较,厘清全球治理的理论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将全球治理界定为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一个多行为体参与互动的过程和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由此,将国际非政府组织纳入全球治理的研究视野。全球治理以国际制度为基础、以应对全球性问题为导向,倡导从超越地方、国家乃至地区治理的多层次、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并以此来解决全球性公共问题,而正是这样的全球治理结构为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在本文中,主要从全球和地方两个层次的治理来研究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缺乏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制力量,也没有跨国公司拥有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丰富的物质资源,却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层次上发挥着作用,如何来解读这一现象?本文尝试从信息的视角来解读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及其影响。信息革命特别是因特网的发展使许多原先处于边缘位置的团体具备了挑战现状的能力。信息的传递越来越容易,从而使可获得信息的数量大大增加。借助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新的资源以及政治活动的空间。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提取、分析、解释等方式提供给专门机构,能够帮助国家处理伴随着全球化正在大量出现的信息流,向决策者提供能够被便捷使用的信息,使国家能应对伴随着全球化大量出现的信息流的影响。因此说,国际非政府组织把信息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来影响国家行为。在全球治理理论和信息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从多层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和地方两个层面来分析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如何发挥作用。首先,在全球层次上,尝试从信息的视角来解读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缺乏传统权力(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参与国际制度的安排,缓解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国际关系体系)和生态上的整体性(不论那个国家的居民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之上)之间的矛盾,从而有效地推动全球治理。简要说来,可以总结为“一个工具,两种策略”。“一个工具”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借助信息工具影响全球治理。国际非政府组织就相关政策抉择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向决策者提供可信的、新颖的信息,影响国家决策者的投票表决策略,从而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国际制度的安排,最终影响全球治理。结合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地球之友”在保护臭氧层的活动的案例来检验这一分析。“两种策略”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借助信息工具时采用的“内部人”和“局外人”策略。“内部人”策略是通过提供政策解决方案和专家建议,与谈判者合作来获得影响力。“局外人”策略是通过游行、抗议、集会、联合抵制等方式,向谈判者、政府和目标团体施压以影响政治结果。结合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京都议定书》的叁个机制中制定过程中的活动的案例来检验这一分析。其次,在地方层次上,坚持从信息的视角来解读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如何来参与地方治理的。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也就是说在全球、跨国区域组织乃至国家及政府层次上做出的政治决策,常常需要在民族国家内的各级次国家政府组织及地方公众中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和一致,才能协力解决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地方层次上的活动主要是运用信息工具监督国际制度的有效实施。通过收集、分发、公布有关遵守和破坏国际制度的新颖、可信度高的信息,造成舆论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与地方政府形成互动而影响地方层次上的治理。此外,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还通过提供资金、项目和培训方式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交流,在功能上形成互补关系而参与和影响地方治理。以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来检验上述分析。本文的导论部分简要的描述了论文的技术信息。正文部分包括第2-5章。首先梳理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厘清相关概念涵义,奠定本文的理论基础。然后从全球治理的两个层次切入,分析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简要总结之后,提出一些既带有某些总结性又具有提问性的看法。
何中顺[9]2005年在《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文中认为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内容构成日趋多元,国家在设定本国国家利益目标上随之多元。政治、经济、安全、文化、意识形态、环境等都作为对外政策目标,通过外交去实现,同时这些因素本身也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手段而加以运用。在这个过程中,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扩大。外交功能也都在发生变化,从传统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正在向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民间外交,包括企业外交总体外交方向发展。传统或狭义的政治外交、安全外交等概念继续保持稳定性的同时,经济外交、环境外交、文化外交等概念日益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必要性,并已经为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实践所证明。就中国国内情况而言,随着1978年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对经济增长目标的积极追求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25年多的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苏联成立和苏东解体、二次世界大战,也应该包括1989年后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国经济的外扩将日益导致中国外交资源、政治资源和军事资源的外扩。作为新兴的和转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外交案例具备了相对典型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文本意义。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对这样命题的探索和研究,无论对丰富中国外交的理论本身,还是对中国外交的实践,都极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1978年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至今,中国外交以极其丰富的案例和具体实践证明,经济外交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实践,已经并且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理由期待中国经济外交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以经济外交为理论主体,以中国经济外交为分析个案,深入剖析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实践过程,从而取得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综合而全面的前瞻性的认识,在借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外交历史和现实进行学术厘清,并提出相关领域的政策层面的建议,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需要,更是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实践的需要。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分析方法、结合运用归纳法和演绎法、层次分析法、案例分析方法、变量分析方法等分析手段,对中国经济外交进行了的规律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决策系统、主要构成,进行了系统的全景式的扫描。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概述;中国经济外交的实践与必要性:评估经济外交作用的理论框架;中国作为经济外交分析个案的意义;中国的外交战略和经济外交;中国的金融外交;中国的能源外交;中国的外交中的经济制裁;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的国际经济机制外交等。总的思路是首先分析近年来经济外交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外交理论研究和经济外交理论的局限性。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外交作为一个变量,构建和完善经济外交理论框架的必要性。通过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理论和实践的分析,可以丰富经济外交的理论。