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资金投入论文,居民收入论文,面板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区域间收入差异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阶段性事实。各地区初始资源禀赋、人力资本差异、经济基础不同造成的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农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同样也不可避免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同，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将逐步缩小（Barro，1998；薛宇峰，2005）②。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单靠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来遏制区域间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此，依靠政府采取各种手段对区域间要素禀赋结构和质量加以改进，从而发挥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收入不平等的综合影响，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选择。
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不仅取决于不同地区间个人拥有生产要素所产生的效益差异以及国家采取收入分配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还受到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的间接作用（杭行，2002）。改革开放前，尽管存在地域性差异，受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整体收入偏低的影响，我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并不明显（Selden，1985；李实，1999）。改革开放后，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未缩小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除了1978～1984年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促进了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从而缓解了区域间收入扩大的趋势以外，1985年后无论是区域间还是区域内，农民收入区域性差异都呈现出波动性扩大趋势（见图1）。三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构成了我国农民总体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部分（万广华，2008）③，并带有越来越强的时间依赖性（王洪亮、徐翔，2006），而且这种趋势的扩大还与我国支农政策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相伴随（见图2）。在我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必然对农村市场的启动、扩大内需政策以及总体居民收入不平等产生重大影响。
图1 1983～2003年农村区域间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图2 1978～2006年三大地带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
对于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早期研究主要侧重于计算收入差距拉大的程度，而现在多集中在使用不同的指标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平等进行分解，进而解释形成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各项因素，以及讨论农村收入不平等与健康、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等内容之间的关系（封进、余央央，2007）。尽管目前有大量的文献分析了我国农村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问题，但鲜有学者从资金投入角度对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进行专门讨论，即使有也只是从财政支农、农村信贷投入等单一视角进行研究，并且绝大多数都将落脚点放在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上，并未关注其对不同区域间农民收入差异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农村资金投入角度入手，考察1999～2006年我国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与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内在联系、变动特征以及影响关系，利用DEA三阶段法，调整1999～2006年间影响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环境变量与随机干扰，分析各年份前后效率值之间的差异和农民收入变动情况及其相关因素。
一、农村资金投入下的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
资金投入（比如研发、灌溉、教育）对于缓解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尤为重要。不管是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还是舒尔茨倡导的农村发展模式都将资金投入作为发展的核心要素。近年来，我国对农村资金投入在总量上呈快速增长之势（见图3）。但随着农业部门资本密集程度进一步提高以及资金分配不均衡的加剧，资金投入总量在三大区域间的分布也越发不均衡（见图4），并且资金投入对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程度从1985年的1.84％上升到了2002年的25％左右，俨然成了影响当前农民收入区域性差异的最重要因素④。考虑到东部地区更有能力加大资金投入，可以预期在未来将进一步强化其对农民收入区域性差异的影响（万广华，2005、2008）。
需要强调的是，资金投入对于不同的投资以及不同地区，边际产出的差异往往很大（Fan等，2002）⑤。因此，缓解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不仅取决于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更需要资金投入效率的提高和资金配置的合理优化。由于1978～2002年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贷款向农业投资转化过程中的低效，导致其并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尽管“十五”期间我国农村资金配置效率呈现平稳态势，但各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要显著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并且中西部地区农村资金配置的规模效益也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面临着资金投入不足与配置效率低下的双重约束（温涛、王煜宇，2005；温涛，2008）。
图3 农村资金投入总量与农民收入增长情况
图4 1999～2006年三大区域农村资金投入增长情况
二、研究方法
1.第一阶段：传统DEA模型测算差额值
三、投入产出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