并对中国经济外交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政策建议。最后是对经济外交和中国经济外交的结论性认识。通过研究本文认为:一、经济外交的一般规律和国际经验,随着新时期中国外交质量和能力的不断提升,逐渐为中国外交的实践所验证。经济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实行经济外交的过程,为评价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平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为经济外交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丰富的样本。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体国家战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保障中国的出口产品市场和资源、能源来源的稳定获得是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任务和挑战。作为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和需求对中国经济外交的研究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研究中国的经济外交行为,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有更清晰的观察,而且可以为外交学研究的立体性和丰富性提供一个较大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文本。 二、制度变迁、经济转型、文化传统、国内发展目标的调整等内政因素,是影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变量。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内政和外交的联系更为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明显。这种互动表现为叁个层次:首先,制定国内政策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把握。中国能够经受国内风波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重要的原因是对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的影响作了准确的判断。其次,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不断给中国外交提出新任务,外交工作处于配合中心工作的地位。从国内经济、政治需要出发来考虑外交问题,对外政策更加务实。最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强调了内外政策的一致性。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指出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叁大任务,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中国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
唐昊[10]2007年在《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冷战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变迁的分析来解释美国霸权的内在逻辑、近年来美国霸权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这种霸权变化所带来的后果。本文论述了美国传统的霸权模式及其与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之间的互动。美国的对外决策过程是在一个“政治市场”上完成的，这个政治市场为利益集团参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过程提供了制度条件。以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外交上的“民主”，是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优势，而不是劣势，事实上，正是这种“政治市场”“集团政治”和“民主外交”使得美国的国家利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和维护，美国也是在这样民主与外交的良性互动中不断走向强大和霸权。但近年来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原因既来自于冷战结束所导致的外部压力减小、利益集团之间的“冷战一致”解体、全球化的拓展使得美国国内政治越来越和国际事务接轨等外部原因；同时也有美国国内政治自身的原因，如，政府体制发生变化、国会在外交领域的地位上升、美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公民更多地以参与利益集团而不是选举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进程等等。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的空前发展，彼此之间的分歧加大、右翼集团抬头、跨国经济集团取得相对优势、政治市场上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等后果的出现。这种利益集团政治的变迁在对外政策领域最突出的后果是直接影响了美国霸权的模式，为美国的霸权扩张带来了新的动力体系。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跨国利益集团试图用自己的利益代言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利益集团政治变迁所推动下的美国霸权从一个有节制的“民主霸权”逐渐转型成为一个新型的霸权。追求绝对安全和资本扩张成为霸权的主要追求。这对美国国内民主政治、美国霸权的合法性，以及世界秩序都将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理解美国的霸权逻辑，必须从美国国内政治中去寻找根源。美国目前的霸权模式是其国内政治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共同产物，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霸权对世界来说预示着更大的不确定性。着重从国内政治的层面来理解美国利益集团，而缺乏系统地论述利益集团政治对美国外交影响、特别是当代利益集团政治发生变化之后的新影响的论着。本文在美国国内利益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方面做了宏观上的概述，既从对外关系的视角解读利益集团的影响和作用，也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解读美国对外政策的成因。同时，以往对美国霸权的研究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把美国看作是一个整体。但实际上，美国霸权扩张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其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本文从利益集团政治的角度对美国霸权的解读，恰是这方面尝试着探索一条新的理论路径。此外，本文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对利益集团进行了详细的分类，这在同类研究中也是首创的，同时对其中的跨国工业-商业-金融集团与美国霸权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并就美国霸权形式提出“知识霸权”等一系列新的论断。在从国际关系的层面对美国利益集团政治进行宏观分析时，本文所应用和涉及到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等；在对利益集团政治进行中观和微观分析和说明“政治市场”这一概念时，将应用到公共选择理论。本文主要采用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用社会学的方法，如社会统计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方法等来解读美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迁对美国霸权转型的影响。此外，本文还采用了案例分析方法，以美国商会全球身份认同的变化为例，通过解读一个利益集团从美国集团到全球集团的过程，探讨在美国霸权转型的过程中单个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利益集团身份认同的转变如何影响了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和美国的霸权观念，并通过这种共有观念及各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最终建构了新的国际政治权力体系。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伦理沟通研究[D]. 张静.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2]. 试论跨国公司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J]. 钱运春. 世界经济研究. 2000
[3]. 国际社会视域中的女权主义研究[D]. 邱吉青. 上海交通大学. 2015
[4].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冷战后跨国社会运动研究[D]. 徐步华. 上海交通大学. 2012
[5]. 转型期中国政党主导型行政改革的动力学分析[D]. 姜国俊. 复旦大学. 2009
[6]. 试论中国知识产业经济[D]. 张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04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合作理论研究[D]. 王在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8]. 全球治理视野中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研究[D]. 甘锋. 上海交通大学. 2007
[9].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研究：理论与实践[D]. 何中顺.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10]. 利益集团政治变迁与美国霸权的转型[D]. 唐昊. 暨南大学. 2007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台湾政党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利益相关者论文; 经济论文; 全球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