本文将各省份1999～2006年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信贷投资、农村教育投入⑨ 作为输入变量，把农民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作为输出变量（见表1）。由于1999年后我国对农村资金投入开始快速增长（见图3），2006年后我国又进行了农村小额信贷公司、乡镇银行的全国性试点工作，基于对农村资金投入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将考察年限定为1999～2006年。
与其他研究一样，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划分到西部地区⑩，将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划分到中部地区，将其余省市划分到东部地区。
2.环境变量设定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0～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高校财经数据库（中国资讯行）以及各省市相关统计年鉴。
四、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分析
1.实证结果
不考虑环境变量与随机误差，以投入产出变量为基础，运用Matlab7.0软件计算出第一阶段各决策单元的效率值。利用该阶段求出的投入变量的差额变量（slacks），使用Frontier4.1软件进行SFA回归分析，得到调整后的投入变量，再次利用Matlab7.0进行计算，可得第三阶段的效率值（见表3）。为了更好地刻画东中西部的差异性，本文将以超效率DEA作为结果进行讨论。
2.效率值差异性检验
利用Spearman检验和T检验分析调整后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相关程度以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检验发现，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效率值的Spearman相关系数除个别年份外（1999年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2003年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及2004年的纯技术效率），绝大多数年份之间的相关性为中度或高度相关。另一方面，利用T检验观察第一阶段与第三阶段两者间效率值前后变动情况，结果显示其效率值也呈显著差异，并达到5％的显著水平。可见，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对效率值具有较大影响，经过调整后的效率值更能客观地衡量各地区间的实际情况，并且对我国东中西部农村资金投入对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影响的趋势判断也将更为准确。
3.第三阶段效率值分析
（1）综合效率分析。东中西部农村资金投入的综合效率整体上波动幅度不大，但各省份农村资金投入的综合效率存在一定差异。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的效率值也出现了有效或无效情况，这说明不同地区通过对农村资金投入的调整，能够得到效率的相对有效。西部综合效率在2003～2004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下降较快造成），所幸随后又迅速上升，而东中部效率值变化趋势则相对平稳（中部地区的综合效率值在2000～2004年呈现出缓慢下降），基本在1.194～1.339和1.054～1.152之间波动。
1999～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综合效率平均值分别为1.279、1.103和0.705，东部综合效率值高于中部和西部且都为有效，而中部的综合效率值又高于西部（见图5）。这反映出东中部对农村资金投入的使用效率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要素投入配置合理，基本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东中部农民收入差异可能更多地来自于两地区间农村资金投入总量上的不平衡。值得关注的是，西部地区所有年份的效率值都为无效，其与东中部存在相当明显的差距。平均而言，西部地区在综合效率提升方面尚有29.5％的改善空间。西部地区农村资金投入效率偏低成为不争的事实，甚至还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说明西部在资金使用效率处于无效的情况下，相应的产出能力也在下降，国家对西部地区农村资金投入在整体上尚未达到良好状态。而我们用30个省份的平均综合效率(12) 与平均人均收入(13) 进行比较，从图6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多呈现出高效率和高收入的特点，而中西部省份的效率值和平均收入多集中在0.8～1.2和2000元～3500元之间；西部省份无论是效率值还是平均收入都处于其他地区的最低水平。总体上讲，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综合效率发展水平呈现出不平衡发展态势(14)，其差距在总体上还在逐渐扩大。而正是这样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随着综合效率水平的扩大，其农民收入的区域性差异势必会进一步加剧。
图5 1999～2006年东中西部综合效率变化趋势
图6 30个省市平均综合效率与人均收入
（2）纯技术效率分析。中西部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波动总体上趋于一致，除2004年西部纯技术效率无效外，东中西部所有年份都为有效，说明东中部综合效率的有效主要依靠纯技术效率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东中西部投入产出位于最佳效率前沿面上，我国对农村的投入要素使用效率整体上较高，现有投入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带来了最大产出。从趋势上看，东西部纯效率波动幅度较大，仍呈现出高低差异（东中西纯技术效率值分别为1.329、1.230和1.064）（见图7）。整体上看，东中部纯技术效率处于上升趋势，而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在样本期间波动性较大。而正是东中部纯技术效率值的提升才使得综合效率一直保持在有效水平。东部地区纯技术效率值分别在1999～2002年和2003～2006年间出现明显上升，而中部地区则呈现出先缓慢下降（1999～2003年）而后快速上升（2003～2005年）的趋势。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与综合效率变化趋势类似，1999～2003年间其纯技术效率呈现出U型结构，随后的2003～2004年纯技术效率则出现明显下降，而且效率值变为无效（0.934），2004年后又开始缓慢上升。西部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变化趋势总体上趋于下降。总的来讲，东中西部农村资金纯技术效率的相对差异性正逐步扩大。
图7 1999～2006年东中西部纯技术效率变化趋势
（3）规模效率分析。从图8可知，各地区规模效率都处于无效状态，但东部规模效率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规模效率最低（东中西部规模效率均值分别为0.964、0.899、0.662），呈现出“东部投入多，规模效率高；中西部投入少，规模效率低”的现象，并且还呈现出东中部地区规模效率的下降趋势大于西部地区的特征。东部规模效率在1999～2006年间出现了连续下降，中部地区也在2003年后开始下降，规模效益的下降必然造成农村资金不断外流至效益更高的行业，农村资金短缺问题将难以缓解。而规模效率的相对差异又会导致农村资金的区域配置失衡，进一步扩大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相对的，西部地区在1999～2004年规模效率出现连续下降的情况下，2004年在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同时回升的带动下，综合效率也得以快速提升。总体上讲，近几年西部规模效率的上升主要得益于国家对西部农村实质性扶持。然而，尽管我国通过加大对农村的资金投入以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仍然远不及对其他领域的投入，国家对农村投入的要素配置仍过小，农民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很好地克服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并且，我国对农村资金投入产出并没有达到最佳规模，纯技术效率所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被规模效率的相对低效给抵消了，农村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已成为影响三大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以及综合效率进一步提高的最重要因素。
我国大多数省份位于高纯技术效率与低规模效率区域（见图9），其效率值的改进应以提升规模效率为主。吉林、安徽、广西、贵州、甘肃、青海处于低纯技术效率和低规模效率区域，它们效率值的改善应在注重提高管理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规模效率。而江苏、浙江、广东则为高纯技术效率和高规模效率的双高地区。东部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波动趋于一致。东中部规模效率与其纯技术效率则出现反向变化，规模效率除东部在2000年达到有效外，其余年份均无效。值得注意的是，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由规模报酬变化引起的规模无效也存在明显差异。东部规模报酬递减的省份较多（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北京从2005年后出现规模报酬递减，福建从2004年后出现规模报酬递减），而天津、河北、辽宁、海南四省份则基本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中部的山西、吉林、安徽、江西、黑龙江处于规模递增状态，湖南2003年后由规模报酬递增转为规模报酬递减。河南和湖北两省始终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东中部近年来出现规模效率的连续下降，可能与各省份出现规模报酬递减有关。而在我国所划分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中，也有差不多接近一半的省份(15) 为规模效率递减。对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省份，其增加投入的产出效率比较低，应调整投入结构来提高效率。可见，每个地区都不能一味地依靠资金的大量投入，有效提高管理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依然是寻求农民收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绝大多数西部地区的省份（除四川外）都处于规模递增状态，这说明在西部增加投入后会带来效率的提高和更大比例的回报。可见，对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应是当前重要的政策选择。
图8 1999～2006年东中西部规模效率变化趋势
图9 30个省份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
4.效率值收敛趋势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各地区的各效率值存在着较大差异，那么在农村资金投入效率是否表现出收敛特征呢？我们利用Barro和Sala-i-Martin（1992）提出的绝对β收敛回归模型进一步验证东中西部间效率值的收敛趋势：
从表4可以看出不管是全国范围内还是东中西部，综合效率并不存在明显的收敛特征。这说明中西部尚未出现对东部的赶超效应，我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还处于拉大过程中。纯技术效率只有西部出现了显著收敛，这表明西部各省份在向共同的稳态水平运动，其每年的收敛速度为15.2％。虽然全国范围内的规模效率以2.06％的速度收敛，但这种收敛是在东中部效率值不断下降、西部效率值不断上升的影响下造成的。由于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差，这也说明各省份规模效率没有达到相同的稳态水平，地区间规模效率差异不会随着时间而无条件地缩小。全国范围的规模效率没有出现明显的绝对β收敛趋势，同样的，西部地区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总的来讲，短时间内我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不会通过区域间的绝对收敛而消除。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DEA三阶段法对1999～2006年我国东中西部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东中部农村资金投入效率较高且总体上处于平稳态势，但各省份存在明显差异。东中部综合效率的有效得益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西部综合效率明显低于东部和中部且为无效。规模效率低下成为制约东中西部综合效率进一步提高的最重要因素。而正是东中西部农村资金投入效率差异以及累计效应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并且这种影响在西部地区反映得尤为突出。东中部农民收入差距更多体现在资金投入总量上的差异，而西部地区却受到投入不足与效率低下的双重约束。因此，如何提高农村资金投入的规模效率是当前缩小东中西部农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研究还发现，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不存在明显的收敛性。我们看到，农村资金投入对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的影响是一个综合作用过程，如果单纯依靠投入的增加并不能带来有效的产出增加，进一步提高资金管理能力、优化投入结构、提高资源配置能力是缩小东中西部农民收入扩大的关键和长期的战略举措。
注释：
① 尽管上述因素对其有影响，但这并非是造成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以及收入差距的必然原因。
②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普遍存在的绝对趋同现象（Ben,1998），而蔡昉和都阳（2000）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趋同现象，但却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趋同“俱乐部”，同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有条件趋同。
③ 按照孙慧钧（2007）的测算，我国三大区域间农民纯收入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从1979年的30.07％上升到了2005年的82.11％。
④ 另外，万广华还发现地带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60％左右；尽管地理及其相关因素对总不平等的贡献在下降，但直至2002年其影响仍为最大；人力资本和农村工业化对不平等的贡献相当，且呈下降趋势；住户人口对缩小收入差距有益，但影响甚微。
⑤ Fan等（2002）的另一项发现是，政府用于减轻贫困的贷款几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⑥ 若使用产出导向法，则会得到产出差额值，原理相同。
⑦ 
≥0表示所有年份的产出都必须位于生产前沿面的下方。
⑧ 调整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环境相对较好的年份增加其投入，一种是环境相对较差的年份减少其投入。Fried等（2002）认为第一种调整方法较为理想。
⑨ 由于中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本文主要考察农村中小学教育的投入情况。
⑩ 由于西藏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此予以剔除。
(11) 出口总额按照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进行折算。
(12) 各省份的综合效率均值由各年份综合效率值加权平均而得。
(13) 各省份农民人均收入的均值由各年份人均纯收入加权平均而得。
(14) 东部海南省的效率值在样本期内都处于无效，而且效率值较低（其平均效率值为0.486）。如果不考虑海南省的影响，东部的效率值应更高。
(15) 规模报酬递减的省份为：江苏、山东、湖南、河南、湖北和四川，其他地区（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湖北、江西、内蒙古、安徽）为规模效率递增。